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共与崇洋

说来好笑，我父亲是建国前入党的离休干部，我本人也是个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可我的童年却是在极度恐共的情绪中度过的，这可能与我的童年经历有关。

抗战胜利后，我的家乡作为华北地区的工业重镇，可谓歌舞升平，百姓安居乐业，人们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再加上我父亲担任外企高管，收入颇丰，家里衣食无忧，我自然也就享受着幸福的童年。与此同时，政府所进行的反共宣传也甚嚣尘上，可谓无孔不入。记得上小学时，每天早晨都要升国旗，唱国歌。“……一心一德，贯彻始终”的歌声一停，校长就开始训话。我们的校长是一名国军上校，是国大代表，即使在学校里，也是一身戎装。他的训话都是以“国父遗嘱”或“总裁训谕”开头，以后几乎句句都是反共宣传。什么“‘共匪’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啦，什么“‘共匪’到来之日，就是国难临头之时”啦，什么“你们年龄虽小，但身为党国童子军，也当以党国存亡为己任，誓与‘共匪’抗争到底”啦，不一而足。当时对这些话虽然似懂非懂，但对共产党的恐惧感已经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了。于是，小小年纪，就开始学习中国国民党党义，积极参加童子军训练，仿佛继续进行“尚未成功”的革命和捍卫党国的职责真的已经落到我们这些小孩子的肩上了。长大以后，回过头来反思，才意识到，他讲的这些话仅仅是一种宣传而已，只是小孩子太幼稚，就信以为真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当时那些幼稚的想法，也是爱国主义的萌芽，想到这一点，也就不为曾经拥护过国民党，痛恨过共产党而产生什么罪孽感了。毕竟，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是为救国而成立的政治团体，至于后来两党内战的原因，还是让历史学家去评判吧。解放初期镇反时，我们这位国民党校长被镇压了。后来听说，抗战时期，他也曾是抗日英雄，在喜峰口用大刀片砍鬼子也曾不畏生死，一往无前。而且他并非蒋氏嫡系，在国民党军政界曾屡受排挤，最后一直把他挤到一所小学里当校长。当时学校里有一个机构，叫“训育处”，这个机构由党通局（中统）直接控制，它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监视这位非嫡系的国军军官。听到这些，我不禁为之唏嘘。

我四五岁时，父亲就教我识字，到了六七岁，读书、看报已经没有什么困难了。记得好像是1947年，满大街贴的都是“剿匪令”。父亲带我上街，我看见墙上的告示就闹着要读一读。当时个子小，告示贴得高，父亲就抱着让我读。我能把整篇“剿匪令”一字一句地从头读到尾，让围观的人诧异之余，交口称赞。那种拗口的“剿匪令”我当然不能全懂，但“共产党是匪，是可怕的”这个主题我还是能抓住的。当时整个社会都笼罩在反共、恐共的气氛之中。还记得有个卖江米小枣粽子的农村妇女，穿一身毛蓝裤褂，大人们都说她是“共党坐探”，弄得一条街的小孩子们看见她都吓得往家跑。“恐共”思想流毒之广，流毒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我曾有一个妹妹，解放前就夭折了。她冰雪聪明，两岁多一点就思维敏捷，言语流畅，理解力强。当时院子里住着我们两户人家，夏天的晚饭大家都是在院子里吃。桌子摆好之后，同院那户人家的大哥哥总会故意逗我那个小妹妹玩，高喊：“丫头啊，共产啦！”话音一落，我那个小妹妹就跑到他家的饭桌前，坐下来吃他们的

饭。当时人们对“共产”的理解就是这么幼稚，这么可笑，人们害怕“共产”也就不足为怪了。

至于我的“崇洋”，也源于我童年的经历。我的家乡是一座矿区城市，我说过，它是清末李鸿章办洋务、开矿修路而逐渐形成。煤矿作为这个城市的支柱产业，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经历了从民办到官民合办，从官民合办到官办，从官办到中外合办这么一个历程。官办时期，还发行过中国第一支股票，李鸿章曾下令严禁洋人参股。但洋人常年觊觎这里丰富的资源，几乎达到了馋涎欲滴的程度，要千方百计地掠夺它。最后，腐败的满清政府终于抵挡不住列强的压力，于是，大量洋人纷纷涌入。矿权曾几易其手：美国人、俄国人、德国人、英国人都先后管理过这座煤矿，最后落了个“中英合办”的结局。日本占领时期，煤矿又沦落到日本人手里。矿务局就设在天津的英租界。来到我们这座城市的这些洋人，有技术人员，有管理人员，有传教士，有政府官员。其中有一位技术人员，叫赫伯特·胡佛，后来还当过一任美国总统。不过这位倒霉总统赶上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未获连任，于1933年被民主党的罗斯福取代了，而他本人则躲到一个角落里潜心研究他的马克思主义去了。城市里这种洋人充斥的状况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所以我的童年几乎是在洋人包围的环境里度过的。父亲当时在矿上是中高级管理人员，矿务局下发的文件几乎都是英文，父亲经常拿着这些文件找到在矿上充当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洋人们，与他们讨论落实文件精神的方案。有时，这些洋人们也到我家里小坐，与父亲或闲聊，或议公。他们用英语在那里高谈阔论，我坐在一旁，默不作声，心里却在揣摩着他们谈话的内容。这样，一来二去，耳濡目染，渐渐我也能与这些洋叔叔、洋伯伯们进行简单的交流了。其实，从那时起，我就展现出了在语言方面的特殊天分。我后来能成为一个专业的外语工作者，实际上那时就已经打下了基础。

我家门前的那条路是洋人们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他们都住在一个封闭的小区里，每家一个院子，院子里有花园，有草坪，房子是两层半的西式别墅，两层在地上，半层在地下，地下部分是锅炉房和储藏室。这个小区一般人是进不去的，由于我父亲的特殊身份，我可以自由出入这个小区，并且成了这里几户居民家里的常客。由于当时年龄小，对房间的豪华，设施的讲究倒并不十分注意，倒是喜欢与他们的孩子们一起在草坪上打闹嬉戏。这些孩子们跟我年龄差不多，都会说汉语。小孩子们在一起，很快就成了朋友。如果我有一段时间不去，他们就会派人到我家里来接我。其中有一个叫埃米莉的女孩，跟我是小学的同班同学，而且座位相邻，接触最多，关系最密切。记得她回国前与我告别时，眼睛里含着泪花，抓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开。虽然往事如烟，但有些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这件事也是我最难忘的诸多情景中的一个。

在洋技术人员中，有一个塞尔维亚人。每次他的车从街上过，一个白俄清道夫都会跑上前去，朝车里挥手。这时，那个塞尔维亚人总会把车停下来，打开车窗，扔给那个俄国人几个小钱。当时我不明白，那个白俄清道夫为什么只拦他的车。长大以后才懂了，他们同属斯拉夫人，大概是民族感情使然吧！

我上学需要经过一个铁路道口，那个

道口无人看管，经常出车祸。父亲怕我出危险，就要我从一个铁路天桥上通过。那座天桥为全钢筋水泥结构，异常雄伟坚固，它横跨北宁线，扼平沈咽喉。但这个天桥是不允许行人通过的，上面有美国大兵站岗。又是父亲疏通关系，我才得以每天通过这个天桥上下学。上下学都是由一个比我大六岁的表姐接送。最初，我们过天桥时，与那些美国兵彼此无语，不过点头微笑，擦肩而过而已。后来走的次数多了，人也逐渐熟了，交流也就开始了。有时他们主动搭讪，有时我用自己学的那几句简单的英语向他们问好。有时我甚至挑起大拇指向他们表示感谢和赞扬。面对我的言行，这些年轻的美国兵极端兴奋。有人情不自禁地把我举到头顶，有人甚至去拥抱我那个表姐。在那个年代，一个十几岁的中国女孩子，对这种举动，除了惊愕，就是羞愧了。现在想起来，这些美国兵当时的心情是很容易理解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背井离乡，思亲之情与寂寞之感交融。在异国他乡，遇见一个能与自己交流的人，哪怕是一个小孩子，他们也会在内心深处感受到一丝温暖。如果他们当中如今还有人健在，也已经是耄耋老人了。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人记得那一段虽然平凡却十分温馨的经历。不过对我来讲，那段经历又给我内心深处的崇洋情绪增加了一块砝码。

解放了，英国人走了，美国人走了，俄国人又来了。说来也巧，与我同桌的又是一个洋人—— 一个叫萨沙的俄罗斯男孩。他会吹口琴，一曲《喀秋莎》，吸引了全班同学惊羡的目光。

儿时的恐共心理是在当时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它并没有影响我以后人生观的确立。我没有成为一个反共分子，反倒成了一名共产党员。我承认，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我曾如饥似渴地阅读过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我读过《资本论》的俄译本全文和中译本全文，我能用俄文背诵《共产党宣言》和《联共（布）党史》。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我最崇拜的是恩格斯，而他的《自然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两本书对我影响最大。我这篇文章不是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我只是想说：儿时形成的概念对一个人成年以后的思想会有一些影响，但绝对不会成为主流。

至于儿时形成的“崇洋”思想，我并不认为它是什么坏事。我没有成为一个崇洋媚外的汉奸，倒是成了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当然，我也不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即西方所谓的“极右翼”。反之，我主张吸收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文化的精髓，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相融合，为我们的新文化建设服务。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我才发挥己之所长，为中外文化交流做了一点事，或者说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吧。我出版了几百万字的译著，为不懂外语的中国人了解异国文化尽了一点绵薄之力。这不能不说儿时形成的崇洋思想从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儿时曾经抚摸着我的头顶夸赞我的那些洋叔叔、洋伯伯们大概都早已作古了，但是，那个流着眼泪握着我的手不肯松开的英国女孩埃米莉，那个用口琴吹奏《喀秋莎》的俄国男孩萨沙，还有那些哈哈笑着把我举过头顶和热烈拥抱过我那位表姐的美国大兵们，他们中间恐怕还有健在者。如果确有的话，让我遥祝他们幸福、平安。我想由衷地对他们说：你们给我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谢谢你们！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