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豁达淡泊
豁达是一种见识，淡泊是一种态度。
没有良好的智慧、判断、洞察力和理解力，人就无法达到豁达；豁达就是要对事物进行观察、理解，再观察、再理解，直到事物在你面前透明起来，不再有盲点或黑暗的部分。
淡泊则是一种情趣，也许它没有理智作用，近乎于天然而生的一种倾向，它凭借的是直觉、直观，印象或体悟。它存在，无言，而且没有理由。
豁达是大智慧，淡泊是大情趣。
然而一般人很难获得它们，其原因不外乎名和利的羁绊，或者为达成某一件事而过于执着。为名利所羁绊中因为沉溺既深，只看到名利对人的好处，没有看到或较少看到名利对人的消损，更不用说看到人生存的理由与目的；人赤条条地来，也将赤条条地去，没有一丝一毫属于你。
人之所以执着，是因为他对事物有一个固定的看法，又没有机会或能力修正这一看法，最根本的还在于他对这执着缺乏怀疑与审视的目光，他完全产生不了这种观念：原来他如此执着的东西，是可怀疑的。
自古以来，那些圣贤豪杰也许志趣不同，但在豁达与淡泊上是大体相同的。以诗而论，如李白、韩愈、杜牧就豁达一些；而陶渊明、孟浩然、白居易就淡泊一些；而杜甫和苏东坡可以说两美兼备。相较而言，杜甫的五言律诗要淡泊，而苏东坡的七言律诗要豁达。邵雍不算诗家的正宗，但也兼备豁达与淡泊之美。图26
曾国藩喜欢读《庄子》，就因为它的豁达对人的胸襟有多方裨益，其中有天生而美满者一段，最为豁达；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好像听到了，又好像没有听到，这是何等地豁达。由此联想到舜禹两位有了天下而不参与，这又是何等豁达的胸怀！
那么，曾国藩是如何达到豁达与淡泊的呢？
他曾送给沅弟一枚印章，叫“劳谦君子”，有一层意思是说，是处于功利场中的人，要像农人尽心种田，商人专心趋利，撑船的篙工在江滩上拼搏，要从勤劳中把淡泊体现出来。在办理事务的过程中，保留一种豁达的气象。也就是在忘我的劳动中达到豁达与淡泊。
曾国藩有一件持之以恒、终身不渝的自律事情，便是起早。他常说：“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吾近有二事法祖父：一曰起早，二曰勤洗脚，似于身体大有裨益。”
其实起早不仅有益于身体，于做事方面也很有裨益。湘军之所以有战斗力，便是能吃苦，而湘军起身早、吃饭早，也是比人家强的地方。
凡是律己以严的人，都是有坚卓志向的人。曾国藩这样律己严刻，并不是口里说说的。他是说得到做得到。我们看他立志写日记，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中间没有间断，可见他做事是如何有恒了！
等到他带兵以后，他对于自己绝不宽容。带兵的最要紧的是得人心，而得人心的不二途径，是律己以严。只有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才足以指挥将士，激励兵心，曾国藩的战略本来平常，他所以能得到最后胜利，完全是待自己严厉的结果。
荀子《劝学篇》有一句名言：“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广泛地学习，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他就会变得聪明，而且行为也没有过错。这里最难的不是“博学”，也不是“省乎己”，而是“日”和“参”，不仅“每天”，而且“多次”反省自己，天下有几人做得到呢？
曾国藩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每天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难了，何况修德做大事业这样的事？汤海秋说：别人道德行为比我高的我得找到自己不足之处，与抱怨者相处而能保持心情平静，就可以算是一个君子了。”
他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天下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大概寥若晨星。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看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孟子也是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
至于如何检点，曾国藩很赞赏汤海秋的话，那就是与怨恨自己的人相处，因为怨恨自己的人，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或过错最敏感的人，也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能给予无情抨击的人。然而接受他人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胸襟的，尤其是接受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人的批评；有人总是怀疑他人的批评怀有敌意，不管正确或错误一概拒绝，他没有气量不说，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一次检点自己的机会。
清代有个叫钱大昕的人说得好：“诽谤自己而不真实的，付之一笑，不用辩解；诽谤确有原因的，不靠自己的修养进步是不能制止的。”器量阔大，使我们能检点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 曾国藩的一生是在日日严于自律中度过的。在家庭里，他负有教育诸弟及子女的责任，他做一个好榜样，而不训斥；在国家中，他是封疆大吏，负有转化社会腐败风气的义务，他非但严于督己而还善诱部下。正是由于他处处以身作则，才使得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凡是一个严以律己的人，没有不待人忠恕的。人和人之间的冲突，不过是为了利害关系。一个严以律己的人，一定能把权利看得很轻，欲望看得很薄，那么在人与人交接中，他决不会待任何人有什么过度的苛求了——这就是忠恕。
曾国藩一生朋友很多，很得人心；为什么许多人愿意和他做朋友呢？为什么人家不能像他这样得人心呢？这就是因为他待人忠恕。他说：
“敬恕二字，细加品味体察，确实觉得一刻也离不了；敬字当头，就会谦逊而不放狂，忠恕待人，就会不被私心掩遮。一般来说，待人接物，见得他人不对的地方，大都极端愤怒激慨，若能设身处地地替对方想想。就会心平气和。所以忠恕实为达到仁之境界的捷径。”
忠恕二字，非有极大度量的人，不易做到。曾国藩的所谓忠恕，并不是口头说说的，他能说到做到。曾国藩的度量，是很能容人的，他和左宗棠的关系，便可以证明他待人忠恕的程度。
左宗棠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在四十岁前犹在乡间充私塾先生，因办理团练，为曾国藩所赏识。因此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浙江军事紧急的时候，曾国藩力保左宗棠，说他“前在湖南抚臣骆秉章幕中赞助军谋，兼顾数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请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军务。”可是左宗棠这人**不羁，恃才傲物，老是与曾国藩过不去。曾国藩对于左宗棠这种恩将仇报的行为，并没有忿怒的表示，可见曾国藩是如何的能容之人了。
凡是气量狭小的人，决做不到“忠恕”二字。曾国藩度量之大，卓越于人。他的做事，论功则推于人，论过则引为己责。他最不喜“好大争功。”
同治四年(1865年)九月，又有节制楚北之谕，曾国藩疏陈中说：“湖广总督官文，久历戎行，老成持重，资格在臣之先，名位居臣之右，所有湖北防务及越境剿敌诸军，久经官文派定，乃以臣分居节制之名，纵官文不稍有芥蒂，而骇中外之听闻，滋将士之疑贰，所关实非浅鲜。天下至大，事变方殷，决非一手一足所能维持，伏恳朝廷广收群策，不因用一二人而沮名臣之气。”可见曾国藩“公忠体国”的一片用心。图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