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3

二姐吃了一半，突然反应过来，她停下手里的筷子，问：“妈，你怎么不吃？”母亲站起身来，边解腰间的围裙边说：“我有点累了，呆会儿再说，吃你的吧，别管我。”

我是在梦中被父亲摇醒的。打着手电的父亲声音里透着焦虑，问道：“知道你妈上哪去了吗？”我揉着蒙蒙昽昽的睡眼迷迷糊糊地摇头，父亲扭头就走，我愣了一会儿，意识到什么地爬起来穿上衣服，跟着慌成一团的哥哥姐姐们跑进了漆黑的夜中。

我跟着聋了一只耳朵的大哥跑，没跑儿步，就听见我二姐尖厉的叫声。可怜的大哥对那么恐怖的叫声竟然听不见，依然在前边一路小跑。我上去拖住大哥的上衣，拉着他向那尖叫声跑去。

在那片小树林中，母亲在曾经为梅亚莉烧纸驱鬼的地方，用她最喜欢的一条白丝巾，将自己吊在一棵摇摇摆摆的树杈上。那打着结的丝巾的一角，在中秋的清澈如水的月光下被微微的夜风吹得袅袅绕绕，树杈下的母亲似乎也在随风轻袅。

当时的情景令我终身难忘！什么时候想起来，就控制不住地泪流满面。

现在，我经常半夜三更一身冷汗地惊醒，翻身下床，摸黑走到另一个屋子，打开床头柔和的台灯，盯住儿子一呼一吸的睡态看上半天。然后，我把儿子柔软的身体向黾移，侧身挤到儿子的小**，搂住儿子清香的身子才能慢慢地入睡。一如当初，经常半夜三更地站在母亲的床前，看着熟睡的母亲才能安下心来。然后，挤到母亲的身边，搂住母亲一只温暖的胳膊，方能入睡。

母亲脖子上的紫癍好久好久都褪不下去，母亲就一直穿着件中式立领的灯心绒褂子遮住那紫癍。那黑色的灯心绒衬着母亲苍白的脸，令母亲有一种苍凉之感。

这种情形维系了许久。

若干年后，我理智地比较了梅亚莉和我母亲寻短见的方式，诧异其间的深奥。

上吊寻死是一种很传统的死法，被读四书五经的我母亲继承了下来；喝烈性制剂寻死大概是西方舶来的一种死法，就让同济大学化学系毕业的梅亚莉用上了，可见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的差异。

另外，两个为人之母的女性在对待子女的态度上，也显示了中国化较之西方化的温馨和亲情。梅亚莉那种不管不顾地直奔天堂的寻死，比起我母亲来，就逊色了许多。我母亲不但给我们准备好了最后一顿丰盛的晚餐，还为死的地点跨踏了好半天。

“死在家里怕吓着你们，死得太远又怕委屈了自己，因此才选在那片小树林中。”许多年以后，我母亲以平缓的语气这样告诉我。

一九七七年那年，据说是后门兵成灾的一年。从我们岛上的情形看，的确是那样。

那一年，岛上家属院里只要能撑起一套军装的男孩女孩都一窝蜂地当兵走了，昔日一到放学时界就鸡飞狗跳的院子一下子就冷清了下来。我家隔壁的于阿姨笑着说：“这些兔崽子们猛地—走，还怪闷得慌哩。”

那次我们家一下子走掉了两个，我的体检合格的二姐和体检不合格的大哥。那年我的小哥初中刚毕业.他们班的座位那次一下子空掉了四个，按他的爱凑热闹的性子，他也准备拍拍在教室里坐痛了的屁股走人的，但我母亲说死也不放他走。用我母亲的话说：“怎么你也得给我高中毕了业！”那时“四人帮”刚粉碎不久，兴师重教的风气还不像现在这么热烈，但我母亲却不为社会上的时髦所动，一切都要按照她的意志转移，连我父亲说了也白搭。

母亲自从有了那次把自己吊在树上的壮举，她在家中就取得了说一不二的地位。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了第一次就很可能有第二次的道理，因此，都很害怕那随时都可能出现的第二次。大家对母亲的性子变得唯唯诺诺起来，对母亲的意思自然就言听计从了。

绝的是，在后门之风把岛上大一点的孩子们刮得一个不剩后的不久，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在部队内部子弟中招收一个据说是专门培养外交官的英语班。军区为了照顾海岛边防前哨，专门给了我们岛一个名额。我的小哥条件相当，更绝的是他没有竞争对手。板上钉钉的事美得他一天到晚龇着颗虎牙笑进笑出，我母亲的脸上也挂出了由衷的笑容。在母亲的好心情中，我投机取巧地拍母亲的马屁，我说：“妈，亏了你料事如神，要不我小哥哪会有这种福气？”母亲被我的马屁拍得很舒服，就笑着谦虚：“关我什么事？他彭费人有傻福。”

有些事龇牙中龇得太早反而会坏事。迷信讲话，牙龇得太狠了，会艇气的。

谁都没有想到，半路上会杀出一个程咬金来。这竞争者不是别人，偏偏是许萌萌。

那一年许萌萌还不到十四周岁，离南京外院的要求差得远哩。一个十三岁多一点的孩子上军校读书似乎是个玩笑，但那一年的后门之风开了这方面的先河。十三岁的孩子可以穿上军装去站岗放哨，为什么就不能穿上军装去读外语呢？再说，连聋了一只耳朵的孩子都可以参军，一个耳聪目明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呢？

梅亚莉以她的聪明和化意识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名牌大学毕业的她比岛上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学习英语对一个人的意义。再说，南京离她的家乡上海已经不远了，回到家乡上海去一直都是她梦寐以求的。在那个年代，人口流动的机会少得可怜，她回上海家乡去的梦想几乎就是一个空中楼阁。现在，这种机会从天而降，她不去奋力抓住又有谁会去奋力呢？

我母亲冷眼看着这个叫梅亚莉的上海女人发了疯般地东奔西跑。那一阵子，她匆匆忙忙的身影会突然消失，三五天后又重新出现。重新出现的梅亚莉眼圈乌黑、神情疲惫。大家心照不宣地知道她跑到省城军区机关甚至跑进南京外院的校园里去了。

我的母亲稳稳当当地坐在家中的木椅上，轻蔑地对我小哥说：

“你急什么？通知书都在你手上了，你怕她什么呢？”

我的父亲对这件事情自始至终保持一种沉默。自从那次事故后，凡是与姓梅的女人有关的事情，我父亲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地惟恐避之不及。父亲的沉默令母亲满意，母亲在那段日子里对父亲和气了许多。

—天，我看见我的小哥在他的房间里埋头修理那把许久不碰的弹弓，我走进去问他干什么用？他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又一声不响地埋下头去。我却从那一眼中看出了名堂，因此，我就坐在他的床沿上，晃着两条细腿，等着跟他一起出征。

我们来到梅亚莉家的房后，这是家属院最偏僻的一排平房。房后的蒿草有半人多高，我同小哥潜人那片有着剌鼻气味的蒿草中，他手持一把整治一新的弹弓，我手握一把海滩上颗粒饱满的石子。我挑了一颗最大的石子递了过去，小哥熟练地套上，拉开弹力很好的弓绳，侧着脑袋眯起一只眼，屏住呼吸，瞄准目标。猛然间，他拉弓的手一松，只听“嗖”的一声，饱满的石子飞了出去，准确地落到梅亚莉家的后窗上，我们听到“哗啦啦”的玻璃破碎声，我同小哥的目光胜利会师在一起，几乎同时咧开嘴巴乐了。

那扇被打烂的窗户被推开，探出梅亚莉的半个身子，她一边四下里张望，一边大声地喝问：“谁？谁干的？！”

我尾随着小哥半撅的屁股向后撤离，梅亚莉大约看到了我们弓着的身体，但她没看清是谁，因为她在那里一遍遍地问：“谁？那是谁呀？”

我忍不住回了一下头，没想到眼睛正好与梅亚莉皱着眉毛的眼睛撞了个正着。我吃了一惊，心里正琢磨如果她喊我的名字，我是站住好还是快跑好，谁想她却在我身后哑巴了，我听到“咣当”一声响，知道那扇打烂的窗户关上了。

梅亚莉的奔波操劳好像有了几分眉目，因为一天晚饭后，住在我们隔壁的孟政委好像是很随便地踱进我家的院子，对正弯着腰浇花的我母亲说起了南京外院上学的事。

孟政委说：“……烈士子女嘛，照顾一下也是应该的，我们做领导干部的……”

没容他把话说完，我母亲就直起身子甩着手里的空壶说：“照顾烈士子女应该，但不能没有原则，你们做领导干部的总不能为了照顾某个人就破坏党的原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