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二十岁的宋神宗，四十岁的不惑心
一、濮议之争，传统规矩与人伦道德的冲突
王安石居丧江宁，三年讲学生涯。在此期间，老王的思想风靡一时，以他为核心周围聚集了一大批青年干事，这批人才是日后熙宁变法的中坚力量，主要有王雱、陆佃、龚原、蔡卞等等，这些人比较有来头。王雱，字元泽，他是老王的大儿子，年及弱冠，已然显露出了惊人的才华。老王那点儿优秀基因完全体现在他身上，小小年纪已著书万言，思想特立独行，大有乃父之风。
陆佃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两汉经学在北宋早已没落不堪，能够成为著名经学家可见学问很深。他的名声不是很响亮，但陆佃有个很厉害的孙子，名叫陆游。龚原也擅长经学，他是王安石的妹夫。蔡卞，字元度，大有来头一人物，是老王的二女婿，他大哥比较有名，就是徽宗朝六贼之一的蔡京。
王安石暂且在江宁居丧讲学，朝廷中再一次爆发了政治风暴——濮议之争。
老王不在朝，这场斗争他没有参与，即便是他在京以他的性格估计也不会去参与，因为在我们看来那的确是件无关痛痒的事儿，但在宋人眼里道德名分远比生命更重要。道德管制的社会里，名分自然是第一位的，它是社会各个阶层最高的精神指引，没有什么比道德名分更令中国人注重的。宋代濮议之争、明代大礼仪之争，都说明了道德名分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在韩琦等宰执的努力下，曹太后还政于宋英宗。
宋英宗赵曙亲政半个月的工夫，给宰执韩琦等人抛出了一个难题：应该如何称呼他的亲生父亲濮安懿王赵允让？给亲生父亲该上什么样的尊号。看似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它是皇家问题关乎到了人们最为重视的道德名分，所以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宋英宗赵曙与宋仁宗赵祯两人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谱系关系如图所示。
宋英宗赵曙从小寄养在宫中，最后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帝国接班人。他与宋仁宗之间的关系更像是民间说的过继。然而他的身份不符合周代宗法制确定的嫡长子继承制，想要合法合理只能认宋仁宗为生父。这样一来，矛盾出现了，他的亲生父亲怎么办？如果不认宋仁宗为生父则有违人伦秩序，如果不认宋仁宗我生父则皇位继承不合法，纠结点极为明显。明代嘉靖皇帝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弟弟，也是因为这个问题与群臣产生了名分礼仪之争，时间远比宋代濮议之争更为长久，规模更大，牵涉更广，前后长达三年。
宋英宗抛出了这么个棘手的问题，让群臣讨论，没想到掀起了一股长达十八个月的政争。
这事该由太常礼院负责，因为问题比较复杂，本着谨言慎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没人吱声。第一个上奏的人竟然是皇家博物馆管理员，天章阁待制司马光：“谨按《仪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不敢复顾私亲。圣人制礼，尊无二上，若恭爱之心分施于彼，则不得专壹于此故也。是以秦、汉以来，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统者，或推尊父母以为帝、后，皆见非当时，贻讥后世。①……”
司马光代表一部分兄弟对宋英宗赵曙如何称呼他生父的问题上，首先表了态度。历史上是有理可循的，帝王由非嫡系旁支入承大统的，把自己的生父母尊为帝号，最后贻笑大方，闹得丢人现眼。所以，司马光等人一致认为要认宋仁宗为生父，确定皇位的合法性。那么该如何称呼生父呢？翰林学士王珪拟定了“皇伯”，让宋英宗管他生父叫大伯。
一石激起千层浪，司马光、王珪等人的建议得到朝野上下多数官员的赞同和呼应，吕大防、范纯仁、贾黯、范镇等，大家纷纷表态应该叫“皇伯”。其中，折腾最欢的当属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前后十一次上书。这些人每一位都大有来头，绝非泛泛之辈，他们是帝国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代表了一部分既得利益阶层。如吕大防，永兴军路京兆府蓝田（今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人，其后哲宗朝的宰相，与兄弟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被称之为蓝田四贤，为张载关学的中坚力量，只是张载死后他们投奔了二程的洛学。再如范纯仁，亦是哲宗朝宰相，儒学复兴先导范仲淹的次子。老范家哥儿四个范纯佑，范纯礼，范纯粹，均在中央要职工作。
支持司马光、王珪等人意见最为激烈的吕诲也有着显赫的背景，他是太宗朝名相吕端之孙。
吕端给人的感觉稀里糊涂的，别人坑他害他，他也不计较。宋太宗提议他任相，当时有很多人反对，宋太宗说：“端小事胡涂，大事不胡涂”，故史上有“吕端大事不胡涂”之美誉。官场诡谲，难得胡涂，其实吕端有“大智”，只是以“若愚”示人罢了。至道元年（995年），吕端继吕蒙正后为相，没干几年提出了辞职，因为他发现了个更狠的宰相，就是时任参知政事的寇准。寇准年龄上小吕端二十六岁，通过国家正规科举考试考上来的，苗正根红。吕端是通过恩荫上来的，总感觉矮人一截，遂让位于寇准，力辞相位。宋太宗去世时内侍王继恩密谋废掉太子，另立君王。吕端发觉王继恩的阴谋迅速处理，奉太子赵恒即位，是为宋真宗，王继恩等遂被贬逐。宋真宗继位后，每见吕端肃然起敬，不直呼其名，叫吕端为“小子”。
此外，吕端声名远播，曾两次出使外国，名声达于国际，虏主特别敬重。因此，虏使出使大宋总要替他们主上问一句：“吕公当丞相了吗？”正所谓富不过三代，到了吕诲这辈儿吕端这一支脉没落了。吕诲除了会上上蹿下跳之外，就剩下混吃等死起哄了。其实，濮议之争只是个小花絮，其后的熙宁变法才是吕诲真正上台表演的时刻。
有人支持必然有人反对，韩琦、欧阳修、蒋之奇等坚决反对宋英宗称呼生父为“皇伯”，不能因为当皇帝而连亲爹都不认了。皇帝是天下道德观察的焦点，如果称呼生父为“皇伯”，试问有什么资格为天下道德之典范？可以不给生父上尊号，最低起码也得叫“皇考”吧！欧阳修一语中的，直截了当地戳到了问题的软肋。这即是传统规矩与人伦道德之间的冲突，像这样的冲突历史上有很多例子，官方有民间亦有。
道德管制的社会里，名分之争时有发生，看似虚无的、飘渺的、甚至毫无意义的，然而它却是我们只得捍卫的东西。道德价值已然渗入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某些时刻它高于法律、高于生命、高于一切。在科技发达的时下社会里，经济迅速地发展颠覆了中国人的道德观，是以道德愈发显得弥足珍贵，盖因今天我们的道德已然沦丧殆尽。
二、宋代文官的五大为官通病
双方各执一词，事情愈闹愈大，最后这个烫手的山芋扔到了曹太后那里。曹太后比较靠谱，什么宗法制度总归要以人为本，如果当了皇帝连亲爹都不认，那么皇帝的人品值得怀疑。曹太后下达一道圣旨：“准皇太后手书，濮安懿王、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并称后②。”由欧阳修草拟诏书。曹太后这位强有力支持者的裁夺，使得濮议之争总算尘埃落定。
以吕诲为首的一小戳积极分子仍然不安分，继续上疏。宋英宗对这一尴尬局面表示无奈，他也很头痛。大臣们不管怎么说目的只有一个，那都是尽忠为了新君好。这点人情往份宋英宗赵曙还是懂得的，所以在处理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上面下手较轻，基本上是调到地方暂避风头，等风波过后自然会调回中央。即便是处理了他们三人还是有官员为他们鸣不平，争那个至关重要的名分问题。
这回，宋英宗却令大家失望了，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赵曙驾崩。
老天在宋英宗身上开了个玩笑，从小寄养在宫中等待多年终于继承大统，结果仅仅干了四年挂了，成了宋仁宗和宋神宗北宋两位优秀君主之间的短暂过渡。执政期间最著名的是濮议之争，此外没什么可叙大事，任用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维持仁宗以来北宋社会积弊的状态，倒是有种改革的魄力，无奈早早地离去，这个宏伟的愿望留给了他的儿子赵顼，即宋神宗，一位很有种的年轻领导。
濮议之争的余波仍在继续，有人哭有人笑，多数官员一致赞同的吕诲等人败下阵来，欧阳修在此事件中力争，表现出了超强的战斗力，打了一次以少胜多的翻身仗。没过多久，欧阳修升任参知政事成为宰执，晋身中央最高权力决策层。另一位宰相韩琦，两朝元老，根正苗红，谁也动不了。在濮议中获得利益的欧阳修大家还是可以动一动的，那个突破口即是殿中侍御史蒋之奇。
濮议中蒋之奇站在了韩琦、欧阳修阵容，因为道德价值观他们团结在了一起，然而很快副作用出现了。韩琦在朝中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欧阳修是老愤青满朝仇人一大堆，没想到因祸得福升任参知政事。蒋之奇反观自己，似乎脑子短路跟着瞎掺和，这不单单是争个名分的问题，而是一场政治运动。蒋之奇害怕了，害怕支持吕诲的官员背后鼓捣他，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无论是明的暗的官位相对低微的蒋之奇承受不起，所以他选择了反戈一击，向所有人表明他与欧阳修划清界限。
蒋之奇狠狠地参了欧阳修一本，道德管制的社会里弹劾官员最有力的武器当然是道德污点。蒋之奇向宋神宗状告欧阳修生活作风大有问题，竟然与儿媳妇通奸。帝国副宰相有道德污点，绝非小事一桩，关乎到了帝国的颜面及利益链。
欧阳修长子欧阳发娶的是三司盐铁司副使吴充的女儿，弹劾欧阳修势必牵连到吴充，官场中极为常见的进攻手段一石二鸟一箭双雕。如果欧阳修被干掉，亲家吴充下场也好不哪儿去。欧阳修、吴充三次上疏强烈要求宋神宗追查到底，还他们一身清白。
宋神宗即位时年及弱冠，政治经验已然颇为老练，对此事抱着怀疑态度。下令严查，一查不要紧，严肃地弹劾事件源起于一场闹剧。蒋之奇这面有御史中丞彭思永作证，欧阳修一面激励反对，并且强烈抗议。双方各执一词，这就需要领导出来裁夺。宋神宗征求了朝中大臣们的意见，天章阁待制孙思恭为欧阳修极力辩护，说老欧与儿媳妇有染纯属无稽之谈。老欧一把年纪的人了，人老了特别注重名节，尤其像欧阳修这种有建树有影响力的人物，不可能犯那么低级的错误。
宋神宗综合了众人意见，当面质问蒋之奇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蒋之奇说：“我是听彭思永说的。”
再问彭思永，他没辙了，只好承认：“我是道听途说的。”
谣言真假难辨，混淆视听，它的产生有着极强的目的性。
欧阳修与儿媳妇有染事件背后的始作俑者竟然是他亲戚，小舅子薛良孺。薛良孺估计收受某官员贿赂，在朝中举荐，保举其人升官。他这一不耻的行径被朝中大臣弹劾，在铁证如山下，薛良孺表示愿意接受朝廷的处罚。其实没多大个事儿，所以中书宰执要看下欧阳修的态度。一句话的事儿，只要欧阳修说话了，文坛领袖的面子大家还是会给的。哪知道欧阳修来了个大义灭亲，上疏称不能因为裙带关系使薛良孺逃避处罚。宰执们满足了他的愿望，薛良孺被免职。
薛良孺越想越气，到底是不是亲姐夫，没见过这么办事儿的。不帮忙也就罢了，居然落井下石。愤恨当头的薛良孺丧失了理智，直接捏造欧阳修与儿媳妇有染的谣言，散布于市。以讹传讹，添油加醋，副宰相欧阳修的花边新闻闹得满城风雨。濮议之争中欧阳修受益颇大，早有人看他不顺眼，无奈没有合适的进攻时机。恰在此时，欧阳修祸起萧墙，给了反对他的官员一个强有力的借口。集贤院校理刘瑾与欧阳修政见不合多有摩擦，两人老早结下了梁子。刘瑾有意无意地在监察御史官员面前散布欧阳修的花边新闻，御史中丞彭思永听说后，就把谣言告诉了殿中侍御史蒋之奇。蒋之奇一见机会来了，决然地反咬一口。
事情水落石出，宋神宗还给欧阳修、吴充一身清白，对事故责任人彭思永、蒋之奇赶出中央，贬官到地方工作。
宋代因有“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的祖制，对犯错误的官员处理上较为温和。
大致有三种方式：第一是贬谪，譬如蒋之奇属于贬谪降职处理，错误程度算是轻微的，严重的削职为民，剥夺政治权利。第二是编管，即编录名集进行管制，相当于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反省，适用于犯了大错误但罪不至死的政治犯，朝廷把这部分官员在编管地点统一管理，限制人身自由。什么时候能够重回朝野进入仕途，一是看反省的态度，二是祈祷皇帝赶紧驾崩，新君登基大赦天下，态度好点的估计有戏。最严重的是流放，被流放的官员并非犯了弥天大罪，而是政治集团斗争的必然结果，譬如文坛巨星苏轼晚年被流放岭南。
经过濮议之争、欧阳修事件等等，还有以前及以后的各种事件，充分暴露出了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执政通病，大致归纳为五个特点，这五点文官通病贯穿两宋三十一九年，乃至直到今天，政府公务员的身上仍有宋代士大夫的影子。
宋代文官的五大为官通病：
一、讲原则，无方法
二、重面子，轻务实
三、不调查，乱议论
四、好功名，不作为
五、善诽谤，少证据
这五点是个概括性总结，里面有很多的延伸内容，需要用实际事件来解读。在接下来的改革变法中这五点通病体现得淋漓尽致。濮议之争随着宋英宗的驾崩而结束了，人走茶凉，皇帝也一样。一旦去世，人们的目光更多的会集中在新君身上。宋英宗长子赵顼于治平三年（1066年）立为太子，次年即皇帝位，时年只有二十岁。然而赵顼是一位极有政治抱负的君主，可谓北宋除了太祖、太宗等开国精华一代之后，最有种的一位。
三、种谔收复绥州，士大夫的野鸡心理
宋神宗赵顼，原名赵仲针，宋英宗长子，出生于庆历八年（1048年），治平四年即皇帝位，年号熙宁。大宋帝国第六代领导人，从这里开始了他一生波澜壮阔的执政生涯。
年少时宋神宗显露出了惊人的意志和才华。这位领导人读书学习异常刻苦，每每令王陶、韩维等老师赞许有加。大热天的，从来不用扇子，不管天气多么炎热他始终保持着皇储的威严形象，正襟危坐，一丝不苟。一节课下来，宋神宗通常汗流浃背。天性好学，经常废寝忘食，他提出的问题常常令老师们心惊肉跳，甚至老师根本回答不上来。
老师们讲的是儒家思想，着重强调道德修身，至于什么帝王之术，如何驾驭群臣，如何提高行政效率等等，一片空白，没什么可以讲给宋神宗听的。久而久之，在老师们眼中年少的宋神宗有种心怀天下的抱负，他的问题经常超出了儒家范围，所以也难逃“异端”的诟病。渐渐地老师们发现宋神宗喜欢看一本书，找到了他所有的“异端”的思想根源。宋神宗的治学精神，给所有人发出了一个信号，这位新领导不好惹，有学识、有魄力、甚至有手腕。他所需要的知识，全在那本书中学到了。接下来他可能要运用到实际当中。
宋神宗接班很顺利，在政权交接过程中宰相韩琦出了一把力，虽说宋神宗接班早晚的事儿，但关键时刻老韩坚挺，得感谢人家一下。
治平四年正月初八，宋英宗病重于福宁殿，有出气没进气，眼瞅着人就不行了。韩琦率领百官入福宁殿听取宋英宗的遗制。现在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赶紧说，你老人家到底能不能挺到明天的太阳升起？宋英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见此情形，宰相韩琦与宰执富弼等人一商量，召见太子吧！但凡一说召见接班人，情况不容乐观。儒家一直强调“天人感应”，韩琦等人的建议可能刺激了宋英宗，召见太子赵顼的命令刚下达，奇迹发生了。宋英宗的手动了一下，谁也不敢保证他下一秒能不能开口说话。
富弼顿时慌了神儿，眼巴巴地看着韩琦：“陛下要是活过来，咋办？还是先别召了。”
“就算活过来也是太上皇。”韩琦斩钉截铁地说，“召见太子。”
太子赵顼赶来时，宋英宗已经咽了气，在韩琦地力挺下，赵顼顺利接班。
宋神宗组成了执政领导班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琦、曾公亮、富弼，参知政事欧阳修、吴奎、张方平、赵抃、唐介，枢密使文彦博、吕公弼，以知开封府邵亢、三司使韩绛兼任枢密副使等。陈升之任户部侍郎、司马光为翰林学士等。这一连串熟悉的名单大家明白是暂时的领导班子，很快会有人离去，也会有人加入。
宋神宗上台伊始，稳定住了暂时领导班子，该加封的加封，该赏赐的赏赐。接下来他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英宗的丧葬。宋仁宗去世时用掉了国库收入的六分之一，宋英宗当然想节省，没办法他这个皇帝本就来路“不正”，再不给先皇风光大葬，于情于理说不过去，所以砸锅卖铁办丧事。宋英宗为了避嫌，现在全然不需要，宋神宗上位怎么地也得改老爹风光一把，纵然没干几年，好歹也是帝国第五代领导人。他有这份孝心，可耐实际情况不允许。
宋神宗以手诏赐执政宰执，传过话去：“国家连遭大丧，公私困竭，先帝丧葬宜减节冗费，省些没必要的开支吧！”
宰执回答道：“仁宗之丧，先帝避嫌不敢裁减，现在情况不同了。”
这厮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情况是不同了，但处境依旧艰难。早在宋神宗上位之初，三司使韩绛就上了一封奏疏，说祖宗打天下那会儿把各地财帛纳之内藏诸库，以供后世之用。到了仁宗庆历年间继续全部用光了，百年之积，目前只剩下账本可供观赏的。宋神宗看明白了，总之一句话，国库没钱。不给老爹风光大葬等同于不孝，想要办得风光却拿不出钱来，处境两难。最后，宋神宗临机决断，裁减冗费办丧事。宋英宗的丧事草草了结，葬于永厚陵（今河南省巩义市）。
宋神宗节省费用给英宗办丧事引起了有关宰执的不满，在那帮老臣眼里宋神宗实乃大不孝。一个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刚一上位来了这么一手，偌大的帝国交给他谁能放心的下。
司马光率先上疏：论修身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
司马光补充道：“干了一辈子工作总结出来的这六条经验，平生所学尽在此。以前献给仁宗、英宗，现在献给陛下。”
宋神宗看过内心先阵阵感动，三朝元老司马光把压箱底的东西抖落了出来，此心日月可鉴。仔细琢磨司马光的“平生所学”，这六条似乎并未说什么，讲原则，无方法。具体该如何去做，并未给出明确的可行性方法，这与没说有什么区别？司马光的“六要”显然对血气方刚的宋神宗不起作用。
君臣之间的相互试探从这里开始了，节骨眼上西北边陲的种谔给了君臣一个相互试探的话题。
种谔，字子正，京畿路河间府（今河南省洛阳市）人，北宋名将种世衡之子。虎父无犬子，他也是位名将。宋代涌现出很多的将门世家，譬如杨家将、呼家将，多半小说家言，演绎的成分居多。而种家将才是名符其实的将门世家。从种世衡这里开始发迹，其后八个儿子挺争气，主要有种诂、种诊、种谔、种谊等，第三代种师道、种师中、种师闵等。第四代，种浩、种溪、种洌、种浤。第五代，种彦崇、种彦崧。在北宋中后期为抵御西夏、金朝的侵略，前仆后继，满门忠烈。《水浒传》中王迹、鲁智深投奔的“老种经略相公”，即是西北鄜延经略安抚副使种谔。
治平四年（1067）六月，知青涧城种谔趁着西夏政局混乱，进驻绥州城（今陕西省榆树市绥德县），修筑防御工事。招降了蕃部酋长朱令陵，他是横山（今陕西横山）一带蕃部部落中实力最强的酋长。陕西转运使薛向代表大宋官方赐朱令陵田十顷、住宅一所，要把朱令陵投奔大宋的光荣事迹上报皇帝，坐等皇帝封官，给左近的少数民族部落做个表率。朱令陵归顺大宋，其他部落如嵬名山也有意归顺，种谔跟薛省长说把嵬名山的名字也写上，报给官家，看看上面什么意思。
工作报告到达朝廷，宋神宗为之一振，大赞种谔这事儿办得漂亮。把工作报告拿给众位宰执看，听取大家的意见。没想到韩琦、文彦博、司马光兜头泼了两盆冷水。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宋夏议和已久，这么做等同于破坏两国和平共处的关系，容易再次引发宋夏战争。此外，帝国财政吃紧没那么多钱养活他们。
宋神宗刚刚上来的热乎劲儿，瞬间冷却。
好在宰相曾公亮赞同种谔、薛向的做法，当予以表彰。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中书给前线将领颁发了奖状，枢密院却给他们一通臭骂。文彦博等人反对不无见地，果然西夏八天之内派兵进攻三次，均被宋军击退。宋军顺利完成防御工事，进而收复绥州。即便如此，收复失地的消息仍然未能让朝臣们倍感激动，他们一如既往地反对，理由还是那两点，没钱养得起，没胆量与西夏开战。西夏见打也打不过种谔，只好通过外交手段与宋廷交涉，恫吓、威逼、求宋神宗把你们侵占的土地还给他们。纵然中央决策层意见不统一，宋神宗仍然坚持不能把收回来的土地拱手送人，领土问题没有谈判可言。
在这件大长民族自豪感的事件上，宋神宗看到了很多人苟且偷安，对于被西夏侵吞的失地竟不敢言收回。支持的少，反对的多，还有一部分人装聋作哑，士大夫的“野鸡心理”令年少的宋神宗很不爽。猎人冬日抓野鸡有条成熟的经验，一直追。野鸡飞不高，在冰天雪地里跑不远，只要你有足够的体力。野鸡最好跑不动了，会把脑袋插在雪地里，顾头不顾腚，等着被猎人手到擒来，此际士大夫的心理与野鸡一般无二。
要说宰执一声不吱也不对，人家富弼说得还是很靠谱的：“陛下临御未久，当先布德泽。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赏边功，干戈一起，所系祸福不细。”你年轻气盛，刚刚上来，涉世未深，不知道治理国家有多么艰难，当下最好二十年之内不要提打仗的事儿。
宋神宗对他们彻底失望了，默然良久才问道：“按照卿所说，什么才是第一要务？”
富弼对曰：“阜安宇内为先！”
翻译过来两个字——维稳！
这是非常艰难的工作，盖因创业难，守业更难。
宋神宗称善，敷衍了下富弼。
下了朝，宋神宗拿出他最喜欢看的那本书，已不知浏览了几遍，每一次会有不一样的收获。满朝大臣张口仁义闭口道德，说得全是原则性问题，说道如何具体操作集体装聋作哑，也许只有他能够改变这一切。
四、法家思想的实用价值
宋神宗喜欢的那本书名曰《韩非子》，法家集大成者的代表著作。
在这里很有必要了解一下法家思想，它是中国思想大爆炸时期的伟大产物。秦朝使用法家变法图强之后，迅速灭掉六国，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旋即覆灭。后世对法家思想形同洪水猛兽，然而它是可爱的、实用的、影响深远的。汉武帝确定独尊儒术以降，儒家治国的短板不断暴露而出，这就需要用一种极有成效的手段去管理社会，所以官方采取了“外儒内法”的管理方式。表面看官方倡导儒家，教化全民，教育的成果是漫长的，让全民皆能达到儒家君子的标准也是不现实的，所以需要法家来弥补。
儒家思想倡导德治，提倡礼教，为读书人指引了一条人生方向，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政治方向上尊王攘夷，忠君爱国，重视君臣、人伦秩序。对社会的大方向上做划定了道德范围，然而对于君主如何驾驭群臣、人民如何管理、如何健全法制、社会经济如何运营等诸多方面，一片空白。王安石的新学思想看到了这一漏洞，是以将抽象的事物实用化。南宋末年荆公新学继续发展成为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事功学，进一步将儒家思想与现实运用结合起来，以其弥补这一空白。
法家不需要，这门学问特别注重实际效果。
法家不像一门哲学思想，更像是一门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其范围涉及法律法规、国际贸易、行政管理、市场经济等诸多范畴。在思想大爆炸时期，法家学派与其他先秦诸子截然不同，它们是哲学，法家是科学。一门非常实用的科学，凝聚了先贤们的伟大智慧。
法家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
管仲辅佐齐桓公，经过一系列改革，如军事改革（连五家之兵）、商业改革（重视鱼盐之利）、福利改革（赡养贫穷）、人事改革（禄贤能，建立有效人才培养机制）等等，其宗旨是富国强兵，实现了齐国称霸诸侯的宏图伟业。历史对管仲的评价极高，称：“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③”。
管仲留下了一部伟大的著作《管子》，本书托名管仲所作，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汉代刘向编订时定为86篇，今存76篇。《管子》是部千古治世奇书中，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外交和个人修养、人际关系等各领域的智谋韬略，包罗万象，应有尽有。被众多学者视为“百家争鸣的**”时期的代表作。《管子》一书与封建社会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两个盛世有着密切的联系。唯一可以与《管子》价值相比的只有《易经》了，一个被誉为群经之首，一个被誉为百家之源。
除管仲之外，法家思想代人物有李悝、慎到、范蠡、子产、申不害、吴起、商鞅等。战国末期儒家学派的荀子算是理论先驱，他有两个著名的学生，都成了法家重要代表人物，即李斯和韩非。法家思想在漫长的承传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个学术流派，以商鞅为主的“法”，慎到为主的“势”，申不害为主的“术”。三个流派的侧重点不同，核心价值观是一样的，皆是强调如何管理国家，治理百姓。
商鞅的“法”派，首次提出了建立法制的思想体系，并且形成了官僚政治体系。
商鞅反对儒家倡导的礼教，他认为法是判断是非功过和赏罚的唯一标准。而法律条文的制定，必须要让全国老百姓熟悉，严格执行，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君主除外）。商鞅说：“民信其法，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④。”要在百姓心目中建立至高无上的法律准绳，任何人一旦违法必然严肃处理，这就叫做“求过不求善，借刑以去刑”思想观点，战国末期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将其概况为“以刑去刑”。法家思想虽然多被后世学者诟病，说它不近人情，然而它非常符合今天的社会管理。可见它的科学性，远远超过了其他先秦诸子百家。维持社会稳定，防止作科犯奸唯有重刑，道德的管理力量远远不如法律来得直接。
此外，商鞅强调“不法古、不循今”的社会发展观，他认为常人安于守旧。人一旦生活安逸了，进取心、锐气、斗志等等都将被生活所磨灭，一个人还好，如果全国人民都混吃等死，那么它就是积弊已深的北宋中期社会现状。“不法古、不循今”是法家核心价值观，可谓非常之科学，恰恰与儒家保守价值观相反。
慎到的“势”派，认为君主如果要实行法治就必须重视权势，这样才能够令行禁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明君动事分功必由慧，定赏分财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礼⑤”，体现除了“术”的一些内容，明确君主改如何驾驭群臣，如何树立威信震住属下，只是方法手段上没有申不害阐述的明确，思想上融会了道家的“无为而治”。
申不害的“术”派，这是中国政治家的必修课，影响深远，直到今天还在沿用。申不害的法家思想与慎到近似，进一步强调了领导驾驭群臣之方法论，通俗地说就是玩手腕，弄权术，现在叫做领导管理学。申不害吸收了孔子提出的“正名”，加以明细，在其基础上提出“正名责实”的理论。明确责任、分工及名分等级，有着严格的规定任何人不可逾越，将儒家抽象的“正名”细化到实际当中。
战国末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诞生了，在他这里统一法家思想，将这门科学进行了高度总结。韩非子提出“变古易常”的历史观，反对儒家的“法先王”的保守观点。韩非提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⑥”，认为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所以管理社会的方法也应与时俱进，而非原地踏步。一个国家发展了几百年还用当初的老办法，显然不现实，无法使用社会的发展需求，乃很朴素的唯物主义论调。
韩非将三大流派统一结合起来（严格说算两派），高度概括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公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合众端偶众端，参合众事而潜暗中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⑦。”韩非已说得非常明白了，“法”是外在的全国人民都知道，“术”则是内在的，属于君主驾驭群臣的必杀技。所以说法愈公开愈好，“术”则不要轻易显露，因此领导不怕跟你规章制度，这是你知我知的，非常之熟悉。但是领导权术就连他最亲近的人都不会知道。领导如此，其他人也一样，恪守这一原则，正所谓堤高于岸，浪必摧之。
至此，法家思想的五大核心价值观已然完备，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反对礼制
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鲜血喷张的教训，管理社会“礼”远远没有“法”的作用明显。周公旦确定了礼制，把天下分封给宗室亲戚朋友，大家共尊周天子。结果怎么样？传及几代后礼教崩溃，天下大乱。天子不好使了，失去了维持天下秩序的威信和能力。礼之用和为贵，维持和平是它最大的作用。事实上，和平是建立在强大经济军事的基础上。否则弱国再有礼，也免不了弱肉强食的结果。管理天下如此，管理国家亦然。
第二，“好利恶善”的人性论
儒家的荀子提出了“性恶说”，之后法家学者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观点，到了人性的极致，也就是失去了人性的光明面。法家心中只有法，所以说缺少人情味儿，譬如李斯弄死同学韩非，足以说明法家的冷漠。人都有“就利避害”的本性，尤其中国人最为明显。管仲曾举例说私盐贩子冒着生命危险贩私盐，即是利益所驱，利益面前最能反映出人的本性。这一观点似乎可以站住脚，当今社会“见利起义”的占绝大多数。什么时候在利益面前“取之有道”，只能期待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了。
第三，强调法之作用
法的作用主要是定纷止争。慎到曾有个关于“一兔走街，百人逐之⑧”的故事，说一兔子过街大家都去追着抓它，但是在市场上贩卖的兔子为什么没人去抓呢？不是不想要兔子，只是已经有主儿了，所以不下手。法的最大的作用在于定纷止争，规定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这条意义在今天来说愈发重要。此外，当时法的还有个兴功惧暴的作用。国家鼓励，法律也规定普通人要立战功而晋升官职，战功愈多，爵位官职什么的愈好。代表了一个人实力，头顶一堆战功起到震慑作用，那些游手好闲的主儿想要觊觎你的战利品那得好生掂量掂量能否活着拿回来。
第四，“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韩非说：“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时代变了，如果法律制度还不变，很容易出乱子。强调任何法律的制定都要以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决不能复古倒退，因循守旧。这一观点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
第五，“法、势、术”结合的领导理念
法，即是健全法制和制度；势，强调领导的权势、威信、大权独揽等等；术，则是说领导在管理上要方法得当，必要时刻施展权术手段。三者结合起来，才是法家思想中的完美领导人。其实，完美的中国政治家应该是通过法家“法、势、术”的政治手腕完成儒家价值观的人生目标。
为能够立体了解法家思想，如图所示：
法家思想决定了法家人物善于社会改革，著名的有管仲、李悝、吴起、商鞅等，皇帝接触到了这种思想赶上国家承平也就罢了，恰好宋神宗所处的社会积弊已深，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时期。改革是社会危机的产物，扭转危机之失态必然要有所动作。《韩非子》这部著作宋神宗最喜欢，他的体内已然诸如法家的血液，大家都看到了他改革的觉醒，但谁也没想到竟然是釜底抽薪，来了一次彻底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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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清·毕沅，《续资治通鉴》
②清·毕沅，《续资治通鉴》
③汉·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
④《商君书·修权》
⑤《慎子·威德》
⑥《韩非子·五蠹》
⑦《韩非子·难三》
⑧《吕氏春秋·慎势篇》引《慎子》云：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分定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