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语之路

说到俄语之路，应该首先提一提我上小学时与我同桌的那个俄罗斯男孩萨沙。他长着一张典型的东欧人的脸：长圆的脸蛋，白皙的皮肤，高高的鼻子，瓦蓝的眼睛，淡黄的头发。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俄语毕竟是他的母语。出于好奇心，我免不了向他学几个简单的单词。于是，从那时起，“здорово”（“你好”）、“спосибо”（“谢谢”）、“до свидания”（“再见”）这些词语就开始挂在我的嘴边了。俄语音乐性强，讲起来抑扬顿挫，小孩子自然喜欢，尤其是那个舌颤音，听起来那么悦耳，那么令人振奋。也许是由于我的天赋吧，虽然汉语里没有这个发音，可我一张口就能发出这个音来。很难说从那时起我就把俄语确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但起码可以说我已经在俄语的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为我以后努力耕耘的那片土壤埋下了第一颗种子。

这第二步说起来就有点可笑了。这可以算生活之路上的一段小插曲，也可以算少年时代的一个小佳话。看似偶然，却成了我以后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关键一步。

初中开始设外语课，当时，英语与俄语这两门外国语可以自选。因为我从小就有英语基础，再加上那位英语老师在解放前曾经是我父亲的一位同事，我对他很熟悉，于是我自然而然地就选择了英语。到高中以后，本来应该继续学英语，可这时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我的选择，也改变了我的命运。学校新分配来一个教俄语的女教师，她大学刚毕业，二十二三岁，年轻，漂亮，举止端庄，亭亭玉立。据说她是北京一个富商的女儿，而且毕业前刚刚被打成右派，分配到这里来，边从事教学，边接受监督改造。我和班上那些男性伙伴们当时都是十六七岁的男孩子，一下子被这位美女教师吸引住了，哪里还顾得上她那些所谓政治背景。于是，一场可怕的“语言大转移”开始了：学英语的男同学们纷纷要求改学俄语，我这个感性十足的人自然也在其列，更何况我还有过与萨沙为友的经历，有过对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崇拜，当然就成了要求改弦更张的冲锋陷阵者。爱屋及乌，爱萨沙，爱托尔斯泰，也爱这位美女教师，爱他们的语言也就顺理成章了。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在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的情景。她当时虽然头上还戴着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可毕竟她才20出头的年纪，稚气未脱，所以在课堂上一点看不出她有压力的样子。她嗓音甜美，谈吐自如，语言流利。尤其那一口俄语，着实地道。她虽初登讲台，却很像一位经验丰富的教师，一举手，一投足，都显得那么优雅，那么得体，看来是具备当教师的天赋。她的俄罗斯名字叫索菲娅，我总是亲切地称她为“索妮娅”，她对我也直呼爱称“瓦洛佳”。我曾与一位长者既为师生，又为挚友；此时，又与一位几乎与我同龄的女孩既为师生，又为挚友。这也许是我的性格使然吧！我本来语言天赋就好，再加上各种因素组成的动力，很快就成了班上俄语学习的佼佼者。在她的指导下，到了高二，我就能绘声绘色地用俄语朗诵高尔基的《海燕》。我喜欢那首俄罗斯歌曲《小路》，因为它歌颂了友谊，歌颂了爱情，歌颂了大自然的美丽，也歌颂了爱国主义精神。在那次攀登青龙山的路上唱过它，但当时用的是中文，而且让我们改了词。这时，她教会了我用俄文唱它，我们经常一起同声哼唱，配合默契，彼此心照不宣。至今，每当我独自用俄文唱起这首《小路》，她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前几年回家乡，我曾去她家里拜访过她。她已年过七旬，仍精神矍铄，虽已失去了青春时代的靓丽，但风度仍不减当年。我送给她一本我的译著，既是对我的学习成绩向她做一个汇报，又是对她曾教给我知识，曾施与我友爱，把我引上这条至今我仍然走着的路表达一种诚挚的谢意。我们又用俄文唱起那首《小路》，两个人都老泪纵横……

迈出了这第二步，就一发而不可收，接着就必然要迈第三步了，这第三步就是考大学我选择了俄语专业。由于我既爱俄罗斯语言，又爱俄罗斯文学，所以北京大学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就成了我的首选。可那一年出乎意外，北大比北外录取分数线高得多，我未达到北大的录取分数线，却远远高于北外的录取分数线。但按当时的录取方法，第一志愿未被录取，档案一出手，下边的各个高校就纷纷来抢。我的俄语成绩是满分，就被河北师范大学这所省属高校把住不肯撒手了，于是北外也没有上成。从此，这所省属高校就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在这里读书，在这里工作，直到退休。

这所省属高校所在的城市当时还是一座小城，初来时确实感到生活不习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但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而且还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小城。它那古朴的民风，在我家乡那座天轮飞转，机器隆隆，人声躁动的城市里是难得一见的。石板铺成的小街上，穿行着头上围着羊肚手巾的农民。古朴的装束，古朴的乡音，再配上那古朴的石板路，构成了这座小城的一大景观。这种充满诗意的古朴正是我爱上它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所与我结下不解之缘的学校就坐落在这个小城里。学校当时还远离城区，校园说不上大，却幽静深邃；楼房说不上高，却玲珑剔透；甬道说不上宽，却透着曲径通幽之美。置身其中，不禁让人想起欧阳修的“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的名句。就是在这样一座古朴的小城，在这样一个幽静的校园里，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我与这所学校所结下的不解之缘，自然也就是从大学生活开始的。大学生活呀，让我一生都心驰神往的大学生活呀！那一幕幕场景，抹不掉，甩不开；那一缕缕情丝，剪不断，理还乱。众缘之首，莫过于与俄语之缘了。伟大的罗蒙诺索夫的名言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俄语具有西班牙语的庄严，法语的活泼，意大利语的温柔和德语的刚劲。用俄语可以同任何人讲话：上帝、朋友、女性和敌人。”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基础，大学的环境与名人名言的鼓舞让我一头扎进俄罗斯语言文学那宽大温暖的怀抱里，从此再也解脱不出来了。它的怀抱像大海般辽阔，像花园般艳丽，我在里面徜徉，尽享其乐，忘乎所以。是的，我忘乎所以了，竟忘记了人世间还有另外一种不了情，另外一种不解缘。

秋，永远是肃杀的。“却道天凉好个秋”也好，“秋风萧瑟天气凉”也好，在写秋的肃杀之余，都道出了诗人的无可奈何之情。似乎人们对秋的悲凉早就司空见惯了，很少有人对诗人的无病呻吟动情。可我却永远忘不了那个霜叶凋零的深秋的早晨。

树叶几乎落完了，那仅余的几片还顽强地在枝头瑟缩着。这是我走进大学校园的第一个秋天。那天早晨，我独自站在校园的一个角落里读书，忽然，一个女孩的倩影出现在我眼前。我看着她，心里愣了一下，仿佛看到了普希金笔下的“барышня-крстьянка”：高高的个子，并不美丽却颇生动的脸型，一身洗褪了色的蓝布卓娅衫，一头齐耳的短发。我知道，她是我们班学习最优秀的女生。也许是惺惺惜惺惺吧，入学不久，我们就互相产生了好

感，但这一次是我们正式交往的开始。我们彼此会心地嫣然一笑，就朝小径深处走去。

说起我们的交往，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理解。她在我的心目中，与其说是女友，不如说是“语友”。所谓“语友”，就是用俄语互相交谈的朋友。我们的交往确实很密切，经常出双入对。在同学们的心目中，我们就是一对令人羡慕的情人。可我们自己心知肚明：在我们的交往中，没有花前月下的窃窃私语，没有羞涩的目光，更没有大胆的表露，有的只是俄语的言来语往。我们用俄语谈文学，用俄语读诗，甚至用俄语讲哲学，用俄语参禅。可就是谁对谁也没有讲过“Я люблю тебя”。当然，心领神会是有的。我给她写过一首诗：

吴越风光最适人

刚开桃李好行文

赐琴墨客能为乐

我奏阳关慰赤心

这不就是“吴刚赐我”嘛，因为她的名字叫“桂花”。她也曾在写给我的信中表白：“Бес тебя мне пусто”。一天晚上，我们在校园里散步，讲着俄语。也许是天太黑了，也许是太投入了，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她一下撞到花坛上，跌倒了。我把她扶起来的时候，感到她的肩膀微微抖动了一下……又一个晚上，我独自踯躅街头，设计着情景，自己和自己讲着俄语。“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虽然离得并不近，但我从她的眼睛里仿佛读到了什么……

有时，我们也在一起读我们喜爱的中国诗人的诗，徐志摩的，戴望舒的，汪静之的……有一次，我们齐声朗诵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当读到最后一节时，我们两个的声音中都透出一丝怅惘之情。仿佛预感到了什么，仿佛这“不了情”真的要“了”了，这“不解缘”真的要“解”了……

毕业的时候，我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在送行的人群里，没有见到她。但见城中绿树依旧，小街犹存。这时，我忽然想起徐志摩的那首诗，于是，我真的挥了挥衣袖。不是想挥掉袖中的云彩，而是要把美好的回忆留在这里。

也许“美好”真的让我从袖中挥出去了，大学毕业以后的俄语之路，有很长一段时间确实不那么美好。众所周知，在那个时代，我们国家的一切都是与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为了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需要，任何美好的东西都可以抛弃，即使是毫无阶级性的语言也难逃厄运。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俄语一下子被打入冷宫，丰富的俄罗斯文学遗产也都被钉上了“封、资、修”的标签。我这个以俄罗斯语言文学为特长的人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尽管如此，我与俄语之缘并未稍有冷漠。从大学毕业到我重操旧业那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无论走到哪里，从事什么工作，俄语这个我最亲密的朋友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即使在十年动乱那最艰难的时代，我也冒着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做了三件事。当时做这些事，完全是出于对俄语热爱的本能，现在看起来，这三件事成了我以后得以继续在俄语这条路上前进的里程碑。第一件事是藏书。曾有几年的时间我被甩到长城脚下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享受“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的“优厚待遇”。我历尽艰辛，几经辗转，把我珍藏的百余册俄文典籍运到了我的“劳改”所在地。我把那些书用油布包好，在宿舍的泥土地面上挖了一个坑，把它们埋了起来。正因为如此，这些书籍能够保存至今，成了我教学、科研和翻译的得力助手。第二件是“听敌台”。每到夜深人静，我就把随手携带的一个小型半导体收音机调到短波，收听莫斯科的声音。几年的时间，从未间断过。要知道，在当时，“收听敌台”这个罪名甚是了得，弄不好要杀头的。正是因为这种坚持，我的听说能力没有下降，后来重操旧业时，才有轻车熟路之感。第三件是翻译。十年动乱期间，大部分书籍都成了禁书，俄苏作品尤甚。虽未焚书坑儒，却无读书自由，人们的精神生活极度贫乏。在这种情况下，我产生了把一些名家名篇译成中文的想法。这种想法在当时是大胆的，也是很危险的，但我还是把这种想法付诸了实践。“劳改”之余，偷偷从地下翻出几本书，从一些诗文中择其优者，动笔译起来。虽然干这种工作的时间有限（必须在不被人发现的前提下进行），但几年下来，也译了十几万字，密密麻麻地写了几百页的稿纸。有一次，一不小心被人发现了，我当时吓坏了。但他是个文学爱好者，并没有去揭发我，而是把我这些译稿拿去，自己重抄了一遍，又给我送了回来。他也是个不安分的人，把他抄的译稿又送给别人转抄。当时，人们对精神食粮需求之强烈，用“如饥似渴”来形容绝不为过。这样，抄来抄去，竟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我家乡一带流传开来。我曾捏过一把汗，但有幸躲过一劫。更为“有幸”的是，当时冒险干的这件事为我以后从事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上大学开始，我就养成了两个习惯，这对学习外语的人和从事外语工作的人来讲应该说是好习惯。第一个习惯是说。自己设计情境，一个人扮演多个角色，进行情境对话。这种活动的场所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在路上，一个是在厕上。习惯成自然，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习惯一直保持至今。在那视俄语领域为禁区的时代，这种习惯更成了我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它对我口语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现在，我虽然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仍然经常与在异国他乡的俄罗斯朋友通电话，在电话里仍然能够谈笑自如，毫无听说方面的障碍，这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好习惯。第二个习惯是写。随时随地，无论是在会场上听领导讲话的时候（实际上我听不到领导讲的是什么），还是在工地、田间劳动的空闲时刻，我都会随便拿出一张纸，掏出随身携带的一支笔，旁若无人地写起我的俄文来。写那些我能背诵的俄罗斯名诗美文，有时也会写几句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个习惯使我的俄文书写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能永远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在那个文化横遭扫荡的时代，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内心是痛苦的，而这两个习惯却能让我苦中作乐。每每我在一张碎纸片上奋笔疾书的时候，我就会想起“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这几句诗来。此时此刻，我不就是在“矮纸斜行闲作草”吗？而且我也确信，“清明”的岁月总会到来的，我也终将回到那个属于我的“家”。

是的，这一天终于来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苏关系解冻，两国的贸易往来骤然升温，于是我毅然辞去了中学校长的职务，投身到中俄贸易的洪流里去了。我弃文从商，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重逢那久违的挚友——俄罗斯语言文学。我随一个商团来到俄罗斯，从事经贸翻译工作。由于我20多年对这位挚友不离不弃，所以这项工作对我来讲是轻而易举的。我的主要目的是感受俄罗斯文化，感受辽阔的俄罗斯大地的氛围，从远东港城到欧洲腹地，从北极冰原到黑海之滨，我的心在震颤，我的身在狂舞，我的脑在急转，我的口在高歌。傍晚，在莫斯科郊外的白桦林里漫步，哼着那首举世闻名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看着脚下这条细长的小路，听着

白桦林在风中舞动的声音，那景，那情，真的让我如痴如醉。白桦林，它是俄罗斯的象征，它是俄罗斯诗人的至爱，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站在康斯坦丁诺沃这个绿树掩映下的村落旁，听着奥卡河潺潺的水声，看着河两岸旖旎的风光、苍黛的色彩，感受着这里的宁静和恬适，叶赛宁那一行行优美的诗句轮番在我脑海中盘旋。这又是一种多么强烈的精神享受啊！圣彼得堡的白夜，站在涅瓦河边的一个桥头上，看着那些坐在岸边读书的以及走在岸边低语的俄罗斯男女，心里又是别一番滋味。站在列宁山上，仰望莫斯科大学的主楼，脑海中不由涌出四个字：“文化神圣”。就这样，近三年的时间，我的一双脚几乎踏遍了整个俄罗斯大地。经过那种语言环境，那种文化气氛的熏陶，应该说我的俄罗斯语言文学造诣又产生了一个飞跃。可我当时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不可能永远这样奔波下去，于是我又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又顺理成章的选择——回到大学去教书。

我又回到了我当年读书的那座城市，那所学校。城市已经成了省城，变大了，变高了，繁华了，气派了，可我仍然怀念当年它是一座小城时那古朴的模样。“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过了30年，人非物也非，只是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我对俄语的热爱，对俄语事业的执着。我要把这种热爱，这种执着，全部倾注到我的学生身上，要让俄语的生命在他们身上延续。这是我在俄语之路上迈出的又一大步，坚定的一大步。

大学校园的生活永远是丰富多彩的，那花坛，那树丛，仍能勾起我青春时代的记忆。“当我们想起年轻的时光，当年的歌声又在荡漾。”而现在，荡漾在我眼前的是一群当代大学生的笑脸，荡漾在我耳边的是他们纯真的笑声和琅琅的书声。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我很快就融入到了这个青春的群体之中。在课堂上，我以极其轻松的方式与他们交流。这些从来没有接触过俄语的大一学生们，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大部分都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了。有些成绩比较优秀的学生，刚刚升入大二，就开始用业余时间到外边去做翻译工作，他们应付裕如，颇获好评。与此同时，“业务水平高，教学能力强”这顶桂冠也就很快戴到了我的头上。写到这里，关于外语的教与学，我想议论几句。我教的学生进步那么快，与师生双方的内在因素当然有关系。学生悟性强，学习刻苦；教师的业务水平与教学能力我也并不否认。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而在于我这个当老师的思想深处的理念。学外语为什么？为了交流。交流的主要方式是什么？是听与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有声的东西，无声的交流不是正常的交流。我们的学生，从一入小学就开始学外语，一直学到大学，十几年的时间，有不少人一句话都不会说，一句话也听不懂。甚至有些外语专业的学生，到大学毕业都不能以所学的外语同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人进行无障碍的交流，这不能不让人产生一种危机感。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教师的理念和教学方法。在中小学，为了分数，进行应试教育，忽略了语言教学的本质；在大学，有些教师偏重于研究，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都不达标，怎么能培养出在听说方面都无障碍的学生来呢？外语教学的这种状况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语言不同于语言学，语言本身不是一门知识，而是一种技能，一个工具。正因为我认定了这一点，所以在课堂上，我不是进行知识的传授，而是进行技能的培养和工具的授予。我从来不在词汇、语法的讲授上花费时间，而是与学生们坐在一起，自由地交流，自由地讨论。我还专门设了一个名为“白桦林”的俄语角，每天晚上我都要在那里与我的学生们谈天说地。我没有培养出多少研究人才来，但是我敢说，我培养了一群实用型的人才。现在他们在中俄两国的多个城市里，为经济建设，为文化交流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

我常常想起中学时代那个与我成为忘年之交的、长我50余岁的老者，所以在课余时间我也主动去找这些年轻人交朋友，我们很快也就成了忘年之交，更何况我比他们还大不了50岁呢。几乎他们所有的课余活动我都参加——联欢会，朗诵比赛，甚至郊游。我曾在与学生们的一次郊游之后填过一首《一丛花》，现抄录于下：

桃花影下白头翁

心也似儿童

登临绝顶不更色

欢声动其乐融融

阡陌纵横

凝眸望断

何处是来踪

儿郎狂舞意方浓

雅韵几时穷

山巅小酌添情趣

更难得醉意朦胧

携手忘情

共寻归路

明日又东风

师生情已经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有时周末晚上，孩子们都上街了，我独处一室，孤独寂寞之情也会突然袭来。不过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享受孤独，享受寂寞，同样是一种美。下面这首《浪淘沙》就是这种感情的具体体现：

水暖暖凫鸭

漫舞杨花

清音唱晚遏云霞

歌女小园寻不见

红日西斜

游子在天涯

苦觅春华

黄昏啜酒又分茶

姹紫嫣红争不得

独对寒鸦

这种情所针对的不仅仅是学子，更重要的是针对我所钟情的俄语。

在俄语之路上所走的最后一步就是退休以后了，这一步的主要内容是潜心翻译，十几年来，出版了数百万字的译著，其中有的获得了国家级奖项，如《苏霍姆林斯基教育论文集》，有的是学术价值极高的文献，如《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这一方面得益于我几十年积累起来的深厚功底，另一方面，与我的一位挚友对我的帮助和鼓励也是分不开的。上大学时，我们是同班同学，都钟情于俄语又热爱文学；工作时，我们是同系同事，又先后在这个系当过系主任；退休以后，共同的爱好又让我们干起了同样的工作——译书。我们两家住得很近，两个人经常聚到一起，有时高谈阔论，有时笑语连连，有时筹划方案，有时各抒己见。最多的则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们各自成了对方的一个动力，让我们工作更愉快，成果更丰硕。我虽已进入老年，却少有老年人的嗜好：不注重养生，不与人闲聊，不打牌，不聚餐。坐在电脑前搞翻译，是我消磨时间的主要方式，也是我最大的人生享受。命运让我走上了这条路，只要我的心脏不停止跳动，我就不会在这条路上停步。

回过头来，我仿佛又感受到了那一个个可亲、可爱、可敬的身影，听到了他们熟悉的声音，看到了他们那秀美的字体。那位小学的同桌萨沙，那位美丽的中学教师，那位在大学里与我失之交臂的志同道合的“红颜知己”，还有几位上学时与我有书信来往的俄罗斯朋友，工作时对我进行过帮助和指导的俄罗斯专家，再有就是退休后在翻译工作中与我互为动力的挚友。我要对你们说：谢谢！你们伴我走过了一段难忘的路。这条路上有荆棘，有鲜花；有峭壁，有田园；有险滩，有清泉……所有这些东西，无论哪一样，我都喜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