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本朝百年无事札》，太平盛世下的危机

一、宋神宗给王安石的诚意

宋神宗内心的人选是王安石。

他对王安石的印象到目前仅仅停留在敬佩阶段，具体他是否有经天纬地之才，自然有待验证。早年，宋神宗在籓邸读书时经常向老师及身边侍从官提出稀奇古怪的问题，帝师们经常被弄得无言以对。身边众多人中，宋神宗与韩维的关系比较亲密，因为他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从一些古怪的问题逐步上升到政治问题，每每提及政务，韩维的回答观点总是能对上他的心思。

韩维通常会说一句：“此乃我哥儿王安石之观点。”

王安石，三个字在韩维的不断输送下深深地烙印在宋神宗的脑际。其后，宋神宗专门阅读王安石的诗文，见解颇深，唯物客观。宋神宗大为折服，查一查老王的履历才发现这个人很了不起，当年的准状元，曾四次辞免中央馆阁工作，一心一意下基层，聚精会神搞建设，弄出了挺大的动静。没有对比就没有高低，宋神宗通过即位初这段执政来看，相比下王安石的形象在宰执们喊口号的衬托下油然高大了起来。

目前王安石居于江宁府，母丧已经结束，朝廷诏令赴阙，老王以有病在身婉拒了。鉴于老王习惯性辞免中央召赴，宋神宗心里也没谱儿，就问宰执：“王安石历经两朝，今以有病为由累召不起，是真有病在身，还是有所要求？”

曾公亮说：“那是一定有病在身，要不然不能不来。”

吴奎说得更直接：“王安石与韩琦有隙，所以才不肯入朝。我与王安石是同事，曾在群牧司工作，对他有所了解。刚愎自用，所论迂阔。万一用之，必紊乱纲纪。”

曾公亮力挺道：“王安石宰相之才，吴奎所言纯属子虚乌有。”

曾公亮，字明仲，福建路泉州晋江（今福建省泉州市）人，生于宋太宗咸平元年（998年），此时已年近七十岁，名符其实的老曾同志。曾公亮一生没有文彦博那样政绩斐然，没有韩琦那样波澜传奇，每在一个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至少不混日子，《宋史》评“方厚庄重，沈深周密”。要说政绩曾公亮也有，他曾与丁度承旨编撰了《武经总要》，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科学百科全书。该书包括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两大部分，是研究中国古代兵器史的重要资料。

曾公亮本身性格比较吝啬会过日子，宦海生涯了一辈子，年岁大了，看得更远更清更透彻，在他的眼里大宋帝国必须需要进行全面改革的危急时刻。而他清楚满朝文官士大夫喊口号的多，实实在在拿出解决方案的人应该没有几个。王安石他不是单单以诗文著称天下，他在地方有过实际成功的改革例子。所以这是一位难得的官员，经过仕途近三十年历练，相信王安石胸中早已有了改革蓝图，宋仁宗没长劲儿，宋英宗短命鬼，其实他只缺少一个机会。

听取了宰执们的意见，宋神宗决定启用王安石，这事让朝臣讨论一下。

王安石以往的经历给朝臣造成了一种必然辞免的惯性，所以大家一致认为王安石不会入京工作。刚刚被宰相曾公亮吃下定心丸的宋神宗，此刻药力已失。王安石性格古怪不合群，君臣两人闻名未曾见面，彼此之间缺少了解，更别提沟通了。

关键时刻，好哥们儿韩维再次挺了老王一把：“安石知道守正，不为利动。如果给他一个州郡的职位他必然不能接受。我非常了解他，若领导想见贤者与图天下之治，谁不愿意效忠陛下呢？建议不必猝召，需要循序渐进。所以我认为安石必不会辞免。”有了韩维的话，宋神宗的犹疑终于落定。韩维与宋神宗关系不一般，他又与王安石是铁哥们儿，他既然如是说，足见这事有戏。

宋神宗综合各方信息，做出了两手准备，一方面诏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另一方面重新组织领导班子。首要解决的人——韩琦。

韩琦有功于宋神宗，在他即位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按照历史经验来看，往往功臣都不会有好下场。宋神宗执政以来，与韩琦在很多政见多有龃龉，如仁宗丧葬、种谔收复失地等问题上意见不统一。韩琦为百官之首，朝中有一大群人团结在他的周围，那是一股不容小视的力量。单单就决策层中，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唐介等人一丘之貉，无形中他们组成了对抗君权的力量。况且传言说韩琦与王安石不对付，如果王安石入京进行改革，他们将会是改革过程中的主要阻碍。

在江宁讲学的老王接到朝廷的任命书，写了《辞知江宁府状》，表示鄙人不才干不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回状中老王只说自己才能如何如何不济难堪大任，并未提到自己有病。关于以“家贫口众”等辞免借口更是没有。很明显，老王这是在试探，他要试一试中央的态度，宋神宗的决心。

宋神宗态度十分诚恳，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诏江宁知府王安石入京任翰林学士。赐王安石弟弟布衣身份的王安国进士及第。这是诚意，但最大的诚意还在后面。宋神宗铁了心要改革，改革之前他必须要为王安石入京铺平道路，拿出新君足够的诚意来迎接这位帝国改革贤才。

不一日，帝师王陶率先发难，上疏弹劾宰相韩琦居功自傲，飞扬跋扈，有种大权独揽的意味。

韩琦一下子明白了，他消极与新领导合作，这回新领导彻底不打算跟他合作。韩琦上疏请求辞职，既然不用我咱也别赖着不走，给新人腾出地方来。宋神宗准奏，韩琦判永兴军兼陕西路经略安抚使，轻松搞定，把老韩踢出中央决策层，放到西北战场守卫帝国西大门去了。

临行前，宋神宗表现出了领导人应有的风度，帝泣韩琦。

韩琦亦要垂泪称谢。

两个老狐狸在这里演聊斋，彼此心照不宣而已。君臣一场，没必要弄得那么僵，撕破脸皮对谁都不好看。感情戏演完后，宋神宗单刀直入：“卿离去，谁可堪宰相重任，王安石怎么样？”

就知道会问这个，韩琦脸一沉：“王安石为翰林学士有余，当宰相辅政不行。”

宋神宗默然。

君臣摊了牌，韩琦想短时间内重回中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的政治生涯貌似提前结束了。韩琦走马上任，在西北前线经过实地勘察，改变了当初的看法。韩琦上奏中央，表示西夏已不堪，绥州不可弃。正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宋代士大夫判断失误的正确与否多半凭借主观的感觉臆断。

韩琦走后，宋神宗锐意改革的意图不胫而走，满朝为之骚然。

熙宁元年四月乙巳，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队。

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即将开始。

二、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

谈到改革一直是大宋帝国的心病，自从宋仁宗执政以来，帝国从疾在腠理浅浅地变为不治恐深。仁宗庆历年间积弊已成，典型表现是宋夏战争带来的诸多问题，像一个沉疴在身的汉子，急需有一剂良药治愈，再次焕发青春活力。

宋仁宗天圣元年到宋英宗治平元年，四十余年里，大大小小的改革也进行了无数次，如下表：

时间改革项目内容

天圣元年

（1023年）颁布贴射法天圣元年正月，河东、河北、陕西三路军粮吃紧，三路军队后勤补给主要依靠茶盐等税收。茶属于禁榷商品，由官方垄断。最初朝廷向茶农实行三税法，从茶农手中以低价收取，然后以高价卖出。这个过程中需向茶农付钱，茶农因朝廷价格太低多有不满。经过改革，朝廷不在付给茶农本钱，允许茶农与商人自由买卖，抽取其中的一部分差价。

官方置益州交子务宋初，四川地区百姓因铁钱沉重不方便携带，因而成都人民私下造券，称为交子。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由成都十六家富户主管发行。后，富户家道逐渐衰落，偿还不起所欠民户钱款。朝廷见有机会，遂在益州设置交子务，将民间金融机构收归国有，控制成都府路经济命脉。

天圣八年

（1030年）解盐通商永兴军路解县、安邑两县的盐池年产量150万石，供应开封、洛阳、商丘、山东等地，官方专卖。衙门的盐质量粗糙，对广大人民群众十分不负责任，所以老百姓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买私盐，也不买官盐。老百姓是朴素的，你对不起我们，我们凭什么犯贱对得起你。致使官盐大量囤积，销售低靡。大臣王景提出解盐通商的建议，即将国家垄断的禁榷商品由商人自由贩卖，国家征收部分盐税。经过实际考察解盐通商可以节省政府运费，提高食盐质量，释放大量服徭役的百姓。朝廷批准，官方控制几千年的食盐商品，遂开始自由买卖。

庆历三年

（1043年）庆历新政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皇祐五年

（1053年）改革诸科考试法礼部贡院改革诸科考试办法规定：明经科只考试大义，不考注释。

至和二年

（1055年）罢诸路里正衙前里正、衙前是诸多徭役中最严酷的两种。里正负责催督租税，衙前负责看守、押运官府货物。属于无常为官府劳动，不给工资，丢了东西必须赔上。韩琦建议废罢各地里正衙前徭役，只派差乡户衙前。宋仁宗下令听取各路转运使意见，制定细则，最后由三司颁布到全国（后文详述）。

嘉祐二年

（1057年）置广惠仓嘉祐二年八月，韩琦建议朝廷停止鬻卖各地户绝田产（即无主田地），招募农户租佃。官府设置仓库储存户绝田产的租税收入，称之为广惠仓（类似国有粮库），由各路提点刑狱司进行管理，广惠仓财政情况向中央三司使司负责。规定十万户以上地区存留一万石，七万户以上者八千石，五万户以上者六千石，三千户以上者四千石，二万户以上者三千石，一万户以上一干石，不满一万户的地区一千石。主要功能是救济州郡行政辖区内，老幼贫瘠不能自存者，如有余富再惠及其他临近县。相当于备用粮仓，以抗天灾，以备不时之需。但有灾害，一般在十一月开仓，三天一放粮，人米一升，幼者半升，直到次年二月结束。

陕西路裁减军陕西路厢军、禁军总数达二十五万人，其中年迈体弱、身患疾病、游手好闲者占有一半以上，御敌无术，扰民有方，国家花钱养了一群大爷。陕西路转运副使薛向上疏，要求淘汰这部分缺乏战斗力的士兵。宋仁宗准奏，陕西地区大量裁军。

治平元年

（1064年） 陕西义勇军宰相韩琦论及河北、河东两路义勇军。宋夏战争爆发后，官府曾在陕西地区征调百姓为乡弓手，他们被改编成正规军。宋夏议和后，该部分士兵被遣返回乡务农，称之为义勇军（民兵预备役）。面对西夏主要防区在陕西、河北、河东三路，河北十五万、河东八万，唯独陕西没有义勇军，因此陕西需要有民兵预备役准军事组织，以策万全。朝廷规定凡是主户三丁以上选一、六丁选二、九以上选三，年龄在二十至五十岁之间，身强体壮者编入义勇军。

帝国决策层并非看着国家走向衰败，甚至崩溃。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提出过相关的改革意见，并且付诸实践。然而，我们发现这四十余年间的改革雷声大雨点小，多半在保守派的反对声中偃旗息鼓。实行起来的那部分改革，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庆历年间，宋仁宗好不容易振作一次，以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为首的庆历新政，如同闷夏里的一丝凉风，来得快去得也快。

宋神宗上台正好赶上帝国积弊最深，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刻，他父亲宋英宗的丧事草草了解即是个例子。风光大葬其实不是问题，问题是国库没钱，入不敷出，真没钱了。经济，国家之命脉，它一旦枯竭容易引发社会动**，引发诸多连锁反应。手头紧的日子不好过，个人还好说，放大到一个国家，那就是头等大事。

年少的宋神宗眉目清朗，帝国传及到了他的手中是不幸亦是万幸，以他的志向抱负不可能做个碌碌无为的守成之君。年轻人血气方刚，想要有所作为证明给别人看。纵观大宋历代领导人的执政年龄：宋太祖赵匡胤34岁执政，宋太宗赵光义38岁，宋真宗赵恒30岁，宋仁宗赵祯23岁，宋英宗赵曙32岁，第六代领导人宋神宗的执政年龄最小，只有二十岁。所以，他应有这种魄力，何况赵顼深受法家的强烈现实主义思想影响。

按照官职等级，翰林学士王安石是没有资格见皇帝奏事的。但这次例外，宋神宗主动邀请。在宋神宗眼前的人，年近五十，黑脸，头发斑驳，与一般的老叟毫无区别，不招人喜欢也不招人讨厌。这一切掩饰不住他的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无与伦比的智慧。这就是他崇拜已久的人物，神交多年，今日得见。

宋神宗迫不及待地问道：“治国最重要的是什么？”

王安石斩钉截铁地说：“择术为先。”

这是老王思考了一辈子的问题，他已经有了答案，当他得遇铁杆改革领导人时毫不犹豫地说了出来，要有正确的策略及方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科学发展观。

两人第一回合交锋结束，宋神宗在试探王安石，都说你有改革的宏伟蓝图，该不会也像司马光似的给我一个“六要”吧！看来回答还算中肯，宋神宗进一步切入主题，犀利地问道：“唐太宗，怎么样？”

重磅炸弹般的问题，年少的宋神宗志向远大，他要当唐太宗第二。

王安石沉声道：“唐太宗，不怎么样。”

宋神宗愕然，难道说历史上还有比唐太宗更伟大的君主乎？

“陛下当师法尧舜，没必要以唐太宗为榜样。”老王不紧不慢地解释道，“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没弄明白的那帮学者以为高不可及，其实不然。”

宋神宗讪讪道：“你这有些难为我了。”

这一回合宋神宗彻底服了，没想到王安石竟然来了这么一手，在他眼里唐太宗竟然不算人物，要以上古先君为榜样。的确唐太宗留下贞观之治的政声，然而国力远不如隋朝。老王聪明之处就在于他看清了唐太宗再伟大焉能与尧、舜、禹、汤相提并论吗？儒家力挺的上古四位贤君虽说有待考证，但将领导与这四位一比，那是皇帝的最高殊荣，老王是在赞美和鼓励新君。

宋神宗自然心里暖暖的，继而又问道：“祖宗治理天下近百年，社会没什么大动**，何以至此？”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一句两句话能够说明白的，老王选择了退而奏书，以奏疏的形式上呈御览，名曰《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三、三十年仕途历练换来的经典政论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①》堪称王安石经典政论：

全文一贯地展现了老王犀利的文风，层次分明，结构清晰，文章题目就非常高明。一国国家发展了近乎百年怎么可能没有大事发生，难道一如既往地歌舞升平？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老王以“无事”说“有事”，对大宋表面的虚假繁荣进行了深刻地剖析，揭露了隐藏在太平盛世下的各种危机。全文论述了大宋前五代领导人的执政概况，采用了明褒实贬的手法，先扬后抑，夸一句骂两句。当然对太祖、太宗等有为之君拍马屁相当到位，既不显得太假，读着又不像真的，恰到好处。毕竟涉及到宋神宗的祖先，火候一定要拿捏得准确，没有超强的语言驾驭能力那是做不到的。

【原文节选】……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

【翻译】全文第一部分对宋代前五代领导人（尤其宋仁宗）褒义之后，笔锋一转，开始骂了。向宋神宗揭示本朝百年“无事”的各种“有事”。真宗、仁宗、英宗皆是守成之君，盖因他们的生活圈子很小，每天见到的多是宫女太监，处理一些政务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并未像古代贤君那样与官员、学者、专家讨论如何把咱们的国家治理好，这种愿望并不迫切。反而一切顺其自然，主观努力远远不够，理论与实际相差较远，得过且过混日子。这种风气下君子、小人全会参与进来瞎讨论，结果被采纳也不问好坏。

【原文节选】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

【翻译】单单凭借一张考卷选拔的官员，至于道德操守、职业素养、政治觉悟无从考证。使用未经过学校等专业机构系统培养出来的官员，对社会的危是害显而易见的。早在千年之前，老王就已看到了应试教育的危害，可谓高瞻远瞩。官员论资排辈晋升，而缺乏官吏考核制度。监察部门人手不够，导致监察不到位。大臣守将又非是通过选拔上来的。官员频繁调动工作，政绩无法考核，这就给了那些巧舌如簧之能事的官员找到了掩盖平庸政绩的借口，往往能够以假乱真。更有甚者，为了得到显官利禄拉帮结派，无所不用其极。试问在以上这些体制弊端下，贤才与庸人如何区分？

【原文节选】

农民坏于繇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

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翻译】百年“无事”中其他几件重要之事，无偿为官府劳动等徭役坑苦了广大的农民兄弟。朝廷又没有专门为农业设置兴修水利、提高生产、研究种子及肥料的机构。农民种地全凭代代的心口相传，想找个技术员指导下提高产量，甭想了。军队问题十分棘手，士兵或收灾民或收游手好闲者，导致军队毫无战斗力，并且选拔军官的制度也没有，让这样的军队去戍卫祖国大门，谁能放心的下？至于理财，基本上没有法度可循，一片混乱，要不然以大宋的国库收入绝不能是财政赤字。虽然领导勤俭节约，爱民如子，但操心勤勉又不能让国家强大。幸好四方夷狄战斗力强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天时还算可以，没有尧、汤时代的洪水旱灾等的特殊情况，所以国家百年来太平无事。

算是老天眷顾，但窃以为陛下英明无比，治理国家不能靠天吃饭，要以科学的治国管理方法，坚持下去，直到成功。所以说陛下施展抱负，力挽狂澜于既倒，就在今日。

全文可谓老王仕途近三十年历练换来的经验总结，由于他经常在地方基层工作，对国家对社会的认识比较深刻。全文涉及军事、政治、民生、经济、士风等诸多方面，尤其对仁宗朝施政情况进行了非常深刻剖析，观点独到，一针见血，如官僚机构臃肿、军事软弱无力、财政空虚枯竭、农民贫困不堪、士大夫不作为等诸多方面，表现了老王对国家目前状况的清醒认识及客观判断。

太平盛世的日子，醉生梦死的年代，保持清醒的头脑一直是中国政客的骄傲，因为我们有居安思危的古训，但又有好得过且过健忘劣根。所以，在这样一个民风国度里进行一场改革，无论成功与否，皆至伟大。

四、摆在宋神宗面前的帝国烂摊子

宋神宗挺不容易的，他接的是个名符其实的烂摊子，仿佛一艘四处漏水的航空母舰，只需要一枚炮弹，必然粉碎沉没。

宋神宗所面临的帝国残局四个字概括——外患内忧。

北宋国土面积远逊于汉唐，仅仅占有中国本部的土地，约280万平方公里。北方有辽国、西北有夏国、西面及西南有番邦部落、南有交趾等政权同时存在。单单军事实力来讲各个政权实力相当，谁也无法鲸吞对方，宋帝国稍弱但并未表现得一败涂地。辽国、西夏纵然战斗力强大，终其一朝未能灭亡北宋。宋辽澶渊之盟、宋夏庆历和议是个很好的证明。

农耕定居型社会的宋代与辽国、西夏等游牧民族作战非常吃亏，盖因战争成本过高。中央决策层遂采取了岁币的方式，花钱买和平。辽国、西夏的军事实力的确比大宋强，然后通过战争获得的利益还不如岁币来得实在。所以，双方在彼此势均力敌的情况下，选择了和平共处。和平是建立在军事力量上的，如果你弱小不堪一击，没有人会给你和平的日子。

丛林法则里，羊永远是猎物，绝不可能成为狼。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两国签订澶渊之盟，规定两国为兄弟盟国，宋每年给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相当于大宋两个县的税收，时宋有一千多个县。以大宋的经济实力，这点儿钱不算什么，关键是憋气。两国停战之后，不断进行文化交流，辽国人汉化加深，他们渐渐地发现大宋似乎有钱。澶渊之盟给的钱物太少了。所以在宋仁宗庆历二年，时隔三十八年后，辽国提出增加岁币。双方经过谈判，最后达成协议，每年岁币在原有基础上翻一倍。相当于四个县的税收，其时全国共有1262个县。相对于宋辽澶渊之盟，宋夏庆历和议内容更少。和议规定，夏向宋称臣，宋朝每年赐给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叶三万斤。

这“岁币”只占宋朝政府收入之一小部分，可以当作是给比较穷困的邻邦一种援助，以弥补双方贸易之赤字。这种为和平付出之代价无疑要比战费来得低廉。可是这种看法必须全部放弃当事人的观感，而接受地缘政治的仲裁，当日宋朝君臣不可能有此置身事外的反应；他们无法承认这种妥协为事理之当然。中国历史之中，从无一个统一天下的大帝国卑躬屈节地向一个文化程度低的边区国家进贡。同时契丹也认为岁币为战败国之赔款，也不可能觉得这是一种慷慨的赐予而表示感激。因之，公元1042年他们要求增加岁

币时即以武力为后盾②。

无论岁币也好，赐予也罢，叫法不同，核心内容是一样的，都是花钱买和平。面子上虽然过不去，但实际上对宋王朝非常有利。北宋中期的禁军无法与人家作战，一打一个准儿。宋夏战争中，宋朝损失惨重，西夏也没捞到什么好处。就国际环境而言，岁币的作用远远大于战争，宋廷每年以几个县的岁税收换得和平，占了大便宜。其实是一种“搁置争议”的古代版本，我花钱买你别打我，我自己把内部搞明白，等有了实力非得痛扁你一顿。

岁币其实不多，下面的宋帝国内部财政花费问题，岁币与之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外患对宋帝国暂时影响不大，棘手的问题来自内部，财政管理混乱、官僚机构臃肿、士兵战斗力低、士大夫风气颓丧、土地兼并致使农民生活艰苦等等，与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看到的基本一致。诸多问题中，首当其冲的财政问题。

经过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代领导人的努力，北宋帝国逐渐稳定，天下承平，百年无事。到了第四代领导人宋仁宗，国家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各方面支出均超过了国库收入，尤以军费为甚。相反很多年份，国库收入不但没增多，反而减少了，从财政盈余沦为大量赤字。北宋历史中曾有七次财政记录，其中三次盈余、三次赤字、一次盈亏持平，单单太宗朝国库总收入是唐代的两倍以上③，最高的达到了七倍于唐朝。

宋神宗以前历朝财政状况如下表④：

时期收入（缗）支出余额郊赐（万缗）

太宗至道年间（995—997）22,245,800——盈余500

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150,850,100126,775,20024,074,9001520

仁宗皇祐元年（1049）126,251,964——持平1200

英宗治平二年（1065）116,138,450常态支出：120,343,174

额外支出：11,521,278-15,726,0471300

一句话，钱不够花！

我们不禁要问，钱花到了什么地方？

如同居家过日子，柴米油盐酱醋茶，动一动都得花钱，何况一个国家。宋帝国的国库收入主要集中在军队、官吏和郊赐三个方面。宋代是由千千万万农民单位构成的农业帝国，他们创造了财富供养着统治阶级，却得不到任何实惠，这就是中国农民的悲哀，当然还有这更最悲哀的！

官吏人数前文已述。郊赐如上表，宋太宗时期国库收入两千两百万缗，郊赐竟然达到了四分之一。宋英宗时期，财政赤字，郊赐竟也占到了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凡此种种，不胜枚举。除了这两个方面，最重要的是蓄养军队，主要的国库收入都用在了这上面。宋代历代军队数量如下表⑤：

时期全国军队数量中央禁军

太祖朝开国初期12万（张方平：不足15万）——

开宝年间（968—976）37.8万19.3万

太宗至道年间（995—997）66.6万35.8万

真宗朝咸平年间（998—1003）60余万——

天禧年间（1017—1021）91.2万43.1万

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125.9万82.6万

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116.2万66.3万

宋代军队的数量极其庞大，我们可以进行了一个比例换算。

2011年4月28日，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有13.3亿人，国家正规军是230万，按照人口比例这个数一点儿不多，约为1.7‰。北宋仁宗朝人口大约是两千万户，约1亿人左右（辽、西夏、大理整个计算在内约1.4-1.5亿），军队最高时有125万，两者对比如下表：

时期人口总数（亿）军队总数（万）军队/人口总数

新中国13.32301.7‰

中国北宋≈112512.5‰

国库十分之六七要用在蓄养军队上面，结果养兵千日败在一时，宋夏战争全面检验了宋军的作战能力，基本是不堪一击。军队数量历年不断激增，给帝国财政及广大农民带来了沉重负担。

宋代财政状况恶化的同时，出现了非常矛盾的社会现状，一方面官方收入减少，一方面各种苛捐杂税不断增加，以此保证国家度用。宋代国土面积远远不及汉唐，但就国库收入而言却是令人瞠目结舌。然而，宋代的人民并不幸福，因为赋税赋税汉唐的十倍⑥。这就造成了北宋中期苛捐杂税激增的严重社会恶果。

碰到个天灾人祸，那就是——起义！

自宋仁宗上台到宋英宗时期，起义、兵变、天灾不断，如下表所示：

时间事件内容简介

天圣三年（1025年）西羌之乱宋廷官员欺压羌人，致使羌人部落联合对宋，后朝廷遣范雍为体量安抚使，平息。

天圣七年（1029年）汾州兵变南郊大礼赏赐全国士兵，汾州广勇军所得赏赐较少，广勇军哗变，后诱杀为首十六名士兵，士兵情绪稳定。

景祐二年（1035年）獠人之乱獠人（少数民族）与边境汉人覃敌争夺田产，互相仇杀，入侵广南东路、西路，宋廷武力镇压。

宝元元年（1038年）安化蛮叛乱安化蛮（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山市）发动叛乱，宋廷武力镇压。

康定元年（1040年）宋夏三川口之战宋军惨败。

白豹城之役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等将领率领宋军主动出击，洗劫西夏白豹城（今甘肃庆阳市华池县北），大获全胜。

庆历元年（1041年）宋夏好水川之战宋军惨败，阵亡将士万余人。

麟府保卫战宋军对西夏入侵的一次胜利反击。

庆历二年（1042年）宋夏定川寨之战宋军全军覆没，主将葛怀敏战死。

庆历三年（1043年）关中大旱今陕西地区久旱无雨，波及中原等地，十余州物价飞涨，250万人受灾。陕西安抚使韩琦开仓济民，抚恤百姓，将关中大旱的损失降到最低。

王伦起义京东路负责捉拿盗贼的虎翼卒王伦等人在沂州（今山东省临沂市）发动起义，被镇压。

商州农民起义张海、郭邈山等人领导商州（今陕西省商洛市商县）饥民聚众起义。陕西安抚使韩琦率兵镇压。

猺人之乱猺人生活在今湖南省宜宾市长宁县，不向宋廷纳税服役。宋廷诱杀猺人精神领袖，爆发冲突。宋廷镇压失败，招安。

庆历四年（1044年）保州兵变军事哗变，旋即镇压。

庆历七年（1047年）王则起义王则因饥荒由辽国逃到宋境，替人放羊为生，参军升职。起义后与宋廷官军作战，久攻不下，后文彦博率兵剿灭。

庆历八年（1048年）马达谋反王则占领贝州城后，齐州禁兵马达、张青和当地土著居民张握等得到王则的命令，准备起兵反宋攻占齐州，响应王则。张握女婿杨俊告密，河北安抚使富弼紧急处理。

皇祐四年（1052年）侬智高反宋侬智高请求归顺宋，宋廷拒绝。侬智高与交趾（今越南）世代为仇，因实力弱小遂阳奉阴违，招纳亡命之徒，为宋廷制造了著作麻烦，后由狄青平定。

嘉祐元年（1056年）京城内涝开封大雨不歇，洪水淹没都城，毁坏房屋数以万计。

嘉祐五年（1060年）交趾侵宋宋廷收留交趾（今越南）逃亡人口，双方爆发军事冲突，互有胜负。

嘉祐七年（1062年）岑水坑户暴动岑水（今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铜矿丰富，当地老百姓大量冶炼铜矿，官府强买，总计拖欠坑户钱数以万计。遂发生暴动，广东转运使蔡抗下令给钱，平息。

治平二年（1065年）宋夏新一轮战争夏主谅祚入侵秦凤、泾原二路，杀死、掠夺宋朝人口、牲畜数以万计。继而进攻攻宋大顺城，遭到宋军伏击，谅祚中箭。撤军路上毁坏宋三个村落。驻守在柔远寨的张玉得到信息后，率领三千精兵再次伏击谅祚，夏军惨败。

宋代的农民起义主要有宋初四川王小波起义和北宋末年福建方腊起义，相比秦之大泽乡、汉之黄巾军、唐代黄巢之乱、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清代太平天国运动等，无论从规模及影响，均相去甚远。宋江领导的水泊梁山更不用提了。一共三十六人头领率领百十来人，最后被张叔夜招募的一千名勇士灭掉⑦。不要命的揭竿而起，更多的农民则是选择了逆来顺受，于是表面繁荣的宋帝国乎出现了“税重民穷”的现象，免不了有了“积贫积弱”的定论。

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摆在了宋神宗面前，你让一个二十岁的新领导怎么办？

好在宋神宗极为有魄力，不是个守成之君，他想有所作为。欲要扭转这一局面，唯有来一次全面的、彻底的、翻天覆地的、波澜壮阔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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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

②美·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③宋·王应麟，《玉海·宋朝岁赋》：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

④《宋史·食货志·会计》：至道末，天下总入缗钱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三岁一亲祀郊丘，计缗钱常五百余万，大半以金银、绫绮、絁绸平其直给之。天禧末，上供惟钱帛增多，余以移用颇减旧数，而天下总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而赢数不预焉。景德郊祀七百余万，东封八百余万，祀汾、上宝册又增二十万。丁谓为三司使，著《景德会计录》以献，林特领使，亦继为之。凡举大礼，有司皆籍当时所费以闻，必优诏奖之。皇祐元年，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无余。治平二年，内外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出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是岁，诸路积一亿六千二十九万二千九十三，而京师不预焉。

⑤《宋史·兵志》：开宝之籍总三十七万八千，而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至道之籍总六十六万六千，而禁军马步三十五万八千；天禧之籍总九十一万二千，而禁军马步四十三万二千；庆历之籍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视前所募后浸多，自是稍加裁制，以为定额。

⑥钱穆，《国史大纲·两宋之部》

⑦《大宋宣和遗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