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下)
6月20日上午九时半，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专机平安降落在重庆机场。蒋介石早在机场等候了。从机场到蒋介石的住宅，华莱士和蒋介石同乘一辆车。蒋介石借助夫人宋美龄精通英语的便利，在车上即向华莱士表示：华莱士先生当最黑暗的时辰访华，会提高士气，希望美国继续援华；我很钦佩罗斯福总统的人格和见识；若是我看到中国崩溃的到来，我会告诉总统的，但是中国还没有崩溃，事情并不像我原来预计的那样坏；罗斯福先生在德黑兰改变主意后，我就预料到了这一后果，不过，总统改变计划是正确的……蒋介石真不愧为一代枭雄，上来就给华莱士出这样一道难题：你为什么不在德黑兰坚持先打败日本，这样于你们没什么好处。华莱士竟这样说：“总统为在德黑兰改变计划难过了很久我这次来，肩负建立中苏友谊的责任。”
蒋介石瞥一眼车窗外闪过的残垣断壁，话锋一转便杀向共产党：“解决中国国内问题，我愿意取得总统的帮助。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都是些不守信用之人，签了字是无效的。我很不愿意看到罗斯福先生由于共产党不遵守委托而受到责备。我和共产党几次三番来往，很懂得他们，不管他们嘴里讲要怎么做，实际上他们根本不会执行，如果总统和他们合作，威信会受到极大的损失。如果总统愿意协助我解决国内问题，我很欢迎。这不牵扯什么内政，因为总统是我的真正的朋友。”
这种典型的反间计至少在车上没产生什么奇迹，因为华莱士副总统没作任何表示。不过，蒋介石自信有办法让华莱士相信他的话。
6月21日下午五时，蒋介石在家里与华莱土单独进行了会谈，由宋子文担任翻译。
蒋：先生是否带有罗斯福总统的函件？
华：没有。在离开华盛顿前夕，总统和我谈过话。他曾谈到过中国通货膨胀的情况，不过，我不想在这里谈这个问题。总统谈到过你们的共产党，他认为你们都是中国人，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
蒋：(沉默不语)华：我从苏联过来，我认为，任何足以造成中苏两国不睦的问题都不应悬而不决。
蒋：是否可请罗斯福总统出来担任中苏两国之间的仲裁者？
华：(转而言他)美国愿意中国成为一个强盛而**的国家。
蒋：谢谢：华：斯大林主席表示，在战争期间，苏联应该支持你。他对你和***正在达成协议一事很感兴趣。中国需要团结。
第一次谈活，蒋介石没得到需要的东西。第二天下午四点三十分，蒋介石与华莱士开始第三轮谈话。宋美龄、宋子文、王世杰、拉铁摩尔、哈沙德、范宣德坐陪。
华莱士：在前一段的河南战役里，曾发生中国农民对中国军队**攻击的事，因为这些军队见了日本人就逃跑，这是怎么回事？
蒋：(没有否认)中国打败仗是由于士兵缺乏士气，而这种缺乏士气大部分是由于经济情况所造成。缅甸全面战役的未能发动起来对中国士气有着决定性的不良影响。中国人民感到他们被抛弃了。如果这个战役能够实现，目前这些失败就可能已经避免。
华：(似乎根本不愿纠缠这件事)委员长先生十年前倡导的新生活运动是否还在继续？
蒋：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训练人民过更有纪律的生活，并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前一段美国报纸对中国的批评太多，应该制止。中国因为共产党而遭到极大灾害，美国人民不懂得这种情形。虽然中国目前的情况不能完全归罪于共产党，但是他们的颠覆性行动和宣传却对中国的士气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中国人民并没有把共产党人看作中国人，而把他们看作是服从第三国际命令的国际主义者。
华：(吃惊地)共产国际不是早解散了吗？
蒋：这个事实并没改变这个形势。
华：纽约华旗银行北平分行经理马持尔•霍尔先生曾于1943年从北平出发通过共产党地区到重庆。他曾盛赞共产党，并说共产党对阁下充满信心，他认为你对共产党地区内的情况了解得不正确。
蒋：(心里骂道：扯淡：)霍尔先生和许多美国人一样，譬如卡逊上校，都是受了共产党的宣传。我是愿意他们回到政府里来的，但是他们却用宣传坏我军队和人民的士气。共产党希望看见中国的抗日垮台，因为这样将加强他们的地位。
华：(万分惊讶)我不能理解先生这番话，他们一直在和日本人作战呀！
蒋：(慌乱地)我承认共产党也是希望日本失败的。但是，他们祈祷着国民党将先战争结束而告崩溃，因为这个崩溃将使得他们取得政权。相反，如果国民党继续执政到和平，他们将无机会取而代之。由于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关系，政府无法公开批评他们，我们不愿因为批评和苏联发生冲突。
华：(疑惑地)美国的共产党人最起码是爱国的，我不理解你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
蒋：他们的差别在于美国共产党并无夺得政权的可能，中国共产党正在企图夺取政权。
范宣德：你们和共产党正在进行的谈判进展如何？
蒋：政府的条件有两条：共产党服从命令，把军队并入政府军；把他们现在的控制区变成政府的一个行政区。如果他们答应，他们将得到政府大赦，并有权继续作为一个政党存在。如果那样，那一批美国军官就可以进入华北，不和共产党直接发生关系，而是在中国政府名义下去训练转变了的共军。
华：先生对此是否乐观？
蒋：假如共产党有诚意，可能会解决。如果此问题得到解决，我会立即施行**方案。你们要让罗斯福总统相信，中共不能公开使用苏联为自己撑腰，他们能够用的而且确实做了的是利用你们美国的影响来强迫我们答应他们的要求。你们对共产党应该超然处之。
华：如先生所言，中共与苏联有联系，那么更有必要解决你们的国共问题。
蒋：我知道你们希望中国能把全部的军事力量用于抗日，但是你们却不了解共产党对中国政府所构成的威胁，而且过高地估计了共产党抗日的作用。
华：你们和共党是否能达成一低水平的谅解，好让他们在华北的力量发挥充分作用？
蒋：请你们不要逼我！欲速则不达，请你们认清共产党在抗日战争里并没有多大用处。
从这两次谈话可以看出，蒋介石努力设置一切障碍阻止中共与美国人直接接触。为达此目的，他动用了政治家能用的一切手腕，甚至不惜暴露底牌。他不敢想象中共军队得到美国的装备后可能出现的局面。次日，尽管华莱士等人一再表示他们只对战争感兴趣，要求派情报组到共产党控制区，要求派军事观察团前去延安。争执几个小时，蒋介石勉强答应在华北设美军情报组，但要求中国军官同往，对军事观察团一事不置可否。
因没法再谈，上午11点左右，华莱士等人回到了大使馆。起到大使馆，华莱士接到了罗斯福总统的亲笔信：强求蒋主席批准陆军观察组出发去中共控制的任何地区。
下午五点钟，蒋介石和华莱士继续谈话时，华莱士把罗斯福的来信读了一遍。蒋介石顿时呆住了。范宣德趁热打铁道：“是否观察组一组成就可以启程？我这样解释我们上午的谈话是否正确，上午你并没反对。”
蒋介石艰难地答道：“可以吧。但我们应对这一观察组有支配权。”
法里斯将军一听观察组要受蒋介石的命令立即跳起来说：“你们不能命令我们。”
蒋介石只能再退一步：“支配并不是命令，好吧，你们独立吧。”
刚刚进来参加讨论的宋美龄道：“大令，该组不该使用使团一字，应叫调查组。”
女人的直觉真厉害，差那么一点，中共就享受了和政府平起平坐的待遇，生出一件“外交丑闻”。
蒋介石冷冷地说道：“你们应该记住，共产党不接受我的命令，我不能保证该调查组在共产党区内的安全。不过，我愿意给予一切可能的帮助。”
“赢得战争哪能没有危险？”法里斯将军答道：“该组什么时候可以启程？”
蒋介石答道：“该组一组成就可以启程。”
法里斯追问：“该组可能由十五到二十人组成。这些人要分散执行个别任务，是否要中国军官随去？”
蒋介石一脚把这个难题踢开了，“这些问题你可技何应钦将军商定。”
法里斯微笑了，似乎明白中国这种踢皮球的手法。执拗地道：“我希望何应钦将军不致从中阻拦。使该组不能完成使命。”
蒋介石只好把皮球接过来，“你们放心，明天下午四点你们去见何应钦将军，他会得到我的指示。”
法里斯将军和他的副官谢伟思一听蒋介石这般承诺，立即退席回使馆准备去了。
面对美国式的效率，蒋介石空有一肚子中国政治家的锦囊妙计，竟无时间和机会施展。他努力争取美国政府理解其苦心的一切劳作均告付之东流了。美国人想干的事，他没有办法阻拦。不，他想尽了一切办法阻拦，却没有成功。不是吗？以他堂堂大国领袖之尊，竟然用了古老的造谣这一下九流的手法，难道还不算倾尽全力吗？眼下，他必须接受对他来说已日显残酷的现实：继续与共产党周旋。
6月27日，***得到了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消息。次日，他电告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周、朱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从此开始，中共的领袖们开始谨慎地考虑和美国人的合作了。6月29日，***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事使团来延安祁国共谈判问题、会议决定：对美军事使团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日，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
这次会议后，中共方面对国共和谈也表示了热情。6月30日，***电告林伯渠、董必武：“关于谈判事，可利用美军来延机会，请张治中、王世杰两人或一人借林伯渠来延安商谈国民党政府提示案。如王、张均拒绝，则单独回延安讨论，好作具体回答。”7月1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公开谈话：“自林伯渠同志代表我党中央赴渝谈判，已经两月，一切问题尚在继续商谈。林同志经西安时，国民政府曾派张治中、王世杰两先生前住接洽。至重庆后，我党中央经林同志手提出书面意见交张、王转交国民政府。嗣得张、王转来政府提案，内容相距尚远。我党中央现正研讨复案，期谋合理解决。所谓合理解决。即是于团结抗战及促进**有利，在此原则下，我党无不乐于商讨也，”7月4日，为庆祝美国独立一百六十八周年，***同朱德设宴招待在延安的美国侨民和中外记者团。这是中外记者团第二次吃***请的酒菜了。***在那次酒宴前的会见中讲出了这样一句名言：“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面对西方世界时，蒋介石和***都以“**”作为对话的基础。
7月22日，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的代号叫迪克西使团的观察组第一批人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的率领下飞抵延安。据包瑞德本人回忆，这架飞机着陆时严重受损。
7月26日晚，中共中央为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到达延安举行了晚宴。
***身边坐的是观察组成员、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谢伟思。这次“国宴”上了几道菜，已无据可查，可以确定的是那天喝的不是茅台。一边吃，***一边和谢伟思交谈。
突然间，***侧过脸问道：“你们美国是不是可以考虑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
谢伟思楞了半天才说道：“毛先生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坦率地说：“战争结束后，你们这个观察组会立即撤离延安，那个时候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的最危险的时机，有个领事馆就好多了。”
这恐怕是谢伟思在一个月内第二次感受中国领袖人物的直率了。
四7月26日，为了在宣传战中占据主动，国民党宣传部长梁寒操在重庆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透出了这样的消息：国共谈判已经解决了一些问题，双方的观点事实上并无严重分歧，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在中共方面。生活在九十年代的中国人，大概都不会小瞧舆论导向的重大作用。
以后的十天里，延安没对此作出任何反应。8月6日，***致电林伯渠：“梁寒操对外记者所谈，我们决定暂时不理，候9月底外记者从晋西北返延时将向他们发表谈判经过。”
原来***准备改变打法，让外国记者替他说话！
8月8日，凄苦惨烈、虎头蛇尾的衡阳保卫战降下了帐幕，苦战守城四十七天的国民党王牌第10军，在对军委会极度绝望的情况下，向日军第11军投降了。这使得蒋介石在近一个月里日渐恢复的名誉复又跌落千丈。他未能以衡阳的胜利重新塑造出杰出军事统帅的形象。第11军确凿无疑地投降了，然而第10军却与数倍于己的日军苦战了四十七天，这样，所有批评的武器都瞄准了国民党上层。
8月11日，***在审改《解放日报》的题为《论衡阳失守》的社论时，先将标题改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又在原文中加了这样几，段话：“衡阳失守，是国民党政府和统帅部不要民众与自愿放弃主动权的消极战略的结果。政府的措施中，没有一件是号召和组织民众起来参加保卫衡阳、保卫西南与西北的。西安国民党人竟在报纸上批评延安在联合国日纪念大会上数万到会民众所表示的保卫西安与西北的坚强意志，认为是‘共产党的阴谋’。总之，一切大好河山，都由国民党包办，不要人民干与。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闭。”
对照蒋介石和华莱土的谈话，有谁怀疑这样的一个比方：***是一位善用人性的煽情大师，蒋介石只是一个权不离口的套中人。
次日，***电示林伯渠、董必武：“你们所拟的谈话稿甚好，略加修改后用周恩来谈话方式于本日发表。你处收到后速在重庆及各处散发，并立即设法送往国外；衡阳失守后，敌后抗战地位更加重要，我军四十七万须要求政府全部承认，不要再谈五军十六师了；外国人在延安很高兴，他们对我军的发展甚感兴趣。”假托周恩来名义发表的谈话指出：“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义的方针，而不愿立即实行真正的**、以加强抗战力量，以保证战后和平。”
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重新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社论说：“在过去，在盟国政府与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所得的印象、在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将来反攻日军也主要依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盟国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只许国民党的丑话、恶骂、造谣、诬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国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关于国民党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这一方面，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与中国舆论，已经成了定论了。关于共产党的真相究竞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了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与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缘故。但是情况已经在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的来延，将为这种改变开一新阶段。”
卧薪尝胆的时期已经过去，可以喊一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口号了。8月17日，***提出了与国民党及各党派成立联合政府的设想。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但要求名义上和国民党平起平坐，而且准备在国家最高权力这一竞技场上与国民党展开公平的竞争。
“王侯将相宁有神乎？”天下是中国人的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中国文化传统中，并不缺乏这种加快自身机体新陈代谢的理论根据。8月23日，***在延安就国共关系问题，同谢伟思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最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国民政府应该立即召开一次临时的或过渡的国民大会，应邀请一切团体派代表参加。在人数分配方面切实可行的妥协可以是，国民党大概占代表数的一半，所有其它代表占另一半，蒋介石将被确认为临时总统。这次临时国民大会必须有全权改组政府并制定新法令一保持有效到宪法通过之时为止。它将监督选举，然后召开国民大会。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国民党已在忙于为发动内战制造借口。我们可以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十分确定的。”
时隔几十年后，我们全面审视1944年中国面对的国际国内现实，便不难发现***这种设想，无疑是使中国度过艰难时期的良策。从此以后开始的，长达一年之久的成立联合政府的尝试，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不可避免地失败了。这次失败无疑使现代中国失去了一次选择的机遇。然而，历史是无法假设的，它只负责用堆积如山的悲剧脚本，为后来者敲响此路不通的警钟。***在当时对这个世界的影响终究有限，在摇曳的烛光里，聆听他治世良方的，不是美国总统，不是英国首相，只是美国大使馆一个卑微的二等秘书。
国民党方面此时正在考虑利用9月召开的参政会，公开谈判过程，揭露中国有多少次多少回的“食言”和“前言不搭后语”，从道德方面陷中共于困境，以示政府的开诚布公与光明磊落。然而，这种战法无疑包涵极大的危险。政治腐败、经济混乱、军事上节节失利，这些致命的弱点，在1944年的中国，都比道德重要得多。
8月10日，张治中、王世杰联名致函林伯渠，强调中共必须接受中央提示案。8月30日，林伯渠复函强调只能按中共十二条书面意见谈，且要求政府逐步下达四十七个师的番号给中共军队，以利将来反攻。
还是8月30日，蒋介石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蒋介石说，自从观察组到达延安之后，共产党越来越傲慢，并且拒绝了继续谈判，要求美国做工作使共产党服从政府。第二天，高斯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写道：“我是知悉国民党的意思的，国民党认为目前只能是一党政府，现在还不可能给小党派参加政府的机会。那么，是不是可以让特殊的集团或政党中的干练的代表参加政府呢？应该把这些人请来，参加某种形式的、责任的军事委员会，以应付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严重的战争危机。”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美国人基本上依照这一原则介入国共关系。美国的这种态度，蒋介石当然很欢迎。因为它没有动摇他的统治的基石。
9月5日，旨在促进宪政和经济建设的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开幕了。按照国民党的计划，9月10日，国民党方面公开了国共两党谈判中双方来往的文件。
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发言说：“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中共这一主张，立即引起各党各派的强烈反响。9月24日，在重庆的各党派各阶层代表五百余人举行会议，一致要求改组政府。参加这次会议的阵容是这样的：国民党元老冯玉祥、覃振、邵力子、孔庚；国民党实力人物钟天心、司徒德、王昆仑、邓初民、屈武；各党各派的负责人及社会名流张澜、沈钧儒、章伯、李琪、左舜生、黄炎培、董必武、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以上各位，如果振臂一呼，都有随者如云的号召力。
蒋介石这时候在忙些什么呢？
五在这个多事之秋，蒋介石饱尝了一个弱国领袖无法回避的全部辛酸。
9月7日，日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六个师团又一个旅团，从宽一百二十公里的正面，沿湘挂铁路向西推进。中国王牌部队74军寡不敌众，被迫转移，79军军长王甲本战死于冷水滩。9月14日，中国守军93军军长陈牧农没接到任何命令，擅自决定撤离全州。
罗斯福总统得知中国战场急剧恶化的消息后，气得不思茶饭。这几个月，盟军各战场真是好戏连台。6月4日，盟军攻占了意大利首都罗马，轴心国塌了一条支柱；6月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第登陆成功，第二战场开辟；同日，苏联红军开始出国作战，于8月20日攻进罗马尼亚；7月7日、美军占领班塞岛，日军四万一千二百人全部战死；8月2日，美军攻占提尼安岛，日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角田中将切腹自杀；8月11日，美军攻陷关岛，日31军全部被歼，司令官小细英良自杀。8月4日，日本大本营和政府合二为一，宣布国民总武装令，准备在本土与美国作战。在这种时候，中国战场却败仗成串。衡阳失陷一个月，全州又失，如果大陆交通线真被日军打通，如果中国迅速崩溃，解决日本谈何容易？
9月19日，罗斯福毫不客气地电台蒋介石：“你必须立即增加萨尔温江一线的中国兵力，加强攻势，否则你该承担责任。你必须立即授予史迪威将军不受限制的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权力，以求扼制中国的崩溃！”
蒋介石读完这份电报，顿时泪如泉涌。这一细节末见任何文字记载，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没到伤心时！如果蒋介石泪腺系统完整，这时不哭就不正常了。
要知道，这眼泪已积聚两个半月了！
6月下旬，鉴于长沙失陷后，中国战局已非。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忽然生出了让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与日作战的念头。7月1日，马歇尔电告史迪威，征求史迪威对此议的意见。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史迪威当然愿意亲自指挥九百万的军队。不过，他在华时间已有两年多，对中国事情的难办感受极深，生怕将来当个“儿总司令”，贻笑后人。7月3日，他电告马歇尔：“此事应电总统出面促成，告诉蒋介石，现在剧变情势应采取激烈手段之必要，这样蒋或能被迫使我担任此职，中国军队才能受我指挥。即便如此，还应免去何应钦参谋总长职务，或规定其无权过问战事，我如无实权则不能担任。其实，中国局势不难扭转，自中国陕西向洛阳、郑州、武汉发攻，即为良策。”
马歇尔收电后，马上拟定了一个备忘录和致蒋介石电告呈罗斯福审定。备忘录称：华军目下的组织与领导都失当。除非竭一切资源，包括围堵共产党部队的军队在内。努力从事对日作战。否则砍维持到战争终了之日，希望甚微。环顾中国政府及军队中，尚无一人能统领全军，以应付日军威胁，仅有史迪威乃是统帅中国军队与日人对垒的唯一人物。为使史迪威能顺利指挥作战，可将史晋升为上将，以增高其威望，减少内外之困难。
罗斯福很快同意了这一方案，并于7月7日，发给蒋介石一封气势逼人、措词尖锐激烈的电报。电文称：“日本进攻华中后所形成的严重局势，不仅使中国政府感受威胁，且使美军在华基础同受影响。今欲挽救危局，必须迅速采取紧急之措施。鉴于现状之危急，我意应责成一人，授予协调盟军在中国的作战资源的全权，包括共产党部队在内。”罗斯福历数史迪威的优长后，写道：“我拟将交迫威晋升上将，并建议将彼置于阁下直辖之下，统帅全部华军及美军。为使史迪威能顺利指挥作战。请阁下授予他全部权力与责任。”
泱泱大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如今竟要美国人来全权指挥作战，这算什么事！对中国足球史谙熟的人，大概都清楚请外国教练指挥中国足球队冲出亚洲那次改革。施拉普纳大爷使出浑身解数，中国足球队仍在原地踏步。事后，新闻界、文化界对此举颇有微词，认为这有损中国文化之要义。史迪或要夺中国军队的领导权，要比请个外国教练辅导踢足球重大得多。且不说美国此举显而易见的政治目的，即便他们的想法纯净得像天使的身体，中国人能答应吗？
蒋介石答应了，军长师长会不会答应？军长师长答应了，连排长会不会答应？实在欺人大甚了？
蒋介石绝对不是阿斗式的君王。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罗斯福让史迪威统领中国军队，是其必欲干涉中国之心，昭然若揭矣！余于此不外拒绝、接受与缓和之三种方针，以为应付之道。缓和处之为上矣！……局势至此，若不自立自强，国家民族亡无日矣！今日之事，惟有奋斗图强，才能挽救也。”他清醒得很！军队是他的事业的基础，舍此，他会不可避免地跨入冯玉祥这种“政治寓公”的行列。断然拒绝，又会立即失去从美国得来的一切，当然也包括他大国之君的地位。
还是拖一拖再说吧。
7月8日，蒋介石复电答称：“原则赞成此事。中国军队与政治内容，不若他国之简单，全部统率之情形亦非缅北少数军队所可比，故非有一准备时期，不能使史将军指挥顺利，以符尊望。”同日，他又电告孔祥熙：“史迪威今已控制中国全部租借物资，若再统帅中国全部军队，加上装备中共，后患将不可测。”
“史迪威事件”一开场，其实已经是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冲突。如果蒋介石交出了军权，中国的所有根本都将动摇。
7月13日，罗斯福急不可耐地再次催促蒋介石尽快采取步骤，甚至说了这样的话：“军事危险如此严重，应不计政治冒险为之。”
不计政治冒险？真是睡着说话腰不疼？你知道在中国失去权力对一个政治家意味着什么？李鸿章在条约上签字时，就不知道这叫丧权辱国？袁世凯签二十一条时，就看不出那叫耻辱？慈禧太后后来仍与英法各国周旋，就意味着她忘了仇恨？罗斯福呀罗斯福，华盛顿当丁总统后解甲归田办农场，路人见了仍会向他脱帽致意，可那是你们美国呀！可是，蒋介石又没有理由拒绝罗斯福的“好意”，他毕竟是想让中国军队打胜仗。
7月17日，何应钦向蒋介石献了一个很中国化的对策：将重要战区的军队分为攻击兵团和守备兵团，前者交史迪威指挥，后者仍由中国统帅部自行掌管，这样，美国人只有一部分指挥权，后事好善；还应特别提出，在中国内政问题尚未解决时，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不列入美国人指挥范围；作此让步后，如美国仍坚持全部统帅权或者以停止援助相逼，则中国亦当单独抗战到底，不予迁就。
蒋介石大喜。果真能达此目的，一可度过眼下难关，二可得更多美授，三可绝了共产党对美国的联络，四可向国人、向列祖列宗交待。美国人只是做个先锋，帅印没交给他。7月23日，蒋介石电令在美国的孔祥熙向罗斯福解释上述方案。
8月23日，罗斯福再电蒋介石：“对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之事要尽快处置，如再迟，或会发生严重后果。我对任命史迪咸之事之所以如此坚决，是因为觉得再有延宕，将会失去挽救中国军事危局的时机，这样不仅有害于中国，而且会影响盟国倾覆日本的全盘计划。孔先生所述各点我已经考虑过了，我仍认为，所有中国军队除不能防敌和对日作战者，应全由史迪威指挥。”
美国人是不是也考虑过名分问题，不得而知。9月6日，史迪威抵达重庆，同日，美原陆军部长赫尔利少将也到了重庆，摆出了全面接班的架势。9月12日，赫尔利和史迪威提出十条大纲与蒋介石等高级官员商谈。经过讨价还价后，双方获得初步意见：史迪威任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受最高统帅的命令，商承军事委员会的同意，指挥中国陆、空军对日作战，作战计划须经军事委员会核议，对所辖部队有依据中华民国法令执行奖惩任免之权。
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双方都作了让步。然而，这个意见到底实不实用，尚需双方检验。
机会说来就来了。9月14日，广西全县失陷的消息传到了重庆，蒋介石和史迪威部找到了检验的由头。此时，中国远征军归印缅战区统帅史迪威指挥。蒋介石认为日军的最终目的是先攻占昆明，然后夹击重庆。要求现在密支那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进攻八莫，牵制日军，并说：“如果一个星期内没有行动。我就将远征军全部调回保卫昆明。”史迪威咄咄逼人道：“你这样决定，就是要停止在北缅的作战。中国并不是没有部队保卫昆明，司令胡宗南的部队迅速南下增援，华北日军由共产党的部队牵制，局势仍可维持。”
这还得了？前敌总司令还没当上，就不把我放在眼里。有了实权，还不是为所欲为？
史迪威通过这次争执，自然明白前敌总司令不过是供蒋介石使唤的小媳妇。两天后，他和赫尔利与宋子文继续商谈史迪威的指挥权时，史迪威蛮横地说道：“美国必须控制租借物资的支配权。我要拥有人事全权、调动全权。你们应该改组军委会，没有能力的人让开道路。军政部长应有陈诚担任，白祟禧改任参谋总长，蒋先生以后不再过问任何战事。如果我没有全权，我就不接受这一职务。”
怪不得蒋介石把这件事看作平生最大耻辱，比西安事变还要耻辱！这等于把他所有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一笔抹杀了。
正在这时，罗斯福又一次逼他交军权了。他能不流下伤心泪吗？
痛定思痛之后，蒋介石准备强硬地向罗斯福摊牌了。
9月24日，蒋介石约见了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蒋介石毫不客气地说：“史迪威缺乏政治头脑及战略思想，难当大任。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一事，关系中国生死存亡，罗斯福总统应给予充分的准备时间。我有这么几点基本观念不能变更：第一、决不能变更三**义之**政治，坐看共党赤化中国；第二，凡属损害中国主权之事，决不容许；第三，两国合作必须互尊人格，互守信义，在友善和好的空气中进行。不能含有丝毫的强制、或出以压迫之手段。”次日，蒋介石又让赫尔利向罗斯福转交有这样内容的备；忘录：“不能再委任史迪威将军以如此重大之责任，且拟请其辞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职务，并请由此战区遣调离任，另派富于友谊和合作精神的人代替。”
26日，蒋介石电告宋美龄、孔样熙：“此次之事涉及立国主义、国家主权与个人人格，不能迁就，否则，纵是盟国作战胜利，而我国格已失，虽胜犹败。中国局势决不致崩溃，吾人自力更生比受人束缚为愈。”隔了一天。他又电召孔样熙不可再要求美国的接济，迅速回国以示决心。
10月13日,赫尔利电告罗斯福：“你若在这次争论中支持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可能连中国一起丢失。……我们若不支持中国抗战。而其崩溃，即使一切天使都发誓赞助我们支持史迪威，也逃不了历史的裁判。”
罗斯福当然不想失去中国，确切地说是失去中国所能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利益，他未去帮助史迪威实现统帅百万之师的梦想。蒋介石在取得胜利后，这样反省道：“此事件是1944年对内对外各种困难的症结，且对此容之隐痛，亦可谓极人生之所未有也。”
这种隐痛根植于文化。只有生在文化层面上的隐痛才会这样刻骨铭心。政治家，或者说单纯的政治家是不会产生这种隐痛的，他们只能体味到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然而，蒋介石的这种痛苦对他来说品味得实在太少，他始终没有下过彻底自力更生的决心，他撵走了史迪咸，却没有剥夺美国大兵在中国领土上的特权。几年后，美国大兵**了中国一个女大学生，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政府学生运动，那时，蒋介石才明白***为什么会深得人心，因为***知道中国人需要什么，他想重新开始，还来得及吗？
蒋介石从“史迪威事件”中解脱出来，发现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坏得一塌糊涂了。改组政府的声音此起彼伏，共产党的态度越发强硬。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寻找解决国共关系的办法。蒋介石把下一个希望寄托在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身上。
10月上旬，赫尔利在重庆约见了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林伯渠和董必武，表示愿意亲自进行斡旋，以寻找到政治解决国共关系的办法。
由于赫尔利的直接介入，国共关系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