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熙宁变法的前生今世
一、中书省人员架构，宋神宗的小九九
变法的步伐渐渐启动，像一台大型机械需要慢热点火，可是朝野内外已然星火燎原。
唐介闻风而动，阻止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唐介号称真御史，当年弹劾张尧佐、文彦博那位爷，火药桶脾气一上来，任何人不在话下。劝说宋神宗未果，有事没事经常找王安石茬子，这还没有具体开始进行改革变法，保守反对派便已经跳出来充当拦路虎。可想而知老王在中央的日子一点儿也不好过。王安石文风犀利，看事一针见血，好几次驳得唐介接不上来，气得唐介背疽发作，大病一场，没过多久一命呜呼，享年六十岁。
另一位老宰相富弼见状，中央混不下去了，很明显日后是后生晚辈王安石的天下，以老眼昏花为由，主动提出辞职。去意十分坚决，前前后后上了数十章奏疏。
宋神宗只好同意，富弼加检校太师，以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头衔判亳州。
宋神宗问道：“卿既去，谁能够接你这个班？”
富弼答道：“文彦博。”
文彦博的确有资格，在仁宗朝人家宰相干得不错，很有政声，当宰相不是问题。问题是文彦博六十多岁了，年纪略大。执政阶层掌握在一群老人手里，帝国的发展将会出现保守倾向，至于锐意改革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显然文彦博不是宋神宗心目中的宰相人选。“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说得到位。宰相必然要经过基层的历练，诚然猛将必然要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宋神宗沉默良久，又问道：“王安石，怎么样？”
这回轮到富弼沉默，沉默是他的回答，政治家沉默必有玄机。
很快，宋神宗想明白了，所以富弼出判豪州不久又调回中央工作，因为富弼不能离开中书省。
经过多次人员轮换，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
按照老王的习惯升官辞免，的确上一篇《辞免参知政事表》，象征性的谦让下，说自己如何才能不济，对组织没啥贡献，应该择伟才为宰相。属于官场规则，需要而已。参知政事是副宰相，这个就有意思了，为什么不直接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来老王入京不久，在中央工作时间不长，直接扶正对混迹中央的官员无法交代。再者，中国的政治经验告诉我们副不副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权掌握在谁手里，譬如邓公他老人家，一直都是副职。
帝国中书为富弼、曾公亮、赵抃、王安石，时有“生、老、病、死、苦”的坊间传说。
“生”指的是信任宰相王安石；曾公亮年岁大了，屡请退休，故称“老”；富弼以“病”推辞不干活；唐介与王安石争论背疽发作去世，他是“死”；赵抃不及王安石强势，遇到什么事儿争不过老王，无论学问还是执政能力逊色一筹，所以他命“苦”。
如此安排，宋神宗有他的小九九。
宋神宗虽然只有二十出头，少年老成，政治手腕不算太成熟，但是他的反应速度非常迅速，富弼从新调回中央即可证明。宋神宗最喜欢读的书是《韩非子》，法家思想集大成者的著作。当年秦始皇读到韩非的文章大为赞叹，引兵攻打韩国，一座城不要，只要韩非。
韩非的文章文笔犀利，推证事理，往往能够切中要害，引人深思。与儒家说的那一套道德原则完全相反。韩非除了一些治国文章外，十分强调君主专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①”，天下大权要掌握在君主一个人手里，决不能大权旁落，那样会有诸多历史教训，可供参考。韩非曾说：“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②”，这句话告诉君主的是如何驾驭群臣，保持自己的权势。
宋神宗喜欢读《韩非子》，他不知读多少遍，不知还要读多少遍，他一定悟出很多道理。他只是利用老王的才能去完成洗尽帝国之铅华重振大宋之雄风的终极政治目标。所以在他眼里，王安石只是帮助他实现富国强兵的工具。反之亦然，王安石也希望借助宋神宗的支持，以期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各取所需罢了。政客之间的合作通常因为利益进行联合，宋神宗与王安石两人的政治抱负相同，自然促成了他们的合作。同理政客之间也通常因为利益而产生斗争。
宋神宗虽然支持改革，但并非一条道走到黑，他并不希望在改革的过程中“王安石新党”发展壮大，他无法预估“王安石新党”究竟会有多么强大。万一王安石以改革为借口拉帮结派，变成本朝王莽，如之奈何？虽然可能性不大，但作为一名领导人，他必须考虑这个现实问题。所以，需要第三方力量来制衡王安石。
韩琦、欧阳修、吴奎等等，他们都可以走。
韩琦独大，三朝元老，根基非常深，他留在中央将会是改革初期的最大障碍。欧阳修等人谏官出身，一介文人，留不留的无足轻重，属于有你没你明天太阳照常升起那种人。至于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则不能动，他们是能够制衡“王安石新党”的主力。
富弼对外交战略、处理突发事件等在行，万一变法过程中引发社会动**，得有个人能出来顶住。文彦博对大局布控拿手，对时局的发展能有人给宋神宗把把关。司马光学识深湛，唯一能与王安石在学术思想方面棋逢对手。富弼、文彦博、曾公亮，中央三个老家伙中只有曾公亮支持王安石，其他两人是保守派的老大哥，公开反对。王安石这面的改革派，很明显不占优势，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力量站在老王身后，他是宋神宗赵顼。
在保守派富弼不管事，文彦博不怎么吱声，最有战斗力的唐介死去的万难情况下，新秀司马光脱颖而出，上蹿下跳，逮住个机会往里骂人，完全忽略了事情本身的对与错是与非。王安石尚未任副宰相时，他们来了一次针锋相对，那就是中国司法史上著名的——阿云案。
二、先统一思想，而后方有鼎新革故
王安石越次入对，上呈《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宋神宗被他的政治抱负大为赞叹，被他的文章深深折服。
想来想去老王的确比其他士大夫看得准确，所言帝国积弊要害很棘手，但有何良策，有什么具体办法吗？
王安石两个字回答他——讲学！
王安石刚刚被提拔到参知政事位置上，给宋神宗讲了讲天下大事。
老王犀利的见解侃得宋神宗晕头转向，默然颔首，表示及其赞誉。
宋神宗说：“卿学问如此深厚，以后我还有很多事要麻烦你。”
王安石说：“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③。然而天下风俗一度颓坏，中央君子少、小人多，贤者寡，庸人众。若陛下诚心用我，窃以为不必急于一时，需先讲学。讲学既明，则施政方法不言自明。”
“我听说你的大名不是一天两天。人皆不知卿，以为你知经术，不知经世。”
王安石对曰：“经术的作用就是用来经世，如果不能够致用，我们学习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宋神宗深以为然。
为什么要给皇帝讲学呢？
老王有两方面考量。
首先，这次改革的动作与以往大相径庭，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别的。不再是以往那种拆东墙修西墙的改革小动作，它是一次彻底的、全面的、涵盖各个方面的改革。诸如调查、取证、实施、检验、统计等等，所涉及方面十分广阔。再如出台一项新政策，政策利害分析、具体实施方法、行政人员配置、实施情况跟踪、社会效果评估、突发状况处理预案等等，皆有相关的考虑与准备，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玩意。这就需要进行讲学，把改革的计划性、目的性、阶段性等向最高领导逐条汇报，一天讲不完讲两天，两天讲不完讲一年。改革绝非单一动作，而是一套组合拳，至于能否有杀伤力，只有通过实践去检验。
其次，是为了统一思想。
不知第几次提及“思想”一词，因为思想对政治走向影响巨大。就好比一个发展多年的公司，在转型过程淘汰一批人，招募一批人，作为新任首席执行官必然要经常给下面的职业经理人宣讲他的经营管理方式。以其统一内部思想，降低日后的工作中出现龃龉摩擦。当然，前提是要先给老板沟通了然，如果上下相疑，那这个CEO没法干。
神宗朝是北宋中期，此时社会思想中儒学刚刚复兴，很多人身上同时存在儒、释、道三种主流思想。佛老极端了会变得混日子不作为。儒学虽为知识分子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政治目标，但具体如何达到这些阶段性目标呢？唯有修身养性，以道德的力量去捆绑知识分子。
道德毕竟不是法律，不具备法律效力。
儒家思想使用过程中，有些人的确不敢越雷池一步，更多人学明白儒学的人，为了利益则毫无道德底线。指望全国人民都像儒家理想世界中的君子那样彬彬有礼，谦虚和谐，那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君子之所以被我们的文化推崇备至，盖因我们的群体里小人太多，致使中国人思想复杂，很难统一。一个三五头人的工作室还整天明争暗斗的，何况北宋中期全国已逾一亿人，更何况我们今天有十三亿人，就统一思想而言，可想而知在中国进行改革阻力有多么巨大。
改革能够获得成果有多么艰辛，是以不了解熙宁变法，就不知道改革开放三十年有多么伟大！
宋神宗问道关键处：“当今天下进行改革，何以危先？”
老王斩钉截铁地说：“变风俗，立法度，此为第一急迫。”
王安石极为重视法制，他本人研究儒家思想创立了新学一脉。因为研究所以深入，因为深入所以看清楚。儒家思想的道德管制终究没有法律的正能量，为今迫在眉睫的是要改变士大夫陈陈相因的风气，建立健全各种法律制度。
王安石曾任提点江东刑狱，在司法口工作过。熙宁元年时，王安石与司马光因为阿云案，曾有一次碰撞。他们两人是双方的代表，代表了两种法律思维。
阿云案简言之：登州妇女阿云母亲去世，守丧期间春心哄动嫁给了当地农民韦阿大。宋代结婚通常看不到对方长什么模样，入洞房时才能看到对方。嫁过去后，阿云傻眼了，丈夫韦阿大生得骨骼惊奇，三寸丁谷树皮，现实版武大郎。阿云于是动了杀机，趁着丈夫熟睡之际持刀行凶。韦阿大如他的名字命大，挨了十余刀，一截手指被切断，没死。估计案发当夜，阿云太紧张或者意志不够坚定，总之木已成舟。最后，阿云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这桩刑事案件上报到中央，大理寺、审刑院根据敕令守丧期间结婚属于非法婚姻，免除阿云死刑。登州知州许遵则认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应按照行凶法律条文处理，不应该按照国家皇帝敕令处理。皇帝发布的敕令通常是道德方面的事儿，诸如某某死了下半旗致哀，全国斋戒一天等等，虽然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是临时性质的。
宋神宗也感到了问题棘手，下令由时任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和人知制诰的司马光对案情进行分析，拿出个处理意见。
老王支持许遵，法律就是法律，具有普遍法律效力，于临时敕令当有区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自古以来天经地义。既有杀人动机，并对受害者造成了人身伤害，属于杀人未遂，因有自首情节亦不能够开脱，理当重刑，保持法律的威严。
司马光支持审刑院、大理寺、刑部的判决，敕令是皇帝发布的，那就是圣旨，人人必须遵守，比法律还法律。非法婚姻在前，得先考虑非法婚姻的问题，应遵从大理寺判决，免除阿云死刑，以彰我大宋仁德之治。
关于这桩案件的量刑有很多争议，此不列举。
宋神宗听取两人意见后，同意了王安石的看法。
法律，就是法律！
变风俗，立法度，迫在眉睫。
“御政之首，鼎新革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用具体的言行向世人展现了坚持改革、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三、新旧两派的激烈碰撞
神宗即将实行改革的消息一出，朝野上下顿时开了锅。各种头衔的御史纷纷上疏表示此事该从长计议，反对最为激烈的人是江湖人称铁御史的唐介。这位老同志的名声在当时来说远远超过了包拯，属于爆破筒脾气看不惯的就要说两句。当年宰相文彦博就是被他的一纸奏章谈何下野的。到了神宗朝他已然日暮西山了，在生病的情况下叫家人抬着到办公大厅向皇帝进言，最后一命呜呼！
就在朝廷里反对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有一位狠人上了平戎三策，与宋神宗、王安石的改革目的不谋而合，他就是“韶华虽好春光老”的王韶。
君、相、将一拍即合，改革开始。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大胆启用新人吕惠卿、曾布等组建改革领导班子。派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等八人下地方各路视察农田、水利、赋役等情况。消息汇总之后，改革方案出台。
这是一次深彻的改革，涵盖帝国的各个方面。
商业方面，设置“市易务”（市易司），颁布市易法。由朝廷出资一百万贯，在平价的时候收购滞销的货物，等到了市场缺货的时候再放出去，达到平衡物价之作用。
农业方面，推出青苗法，即农业信贷。农民可按照自愿的方式向朝廷申请贷款，用于耕种，到了秋收的时候缴纳部分利息。兴修水利，由地方政府负责，如不能靠民力兴修的或者资金不足的可向朝廷申请贷款。
军事方面，推出裁兵法、保马法将兵法等，旨在整顿中央禁军，确立退役年龄，淘汰那些在军队混饭吃的兵油子，建立一支强悍的人民武装部队。
赋税方面，实行方田均税、均输法、免役法等等，这些改革措施旨在减轻人民负担，减轻徭役对人民的压力。
教育方面，实行三舍法、贡举法，旨在培养帝国未来储备干部梯队，太学按照学习成绩划分为三等，统一由国家出资培养。
熙宁变法是一次非常全面的改革，各种细节，后文详述。它的终极目标是富国强兵，剪除西夏，灭掉契丹，恢复汉唐旧境。
当时的宋代只有中国本部的领土，幽云十六州以北的广阔土地被契丹占领，西北边陲有西夏，西有吐蕃，南有大理、安南，强邻环伺之境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一目标，看似遥不可及，如果连想都不敢去想，到头来终将碌碌无为。
这场针对帝国沉珂的改革良方，在政客的眼里渐渐的变成了一场利益集团的角逐。更多的下级官员看到了这是一次加官晋爵的机会纷纷拥护新法，投奔相公。
老王走马换将，把反对的官员一贬再贬，典型代表是苏轼。
老王求胜心切，没没怎么考察人品，不论什么德行的人照收不误。
于是，新旧两党的斗争爆发了。
双方阵容如下：
改革变法派主要有：宋神宗、王安石、曾布、吕惠卿、李定、邓绍、舒曼、王雾（王安石之子）、谢景温、蔡卞（王安石女婿、蔡京之弟）、章惇、吕嘉问等。
反对保守派主要有：韩琦、富弼、司马光、吕晦、张方平、范镇、欧阳修、苏轼、苏辙、孙觉、李察、刘恕、吕公着、王安礼（王安石弟）、刘挚、郑侠等。
那些曾经的同事、好友、亲人，在政治形态面前变得苍白无力。率先发进攻的是吕晦，他给老王定了“十宗罪”。
吕诲，就是英宗朝濮议之争中大肆攻击欧阳修、韩琦的那位。凡是重大事件总少不了跳梁小丑的出现，在他过后，反对派的老大司马光出场了。
这两位多年的好友开始了真正的交锋。
在群牧司的时候他们两人同事，关系一直非常好，就连租房子都住邻居，对彼此才学相当敬佩。然而好景不长，因为政见上起了冲突，多年的交情飞灰湮灭。
改革伊始司马光曾写书信劝老王别整了，老王非常冷静地回复了他，即是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从那时开始两人感情破裂了，终于从私下里的较劲到了宋神宗面前对付公堂。
王安石认为造成国库空虚的主要原因是帝国没有善于理财之人，所以改变理财思路才是当前要务。
司马光说：“你所谓善理财者，不过巧立名目，加重老百姓头上的苛捐杂税，实乃与民争利。”
王安石说：“因天下之力胜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供天下之费。只要善于理财国库必能充盈。”
司马光再次反驳道：“天地所生钱财是有限的，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这岂非比增加捐税还要坏。你此举，于当年桑弘羊之流欺骗汉武帝有什么区别？”
桑弘羊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经济学家，主要任务负责给皇帝挣钱，供皇帝与匈奴开战之费用，“扬我汉威虽远必诛“的后勤保障。
王安石掷地有声地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争论不过，一气之下去了洛阳专心修史。留下那一干人等，让他们去折腾。
王安石坐镇中央，在朝廷如火如荼的时候，西北边境的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也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先看年少的宋神宗。
四、犹豫、不果断，却一个人坚持着
在历史的镜头下，我们看到这位虽年纪轻轻但却少年老成的大宋第六代皇帝自登位那天起就显得很是忧心忡忡，心力交瘁。也难怪，大宋这家百年老店此时已经荆棘丛生，甫一即位，便有那么多棘手的矛盾等着他去解决，有那么多的迷津等着他去指点。历史过早地甚或可以说是不负责任地把那么多的重担压到了这位还才刚刚过了20岁年轻的皇帝身上。
权位这东西对于有些人来说，往往是一种奢侈的享受，纵欲的温床，而对于那些极具忧患意识和政治责任感的极少数人来说，则常常是一种道义的自律，精神的负担，甚或可以说是灵魂的煎熬与折磨。很显然，神宗赵顼便是那种极具忧患意识和政治责任感的极少数人。
作为一位继统帝王，按说在承平年间，只要他乐于守成，安分守己，得过且过，平时只管尽情地去享受人主通常所享有的那些声色娱乐，富贵荣华，他的太平天子一定会当得快快活活，有滋有味。可是，由于性格使然，血管里总是流淌着不安分的血液，不甘平庸的他在嗣位新君后却一心要励精图治，揽辔澄清，变法图强，到头来却又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使他的皇帝当得一点儿也不轻松，一点儿也不快活，而他的人生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增添了许多的痛苦与悲哀。
如果说王安石是“另类宰相”，那么很显然神宗赵顼则是“另类皇帝”，就因为选择了改革，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充满荆棘的不归路。其实，君臣两人的命运都很不幸，甚至比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神宗皇帝更是一个悲剧。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尽管由于共同的志向，在熙宁变法中神宗皇帝与王安石站到了一条船上，在改革的茫茫大海上不仅一起苦苦搜寻正确的航向，而且还一起战狂风恶浪。但就双方所扮演的角色身份来说，王安石扮演的顶多不过是一个大副，究其实不过只是一个高级雇员而已，他所承担的只不过是有限的责任，万不得已时，王安石可以发牢骚，可以撂挑子，可以甩手走人，卷铺盖上岸。可是，身为船长的神宗赵顼却没有这么自由，既然船是他的，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不能撒手不管，更不能弃船而去。无论是反对派的指责，改革派的抱怨，乃至改革的困惑与风险……所有的一切，他都必须而且也只有一个人独自承担。
人的悲剧有时往往多半还是性格的悲剧。
仔细分析起，在神宗的悲剧元素中，有些固然是由于时代原因造成的，但更多的应该说是其自身性格因素酿成的。
从资料中可见，神宗赵顼应是一个老实人。
优点是不老实，缺点是太老实，这么个主儿。
关键时刻，意志动摇，相互掣肘，总之是放不开。
也许是受遗传基因的影响，与两宋的大多数赵氏皇帝一样，他的性情显得比较憨厚，性格显得比较温和，甚至还颇有些柔弱。显然，倘若只是一般人，赵顼的性格与为人不仅无可厚非，而且非常值得称道。然而，作为一个需要对许多大事杀伐决断的帝国元首，年轻的神宗皇帝则显然还欠点儿火候。身为皇帝，他似乎根本不懂得帝王之术，缺少政治人物通常所应具有的权谋与手腕，在一些关键时刻，既不能表现得“像狮子一样凶猛”，又不能表现得“像狐狸一样狡猾”，这使他自“熙宁变法”一开始就显得有些左支右绌，力不从心。
“熙宁变法”从一开始就是在王安石与司马光即改革派与反对派的争吵声中拉开序幕的。
在这场著名的争论中，两位同样学识渊博的少壮派大臣引经据典，唇枪舌剑。王安石认为，改善财政的当务之急是选拔善于理财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应该懂得如何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要善于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把天下财富这块蛋糕做大，在改善百姓生活的同时扭转国家财政的困境。而司马光却指斥王安石所筹划的变法，乃是用哄骗的方法剥削老百姓，不过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时所采用过的早已老套过时了的伎俩罢了。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王安石的观点无疑是对的，非常符合经济学的观点，即在经济建设中，在一定的限度内，国家与人民之间是可以实现利益“双赢”的，双方之间的利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是相辅相成互惠互利的同一关系。司马光的观点却正好相反。想当年，商鞅与反对改革的甘龙、杜挚当着秦孝公的面公开亮剑展开辩论时，只有23岁的秦孝公旗帜鲜明地站到商鞅一方，主张改革。
可是，在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位高手过招时，时年21岁的宋神宗的态度却没有这么鲜明，尽管他在内心中偏向王安石，但在公开裁判时却尽量息事宁人，两边都不得罪。既说王安石说的是对的，又说司马光讲的也不错，态度显得很是有些暧昧。作为熙宁变法的总策划、总指挥，神宗赵顼改革的意志、决心和诚意显然毋庸置疑。可是，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犹疑不定，以及在处理改革派与反对派之间的关系时所采取的尽量和稀泥的办法很不足取。
有这样一些例子颇能说明问题。
青苗法颁行后，当时知青州的欧阳修连续向朝廷上了两道劄子，指斥青苗法，要求朝廷收回这个政策，并且拒绝在他管辖的地区实行青苗法。而几乎是在同时，时任河北安抚使的韩琦也上疏强烈反对青苗法。就因为欧阳修与韩琦是三朝元老，神宗父子又是在韩琦一手操纵下登基的，别人的话可以不听，但韩琦的话神宗却非常在乎。所以，在接到韩琦的奏疏后的第二天，他便单独召见王安石，第一句话就说：“朕始谓青苗法可以利民，怎料到会糟到这个地步？”
王安石没想到变法才刚刚开始，而且几乎所有的变法内容都是事先向神宗汇报并经他反复斟酌过的，可一遇到阻力，他就立场动摇，犹疑不定，心里顿时窝火，于是便没好气地说：“臣论此事已十数万言，陛下尚不能无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
又据宋人江少虞所著《宋朝事实类苑》记载：“熙宁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争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闻民间亦颇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犹有怨咨者，岂足顾也！’上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由于在变法问题上，王安石主张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神宗皇帝却心慈手软，不敢较真。
所以，新法推行老是不到位欠火候，到最后总是一锅夹生饭。
再有一个例子就是自从新法颁行之后，各地就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大风、陕西华山崩裂，一时间人心惶惶。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乘机造谣惑众，抨击变法，说这些是苍天示警。最主要的是熙宁六年（1073年），华北、淮南一代连续十月干旱，灾情十分严重。
神宗为此忧心忡忡，竟也开始相信这是上天的某种警告，并对自己继位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新法进行反思。正在此时，一个叫郑侠的小官员到开封街头画了幅《流民图》秘密呈送神宗，图中所描绘的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惨象，这使神宗大受震动。在这种情况下，神宗偏听偏信，以为一切都是变法的错，于是在第二天，没有征询王安石的意见就下令暂罢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18项法令。
老王知道后，非常气愤，但又无可奈何，他向神宗慨叹道：“天下事像煮汤，下面加一把火，接着又泼一瓢水，请问啥时候能烧开啊？”
老王同志的话可谓击中了宋神宗的软肋。虽然一心想变法图强，却又优柔寡断，在原则性问题上始终与反对派妥协，这是酿成熙宁变法悲剧也是造成他本人悲剧命运的致命伤。
当然，作为大宋帝国的董事长，在变法问题上干预过多，不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也是酿成熙宁变法悲剧及宋神宗本人悲剧命运的又一致命伤。
比较起来，在商鞅变法时，秦孝公嬴渠梁（公元前381—公元前338）却根本不像宋神宗这样。自从选定商鞅担纲改革，秦孝公便完全隐到幕后，全然由商鞅做主，即使是在处理自己的儿子、11岁的太子驷窝藏罪徒一事上，他也不出来干预，而是任由商鞅全权处置。这也正是商鞅变法尽管阻力很大但却得以坚决执行的最重要原因。
反观王安石变法，受到很大掣肘，不仅反对派处处从中作梗，连神宗本人也时不时地出来干预一下，妥协一下。这么一搞，宋神宗结果是两头不是人。不仅反对派对神宗极为不满，就连老王等一些改革派也对他颇有怨言，这就难怪老王在极度失望后会撂挑子走人，弃他而去！到了最后由神宗推行的改革竟然成了他一人的独角戏。好在，任凭东西南北风，如何的走马换将，宋神宗始宗坚持着，即便老王撂挑子跑了，他还是一个人再支撑，直到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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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韩非子·物权》
②《韩非子·人主》
③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熙宁二年二月庚子，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先是，安石见上论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能为朕推行。朕须以政事烦卿，料卿学问如此，亦欲施设，必不固辞也。”安石对曰：“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少善人，君子庸人则安常习故，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唱之于前，而无所知者和之于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遽，谓宜先讲学，使于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之，庶几能粗有所成。”上曰：“朕知卿久，非适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有以助朕，勿惜言。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易》以《泰》者通而治也，《否》者闭而乱也。闭而乱者，以小人道长；通而治者，以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礼义廉耻之俗成，而中人以下变为君子者多矣。礼义廉耻之俗坏，则中人以下变为小人者亦多矣。”上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