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化危机为转机，化风险为机遇
八、化危机为转机，化风险为机遇
司马迁评价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说他“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诚然，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立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危机虽然蕴含着危险，但也常常伴随着机遇。要像管仲那样，小心谨慎地对待危机，把危机造成的损害降到最小，并从中寻找可以转化为机遇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指出，在一定程度上，冲突和危机可能是这样一种机制：“通过它，社会能在面对新环境时进行调整。一个灵活的社会通过冲突行为而受益，因为这冲突行为通过规范的改进和创造，保证它们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延续。”
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在危机中发现有利因素，变消极为积极，变害为利，灵活运用突发事件的机制，善于在危机中制造新的机会。
党中央一再强调，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我们以全球金融危机为例，来看看如何化危机为机遇。2007年从美国开始的次贷危机，逐渐演化成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当然，我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不容小觑，其后续影响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如何应对、化解危机、消除影响，是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也是各级领导干部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义务。
这是一场不同以往的国际金融危机，需要以新的观念去寻求破解之道。要有效应对危机，就要突破思想障碍，转变观念，这就需要有突破习惯性思维和挑战传统的勇气，需要我们敢于正视矛盾、善于解决矛盾，在大胆探索中实现突破，在把握规律中增强预见，在解放思想中不断提高开拓创新能力。
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和困难是复杂的，它所产生的新问题，有许多是很难用过去的方法解决的，这就要求领导干部以求真务实的作风、狠抓落实的作风，充分发挥创造性，探索解决新问题的新方法。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我们需要做到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坚持察实情、讲实话，鼓实劲、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真正把全部精力用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上、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用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上。
我们要以此“危机”为契机，把应对金融危机作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遇，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有效扩大投资，积极拉动消费，更好地统筹城乡、改善民生，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国际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出口订单减少、企业利润萎缩，使国内经济运行面临许多困难。但压力同时也是动力，我们要利用这种倒逼机制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坚持自主创新，不断开拓新的市场。近几个月来，面对外部环境趋紧，一些地方和企业积极调整，主动转型，不仅没有被困难压垮，反而在逆境中越战越勇，硬是闯出了一片新天地，这就是在危中求机、化危为机的很好例证。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越是困难时期，越要加快改革。困难面前，我们要把促进增长与深化改革更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并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在更高层次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国际金融危机加大了我国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宏观调控的难度，同时也锻炼了我们对复杂严峻局面的判断能力、驾驭能力和应对能力。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保持清醒，在应对中趋利避害，在逆境中“强身健体”，化危机为机遇，变挑战为动力，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提升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事实告诉我们，危机不等于灾难，处理得当同样也是财富。
案例精研
习仲勋是怎样处理突发事件的
习仲勋是老一辈革命家，他主政广东是在1978年春至1980年底。时间虽然不长，却正处在
历史大转折时期。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可以说大事、难事、突发事件不断，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顺应和引领历史潮流，是对高级领导干部能否称得上是政治家的一种考验。最近出版的《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披露了一些习仲勋处理突发事件的案例。在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他带领全省人民，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赋予广东特殊政策，允许试办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取得了显著成绩。
“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事态之猛烈、之严重，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1979年1至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的近3万人。1978年至1979年，全国上下一派经济复苏，出现了由乱转治的早春气象，而广东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引起了中央的关注。这对主政广东不久的习仲勋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
1978年7月，在偷渡之风初起时，习仲勋就轻车简从，到问题严重的宝安考察。他下车伊始，不是先听各级负责人汇报，而是让他们陪同到处看看，了解实情。就是在这次考察中，在独特的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心里感到很难受，就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体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当前主要问题是旧框框多，许多本来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他对方苞关于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的请示当场拍板：“说办就办，不要等”, “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可以说，这次考察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使他真正看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的紧迫性。这种触动对于他后来把握大局、制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在珠三角地区反偷渡工作会议上，一些部队同志认为外逃是政治原因，是和社会主义制度不一致，有对立思想；而地方同志则认为外逃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认识的分歧必然影响到行动的统一。在讨论中，习仲勋认为：“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如果把偷渡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就会把大批农民推到对立面去，这是不对的，要教育，要怪我们没有教育好农民，要怪我们没有制定好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习仲勋的讲话紧紧扣住中央意见的精神，旗帜鲜明又平和讲理，让有不同意见的人容易接受。会议很好地起到了统一思想的作用。正是因为习仲勋对下深入调查研究，情况摸得清，看得准；对上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意见精神，才做到了在纷繁复杂的情况面前有主心骨，有清醒的认识。
重大突发性事件往往新发问题多，临时变化快，光有正确的应对方向和方针还不够，需要领导干部在执行组织决定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有效的具体措施，保证正确方针的贯彻落实。同时，在执行操作中，要不怕繁难，深入一线，随时掌握新情况、新动向，保证应对及时得当。习仲勋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11月份，全省偷渡人数下降到只有近百人。
“偷渡外逃”事件“责任要由省委来负”
随着大量偷渡外逃人员被堵截抓获，对他们的处置工作凸显出来。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1979年1至6月，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超过10万，比上年全年总数增加一倍。收容站人满为患，也引发了很多问题。一方面，收容站对偷渡人员缺少宣传教育工作，只是简单地收容、遣送，期间还有殴打、搜身、罚款的行为，遣送回乡后，还有各种处罚、批斗；另一方面，收容站条件差，有时一些被收容人员没有饭吃，饮用水供应不足，受伤人员不能及时医治。遣送途中经常发生偷渡人员逃跑、群众抢人乃至抢夺押运人员武器的恶性事件。押运人员也曾采用手铐和绳捆的办法，造成不好的影响。习仲勋比较早地察觉出这方面的问题。1978年夏他考察宝安时就提出了“人抓了放在哪里”的问题。在临时收容站，他亲自做偷渡人员的思想工作。1979年夏，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在视察深圳时，又向他提出了收容站条件恶劣，处理不当的问题，更加引起他的重视。习仲勋得到情况反映后，立即召开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
。他严肃地说：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他还说：要加强收容站对偷渡者的宣传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连几句开导的话都不说。外逃者多的县，应派人来收容站接人，并负责教育。但是，不要歧视、虐待外逃者。
在工作出现问题的时候，习仲勋更多的是自己承担责任，不诿过，不迁怒。中央对广东外逃之风关注后，他不向下推卸责任，而是多次在各种场合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他说：“责任要由省委来负，对下面支持、撑腰不够。”“我们不能怪下面，更不能对下面的同志有什么批评，这个责任省委完全承担了。”遇到不利局面，作为领导能体察实情，勇于自省，解脱下面的干部。这既是习仲勋高尚品格的反映，也是他高超领导艺术的体现。
平反“李一哲”案件
在突发事件中，有些涉及思想问题，更要求领导干部不能简单化，而要深入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习仲勋在平反“李一哲”案件的过程中，以上特点展现得很突出。
1974年11月，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人以“李一哲”的笔名，在广州闹市区张贴大字报，抨击当时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矛头直指林彪集团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还不点名地指出江青一伙搞极“左”活动。大字报贴出之后，广州为之震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和争论。
习仲勋一到广东就亲自抓这个问题。1978年底，省委决定，对“李一哲”案件应予平反，并于1979年2月召开大会公开平反。此前，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曾四次接见李正天等人，诚恳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对召开平反大会的有关问题，也听取他们的意见。其中2月1日这天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习仲勋讲话语重心长，主动承担上届省委的责任，令在场的人为之感动。
没想到在公开平反之后，波澜再起。3月15日，李正天等四人再用“李一哲”的名义，在广州街头贴出《启事》，决定将举行理论讨论会，还给香港《争鸣》杂志寄去了《启事》，要求刊登，欢迎港澳及海外人士到会。3月16日，他们致信习仲勋表示希望能够得到省委的支持。习仲勋马上约见了李正天等人。习仲勋严肃批评他们这种会影响安定团结的做法，恳切地指出：4月15日是春交会，成千上万外宾都来了，你们把广州市搞乱了，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你们这么一搞，如果复退军人、下乡知青等都提出要这么搞，我们答应不答应？你们不受管，也不打个招呼，弄乱了。难道这叫民主？这叫无政府、无纪律！经习仲勋做工作，他们接受省委的意见，取消了这次讨论会。“李一哲”案件平反的前前后后屡生波折，习仲勋多次亲自做工作，有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时恳切批评，指出利害，终于妥善处理了这一问题。
真理标准讨论中，习仲勋先行表态
在一些重大突发事件面前，有的领导干部瞻前顾后，有的则捂盖子、抹泥巴。这些行为的背后往往是因为想得更多的是个人得失而不是群众利益。习仲勋在重大关头胸怀全局、立场坚定，这在“真理标准讨论”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刊登后，一石激起千层浪，逐步形成全国性的大讨论。习仲勋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的交锋中，态度鲜明。从6月开始，他领导全省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6月30日，他在总结讲话中强调：“离开实践，理论一文不值。马列读得多，但不同实践结合，那有什么用处呢？”在广东省的党政领导人之中，习仲勋是最先公开表示支持和赞成实践标准观点的。在全国，习仲勋也是最早鲜明表达自己观点，大力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省级负责人之一。
1979年3月，习仲勋曾经谈到：那一段大家心有余悸，我也心有余悸。人家早给你透过风，那些漏风也是从北京方面来的，你现在又来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北京有同志见到了我，说我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早了，你不表态人家不知道你是啥态度，你表了态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底。习仲勋的话，说明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复杂性。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交锋胜负未分之时，如果表态不当，将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命运。尽管当时习仲勋刚复出不久，地位未稳，心有余悸，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很早就作了表态，不怕再次被打倒，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全局、以人民利益为重的高贵品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