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正确的决策（2）
后来，赵被任命为负责协同四川方面的总务。赵氏往来于成都与 重庆两号之间，协调两号关系，发挥各自特长，整整二十余年间，四川的业务居全号之冠。由于赵德普善于审时度势，被本号人称为“常胜将军”。光绪十三年，赵德普被财东提携出任总号经理。
晋商善于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做出准确预测，而且根据市场的变化提供顾客最需要的货物，最后达到产销两旺。如旅蒙晋商200余年长久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组织货源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
蒙古牧民以肉食为主，喜欢砖茶，旅蒙商号“大盛魁”就自设茶庄进行砖茶加工。蒙古牧民喜欢穿结实耐用的斜纹布，“大盛魁”就大量组织货源，并将斜纹布按照蒙古牧民的习惯，扯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奶茶用壶等蒙古牧民的生活必需品，“大盛魁”均按照蒙民的习惯专门加工。因此，蒙古牧民只要是见到大盛魁记商品，便会争相购买。根据蒙民游牧、居住点不定，分散而居的生活习惯，“大盛魁”采取流动贸易形式，组织骆驼商队，深入到牧民居住的帐篷中进行交易。蒙古牧区货币经济欠发达，“大盛魁”就采取以物易物和赊销方式，甚至到期也不收取现金，而以牧民的羊、马、牛、骆驼和畜产品、皮张等折价偿还。由于“大盛魁”在货源组织商有针对性抓住市场需求，以不变应万变，方便了蒙古牧民，从而使“大盛魁”在蒙古草原上的经商活动获取了巨大的成功。
儒贾相济 学而优则商
学而优者首先送入商途，而不选择仕途，这是山西习俗观念中的核心。如果晋商后继乏人，那又如何去谱写数百年的创业史呢？
山西人为摆脱贫困而选择经商之路，并以顽强的勤劳、节俭、拼搏、创新精神闯出前人未闯之路。当山西帮在黄土高原崛起后，当人们认识到进入商号、票号乃是一条安身养家的致富捷径时，家人在为子弟择业时自然是把资质最高的送入商号、票号，甚至奔走请托，唯恐选录不上。但并不是不重学，所谓资质高的，都是先经过私塾学习，学而优者才会被录用，所以进入贸易一途的俊秀子弟并非学而无术的庸碌之辈。因此确切地说来，山西人的习俗是“学而优则商”。至于中材以下始令读书，也不是轻视学业，而是把资质较低而心地忠厚的子弟托付于师门，寄希望于继续接受教育，读书明理，造就有用之才。
在祁县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谚：“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羡七品宝堂皇”。学而优者首先送入商途，而不选择仕途，这是山西习俗观念中的核心。如果晋商后继乏人，那又如何去谱写数百年的创业史呢？山西商人的发展影响到山西习俗观念的转变，而重商重学的习俗观念又反过来保证了山西商人对人才的需求。
山西商人中，从明至清有大量亦官亦商的家族，如明代张四维官至内阁要员，其父亲、叔父、兄弟皆入商途；王文显弃儒经商，其弟却入仕为官；清代渠本翘仕途通达，由举人而进士，是继张四维、阎若琚之后商人子弟中的又一京官。还有许多商人原本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路，或因家庭中落，或因无人承继祖业，而中途弃儒经商。即使最初因为贫穷而走西口谋生的创业者，当初没有读书的机会，但致富之后无不严课子弟读书。乔氏、渠氏、常氏等许多富商大家都是从贫困中起家，而后既从商又重教，商家子弟不经过读书受教的严格培养，是没有资格继承祖业的。读书成为山西商人的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西商号、票号的经营者不仅注重广泛网罗人才，授之以全权，聘之以重金，把学而优的人才挽留下来。同时，他们更注重从工作的实践中培养锻炼人才。这也是山西商人在使用人才方面的一大创举。
山西商人无论是经营商号或者票号，对学徒入号前的考核以及入号后的严格培养教育，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举措。山西商人数百年不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文因素是第一位的。在对人才的培养中，立足于修身正己，集儒、道、兵、法诸家文化之长于人才素质要求，尤其是在实际的业务工作和艰苦的环境中给予每一个人的锻炼、考验，使他们不仅具备了商家鼻祖所言智勇仁强的基本素质，还特别地具备了战胜各种艰难困苦条件的大无畏精神，才使山西商人在明清500年间纵横捭阖，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竞争对手能够阻挡他们南征北战，甚至欧洲商人亦望之生畏。山西商人的这种精神特质，为“学而优则商”注入了特殊的内涵。
薄利多销 产销结合
山西商人不好高骛远，他们不会等到货物价格最高时才出售，因为当你知道了商品可以出售的最高价格之时恰恰正是这种商品的降价之时。
山西人在经营过程中非常重视薄利多销，产销结合。
在经商过程中，山西商人根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的情况变化而变化自己的经营方略，并顺时而行，在具体买卖之中，不拘泥于成见，见利即行。通过实行薄利多销，产销结合的方略加速其资金周转，争得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不贪求厚利，在经商中，经营者通过贱时买进，贵时卖出，贱买贵卖赚取商业利润，他们懂得如何把握时机，如何保持既赚钱而又稳妥。山西商人不好高骛远，他们不会等到货物价格最高时才出售，因为当你知道了商品可以出售的最高价格之时恰恰正是这种商品的降价之时。他们采用薄利多销的办法，以商品全部出手为原则。“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薄利多销是经营中一个既有利可图又稳妥保险的方法。这样，商品不会积压，不会造成损耗，有利于资金的迅速周转，可以通过积少成多来最终获得厚利。相反，如果单单为了博取厚利，然后一直积压商品，等待一个销售价格的最高点，就很容易错过很好的销售契机，从而造成货物积压，资金周转不灵。
山西商人经常以薄利多销为原则将手中产品销售一空，将周转回来的资金再投入到更有利润的行业中去，从而获取厚利。
如，历史上山西商人将在内地采购草原牧民需要的服装、茶叶、布匹、铁锅、白酒、红糖、瓷碗壶、果品等贱价抛售，还将布料扯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任牧民选购，从而使销售量大增，利润因之增多。而后，他们根据各地的生活习俗、消费水平、市场具体情况不同，采取产销结合的方式，直接联系货源，购进原材料，自己组织生产加工。
再如，平遥、祁县中许多从事茶叶贩运的商人在福建武夷、安徽六安及湖南等地开设茶叶加工厂，自己加工包装成砖茶，然后加盖本公司的商标，到各地销售。山西人还从事长途贩运，自运自销，产运销一条龙，这样既可以大大节省成本的投入，又可以减少运输成本，并且保证了供货及时，质量可靠。在那时销售中，山西商人就大多采用薄利多销的方式来赚取利润。
重视信息 公平竞争
晋商在经营中重视信息的作用，他们经常通过预测行市进而垄断市场，最后取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在经商中，准确、全面、及时地把握市场信息，往往能够快速走在同行的前列，使信息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晋商在经营中重视信息的作用，他们经常通过预测行市进而垄断市场，最后取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晋商在历史上以贱买贵卖而著称，因而就更加需要及时掌握准确的市场信息。晋商虽然没有徽商那种族谱“联络网”，但也尽量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市场行情，掌握各地物资余缺及影响商业经营因素的情报。在商业总号和分号之间，一般是五天一信，三日一函，互通情报。这种经济情报对晋商寻求商机和下决心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通过了解信息，预测行市来把持行市、囤积居奇、垄断市场、高利盘剥，作赊销生意。如太谷曹氏在沈阳的富牛俊商号，一次获悉当地高粱收成因虫害减产，立即大量收购包括陈糠在内的粮食，秋收后粮价暴涨，富生俊商号因而大获其利。
现在的山西商人大多继承了晋帮商人重视信息这一特点，在做生意时，他们很重视对信息的捕捉和反馈。许多大的公司企业都有专门的市场预测人员进行市场上的情况把握，及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第二部分：安徽商人
徽商之秉性——逆境中奋起
安徽商人
自古云：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徽商形成于明朝中叶，衰落于晚清。他们最早以经营盐业为中心，直至获“宫接江南”之美誉。徽商与晋商在历史上并称南北两大商帮，并驾齐驱，称雄商界达二三百年之久。
徽商何以创造频频商绩？本章中徽商将用事实剖析自己成功的根源所在。
经商谋略不论古今。在商场打拼的人，从徽商身上或许可以找到立足于商界的法宝。
徽商之秉性——逆境中奋起大多数徽商之所以成就大业，与他们在逆境中奋起，愈挫愈坚、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历史上，徽商经营的行业，只限于安徽的“文房四宝”和漆、木、茶等土特产。后来，经营的行业种类逐渐增多，加上在生意场上，徽州人生性简朴，吃苦耐劳，又善于经营，所以“徽州算盘”的名气蜚声远近。各地的盐业、典当、木材、粮食、茶叶和海外贸易等许多行业，都被徽州人所垄断。当时两淮盐场是全国最大的盐场，徽商在两淮经营盐业特别活跃。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中国商界。
“苦志经营”，“艰难起家”，“自强不息”往往是每位成功商人的必经之路。从史料记载来看，大多数徽商之所以成就大业，与他们在逆境中奋起，愈挫愈坚、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随着徽州商帮逐渐成为明清商界一支劲旅，徽州从商人员也越来越多。作为商帮优良传统之一的拼搏精神，也进一步发扬光大。他们不仅与自然界的恶劣环境顽强斗争，而且同商场的惊涛骇浪进行拼搏，涌现了一批在逆境中崛起的商界巨贾。
清代嘉庆年间著名的徽州盐商鲍直润，经营盐业之初一再失利。一时，经营活动可称是“举步维艰”。但鲍并未气馁，将家中田产悉数典押，筹得资金谋得江山引地。家中人直劝鲍直润：“经营盐业一败再败，千万不能再将家产全部押上了。”鲍直润道：“今江山口岸，众商星散，势将食淡，所谓人弃我取，譬如逐鹿，他人角之，我倍其后，时不可失，呈意决意。”于是鲍氏率兄弟奔波各地，经营盐业，终有大成。类似上述鲍直润等人的拼搏事例，在明清徽州商人中绝非罕见。
凭借这种拼搏精神，徽州商人走出了小山村，克服了资金困乏、人地生疏等诸多困难，发展成为明清商界首屈一指的商人集团。
形成于徽州商帮的这种拼搏精神，有多种因素。譬如，在人多地少环境下的生存压力，使得徽州商人较其他地区的商人更勇于拼搏。在逆境中奋起，反映了徽商的拼搏精神；而在经营活动中永无止境，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这就是徽州商人的进取精神。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励下，徽州商帮中不少曾经是受雇于人的小学徒，最后发展为拥有独立资产的大商人。
在自强不息精神的鼓励下，一部分人白手起家，建立了自己的事业。而更多的小商人，因不断开拓进取，其经济实力则逐渐由弱变强，最终增强了徽州商帮的整体实力，使之成为商界中能够与晋商相抗衡的大商帮。譬如，明代成化、弘治年间歙商江才就是一个例子。江才3岁丧父，家道中落，无以为生，后江氏兄弟在杭州开了一家小铺子，出售盐米杂物。这时的江氏兄弟充其量也只是小商小贩而已。不过，江才的进取心始终未泯。在积聚了少量资本后，江才远游清齐梁宋之间，贩运商品，牟取厚利，资本愈积愈多。40岁时，江才便成为腰缠万贯的“大贾”了。
贾而好儒 亦贾亦儒
做生意是为了谋取巨额利润，读书则是为了追求功名。读书博不到功名，就应当“下海”。
徽商教子业儒，十分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贾而好儒，亦贾亦儒”是对徽商的经典概括。历史上徽商均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在少数。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
明代著名学者，徽州人汪道昆就曾指出：“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这就是说，做生意是为了谋取巨额利润，读书则是为了追求功名。读书博不到功名，就应当“下海”。赚了一笔钱后，为了子孙后代考虑，就应当让他们读书。
以商养文，以文传家，形成了儒贾之间的良性循环。这里的“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可能也包含着另外一种涵义，那就是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几位兄弟都从事举业，那大家多只好喝西北风，所以还必须有所分工。这种家庭成员的分工，在徽州地区自古至今，是相当普遍的。当时徽商之住所，所见极多的是“冰梅图”——许多半片梅花落在一方方冰上的图案，其图除令人叹为观止外，它还寓意着“梅花香自苦寒来”，严冬将尽，读书人“十年寒窗”，终于金榜题名，一鸣惊人。这种“十户之村，无废诵读”乃是毫不夸张的说法。此外，徽商不惜重金办教育，创书院，因而徽州地区文化发达，人才辈出，致使汤显祖发出“一出痴绝处，无梦到徽州”之感叹。
安徽人尚文的传统，培育了徽商“贾而好儒”的品格，而徽商的“好儒”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安徽文化的繁荣。
崇尚文化 以知识为力量
商人有文化，有助于分析市场行情，预测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在商场中能够知进知退，把握每一个商机。
徽州商帮作为一方地域的商人群体，之所以能在历史上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与他们的尚文本性是分不开的。
“多才善贾”，自古皆然。商人有文化，有助于分析市场行情，预测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在商场中能够知进知退，把握每一个商机。
正所谓知识就是力量，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总裁史玉柱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诠释。
史玉柱，安徽怀远人，1962年11月生，硕士研究生，原为安徽省统计局数据分析员，1989年7月，史玉柱靠四处筹措的4000元起家，不到6年时间，他创办的巨人集团公司以成百倍的效益增长，资产已逾数亿元，成为中国最大的民办高科技实体。他个人的财富估计10亿左右。
“巨人”的崛起，它的年轻、它的速度、它的效益、它的强劲势头，震惊了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将其称为不可思议的“巨人现象”。
史玉柱可能是中国亿万富翁中文凭最高的人物之一。其实，他更是安徽新一代儒商中最出类拔萃的代表，在他的背后，是一块有着浓烈的文化底蕴和亦贾亦儒的故土。
他说：“我感受到现代商界最有前途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尽天时地利的渔民、农民和一些个体户。”
正是这样，史玉柱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锋，正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知识就是财富”的经典论断。
依附官府“借资贵人”
徽商深知“朝中有人好为商”的道理，他们投靠和借助政权，以达到商业上的谋利无阻。
徽商深知“朝中有人好为商”的道理，他们投靠和借助政权，以达到商业上的谋利无阻。为了寻求政治靠山，他们主要采用了两种手段：一是“借资贵人”，即直接贿赂官僚权贵；一是送自己家的子弟去读书做官。
“借资贵人”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结交左宗棠之例。左宗棠本不喜欢徽商，胡雪岩知此并不直接与其交涉，而是借捐军款和赈灾款来曲线取左宗棠的欢心，这样过了一段时日，两人竟成了莫逆之交。左宗棠官任督帅，亲自向皇上进奏折，频频为胡雪岩美言嘉奖。 胡雪岩也因此而得官，平步青云，成为中国的头号官商。
然而，毕竟投靠官僚权贵有着一定的弊端，若自己有人在朝中为官，则更加好得多。于是，徽商不惜以重资举办书院私塾，输送资金捐办学校，培养众多子弟读书，其中“资质聪慧”者便让其参加科举，走向仕途，为宗族服务。一旦朝中有了自己的人，不仅使家族地位得到提升，更重要的是，为经商添了一道政治保护屏障。徽人子弟一旦为官，自然对家乡父老格外关照，提供诸多经商之便。子弟为官，对于形成一些行业的垄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婺源人李大祈，早年学习诗文，后弃儒就贾，经营盐业，往返于淮、扬、荆、楚之间，腰包日渐隆起。可是，他每每想起少年学业未成，不免失落，于是掏钱办私塾，延请名师教读，自己也每日督促，直至公子中举，才算了却心事。
在安徽，像李大祈这样的人，在徽商中实在太多。在徽州当地，“连科三殿堂撰，十里四翰林”，“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类故事，多得不胜枚举。
高效高利 注重群体效益
徽州人注重高效高利，也更注重群体效益。徽州人往往与同乡或同宗合伙经商，相互协作，共同致富。
徽商在拥有了一定资产以后，就已不再满足于一些微小的利润，而是追求高效高利，将“大富”作为自己的经商目标。
歙县商人黄莹在经营中，不屑贪求小利，而是“务存大体”，追求高效益和高利润。在高效益的观念支配下，徽州商人经常在分析市场形势和自身实力后，进行果断决策而后牟取暴利。好多徽州商人凭着果断的决策“厚积而速成”进而成为商业巨贾。
为了追求高效益、高利润，徽州商人往往周游全国，哪里有市场就到哪里发展，哪个行业有利可图就经营哪个行业。歙县商人黄豹，少年家境贫寒。成年后辞别父母，挟资游荆襄南楚，但获利很少。见此，他便果断地从荆襄撤资转徙淮南从事盐业。结果，仅三年时间就由一个小商人变成一个富贾一方的巨商。
徽州商人吴氏也是为了追求高利润而多次转徙，他经营过泉布，后来感到泉布利润不及盐利丰厚，又到浙江从事盐业，不久就成为江浙盐商的头领。当时盐业的利润以两淮为最，因为淮盐在当时产量最多、销地也最广，吴又将业务从浙江转到了淮南。
徽州人注重高效高利，也更注重群体效益。徽州人往往与同乡或同宗合伙经商，相互协作，共同致富。徽商程锁就曾因为家境贫寒而联合宗族“贤豪者”10人，各出资白银数百两，合伙经商。由于他们同心同德，苦心经营，最后都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商人。
清末名闻远近的屯溪“同德仁”药店，就是由徽商程德容、邵运仁等合伙经营的。在这种群体观念下，徽商合伙经商、结帮经营的现象十分普遍。可以说是，一人致富，一族受益。
仁心为质 诚信至上
如果经商者一味抬高市价，使顾客感到吃亏，那么顾客就不会来买你的东西，最终就会失去顾客，失去市场。
徽商在经营活动中，讲求“仁心”，追求高尚品质。
徽商多数人在商业竞争中，不贪心，薄利竞争，甘当廉贾。赚钱、求利、致富是商人的目标，但徽州商人往往痛恨那些趁人之危，玩弄伎俩的不公平交易。他们认为：人人都有占便宜的心理，如果经商者一味抬高市价，使顾客感到吃亏，那么顾客就不会来买你的东西，最终就会失去顾客，失去市场。从经营的角度来看，商家与顾客的关系，决不是一方盘剥另一方的关系，而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关系。一味贪图大利，敲诈顾客，虽然能够得来暂时的利益，但是却毁坏了双方长期合作的基石。
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炽，他在广东经营茶叶贸易，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别人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
康熙、乾隆年间的盐商吴鉼，“平生仁心为质，视人之急如己”，只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就竭尽力量帮助他人。他不仅将“仁心”作为对自己经商的要求，而且将其作为“家训”传给子孙后代。
安徽休宁的商人吴鹏翔曾做胡椒生意，与人签约后买进了800斛胡椒，但有人辨别出这批胡椒有毒。原卖主惟恐奸情败露，央求吴鹏翔退回原货，中止双方契约。然而，吴鹏翔竟不惜成本，将这批有毒胡椒付之一炬，以免卖主他售而害人。
徽州商人汪源茂曾有一位朋友，以汪氏的名义将数百两银子存在一家店中生息。后朋友暴卒，店伙未悉其中原委，将银子本息交给了汪源茂。但汪源茂不肯受，招来朋友之子，将银两悉数还之。
詹谷，安徽人士，曾在崇明替人经营一家店肆，该店主人是徽州人，后因年老归家，暂将店务全盘托付给詹谷。当时由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交通梗塞，主人一去十年未返。等到战乱结束时，主人之子来到店中，詹谷立即将所有经营盈利的小册子交给主人之子，丝毫未贪。
清末徽商的顶尖人物胡雪岩以商进仕，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他经商注重诚信，更加将徽商的声誉远扬各地。他曾在杭州开了一家胡庆余堂药店，以经营汤剂组片业务为主，该药店与北京同仁堂药店并驾齐驱，蜚声中外。该店将“忠诚不欺”作为立店之本，胡雪岩亲手撰就80字《戒欺铭》，该铭文被制为“戒欺匾”，挂在胡庆余堂药店里，以警示药店同仁在经营过程中恪守“以义取利”准则。为了将诚信不欺的经营方针落在实处，胡庆余堂药店在每年入伏头一天，免费向杭州市民供应大量药茶。这些药茶清凉解暑，当地老百姓纷纷前来饮用，经证实，这些药茶确实有很好的疗效，自此，慕名而至药堂者络绎不绝。
德才为本 任人唯贤
商业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人才的竞争。为了网罗人才，徽商往往不惜重金将一些行业英才招致自己门下。
自古以来，许多贤哲之士都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商业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人才的竞争。贾而好儒的徽商深谙此中道理，在任人方面很是慎重。
徽商选才，首先以德才为本。“仁德”是选人的首要条件。他们坚信，忠厚诚信，具有高尚品德的人不仅能够在经营中“铢两不私”，更能与人坦诚，在同仁中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关系，这样才能将经营做的恰到好处。除了“仁德”以外，“才”也是徽商选人的一个重要条件。为了网罗人才，徽商往往不惜重金将一些行业英才招致自己门下。清末徽州著名的胡开文墨业即是如此。胡开文墨业的创始人胡天注在承顶其岳父濒临倒闭的“汪启茂墨室”之初，并没有急于扩大生产规模，而是将资金用来聘请能工巧匠，努力创出优质产品。当时徽州著名的墨模雕刻家王绥之等均曾在墨庄效过力。他们精心制作的“圆明园”、“黄山图”、“西湖十景图”等为胡开文墨业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使胡开文墨畅销国内外。
徽商用人，除了德才兼备的条件外，大多采取任人唯贤，各尽其才的原则。尤其是那些大商人，他们往往聘请极为得力的助手为自己经营业务。这些助理在经营中拥有充分自主的权力，特别体现在管理中。歙县商人许翁在江浙两省设有典肆40余所，每个典肆均聘有管事经理，许翁自己则常年居住在家乡。许多徽商都只管坐镇总店，而分店都交由代理人或副手打理，这些代理人和副手在具体的经营活动上一般不受老板限制，有着充分的决策自主权。
善抓机遇 敢为人先
生意场上的胜败就在于你“敢”与“不敢”。“敢”是因为有勇有谋有胆识，“不敢”是因为无勇无谋无胆识。
红顶商人胡雪岩曾说：“生意场上的胜败就在于你‘敢’与‘不敢’”。这里所谓的“敢”与“不敢”乃是以胆识和谋略作为后盾的。“敢”是因为有勇有谋有胆识，“不敢”是因为无勇无谋无胆识。敢为人先，也正是在这“敢”与“不敢”之间的差别，产生出的结局就会截然相反：一胜，一败。
胡雪岩能在商场上迅速占据重要的地位，几乎处于不败之境地，某种程度上就取决于他“敢”字当头，有勇有谋有胆识，敢为人先。
有一次，胡雪岩得知青帮要替太平军护送上海购来的一批军火。由于当时战火纷起，军火买卖的利润相当可观，回扣也相当巨大。胡雪岩早就有意涉足军火生意，只是一直苦于无从下手，如今知道了这条消息，正可以捷足先登，虎口夺食，把这笔生意夺来自己做。对于一般人而言，绝对不会也不敢去冒这种大风险。但是胡雪岩当机立断，决定大干一场。他以最快的速度将此事告诉了好友王有龄。正巧此时抚台黄大人要王有龄从海运局拨一笔款子购置500条毛瑟枪以加强浙江绿营兵的装备，王有龄正为此时而煞费心机，刚好胡雪岩就自动找上了门来。胡雪岩心里盘算出此笔生意的回扣必定是不小的一笔收入，便立刻启程连夜奔赴上海，唯恐动身晚了贻误良机。胡雪岩算定太平军购军火不会很快，洋商必定讨价还价，延宕时日，把太平军逼到最后关头以敲一笔高价。据可靠消息，太平军欲购500支枪，由于数量巨大，洋商需从国外运货，而这其中大概就要一个月的时间。
胡雪岩到了上海，求见上海青帮首领廖化生，说明来意。廖化生说：“生意人人做，就看谁占先，凭胡先生的才能，这笔生意非你莫属。”胡雪岩却谦虚的说：“靠单枪匹马，万难成功，还要老哥鼎力相助，事成之后，老哥可分三成利润，算是合伙生意。”
廖化生见胡雪岩如此慷慨谦虚，当即喜出望外，答应愿意为这笔生意贡举手之劳。胡雪岩便让廖化生派一位懂行的弟兄陪他。廖化生当即派了一位在洋行当通司的弟兄给胡雪岩，这位弟兄名叫欧阳尚云，不但外国话说得流利，更是深谙洋商的底细。胡雪岩见此人聪明伶俐，反应灵敏，暗忖今后得好生待他，以便为己所用。
胡雪岩从欧阳口中得知，太平军向英商麦得利所购500支毛瑟枪，因现货不全，需要向英国国内催运，大概要20天后才能交货。胡雪岩久经商战，当即下定决心在这20天内令麦得利改变主意，撕毁与太平军的签约，把生意转给自己做。
胡雪岩让欧阳约见麦得利，在与麦得利会晤中，胡雪岩抓住要害，说麦得利这样做明显是帮助太平军与清政府作对，如果清政府一旦得知此事，必定派兵截获这批军火，那时，不但血本无归，而且还要受到政府追究责任，加以惩罚。利弊如何，麦得利是聪明人，自然也就知晓。但是麦得利又说这样撕毁条约会蒙受巨大损失。胡雪岩便说自己可以出高价代表浙江地方政府买下这批军火。就这样，没费多大力气，麦得利就毁掉了与太平军的约定，而转与胡雪岩做上了这笔生意。20天后，军火到货，胡雪岩没费什么力气就赚到了五千多两银子。
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因为胡雪岩有胆识，敢冒着常人都不敢冒的风险去做生意，才会获得生意上的巨大成功。因为“敢”，胡雪岩的生意才一直红红火火，居于商界不败之境地。
高瞻远瞩 深谋远虑
徽商深刻认识到了谋与虑在成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谋得深，虑得远，在商界中取得了显赫的地位。
自古云：“谋深，虑远，成之因也。”徽商深刻认识到了谋与虑在成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谋得深，虑得远，在商界中取得了显赫的地位。
“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一个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的“高手”。
胡雪岩曾联合信和钱庄的张老板筹划了一桩长远的以钱生钱的生意，即接受失败逃亡的太平天国兵将的存款，然后放给因调补升迁而需要钱财的官员以及因战乱逃难到上海而在原籍有地产的乡绅。向太平天国这些兵将融资，根本可以不付利息，因为那些兵将只求保命保住财产而已。胡雪岩将这部分钱用来放债，则可以有大笔进账，可谓无本万利。
为了结交丝商巨头，联合同行同业，以达到能够顺利控制市场、操控价格的目的，胡雪岩再将从湖州收购的蚕丝运到上海，一直囤到第二年新丝上市之前都还没脱手。而这时的社会环境对于胡的生丝销洋庄的生意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一方面新丝虽然快要上市，但是由于朝廷禁止运往上海，胡雪岩的现有囤积也就奇货可居；另一方面，朝廷在上海设立内地海关，洋人在上海做生意必然受到一些限制，而此时洋人又迫切希望与中国保持一种商贸关系。此时胡雪岩联合同行同业操纵市场行情的工作已经大见成效，继续坚持下去，迫使洋人以高价买自己的货并不难。
但是，胡雪岩考虑到与洋人以后的合作会大有利赚，便将生丝按照洋人开出的低价格卖给了他们。在这票生意中，胡雪岩确实没赚到什么钱，但他却铺就了一条与洋人做更大生意的道路。这次交易，为他日后做的洋庄生意，借贷洋款发展国际金融业，铺下了一条阳关大道。
知己知彼 准确预测市场
商场如战场，商家的竞争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信息的竞争。准确地预测市场信息能够使商家提早获得商机，从而在商业竞争中取胜。
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商场如战场，商家的竞争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信息的竞争。准确地预测市场信息能够使商家提早获得商机，从而在商业竞争中取胜。
市场的预测即是对市场需求、价格变化等所作出的预先判断。通过商品供求、人们消费水平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来预测市场走势，以便从中获取商机。
徽州商人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精明强干，往往“人弃我取”“贱中找贵”，通过预测，推断哪种商品在不久的将来会价格上升，哪种商品会因为人们的消费方式变化而获得巨大的市场。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商越来越认识到市场信息对于经商的重要性。他们想尽办法，千方百计收取市场信息，以更好地审时度势，来推断市场的走向，从而采取与之相适应的经营方针。
顾客乃养命之源
胡雪岩曾指出：“顾客乃养命之源”。商号的兴衰盈亏，全要靠顾客，只有得到顾客的信任与支持，才能达到兴盛。
“红顶商人”胡雪岩曾指出：“顾客乃养命之源”。商号的兴衰盈亏，全要靠顾客，只有得到顾客的信任与支持，才能达到兴盛。
“顾客乃养命之源”是胡雪岩创办的“胡庆余堂”的店规，他要求店员把顾客当作衣食父母来尊敬，以优质的服务来赢得顾客。
在胡庆余堂开张之初，胡雪岩本人头戴花翎、身着朝服，亲自接待顾客。一次，一位来自湖州的香客在胡庆余堂买了一盒胡氏辟瘟丹，打开一看，微露不满之色。胡雪岩察言观色，当即上前审视，承认此药确有欠缺之处，再三致歉后，令店员更换新药。结果这天的辟瘟丹刚好售完，胡雪岩念顾客远道而来，便留他住下，而且向该顾客保证三日内赶制出新药送到顾客家里。果然，三天后，胡庆余堂的伙计将新配置的药品送到了湖州香客那里。这位顾客深受感动，逢人便讲胡庆余堂服务周到、胡雪岩仁义待客的事，无形中为胡庆余堂做了很好的宣传。
为了体现顾客至上的原则，胡庆余堂还专设顾客休息的场所；在夏初之际，免费供应清凉解暑的中草药；在远近香客赶庙烧香、大批涌入杭州的初一、十五，将药品降价销售；遇急诊病人，隆冬寒夜也照接不误。如：在三九寒天，经常有哮喘病人半夜三更敲门求药，值夜药工必须遵守胡庆余堂为急症病人现熬鲜竹沥的规定，劈开新鲜的淡竹，在炭炉上文火烘烤，待竹沥慢慢渗出，再用草纸滤过，当场让病人喝下。熬一剂竹沥一般要花两个钟点，病人若多，所需时间更长，但药工们总是耐心细致做好服务工作，从未有所抱怨。
在当今的商品经济中，市场由卖方市场变化为买方市场，商家更应将顾客看成利润的来源，信守“顾客第一”的原则，把好服务关。
第三部分：浙江商人
善于思考 富于变通
浙江商人
浙江商人被誉为当今中国最具人气的“财富制造商”，是最会赚钱的人群。他们遍布中国的各个角落，是中国最庞大的“游商部落”。他们将踏实敢干的企业家精神传递四方，用他们自己的经营观念和方式影响着各地的商人。
“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这是对浙商庞大队伍的一种最为精辟的描述。
浙商最具可学性，因为他们之中大多是普通百姓。他们有的资本和知识，你可能同样拥有。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着去经商，而且可以很好地去经商。
于思考，富于变通
浙江人是哪里有市场就到哪里去，哪里没市场就到哪里开出一个市场来。
浙江人头脑灵活，勤于思考，富于变通。
历史上，浙江就出过很多富甲一方的大商人。
唐代时，温州和宁波都是有名的贸易港。
宋朝时期，宁波、杭州、温州都设有市舶司，专管海外贸易。
明清时代，政府禁止海贸，宁波、温州走私活跃。
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宁波、温州等地相继被辟为通商口岸，我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得以发展，浙江商人开始迅速崛起。在重商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浙江商人发挥其天生的经商意识，将其经商传统发挥到了极致。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浙江商人大批涌现，占据了各地的大部分市场。1999年度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了112家，比例超过了1/5，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有4家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前十强。2000年，“500强”中的浙江企业达到了171家，独占全国1/3强。2001年9月底，浙江省民营企业突破20万家，全省民营企业的注册资本超过1600亿元，其中注册资本在百万元以上的已达24600家，位居全国第一。
不仅仅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在一些小乡镇甚至其他国家，都有浙江商人的足迹。
浙江人是哪里有市场就到哪里去，哪里没市场就到哪里开出一个市场来。
不畏艰险 勇于开拓
浙江商人不畏艰险，敢为人先。他们不会固守一个经营领域而不动，经常以远见卓识的眼光去开拓新的经营领域。
浙江商人不甘心在狭小的家乡碌碌无为，他们不怕背井离乡，怕的是没有钱。他们没钱的想到外面的世界去赚点，有点钱的想到外面赚多一点。
浙江商人有着坚毅的冒险精神和开拓进取精神。
以宁波人为例，光绪、宣统年间，移居海外经商的人数多达近10万人；国民党统治结束的前夕，大批商人移居港、澳、台以及日本、美国、新加坡、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加拿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克服了在异国他乡的种种困难，努力拼搏，历尽艰辛，开拓出了一个个巨大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市场。其中有好多人在当地成为了赫赫有名的人物。
如在香港叱咤风云的“世界船王”包玉刚即是浙江宁波人。包玉刚1946年曾任上海银行副总经理兼业务部经理。1949年全家移居香港，从事进出口贸易。1955年转营航运业。
20世纪50年代，香港和国际上普遍实行短期结算办法，即按船只行程计算租金。当时租金高，这种办法确能获利。但包先生居安思危，看到繁荣背后潜伏的危机，采用稳健的经营方式，以低租金，长期限合同，将船租给信誉卓著的大租户。
1975年，他组织了环球航运集团，当年登上了世界船王的宝座，赢得了“东方奥纳西斯”的美誉。1981年，环球航运集团的船队有船达210艘，2100万吨位，成为世界上拥有船只吨位最多的船王。
环球航运集团除了在香港设立总公司外，还在百慕大、东京、伦敦、纽约、里约热内卢、新加坡等地设立了20多家子公司或代理公司。就在此时，包玉刚意识到两伊战争对油船运输的影响，便及早抽出资金转向香港地铁和隧道，并投巨资于国泰和港龙航空公司，出任这两家公司的董事长。他以超长远的眼光，由海而陆而空，使他的事业蒸蒸日上，成为香港十大财团之一。
浙江人不仅仅是到那些发达的城市去，他们甚至连被誉为“世界屋脊”的西藏，也要去闯一闯，找找商机。据统计，进藏行商者近一半是温州人。拉萨还有一条以裁缝铺为主的“温州街”。青藏高原高寒缺氧，久居江南的温州人生活于此，可见他们执着的创业精神和坚强的毅力。
浙江商人不畏艰险，敢为人先。他们不会固守一个经营领域而不动，经常以远见卓识的眼光去开拓新的经营领域。因此，经常在各个行业中都有浙江商人的身影。如他们大胆开拓，从事五金、颜料、洋油、洋布、钟表、眼镜、西药等产品的进出口贸易，经营房地产业、保险业、证券业、公用事业和新式服务等。在这些行业中，浙江商人进行了最原始的资本积累。当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浙江商人又将这些商业资本投资于产业，一步步走向商业上的成功。
商机敏捷 务实肯干
在浙江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够赚钱才是衡量能力高低的唯一标准。
浙江温州商人因为他们聪明的头脑和善贾而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其实，无论是浙江哪个地方的商人，他们捕捉商机的能力都很强。他们凭借其敏感的商业意识，及时预测市场的变化，根据瞬息万变的市场及时调整经营业务和经营方针，在激烈的商战中披荆斩棘，立于不败之地。
香港著名地产商浙籍人王宽诚就是一个很善于把握商机的人。1947年他初到香港时，香港经济萧条，地价暴跌，房地产不被看好。王宽诚经过认真分析，预料几年后香港经济必定复苏，于是，果断大胆地在新界购进大片土地，建造数十幢名为“海圆公寓”的高层住宅。
由于经济不景气，建筑行业渴望雇主上门薄利承包，所以“海圆公寓”造价很低。1949年，大批巨贾名人蜂拥香港，“海圆公寓”以极高的价格售出，王宽诚大赚了一把。
1991年10月，上海浦东开发区的相当一部分地区还是一片希望的田野，精明的上海人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政策的不断出台。就在这时，比田间机耕道强不了多少的杨高路上，两位操着上海人谁也听不懂的温州方言的中年汉子，像勘察队员一样在张张望望画画写写，整整5天，从最南端的杨高路到最北端的高桥。随后，他们悄悄登上海轮回到了温州。过了两天，他们提个装着有65万元巨款，但又脏兮兮的蛇皮袋，再次返回上海，叩开了一个又一个单位的门。
令上海人诧异的是，他们所看中的都不是沿马路的门面。两位温州人看中的竟是在浦东严桥乡，离杨高路有30米之遥的一间仓库。精明的上海人窃笑这两个大傻瓜。
可是，温州人自己心里有底。根据掌握的信息，他们认为杨高路要么不改造，一改造必是6车道、8车道无疑。到那个时候，这就是一笔大财富。经过努力，温州方与上海方达成如下协议：上海方以地皮为投入，温州方出资改造成活动房或店面，由温州方经营管理，收入二八分成，5年不变。
事物的发展果然如两位温州客所料：1992年春节，邓小平南巡，在杨高路留下足迹，紧接着，耗资8亿多元的杨高路改道工程被列为上海头号工程。两位温州人所建的出租房的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南京路，上海人最引以为自豪的商品世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数以百计的店铺和柜台，虽然门口闪烁的霓虹灯店名和广告依旧，柜台里面的营业员未变，可是，店铺或柜台的真正主人却改换了。经济学家称之为租赁、经营承包、联合、合股经营，这些新主人80%是温州人。
宁波商人善于把握商机，审时度势，从而在经营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20世纪40年代末期，浙江商人虞洽卿预料上海的繁荣地段会拓展到苏州河北，于是，事先在宝山路顺福里和海宁路东唐家弄等处购置大片地产。当时，那些地方人稀地偏，同行中有人见虞洽卿在如此荒僻的地方买地皮，大为不解。可事隔不久，政府果然把这里作为开发地段，这一带地价猛涨，虞洽卿坐收地利。
浙江人除了善于审时度势，把握商机以外，他们更务实重利。在浙江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够赚钱才是衡量能力高低的唯一标准。也正因为这个重视实利的观念，温州人才四处闯**，占据了外地人不屑一顾的那些领域，不声不响地富了起来。温州人个个是老板，他们敢于冒别人不敢冒的风险，敢于从事别人不耻从事的“低下”的职业，他们乐观向上，生活态度积极洒脱。他们不辞辛苦，精明能干，从一个个不起眼的小行业起家，渐渐成为商界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队伍。
浙江温州商人从修鞋、小发廊、小商贩干起，所以，他们除了江南人与生俱来的瘦小灵秀外，和其他地方的民工、小商贩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默默地做自己的生意，干着小行当的或粗或细的活。慢慢地，温州人多起来了，温州的标志也多起来了，温州发廊、温州服装店、温州电子城、温州产品越来越多，各种包装、标牌、证书、徽章越来越多地被温州人造出来，然后又被温州人输往各地。一时间，温州货充斥全国，他们的产品质优价廉，他们的服务周到热情。人们渐渐习惯了“温州”这一牌子，买货找温州货，服务找温州人。温州人由不起眼的小商小贩摇身变成了各地的红人，他们赚着各地人的钱，受着各地人的艳羡。
温州商人具有超凡的商业头脑。在温州人眼里，无论各行各业，只要有人类生存的地方就有钱赚，关键在于你如何去发现与赚取。温州人善于从旁人漫不经心的事儿中挖掘出赚钱的契机。
温州人务实苦干。他们不在乎利润大小，只要有一分钱赚，温州人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他们经常从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他们兢兢业业干好每一宗生意，即使赚不到大笔的利润，也从不怨天尤人。
温州人“脸皮厚”。他们不怕碰壁，也不怕人不给好脸色看，他们只有一个念头，不管你怎么看我待我，我就是要赚你的钱!他们用笑脸，用磨破的嘴皮，用磨掉的鞋跟，把他们的产品送到全国各地，也把全国各地的人吸引到温州来。
温州人做生意从小处着手。纽扣、标签、标牌、商标、小饰品、小玩具，这些外地人看不上、懒得做的“小玩意儿”，都由温州人做起来。温州人走的是小商品、大市场的路，不怕赚钱少，就怕赚不来，因此，温州的小商品遍布全国。但是，温州人是有眼光的，慢慢地，他们把产品由小变得大了起来。从纽扣到服装、鞋子，从电子元件到成套电子设备，从日常用的小物品到高科技产业，温州人越做越大，越做越牛。
温州人赚钱的方式极为灵活，他们决不会将自己吊在一个行业里，听任市场的裁决。他们不管多庞大的产业，一旦赚不到钱，就立刻转到其他行当。他们对自己的公司没有任何感情，公司只是他们赚钱的工具而已。心血是什么？心血不能当钱花。虽然这样的观念稍显势利了一些，但这样的温州人往往在经商中不容易感情用事，而是可以客观、冷静地对待市场中的每一次变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用尽各种办法，将自己的产品推往全国各地，畅销全国各地。
在勤勤恳恳的经营下，已形成了国内制鞋、服装、灯具、低压电器、家具等六大支柱产业，仅鞋类企业就有4000余家，年创产值50多个亿，整个温州有如一部巨大的高速的造钱机器。
善于交际 八面玲珑
浙江人机智聪敏，在人际交往中深谙“明哲保身”之道，从不得罪人，他们收敛锋芒，深信“言多必失”，“祸从口出”。
浙江人圆滑世故，善于交际。他们精明的处世之道，使他们能够较快地获得市场信息，为其赚钱大开方便之门。他们利用交际以达到明确的目的，而且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浙江人机智聪敏，在人际交往中深谙“明哲保身”之道，从不得罪人，他们收敛锋芒，深信“言多必失”，“祸从口出”。为此，他们往往借别人之口，言自己心中之事。说的好，让别人以为自己很厉害，风光尽显，从浙江人这里得到了所谓的“面子”，说的不好，他们为浙江商人承担了一切过失。
浙江人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投人所好。他们根据对方的身份、社会地位等种种条件进行恭维拍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人际交往中进退自如，他们善于挖掘人们身上的优点，并能够找到合适的场合和合适的时间以十分自然的方式讲出来，让人们在受到夸奖后心情舒畅。在和浙江人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时候，任何人都会感觉到浙江人很是不错。
浙江人善于交际的特点用在商场上，往往使他们很快获取市场信息，为其赚钱大开方便之门。
有一个在北京一家公司做推销的业务员黄某，浙江宁波人。由于学历并不是很高，一直在公司从事推销工作，几年未见升迁。然而，他并不灰心丧气，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等待着一个发达的机会。黄某很会说话，做事也很有分寸，在同事中有着很好的口碑。一次，他向一个长期客户推销公司的产品，对方不似以往热情，黄某心存疑虑，便借中午之际将该客户请到了一家比较豪华的酒店，酒桌上称兄道弟，尽显其八面玲珑之能事，最后客户被恭维得晕晕乎乎，便将实话和盘托出。原来他们公司由于更换新的领导要改变经营方向，但因为改革正在进行中，怕其他同行知道此事而先行一步，便悄无声息，黄某的产品对于改革后的公司可能一无用处，所以不打算再与其进行合作。黄某得到了这么大个商业机密，当晚便向其领导打了报告，申请赶制一批适合该客户即将需要的产品。最后，黄某不仅没有失去这个大客户，还用这批产品赚取了一大笔利润。公司领导也从这次的事件中看到了黄某的“实力”，黄某不仅职位得到了升迁，并且成为领导面前的“红人”。
诚实重义 信誉为上
浙江人很注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和“诚”。“信”和“诚”被浙江人看作经商必须遵守的首要原则。
浙江人温文尔雅，深受儒家思想所影响。他们很少与人针锋相对地争吵，也很少像东北人那样为了小事而动拳脚。他们如果遇到问题，往往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原则，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
浙江人讲究商业道德，为了取得长远利益，他们讲究产品的质量和服务，尽量让顾客用的放心，买的高兴，从而达到和气生财的目的。
古语云：“人无信不立”。浙江人很注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和“诚”。“信”和“诚”被浙江人看作经商必须遵守的首要原则。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信守诚信原则，赢得了客户的好感和满意。浙江人诚信传统由古及今，从未改变。
浙江宁波人叶澄衷就曾经因为诚信而发家致富。叶澄衷最早在黄浦江上靠摇舢板卖食品和日用杂货为生。
一天，一位英国洋行经理雇他的小舢板从小东门摆渡到浦东杨家渡。船靠岸后，洋人因事急心慌，匆忙离去，将一只公文包遗失在舢板上。叶澄衷发现后打开一看，包内装有美金数千元和钻石戒指、手表、支票本等。他没有据为已有，而是急客人之急，在原处等候洋人以便归还。直到傍晚，那位洋人才在到处寻包不见后懊恼地返回，他没有想到包会在舢板上，更没有想到船工在等着还他包。洋人见包后，大为感动，打开皮包，见原物丝毫未动。
一个中国苦力竟有如此品德，对外来之财毫不动心，洋人真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洋人立即抽出一叠美钞塞到叶的手中，以示谢意，叶澄衷坚持不收，交包后就要开船离去。这位洋人见状，又跳上小船，让叶送他到外滩。一靠岸，洋人拉他到自己的公司，诚恳地邀请他一起做五金生意，叶答应了。
从此，叶澄衷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凭借他的诚实守信，叶澄衷深受人们信赖，一步步地走上“五金大王”的地位。
讲诚实、重信用、求质量，是现代企业经营最基本的原则。浙江商人因为恪守这一原则而成为商界的“常青树”。
浙江人本着“货真价实，薄利多销；选货精良，讲求实惠；童叟无欺，诚实可靠”的经营宗旨，并在经营过程中恪守这一宗旨，赢得了客户，树立了良好的经营形象。
浙江流传着一句古话：“天下之主，不如买主”，充分体现了其顾客至上的经营原则。他们在经商中视顾客为“衣食父母”，处处尊重买主。他们待人如宾，顾客上门，不管新老，笑脸相迎，端凳请坐，敬烟献茶。货款不足，派人跟取；携带不便，送货上门；远道顾客，招待食宿；买错货物，允许调换。浙江商人将满足顾客的需求，作为企业经营的最终目的。
稳健经营 低调行事
市场瞬息万变，随时都存在使人破产的可能。浙江商人奉行险中求稳的经营策略，宁可少赚钱，也不冒大风险。
浙江商人常常是各类排行榜的主角，但是他们却不喜欢出风头，不喜欢抛头露面。浙商不喜欢见记者，更不用说在公共场合亮面，即使在很多人眼中看起来很重要的场合也不例外。企业有了千万元的捐赠仪式，他不一定亲自参加。上级领导莅临考察，他也不一定左右奉陪。即使亲自参加，也不见得会利用风光的机会让人认识自己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