（五）、立志以进业
曾国藩非常自信地认为，只要立志不摇，奋发努力，他的目的是可以达到的。他说：“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又说：“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学，人难得而御我哉！”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曾国藩广为涉猎，认真研读，刻苦治学，进行了巨大的努力。道光二十年至道光二十七年(1840至1847)间，曾国藩一直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文职。当时一些翰林耐不住清闲、寂寞之苦，纷纷告假以归。但曾国藩却认为这两个部门虽无具体事情可做，可真正是修身养望的地方，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条件，广为交流，精心研究适合当时社会的儒家经典和历代典章制度，从中汲取适合自己志向和应具备的经验才智。通过这一段真正的、扎扎实实的治心功夫，不仅为曾国藩当时步步高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十分辉煌的事业准备了优良的条件。
曾国藩认为自己应首先“志大人之学”。他说：读书之志，须以困勉工夫，志大人之学。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以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化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志，卅岁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
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
戒，现在大事小事均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这里所举的都是志大人之学之事。所谓大人之学，其中说得十分具体，民胞物与之量，内圣外王之业，使匹夫匹妇，皆得其所。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这是何等盛德大业，岂是读书求官求荣之辈所能企及，又岂是终日诗赋帖括者所能望其项背。在曾国藩看来，假如不把志向定得正大，则其流毒将不堪闻问。张蒿庵说过这么一句话，“学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乱之源，生人忧乐之本矣”。所谓一日之志，这里应该指的是学者读书为学之初，自己所期望于自己的，究竟是朝哪个目标发展与进取，是内心为何而奋斗的愿望与理想。这种目标与愿望若在于自己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一族之荣辱，他就不会关心世俗之荣辱得失，难以以天下为己任。假如志向与目标以及愿望在民胞物与，悲天悯人，那么所谓得志与民同之，不得志修身自好于世。无论在上在下，都可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才算得是学者正经。有了这种志向和愿望，虽然自己气质稍下，也可以加以改变。以民胞物与为怀、以天下为己任者，则子贤之言，皆我之言；书中之事，皆分内之事，自然会早晚以思，去其不如尧舜、不如周公者，而求其所以为尧舜为周公者。孜孜以求，朝吃夕惕，则未有不能达其愿望和理想的。而他力和为之艰苦奋斗的地方，则在自己有十分坚韧的志向。所以，曾国藩所说的立志就是换骨之金丹。然而，所谓立志，又不是朝三暮四，或作或辍，一曝十寒所能奏效的，必须朝斯夕斯，抱定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的精神，然后才能不希望其速成，不为势利所**。所以，曾国藩经常在立志之下，特意加上“有恒”二字，意思就是说志向必须有始终不懈的精神。
纵观曾国藩一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立志，或立志德业惊人，或立志出人头地，或立志扫平“洪杨”。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却是两件事，一件是青年曾国藩在任翰林后，立下五箴自勉；一件则是官拜帮办团练大臣后，却受同僚之辱，因而愤走衡阳，练成了湘军。
道光十八年，又值三年大比。但曾国藩家中为了上次的进京会试和偿还易家借款，此时已无余款可供再度进京的旅费。幸得亲戚族人帮忙，借来三十三吊钱，曾国藩才得以成行。到得北京后，已只剩下三吊。倘若这一科再不中，少不得又要举债回家了。那时像这样苦的考生真是不多。
三月礼部会试，曾国藩得中第三十八名进士。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都很优异。引见皇帝之后，年仅二十八岁的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院。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功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为此，他将名字子诚改为“国藩”，即暗寓为“为国藩篱”之意，并做五箴以自勉。
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正在家里措办母亲的丧事，接到咸丰帝的寄谕，命他帮同办理湖南省的团练乡民、搜查土匪等事务。曾国藩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毅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但是，帮办团练大臣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职务，它不隶属于省的三台——抚台、藩台、臬台之内，但究竟又是朝廷的命官，不属地方绅士。这种“不官不绅”的特殊地位，给帮办团练大臣带来许多方便，即在募勇、练兵及其他举措方面存在灵活性，少受各种陋习的制约。但同时也带来许多难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地方官的支持与否，地方官若紧密配合，则事半而功倍，否则寸步难行。然而不久的永顺兵事件就让曾国藩大丢面子，当时他极想立即将永顺兵闹署事件上告朝廷，拼个究竟，但他经过对利弊的权衡，终于忍耐了下来，而冠冕堂皇地对人说：“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大乱，反以琐事上渎君父之听，方寸窃窃不安。”
在这种左右交相煎迫的情况下，曾国藩只有一个办法：走！这年六月间，他跟鲍起豹等人的矛盾初起时，就曾私下对友人郭昆焘表示：“久虱此地，以在戚而攘臂从政，以绅士而侵职代庖，终觉非是。何日江右解围，楚省弛防，脱然还山，寸心少安耳。”他准备以终制为名，超脱这是非之地；并且饬令张润农所带之兵“全数驻永”，王璞山所带之勇则“驻郴”，均不回省城，为自己的退避之路做准备。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打算解甲归乡，而是想着自己几个月来“弹压匪徒”的名声大振，不可半途而废。于是，他在永顺兵暑事件后的第七天，即给朝廷上了个《移驻衡州折》，第二天就匆匆离长沙返乡。在乡间沉思了几天，于八月二十七日愤走衡阳。在奏折中，他声称“衡、永、郴、桂尤为匪徒聚集之薮，拟驻扎衡州，就近搜捕，曾于二月十二日在案”，现移驻衡州，正是实现原有的“查办土匪”的计划，要在衡州镇压农民暴动，这确是曾国藩当时的实情，但曾国藩却把自己移驻衡州的近因和内心活动向咸丰帝隐瞒了。
曾国藩从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达衡阳起，至他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自衡阳起程出征止，共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五个月。
曾国藩愤走衡阳之后，摆脱了许多应酬、牵制与无谓的烦恼，故得以放手发展和训练乡勇，终于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曾国藩因祸得福，愤走衡阳成为他后半生成就事业的真正起点。后来他对幕僚谈起往事时，感叹地说：“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命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对于自己后来成为一代风流人物，位至侯爵，曾国藩确是始料不及的。
此时，曾国藩已练就水陆两师共一万人，其水师十营，前、后、左、右、中为五正营，五正营之外又分五副营，分别以诸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为营官带领，共五千人；陆勇亦五千余人，编列字号，五百人为一营。“其非湘乡人各领乡军者随所统为小营”，共十三营，分别由塔齐布、周凤山、朱孙诒、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等带领。水路以诸汝航为各营总统，陆师以塔齐布为诸将先锋。“合以陆路之长夫、随丁，水路之雇船、水手，粮台之员弁、丁役，统计全军约一万七千人”。所备之粮台，带米一万二千石，煤一万八千斤，盐四万斤，油三万斤，军中所需之器物，应用之工匠，一概携带随行。图28
且说曾国藩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854年2月25日)起，统率全队水陆并进，浩浩****，进驻长沙。军容之盛，使在这里的绿营相形见绌。这是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八月愤走衡阳之后五个月中“打掉牙齿和血吞”，坚韧自励的结果。
曾国藩曾说，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的，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了啊！
由此可见，曾国藩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浅短的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无情地加入拷问，并提出努力改正和提高的方向，由此立志，正是曾国藩的过人之处。
曾国藩说：“励志之心不可磨灭”，意思是：曾国藩讲求砺志，并强调砺志又必须通过读书来取得，不读书是难以砺志的。不但自己，而且对他的子弟、暮僚、下属，也谆谆以砺志相勉。而砺志有为，进取向上的人也往往能得到贤达者的奖掖和提携。
曾国藩一生成就，可以说都是在砺志中，在“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教化下取得的。而曾国藩的家书，是其毕生奉行“砺志”的生活最为可信的实录。在他这数千封家信中，他以亲切的口吻、流畅的文笔，真实地表达了在砺志过程中的成功、失败、得意、困惑等种种感情。
人们可以从这些信中，具体地看到生活现实与理性教条的碰撞，在一身居高位者心中激起的千般情绪；可以看到他怎样在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坚持“孝悌忠信”，而使他内对长辈、平辈，上对皇帝、上司以及同级、下级都能通权达变获得成功。他的这些故事，生动有趣，更有价值的是，在这些故事中包含的许多即使在今天的生活中，也很有意义的教训和经验。有人说，它是一部协调人际关系的指南，一部正直、严肃地为人处世的教科书。
应该说，这些家书的最大的魅力在于诚恳。曾国藩一生以“砺志”相标榜，在家书中，对待亲人，它的字里行间，更有一种真诚的热情在流露，其中，不夹杂着世上常见的虚伪和造作成份，这是最能感人的。在家书中有许多篇是曾国藩教训其弟弟的，之所以能不引起对方的反感，恐怕就在于这个“砺志”上。
曾国藩在京任职时，还担负着教育诸弟的责任。他叫几位弟弟寄文到京，改阅后再寄回去。曾国荃本来随他在京读书的，后来回去了，他便写信给他的几位阿弟说：
九弟在京年半，余散懒不努力。九弟去后余乃稍能砺志，盖余实负九弟矣，余尝语岱云曰：“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十分，则我孝有十分；若全不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九弟之无长进，是我之大不孝也！”惟愿诸弟发奋砺志，念念有恒，以补我之不孝之罪，幸甚！
这样的兄长，兄弟能不受感动？读此家书能不感动？
曾国藩的家书中，内容极为广泛，大到经邦纬国，进德为官，朝政军务，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活，人际琐事，事无巨细，无不涉及。尽管许多信很琐碎，但处处流露出诚恳。
在曾国藩的家书中，充分反映了传统儒学的为人立世之道，表露了曾国藩在人品、精神上令人夺目的一面，这也是人们喜欢曾氏家书的原因之一。
在家书中，曾国藩坦露了他的砺志修身志向和为人处世的法则。
他以“君子庄敬日强”自勉。为此他勤于自省，在寄其父亲的信中曾说：
男从前于过失每自忽略。自十月以来，念念改过，虽小必惩。
又寄弟一函说：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门谢罪。
曾国藩缘何写了那么多的书信，那么多的日记？知情者道，那是他在砺志。
以写大量的书信、日记砺志，历史上可为罕见。
（六）、立德以修身
1、立德之难
《左传》说：“大(同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三者即使仅居其一，也足以令人永垂不朽，流芳百世。在曾国藩看来，这三不朽中立德最难，而且也是最空的，所以自先秦两汉以来，很少见到因立德而传下美名的人。
《国语》讲“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说的就是立德之难。立德之所以难，难就难在它是空洞的、无形的，它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又确实存在，在不知不觉中它会影响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有时它表现为一个人做了一件善事，但做一件善事并不等于立德。因为驱使人做一件好事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就是一个人的德行所致，有时则可能由于其他原因。再比如一个有德行的人，也许他什么也没有做，他就站在那里，或者坐在那里，但是他实在是个有德行的人，因为德行就在他的心中，然而我们无法看见德行是否在他的心中。
立德之所以难，难就难在它是个人化的。我之所以做好事，不是因为他人需要我的帮助，而是由于我的内心存在着一种帮助他人的冲动、愿望和要求。我是本着自身的内在需要而行事，因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我就是我的法令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中庸》讲“慎独”，就是说君子在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尤要谨慎。如果一个人以为没有他人看见就可以放弃道德修养，那他就达不到修身养性的目的。
立德之难还在于它是无法言说的，我做了一件好事是不能向他人表白的；否则就有邀功的嫌疑，或者想到他人的肯定与承认，然而这并不能构成一个人做好事的理由。再说我做了一件好事，完全是为着自己积累德行，为着自己的德行反而以此向人请功，还有比这更不道德的吗？清朝朱柏庐说：“善欲见人，不是真善。”这是一种不可表白，有一种不可表白，就是在修炼时，自己有了一点心得体会，一经说破便无所回味了，这也就是对道德的放弃；那些喜欢在世人面前表白体会的人，常常是些浅尝辄止或浮光掠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