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与恬静
疯狂与恬静
还记得解放后不久人们兴高采烈、欢天喜地的样子。那时年龄小，这种气氛当然很容易感染到我。我们同一条街上的孩子们，经常聚到一起，打“霸王鞭”，唱《解放区的天》，把解放前那些关于“共匪”的宣称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后来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直至“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一切都觉得很正常。但到了1957年，就觉得有些变了味儿。当时我虽然只有十几岁的年龄，但因为多读了几本书，对周围的事物就比较**。一场“阳谋”之后，揪出了一大批“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右派分子”。一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空气中弥漫着血雨腥风的气息。从这时起，疯狂的序幕就拉开了。此后不久，“三面红旗”开始高高飘扬，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大跃进”的狂风吹遍神州大地，“人民公社”的牌子挂满千村万落。于是，“疯狂”这出戏正式开演。好长的一出戏呀，一演就演了20年。演得民生凋敝，经济崩溃，国力衰微，人心不古。
让我列举“疯狂”这出戏中的几个场景吧。这些场景有的让人哭笑不得，有的则是不折不扣的悲剧。
1958年，我正在上高中，学校开始实行“半工半读”。这个“半工半读”与当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法国的“半工半读”不同：这个“工”是不给报酬的，而且不是自愿的。有两件事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
第一件是“学农”的“工”。学校组织我们这个年级的同学到郊区农村去“深翻地”。地应该翻多深，老农民最有发言权，但那个时候，谁还听老农民的话！上边交代下来，翻得越深越好，看谁能“放卫星”。我体力单薄，又有一点写作功底，老师照顾我，不让我去从事那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是让我与另外一位同学搞宣传鼓动工作。于是，我们两个，一手拿着纸笔，一手提着广播喇叭，穿梭于汗流浃背的同学中间，发现“好人好事”，即写即播。一会儿，这里“放了个大卫星”，一会儿，那里又“掀起了竞赛**”。我们两个虽然没干体力活儿，但手、脚、口、脑并用，也忙了个不亦乐乎。我的那位同伴死心眼，忙于工作，一泡尿硬是憋着不去撒。最后憋不住了，全都撒在了裤子里，尿液顺着裤管往下流。看到这种情景，我真是觉得可怜、可笑又可悲。当时旁边没有别人，他一再叮嘱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我当时哭的心思都有，哪里还顾得上对这种事多嘴多舌。干了一个礼拜，大家累得要死，可据说第二年，我们“深翻”过的这块地上寸草未生——生土都翻到地面上来了，哪里还能长庄稼！
第二件是“学工”的“工”。我们这些城里的学生，参加农业劳动的机会并不多，而到工厂、矿山里参加工业劳动却是家常便饭。每周有三天的时间到矿上去干活：“半工半读”嘛！记得当时经常干的一种工作是往运煤炭的火车上装煤。我们家乡管这种运煤炭的火车车厢叫“煤斗”，车厢是敞开的，没有顶，大概有两个成年人那么高。铲煤的那种大铁锨，一锨装满足足有30斤。铲起一锨煤，要高高地扬，用力地甩，才能甩到那比我们高得多的“煤斗”车里，其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劳累，还能勉强支撑；危险，可就让人不寒而栗了。同学们领了工具之后，大约要走半里路才能到达工地——“煤斗”车旁。老师要求排队走，矿上的师傅嘱咐我们，铁锨不能扛在肩上，要拎在手里，以免碰伤走在后面的人。偏偏有一位同学，不知是故意不听话，还是习惯成自然，还是把铁锨扛在了肩上。走在他后面的那位同学又是那么心不在焉，拎着锨，低着头往前走。一个不小心，额头撞到前面的铁锨上，马上血流如注。送到医院去，缝了十几针。虽说无大碍，可额头上的疤痕却成了那段经历给他留下的永久的纪念。
钢铁元帅升帐，超英赶美，在那个年代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全国上下，城市乡村，高炉林立。“小土群”，大铁锅，土风箱，都成了炼钢的设备。有一段时间，我们白天干完之后，还要挑灯夜战。有一个同学，拉着一车收来的废铁往小高炉送，途中撞到墙上，车辕戳碎了肩胛骨，落了个终身残疾。还有一位同学，晚上蹬着梯子爬到高炉顶上往炉里添料，结果自己也掉进高炉里，化成了一缕青烟……
疯狂的人群在危险的路上奔跑，希望能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跑得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粮食丰收了，却都烂在了地里。挺好的铁制器皿被砸碎了，结果炼出了一堆废料。这通折腾的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接踵而来的就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其实，“自然灾害”仅仅是个借口，另一个借口就是所谓“苏修逼债”。借口终归是借口，谎言永远是谎言，在谎言早已被揭穿了的今天，我们又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希望，疯狂不要再来，悲剧不要重演，饥饿不要再成为横扫神州大地的邪风。
说到饥饿，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几乎人人都有深刻的记忆，有切肤的体会。我们家在当时算是条件比较好的。父亲享受着“吃小灶”的待遇，时不时能往家里带一点营养品。我弟弟那时只有四五岁。现在他还经常说，对那个年代的记忆并不具体，也不深刻，只是隐约记得，当时的天总是阴沉的。父亲每周回一次家，一到星期六下午，弟弟就开始焦急地等待，因为他知道，父亲一定要带回一些好吃的东西回来。有一次，弟弟听到父亲所乘坐的轿车的鸣叫声，赶紧冲出房门，往院子的大门跑。因为跑得太急，竟在院子里摔倒了。这一下摔得可不轻：上边的门牙戳穿了下嘴唇，现在他的下嘴唇上还留有一个孔状的疤痕……
这种疯狂并没有就此止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让人们逐渐摆脱了饥饿，但很快就来了个“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上大学时关于“红”与“专”的讨论，堪称是对这“三讲”的具体诠释。在全国大气候的影响下，大学里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红”与“专”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把大学生分为三等：第一等为“又红又专”，第二等为“只红不专”，第三等为“只专不红”。这里所谓“红”，指的就是“思想好”, “专”，指的就是业务好。随着讨论的深入，一些人不太光彩的嘴脸开始显露。这些人平时学习不努力，无论学专业，还是学马列，都稀松平常，但他们却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也有的是智慧去搞那些蝇营狗苟的勾当。他们上蹿下跳，钻营拍马，喊口号，唱高调。可想而知，整天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些事上的人们，能把专业学好吗？但这时，他们却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只红不专”，而像我这种学习成绩优秀，平时不事张扬的人，他们就给扣上了一顶“走白专道路”的帽子。他们这样做其实是有目的的，无非是想通过一番表演，为自己捞取一点资本，为毕业分配打基础，用心可谓良苦矣。后来的实践证明，他们没有白白努力，毕业后，这些人大部分都被分配到了大城市，进了人们普遍认为理想的单位。而我这种“走白专道路”的人，当然就被打发到山沟里去了。这是完全符合当时的时代潮流的。在讨论中，我对“只红不专”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我认为，“专”，即学好专业，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主义，为祖国建设多做贡献。如果一个人真的“红”，即思想好，那么他就应该意识到学好专业的重要性，就不应该光在那里喊口号，唱高调。所以，真正思想好的人，学习一定也好，即，“红”的人，一定要“专”；不“专”的人，不是真“红”，学习不好的人并不是真的思想好，而是用所谓“思想好”为自己不努力学习找借口。结论是：“只红不专”的人是不存在的。此议一出，当然等于揭开了那些人的疮疤，于是立刻引起他们的激烈反弹。大大小小的帽子铺天盖地地朝我头顶飞来，“白专”之余，又加了一顶更大的帽子，即所谓“三大三小”。说我们这些学习成绩好的人是为了将来“赚大钱，做大事，成大名”，拥有“小洋房，小汽车，小家庭”。当时那种气势，上下左右，遥相呼应，战火纷飞，万炮齐鸣。我们这些人势单力薄，完全丧失了招架之功。无奈之下，只能写了一首诗作为回应。诗题为《自嘲》，其中也不乏反抗和自我安慰的成分。诗曰：
生不逢时遍体瑕
葫芦脑袋大黄牙
七零八落红头发
一步三摇黑脚丫
我斗不过他们，偷偷地骂几句还是可以的吧！
大学毕业以后，并没有让我到某一个单位去从事专业工作（实际上当时我们这个专业已经“无业可从”了），而是让我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到农村去搞“四清”。农村“四清”，名曰整“四不清干部”，实际上也是破坏农业生产，扰乱国计民生的一个疯狂之举，它是始于1957年，终于1976年的整个疯狂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我在四清工作队中滞留了两年，两年间，目睹了太多的奇怪事，可笑事，疯狂事，悲哀事……择其要者略述一二。
那一年，京东某县成了举国关注的要域，因为这里是中国农村四清的发祥地和大本营。中央、省、市领导都在这里“蹲点”；万人压境，来到这里接受“培训”。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我也成了这股人流中的一员。本来就是一个不足万人的山区小县，涌入这么大一支队伍，自然搅得鸡犬不宁。县民们惶惶不可终日，内心的不安清楚地写在他们的脸上，因为他们不知道，将要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是祸还是福。所谓接受“培训”，就是没完没了地听各级领导的讲话。具体讲的什么内容，我当时就没有注意听，现在当然也毫无印象。不过有一段话倒是至今记忆犹新，因为那是一段颇为形象的顺口溜。你听：“大干部搂（这个字的声调在这里是阴平，是‘搜刮财物’的意思），小干部偷，会计用笔尖勾，饲养员从牲口嘴里抠，社员缝个大挎兜。”看，按照这种说法，我们的农村里还有好人吗？不是腐化堕落分子，就是鸡鸣狗盗之徒。而这种话正是从对我们进行“培训”的某领导嘴里说出来的。他们顾此失彼，或曰非此即彼：说好的时候，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形势一片大好”，说坏的时候，就“搂、偷、勾、抠”满嘴溜。掌权者疯狂了，社会能不疯狂吗？
当时国家的经济政策是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使在农村，哪一块地种植什么，有经验的农民说了也不算，要听命于上面的指派。我曾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场景：在一片肥沃的土地上，玉米苗已经长到了一尺多高，绿油油的，着实让人喜爱。这景象几乎要让我诗兴大发了。这时，一个农村干部模样的人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他后面跟着大约20个左右的人，男女老少，高矮胖瘦，参差不齐。他们个个面带倦色，俨然一队残兵败将。只听带
头的那位领导一声令下：“拔！”跟随的人倦容顿失，毫不迟疑地拔起那绿油油、活生生的玉米苗来。站在旁边的农民，有的叹息，有的饮泣，我这个局外人，只有惊愕的份了。后来，“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原来，那位领导是公社书记，姓赵，外号“赵老狠”。几天前，他曾通知农民，按照公社的统一规划，这块地应该栽种红薯，要求农民把玉米苗拔掉，改栽红薯。农民们看着玉米苗长势如此喜人，着实舍不得下手，于是发生了今天的一幕：书记大人带领着公社的全体干部亲自动手来拔。我，初为愕然，继而惨然。看着那狼藉满地的、已经萎蔫了的玉米苗，我又禁不住潸然了。心头又涌上来两个字：可悲！
“培训”结束以后，我随着一支“四清”工作队，唱着“毛主席，派人来”，入村正式开展“四清”工作了。这个村庄的贫困程度超乎我的想象。虽然没有深入了解，但第一印象告诉我，这里的农民正苦苦地在贫困线上挣扎。街头巷尾，颓垣满目，垃圾遍地。更让我震惊的是，“老叟无衣犹抱孙”的景象居然成了我眼中的现实。毛主席说：“穷则思变。”现在我看到，他们穷，我想他们也在“思变”。但他们有能力“变”吗？环境允许他们“变”吗？更为让人不能容忍的是，工作队长居然利用村民们这种“穷则思变”的要求，搞了一个“阳谋”。他们让工作队员分组召集社员们开会，让大家献计献策，如何改变现在的贫困面貌。农民们是朴实的，也是聪明的，他们相信“救世主”来了，于是一个个切实可行的致富方案从他们嘴里说了出来，不，是从他们心里涌了出来。可他们哪里知道，“包围圈”正在缩小，他们将成为这个“阳谋”的牺牲品。“献计献策”结束了，自然就“图穷匕见”了。工作队长把几个献计最积极，所提方案最切实的人揪了出来，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急先锋”进行批斗。这时，我又愕然、潸然了，不过这时心头涌上来的是四个字：卑鄙无耻！
勤勤恳恳的干部，老老实实的农民被“批倒批臭”了，而那些四清工作队的“依靠对象”，那些“积极分子”们却都活跃起来了。他们是些什么人呢？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二流子”。他们平日游手好闲，凭着自己是所谓“好贫下中农”，唯工作队长马首是瞻，做了许多肮脏龌龊的事。我看不惯了，我要发声了！这样做的结果是给自己招来了一桩祸端，这桩祸端源于两个字：“穷农”。时光转到了1966年的秋冬之际，当时，“四清”尚未鸣金，“文革”已然击鼓。这时，那些蝇营狗苟之徒的气焰愈发嚣张起来，所谓“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他们确实“得志”了，高高在上的别有用心之徒让他们“得志”了，举国上下的混乱局面让他们“得志”了。他们竟然效法城里的红卫兵，也在村里组建了自己的“造反队”。从此，他们彻底“脱了产”，整天出没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朝那些“走资派”和“地、富、反、坏”指手画脚，喝五吆六。中国的农村虽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但中国的农民已经习惯了这种清贫的日子，所以多少年来，农村一直像一潭清水那样平静。偶尔也“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但微风过后，平静依旧。“四清”已经搅浑了这潭清水，“文革”又让这潭浑水沉渣泛起，变成了一潭污水。看到这种状况，我心中疼痛难忍，“穷农”这两个字的脱口，就是化疼痛为气愤的结果。一天晚上，社员们坐在生产队饲养处的炕头上学毛选。因为我是大学毕业生，又读过不少马列的书，所以那一次，“四清”工作队长让我辅导。可以毫不谦逊地说，我比某些自诩为“马列主义者”的领导干部们更懂马列，当然讲起来就口若悬河。嘴在讲，脑子里却在不停地闪现那些“造反者”的言行。于是，恼怒让我口无遮拦了，愤恨让我信口开河了。我说：“有一次，我听到某人对一个富农讲，‘你是富农，必须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劳动！’我倒要问一句，你是‘穷农’，就可以不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劳动了吗？”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我这个辅导者马上就成了“造反者”的批判对象。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悄悄地退出了会场，让那些“造反者”们留下来折腾。他们人不多，能量可不小，个个慷慨激昂，七嘴八舌地数落起我的“罪状”来。在一片混乱中，我很难听清他们具体喊了些什么。总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富、反、坏的黑后台”等一顶顶帽子接踵飞来。我能说什么呢？默然而对吧！还好，大概他们看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没有对我拳脚相加。不过，这并没有让他们消除心头之恨，接下来又把我押送到市里继续批斗。我想，他们这样做，除了解恨之外，大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想以此为借口到市里去开开眼，散散心。他们把我安置在一家旅馆里，每天揪到街头上去批斗。虽然我的家就近在咫尺，但我却只能“望家兴叹”了。一时，“何书林反革命罪行”的传单满天飞，我还真的大大出了一回名，而且白吃、白喝、白住了一个星期，我赚了。后来上面发出了“‘四清’工作队立即从村里撤出，听候安排”的指令，正是这个指令救了我，于是我狼狈逃窜。
那是1967年，元旦已过，春节未到。我虽然结束了“四清工作队员”的身份，但是并没有获得新的身份——上面没有给我分配工作。当时“文革”已进入**：大破四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串联、大打、大斗……总之，“大”得一塌糊涂。我虽然对这些“大”不感兴趣，但有一条消息让我眼前一亮：往届大学毕业生可以“返校闹革命”。我想，这倒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回去见见同学，会会旧交。于是，我踏上了返校的“征程”。
这里我说“征程”毫不为过，因为距离虽然只有千八百里，可旅途的艰难简直让人难以想象。各级各类学校早就开始“停课闹革命”了，此时正值红卫兵“大串联”最活跃的时期。火车已经不能用“人满为患”来形容了。好在我孤身一人，又瘦骨嶙峋，人还年轻，虽不“力壮”，倒也“利落”。从家乡去北京的火车我总算挤上去了，可到北京转车的时候，麻烦就来了。那一年，国务院通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春节不放假。在北京站排队等候上火车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妇女走到我跟前，带着两个小女孩，大的十来岁，小的七八岁。她说他们夫妇两个都是中央某部的工作人员，她娘家在我返校途中的一个小县城，因为春节不放假，自己不能回去，让我把她的两个女儿带到那个小县城，在车站把她们送下车去就行了，站口有姥姥、姥爷接站。她这么放心地把两个女孩托付给我，大概是因为看我还像是个正人君子吧！不过在当时，尽管造反派们闹得很凶，但诸如拐卖人口、逼良为娼之类的丑事还没有发生过。如果是现在，大概没有人敢那么做了，哪怕你长着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进站以后，看到站台上确实停着一列车，心里暗自高兴。可走近一看，傻眼了。车厢里面装满了人，外面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想往里挤。所有的车窗、车门都紧闭着，人们根本进不去。我为难了：如果是我自己，我会毅然离开，可我身边还有两个小女孩，怎么办？正踌躇间，忽听一声脆响，是一个胆大的人砸碎了一块窗玻璃，人们纷纷从这个窗口往里钻。也许是这两个小孩给了我动力，我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先把两个孩子塞进去，然后自己也爬了进去，那情景，与上战场毫无二致。车厢里的景象更是惨不忍睹：过道、衣架、厕所都挤满了人，我只能护着两个孩子站在人墙中间。车开得慢极了，每一个小站都停，没有下车的，但每个站台上都拥堵着很多人，他们也努力想挤上车来，不过能达到目的的寥寥无几。在女孩下车的那个小站，我勉强把她们塞出窗外，幸而有好心人接了过去。女孩回头看着我流泪，我只能用苦笑作答。从北京到我上大学的那座城市不足300公里，车开了至少有十个小时。据说这辆列车是开往广州的，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到达，甚至能否到达都是未知数。这就是我所亲历的“大串联”。
从城市的街头巷尾，到校园的每个角落，一片混乱。到处在打斗，甚至能听到枪声。只要高音喇叭里播放出“造反有理”或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歌声，就一定是有流血事件发生了。
我返校的目的是想见见老同学，对“闹革命”倒不怎么感兴趣。可结果留给我的除了扫兴，就是焦急。扫兴的是，很多想见的人没有见到；焦急的是，想尽快离开，却挤不上火车。那年春节是在家住本市的一个同学家里过的。春节过后，形势稍有平静，于是，我就像一个逃兵一样，跑回了我那可爱的家乡。
“可爱的家乡”，多么温馨的词语呀！可当时家乡的那种状况并不可爱，更不温馨。它与全国所有的城市、乡村一样，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混乱。我快要崩溃了，这时，传来了要给我正式分配工作的消息，这让我内心稍稍获得了一点安慰。当时急切地盼望远离喧嚣，去到那“疯狂”鞭长莫及的角落。我的愿望实现了——把我发配到长城脚下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
在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找不到“疯狂”之举鞭长未及之处，但山村毕竟比城市里平静得多了。虽然墙上也有几条标语，几张大字报，偶尔也能听到几声“造反有理”之类的口号，但喧嚣的场面，打斗的景象几乎看不到。直到现在，我还庆幸当时在那个角落里蜷缩了5年，让我躲过了挨斗之劫，也没有被逼上“造反”之路。
当然，即使在这样一个角落里，也并不是与世隔绝的。我时不时能收到散落在各地的大学同学们发来的一些信件，从这些信件中，我能感受到，“疯狂”还在祖国大地上继续。有一次，从一位同学的来信中，我得知大学的一位好友在塞北小城张家口被洗劫一空，流落街头。一时百感交集，终把愤世嫉俗之情，向往光明之意寄诸笔端：
梧桐一叶凋
北国秋来早
来去思渊鱼
徘徊恋旧鸟
街头车马喧
门外河山好
一纸瘦金书
墨干天欲晓
这只是一个插曲。此时，“疯狂”在我心头已成强弩之末，难穿鲁缟了。倒是山村的恬静成了那一段时间的主旋律。
在这个小山村里，有一座只有六个初中班的农村中学。校园面积不大，不足30亩，坐落在一个小山的阴坡上。出北门下山，步行一里路就能走到村里；出南门上山，也步行一里路就能到达山顶。院墙外，松柏成荫，常有狐兔出没，狼也并非罕见；校园里，建筑虽然简陋，倒也整齐干净。别看这么一个小小的山村学校，师资力量可相当雄厚，既可贬为“藏污纳垢”，又可褒为“藏龙卧虎”。十几名教师，清一色的大学毕业生。或从于名校贤师，或来
自通都大邑。清华的、北大的、复旦的，北京的、上海的、天津的，都是被这场疯狂的运动甩到这个偏僻的角落里来的。不过这样也好，大家有着太多的共同点，所以也就有着太多的共同语言。当时还没有“复课闹革命”，小小的校园里只有我们十几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大家谈天说地，溯古论今，甚至轻歌曼舞，笑语欢声。更有清新的空气，幽静的田园，朗朗的月色，啾啾的鸟鸣作伴，大家不但毫不寂寞，而且别有情趣。一位清华毕业的上海女生跟我学俄语，一位南开毕业的天津男生向我学京剧，颇有“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的气氛，倒真个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了。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有情，有爱，有书生意气，又有学术氛围的大学生活。最让我难忘的是，一位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北京女孩竟意外地成了我的红颜诗友。此人清秀孱弱，多愁善感，颇有颦卿气质。校园里有一方果园，园虽不大，却桃、杏、李、柰，诸果齐全。那是“绿肥红瘦”之时。落英遍地，我偶然看见她正在园中掩埋花瓣。这个举动令我震惊：是闲情逸致，是附庸风雅，还是确实触景生情？我一时兴之所致，随口吟了两句：
维特伤情人共恼
颦卿葬艳泪同流
听到我的声音，她突然转过头来，惊诧地看着我，似乎对我这个学外语的也能吟诗感到惶惑不解。这时我发现，她的眼里确实含着泪，这才猛醒：她不是在做作，而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从此，我们彼此找到了知音，于是诗来词往，相互慰藉，也算心有灵犀了。
那个傍晚，淅淅沥沥的秋雨把我这个喜雨之人吸引到宿舍门外，看见她也站在宿舍门口的廊檐下。她走到我身边，说她喜欢听雨，眼下虽无雨打芭蕉，也不是“留得残荷听雨声”，而这雨点落到枝叶间，哪怕是落到泥土上的声音，她也喜欢。她还说，眼前这景象，让她想起了那次在昆明湖畔听雨时的情景。我知道，她想家了，于是又随口吟了两句：
莫道京华颐和绿
山庄古庙胜名园
算是安慰吧，她却流泪了。
有一次，她匆忙递给我一个纸卷，转身就走了。我回到宿舍，打开一看，薄笺蝇楷，录着一首小诗：
自作新词韵最娇
小红低唱我吹箫
曲终过尽松陵路
回首烟波十四桥
最初不解：酷爱婉约的她，不录易安，不录三变，偏录白石，且并非名篇。研读之余，若有所悟。然有悟无奈，终故作懵懂。不过我对她永远心存感激，直至今日。
可是好景不长，山东“猴王”一个阴损的建议让大家天各一方，这里只留下了我们两个人，另一位是天津师范大学毕业，学数学的。不大的校园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了，不过我这个人善于接受孤独，更善于享受孤独。何况毕竟身边还留有一个同伴。从此，我们两个的生活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给我们两个十二亩地，二亩菜园，一口井，一头驴，另有两间宿舍，一间厨房，一个厕所，一个猪圈——真正的农耕生活开始了。正是真正的农耕生活让我享尽了田园的恬静，阅尽了山林的美丽，也让我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山民的朴实和善良。在这里我愿与能够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分享那段难忘又诱人的生活经历。
种地。我们走出校门时间不长，虽然经历过农村“四清”，但毕竟没有种地的经验。可地还是要种的。开春了，我们到集市上买来玉米种子，红薯秧苗。几乎没有农具，一把铁镐，一把铁锨，就动手干了起来。他身体比我壮，力气比我大，翻地之类的重体力劳动都是他干，我则把玉米种子装在上衣口袋里，一粒一粒地往翻过的土地里撒。红薯秧苗也七扭八歪地栽到地里了。那二亩菜园我们也充分地利用上了，各种蔬菜，应有尽有。黄瓜、青椒、西红柿、茄子、豆角、葱、姜、蒜……浇水倒是件容易事：有井，有驴，有水车，我们只在田园里引一引水路就可以了。那一年天公作美，风调雨顺，各种庄稼、蔬菜长势良好。我们又没有交公粮的任务，红薯长到手指那么粗就开始挖，玉米则刚刚定浆就开始煮，蔬菜也是现吃现摘。虽然没有暴殄天物，却也未曾粒粒珍惜，就这样，我们两个仍然“岁晏有余粮”。这样的农耕生活我们过了将近五年，而这五年正是极端疯狂的时期。城里在那里忙乱，在那里打斗，我们却乱中取静，忙里偷闲，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骑驴。那头老驴是我们当时的亲密伙伴。它除了为我们拉水浇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当我们两个人的坐骑。当时我们两个完全是一副真正的农民形象。夏天，一件布衫，半敞胸怀，一条长裤，挽到膝盖，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头上戴一顶用苇篾编的斗笠，当地农民管它叫“凉帽”。我们两个骑着那头驴游遍了周围几十里的山水田园。两个人骑一头驴，我在前，他在后。那天地的广阔让我们的心胸也为之开阔，绝非“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的境界所能比拟。驴背上的一件件往事，怎一个“难忘”了得！走农家，串猎户；登燕山，上长城；采山菇，看松鼠……今天，当我独处时，那些景象还时时在我眼前闪现，有时甚至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那时候知识分子的地位是相当低下的，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被称之为“臭老九”，正好与中国封建时代的“九儒十丐”相符。即使是我们这些刚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年轻知识分子，如果是在城市，也是会受到百般歧视的。但农民不同，特别是老农民，他们朴实、善良，他们只凭自己的感觉去判断人的好坏，而不受政治风向标的左右。正因为如此，在这个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偏僻角落，我们这两个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并没有被村民视为“臭老九”，正相反，他们经常拿我们当贵客对待。那头驴载着我们走遍了四周的十里八乡，走进任何一个村落，无论大小，村民们都会对我们笑脸相迎。有时天黑了，村民们就留我们在家里吃饭。白玉米、白小豆做成的米饭，雪白雪白的，就像真正的白米饭，而口感比真正的白米饭还要好。村民们平时生活很艰苦，但待客非常大方。山乡盛产板栗，每次在老乡家里吃饭，餐桌上总会摆上一盘栗子鸡。酒足饭饱之后，我们就与主人一起，坐在炕头上，一边用小烟袋锅抽着旱烟，一边海聊。他们给我们讲了很多我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我们也给他们讲一些他们认为很新奇的事。很多老乡都知道我会唱外国歌，盛情难却之下，偶尔我也给他们唱上一两首。但当时不敢说是苏联歌曲，而谎称为阿尔巴尼亚歌曲，因为阿尔巴尼亚是当时与中国关系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所在的山乡就位于燕山脚下，长城沿着燕山虎踞龙盘，绵延万里。当时我们正处于充满好奇心的年龄，登长城的机会当然不想错过。一个夏日，我们登上了山巅。这一段长城虽然破旧，但保存还算完整，朝两头看去，巍巍城墙直通天际。我们钻进一个凋敝的城楼，虽是盛夏，但这里八面来风，颇有寒意沁人之感。山顶上也有一方巨石，但个头比我曾经登过的青龙山顶的那方巨石要大得多，当地村民称之为“舍身台”。关于它，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大意是一个僧人，不畏强暴，为了信念，从此台跳下去，化作一朵莲花，飞上九天，似与“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去”异曲同工。这方巨石确实高得可以，可我那位同学身轻体壮，居然徒手爬了上去，而我就无能为力了。幸好上山前按村民的嘱咐我们带来了一条绳子，他把绳子放下来，让我系在腰间。就这样，他拉拽，我攀登，总算到了顶端。这个石顶与青龙山那个石顶何其相似乃尔：也是一马平川，也有一方棋盘。看来人间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世外高人。
春雨初霁的早晨，山间弥漫着雾气，正是采蘑菇的好时机。每逢此时，我们都要到松林里去采摘一种叫“松蘑”的野山菌。蘑菇遍地都是，无须费力去找，我们往往采满两篮子就罢手。但玩兴比采蘑菇的兴趣更浓。有时，我们在松林里奔跑；有时，我们像孩子一样长时间仰望松树顶上成千上万只松鼠在那里蹦蹦跳跳；有时，我们躺在林间空地的嫩草上，闻着泥土、花草和松针混合在一起的奇妙的香味，情不自禁地唱起来。玩得尽兴了，才挎着篮子满载而归。
秋天，我们经常一起去地里挖田鼠洞，有时在一个田鼠洞里能挖出一斗干栗子。冬天，我们两个就蜗居在自己的宿舍里。两张单人床中间生着个小火炉，炉火上烘烤着红薯和板栗，整个房间里弥漫着甜香的气息。这时，我们会打开话匣子，话题往往毫无边际，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竟然忘记了所有的孤寂，只有幸福之感从心底涌起。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去描述那一段生活经历，是因为它留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太深刻了。另外，那一段经历让我们逃离了举国的疯狂，让我们没有被疯狂地追杀，我们也没有去疯狂地追杀别人。它是让我们享受恬静的天使，也是让我们躲避灾难的救星。疯狂与恬静，距离是那么遥远，又是那么切近。其实，它们的差距往往只体现在人们的一念之间。
1976年，这一切都结束了，我们的生活也从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毛主席去世时，我曾步他的《读史》原韵，填了一首《贺新郎》来表达当时的心境：
低眉洒泪别
回首间苍然地恸
欲秋时节
鸿雁徘徊不忍去
赤子拳拳忍得？
追昔心头更热
铁马兵河驰骋日
笑脸迎沙场霜晨月
当报国
一腔血
渝州落木曾吟雪
诗行里争看捷足
遍留蹄迹
横扫残云火与剑
去也豪绅政客
看万姓临风览物
告慰英灵完夙愿
有披荆斩棘来人钺
他日赏
群芳白
这首词里有当时时代的烙印，不过，寄豪情与憧憬于哀思，却是真情实感的表露，也算是给那一时期举国的疯狂与个人的恬静画上一个句号。
我一直在思念那位曾在穷乡僻壤与我共患难的挚友。后来听说，他就在那个小县的县城落了户。前几年，我曾给县里的有关部门去电话打探过他，对方的回答让我惆怅不已：他已在十几年前撒手人寰了。那么强壮的一个小伙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看来，人生无常确实是万古不变的真理。由此，我又想起了那位红颜诗友。她那么孱弱，那么悲情，她怎么样了呢？祷告上苍，但愿她没有香消玉殒，仍在某一个角落里追忆那段如烟的往事，寄情于笔下的诗词，哪怕她早已两鬓华发。当年的那段真情也许会成为她纸上的主格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