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上)
一美国直接介入中国内部事务，无疑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交响曲最堪把玩咀嚼的插曲。日、德两大强国，加上一个不知近退的墨索里尼，搅得这个世界四邻不安，把原来刚刚安定下采的秩序弄得一塌糊涂。中国受欺，战争伊始在列强眼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被人欺辱一百来年的弱国，没直接前来喝一碗半碗中国熬出的骨头汤，已经够人道了。英、美、法、苏在1939年6月前，琢磨的都是怎样从中国捞到更多的利益。谁知德、日两国嫌波兰、中国太瘦、太贫，朝着筑有深宅大院的富户伸出了黑手。法国很快招架不住，投降了，剩下的工作留给了作家。写一批新编《羊脂球》批判法国的国民性。若不是有个英吉利海峡隔着，威风了几百年的大不列颠是不是也早打出了白旗，实难预料。接着轮到了苏联，几个月时间，莫斯科已被敌人围个水泄不通。美国只损失一个海军基地，要感谢的只是祖上在这块土地上安营扎寨时，远离了正在发达的欧洲和曾经发达过的亚洲。一时间，他们发现和中国有了共同语言，几个巨头的几次切磋，几张海誓山盟后的空头支票，硬是把中国抬举到了列强的鸡尾酒会上。
我们写出“抬举”一词，深感面上无光。然而事实正是如此，无法回避。苏联同意中国入列强有些勉强，盯着外蒙和旅顺、大连，也算表里如一。当年的大英帝国在这件事上的表演，完全可以成为“抬举”一词的范本解释。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战死过师长，损兵数万，丘吉尔首相在多次演说中，竞“遗忘”了中国军队是反攻缅甸的主力这一事实，原因就在于文化的惯性。大英帝国尚不习惯和中国在一个桌上饮酒。两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参与八国联军切割中国，败军之国，何以言平等，拾举你们元首和我们首相一起纵论世界大势，难道还要我们的首相抬举你们的士兵吗？
暂不说“抬举”了。德、日两强已露败象，美国人处心积虑的事情已移到战后。战火燃到美国本亡的可能已不复存在(当然，我们不能遗忘1945年出现的这种场景：这年春天，至少有上千颗日本制造的小炸弹坠在气球下面，借助科学的算计，从日本本土飘洋过海上万里，在美国的领土上爆炸。这一戏剧性场面，为换了两颗原子弹后的日本仍敢以保存国体为条件才宣布投降提供了另一种明证。在这个岛国上，生存的是这样一群人，一群比动不动就要杖剑决斗的欧洲人更让人肃然起敬的人。他们有切腹的文化传统。现代科学证明：自杀比杀他人更需力量。于是，日本在战后保存了国体，并迅速重新在世界上崛起)。美国在战前和战争中所获巨大利益丝毫末损。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主宰世界时代的到来？达此目的，只有苏联这一障碍。
1943年12月31日，美驻华使馆二等秘书兼史迪威政治顾问的戴维斯写下有这样内容的备忘录：“中国政府和蒋介石既无民意支持、经济形势每况愈下，人心日渐背离。同时。苏联随时可能向日本宣战，进驻满洲与华北、蒋委员长料将于明年内面临他事业上最严重之危机。”以美国联同情之**集团，对蒋限采取更加现实的政策，并非意味着放弃我们下述之目的：一、战后利用中国以牵制日本；二、战后建立一富强独立的中国以对抗苏联。更早─些时候，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反对对华贷款，他在致美国务院的电报中称：“(贷款)并不能抑制局势的最后恶比；而在同盟国快要胜利时，也没有理由惧怕中国单独和日本讲和。”
不难看出，“山姆大叔”此时已在寻觅可以取蒋而代之的人物和势力以完成其战后大业。
美国不愿在蒋介石身上押注。屡次申明中国的困难只有依靠大规模的军事胜利才能解决。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蒋介石听得分明。1944年1月16日，他告诉高斯：“自3月1日起，美军在华费用一切自理，你们还有六周时间作准备。”
蒋介石自非等闲之辈，给美国出了一道不大不小的难题后，立即想到改善国共关系这一计谋。美国在中国的“投资”目的，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达此目的，他们必须和中国人合作。舍他蒋介石，可取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应改变一些策略。1月下旬，蒋介石授意国民党政府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放出和谈的气球！向毛征询关于两党合作的意见，邀请林伯渠、朱德、周恩来赴渝至开谈判。此时，***当然不明了美国人关于中国问题的腹案。向郭仲容表示：“中共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林、周可先后赴渝”；“谈判可以以何白皓电为基础”。得到***的承诺后，蒋介石笑了。只要***口头上还拥护他，美国就不能置他于不顾，罗斯福总不会找博仪和汪精卫合作吧！
果不其然，蒋介石的强硬很快在美国国务院引起争论。结果认为：美援中国抗战，很像打点滴，中国需要再一次吊盐水瓶子了，否则就无法谈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抗战。没过几天，美国会就批准了继续向中国贷款的方案。
美国人的钱可不是树叶子。在六十年代以前，他们也是以精于算计闻名于世的。在重新开始注射前，他们当然要把把中国的脉。
1944年2月4日，史迪威向国防部长马歇尔报告说：“中国军队有五十万在华北围堵共党部队，内战虽不致立即爆发，但这对个国的抗日已经大有伤害。”
2月9日，罗斯福总统致电蒋介石，提出派遣一军事观察团赴陕甘宁边区的要求。
美国人要直接去和共产党打交道，这还了得！如不扼制这种倾向，共产党的尾巴还不要翘到天上去！然而，蒋介石确实无力断然拒绝罗斯福的请求。在他看来，中国的抗战，离了美国的援助是无法完成的。2月22日。蒋介石思虑十余日，决定以很中国化的方式回答罗斯福：美军事观察团在通知中国政府后，可前往华北任何地区进行访问。蒋介石瞒天过海之心昭然：我已同意你们来华，不过要通过政府，到时不让你们去延安，你们也无法，因为陕甘宁在地理上完完全全属于西北，我并没同意你们前往那里。
如果美国人招呼不打一个就去陕甘宁。把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中国领袖蒋介石放在何方？这成何体统！罗斯福完全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作出派军事观察团去延安的决定。谢伟思在《美国对华政策》一书中披露：“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同非西方或是不发达的国家打交道时，有支持那种很有希望成功的铁腕人物一类的领袖的历史传统。”罗斯福派出军事观察团去延安这一决定是否也有寻找那么个“铁腕人物”呢？这是肯定的。他们甚至认为，在中国，一个领袖人物的去留，可以很快使局势改观。这种想法暴露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认识的肤浅，注定要被陷入中国谜宫般的文化氛围里不能自拔。在美国和西方，一个总统使大家不满，轰他下台或逼他辞职，地球照样运转，太阳照常升起。我们很难在西方的历史里找出王国维为大清酿出的文化殉葬的记载，同样，西方读者也很难读懂鲁迅先生的《风波》，只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喝饱了西北风东南风的人，才能体味出辫子的去留意味着什么。《***年谱》载：“5月里，***对中共中央即将到前线去的学员讲话。***说：在整风中有些同志受了点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经进行了甄别，还生气不讲团结，这就不好。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讲到这里。***向大家敬礼赔不是，并说：同志们，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大家想想？我怎么放下手呢？这时全场起立鼓掌。”美国人恐怕要把这种事情当成《天方夜谭》看待，他们若是受了冤枉，能是赔个礼就能了结的吗？
这种东西文化的差异、碰撞，在抗日战争后期比比皆是。当我们站在世纪末再度审视这段历史时，我们发现美国人介入国共关系已不仅仅是些政治的黄花，摹然间，我们看见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与那一时期历史事件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正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约定的再次与共产党和谈也要开始了。从大势考虑，国外记者和军事观察团入延安，怕非人力可以阻拦。进入3月，蒋介石已开始思考对策。鉴于以往在宣传上的被动吃亏，3月15日蒋介右发布注重宣传性的训示。要求各负责入每次与中共代表谈话时记下详细情况，逐日公开发表，强调了对国际宣传的重要性。蒋介石说：“要说明中共之国际性。使欧美人士明了其阴险可怕，实不同于欧美各国之共产党；指出中共系百分之百的实行共产主义，其所谓奉行三**义者，纯系挂羊头卖狗肉之伪装；切实说明中共军队完全为乌合之众，实不堪一击，其到处招兵买马，添购*炮，无非欲借数量之扩充，以补质量之低劣。”
反复研读蒋先生当年的训词，除了读出一个“**”，再无所得。作为一场政治战的宣传提纲，可提出反话处甚多。中共曾作为共产国际的一分子，除了它拥有军队外，与欧美各国共产党的不同从何谈起？何况东欧、西欧的共产党在破国亡家之后也都先后拿起了武器。中国到底实行什么主义，与欧美直接利益关系不大，何能引起欧美人士恶感？至于说中共军队的训示，怕是只能哄哄三岁小儿。
然而，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还是很快尊蒋的旨意，摘出了极机密的应付对策和要点。他们对中共的现状是如何看待的呢？“奸伪目前党政军各方面均感苦闷”，“林来此似有谋相安一时纳意思。”此次重开谈判，完全是蒋介石忙中无计所引起，中执委的红头文件不知以什么为依据得出这种推断。难道他们真的对***这几年的内部建树毫无察觉吗？“奸伪野心在逐步取得政权，欲使其放弃既拥有之武装及侵占割据之地盘，真正服从军令政令。势不可能，如此林之来此，可视为夺取政权过程中的一种步骤。”“以对等谈判之态度与中央高谈合作，以其惯用之猛烈的宣传，陷中央于失败的困境。”由此可见国民党方面心虚到了何种程度。
原因何在？埃利奥待•罗斯福所着《罗斯福总统见闻录》透露，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对中国的国体政权颇有微词，称其政府不能代表现代**，要求蒋“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蒋介石从开罗回来后的郁闷，很可能与罗斯福这个很不体谅他的奇怪念头有关。罗斯福决定派员去延安考察，会不会是这个怪念头的继续呢？
3月22日，罗斯福再电蒋介石直截了当询问访问延安的计划如何实现。蒋介石犹豫了整整一个月，于4月22日复电罗斯福：同意美军观察团到延安去。蒋介石下此决心别有原因，暂时按下不表。
我们先看一看久违了的国共谈判桌吧。本来蒋介石根本没打算重开谈判，只是因为美国人插手了，才作这个样子。同时，既然已经确定了谈判方针：“不求结果如何，只按宣传之需”，谈什么已经不再重要，为示中央政府的威严与牢不可破，条件自然提苛刻点好，要不然如何向外国朋友交待？4月12日，经过反复讨论修改的《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力、法草案》出笼了。此案确定的方针是强调国家军令政令的统一。军队问题，仍只同意十八集团军增编一个军，但却要求中共取消编制外所有部队，并要求使用中央教育纲领进行教育；陕甘宁边区问题，仍要求改为陕北行政区，但却强调其行政机构陕北行政公署归陕西省府领导，区公署主任由中央派，各县长的任免照各省通例。此案最引人注目处是要求中共“均能确实遵办以上诸项后，政府可准予中共之合法地位。”
辛辛苦苦干七年，一夜回到抗战前。国民党此案之强硬，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双方进行的多次谈判中首届一指，这恐怕只能证明国民党对政治解决共党问题毫无兴趣。
中共此时的条件是：党合法；承认边区现状；军队编六军十八师，至少四军十二师；战后移防黄河以北。谈判的方针是周恩来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一个谈话。
两个方案南辕北辙，实在没什么可谈的基础。5月2日，林伯渠、王若飞乘车抵西安，同日张治中、壬世杰到达。4日，双方打了一天太极拳，没谈任何实质问题，都不愿先提条件。6日，张治中拿出了去年他亲笔记下的林彪、周恩来所提的条件说：“你对此案有什么意见？”
林伯渠道：“我们的意见，恩来近期公开发表的谈话已说得很清楚。”
王世杰道：“不行不行，周恩来讲的五条太抽象，怎么能作为解决问题的条件呢？”
张治中道：“恩来讲话中，提恢复新四军番号，说共产党抗击58％的敌人，不仅仅刺激蒋委员长。前方将士也不这么看。这种宣传文字不能用做讨论基础。林彪去年提的四项条件，也不应作基础。我看咱们一个一个问题解决吧。先谈军事。”
林伯渠来西安前，***要求他不要刺激国民党。因此也就同意先谈军事。
张治中提三军八师，林伯渠提六军十八师，双方争论不下。据史料载：双方谈了三整天，最终又一次日到去年林彪所提的方案上了。这种枯燥而无结局的谈判，局外人看着无味，局内人恐亦不觉有趣。
9日，张治中、王世杰搞出一个初步意见让林伯渠签字。林伯渠一看有几条根本不是他的意见，拿回去“琢磨”两天。11日，他重新弄了一个意见交给张、王，意见书上当然签着林伯渠的大名。
12日，张治中、王世杰将意见书电告蒋介石时却称：这只是林伯渠单方面的意见，而非正式会谈的结果。
林伯渠冤枉吗？他知道蒋介石只是把他当作一只气球来试中共的腹案，会不会再气出几根白发呢？历史无言。
好戏还在后头呢！
二蒋介石发出训词称中共部队为乌合之众的同一天，东条英机在高级阁僚会上面带杀机道：“近半年，上层失败情绪蔓延，严重影响圣战进程。我们必须坚定胜利信心，决不容许有丝毫的动摇。今后，大小官员，不管政界军界，严禁谈论和平问题，凡军队官员产生动摇者，军法处置。”这样，蒋介石和日本单独媾和的可能性已经不再存在。
日军在1944年初，为挽回整个战场的颓势，确定了以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为目标的“一号作战”方案。日本进行这一大规模作战目的有二：一可利于在东亚大陆作长期坚守；二可击溃中国国民党军主力，以免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时，日军遭到两面夹击。为完成这一任务，东条英机于3月里完成了**统治的一切必须的准备，并立即扩军三十二个师团，实行全民皆兵。
蒋介石万万没有料到日军的“一号作战”竟置他于前所未有的困境。4月17日夜，日第12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指挥五个师团、三个旅团近十五万大军发起了打通平汉铁路战役。
4月18日，日37师团攻陷中牟。
4月20日，日62师团攻克郑州。
4目21日，日独方混成第7旅团攻陷新繁。
4月30日，内山英太郎下令总攻许昌，第二天已把太阳旗插在中国这一古都的城墙上。
5月1日，日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令独立步兵第11旅团由信阳北上，接迎南下的第27师团。
5月9日，日军将平汉铁路完全打通。
蒋介石的两个亲信蒋鼎文、汤恩伯吹嘘的血肉长城顷刻间就垮掉了。
一时间，国际国内舆论大哗，国统区的人民已经在准备小红旗欢迎八路军了。这样。美国在华人员也开始重视中共的军事力量了。
史料证明，***在林伯渠前往西安谈判前，也未料到中原局势会急转直下。在这种新形势下，已经不能以让步以求安定，必须立即改变谈判方案。***认为，蒋系军队缺乏战力，是因为中国没有**，又执行反共政策，国共之争的结果尚在遥远，将来执牛耳者必是最有力量者。因此。他随即确定了“发展自己，不受限制”的新方针。对国共谈判，他认为应提更高的条件，在国民党焦头烂额之际，迫使其让步。解决几个根本问题。
5月15日，***致电林伯渠、董必武，提出全面解决国共关系的强硬方案二十条。该案有以下几点特别引人注目：一、根据抗战需要、抗战成绩，及现有军队实数，应请政府将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为委屈求全计，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二、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备抗日根据地民选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三、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四、同盟国援华各物资、金钱，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得其应得之一份。
因周恩来、林彪回延安后，重庆与延安的电台联络已告中断，董必武和林伯渠都没及时收到中共中央新方案。于是，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
5月19日，蒋介石在重庆官邸召见了林伯渠。林伯渠因没得新指示，还是按照原定不刺激国民党的谈判方针专蒋介石谈判。蒋介石误以为中共真的软弱，仍不答应按林伯渠11日签字的意见书谈判。
5月21日。林伯渠终于看见了六天前***电示的新方案。他暗自庆幸蒋介石没有答应按前面意见书谈，那样的话必陷中共于被动。22日，他带着新方案去见张治中和王世杰。林伯渠把新方案递过去道：“委座不同意按西安签订意见书谈，我向中央作了汇报后，中央电示这一新案，请你们过目并呈委座。”
张治中、王世杰看了中共的新方案，良久不语。中共抛出如此强硬之案，出乎意料又在情理。在谈判桌上，这种戏剧性变化太常见，本不用动什么肝火。然而，前两天林伯渠见蒋时还是一脸的恭顺，几天过后就调到了这种地步？会不会是他们虚张声势呢？
王世杰冷笑了：“祖涵兄，这种严肃的政治谈判，怎能视作儿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们新案全文尽显宣布罪状之精神，完全没有实践诺言及拥蒋表示，这说明你们无决心解决问题的诚意。在中原战事不利的情况下，你们提这种方案，于共同御侮的宣言隔在云泥！”张治中接道：“此条件与西安谈判内容不符，为何又不以林彪案为谈判基础？是不是我们这样欢迎你，以为我们软弱可欺？”
林伯渠争辩道：“这二十条都是要实事求是解决问题。再说，西安初步谈判意见，约定各自向自己中央请示，并不是最后之决定。前几日我提出以初步意见进行谈判，委员长不允。可见当儿戏的并不是我们。前一次我曾提六军十八师、如今提五军十六师，已经作了让步。我不明白张、王二兄何以得出我们得寸进尺的结论。”
王世杰：“这二十条必须修改。”
林伯渠：“这二十条哪一条不是言之成理之说？”
张治中淡淡笑道：“林兄，此案洋洋干余言，为何单单遗漏了拥蒋抗日一条？难道你们觉得失去这个前提还能继续合作吗？”
林伯渠不知***电文为何省略了这一条，当即折衷答道：“这二十条在这里没有研究修改的余地。”
张治中和王世杰商量后表示：坚决拒收中共这二十条，并拒绝将此案转蒋介石。
史书在这里惜墨如金，一个“商量”便把事情叙述完整了。张治中、王世杰商量了什么？不知道。张、王二人肯定是拉了背场商量的，林柏渠自然听不见。这样一个背场，引发了当事人无限的想象力。因为张、王商量出的是强硬的对策，林伯渠和董必武就要问个为什么？蒋政权面临的困难日益严重，战事失利，英美批评严厉又同情共产党，通货膨胀加剧，想打共党而不可能，军队各派系矛盾日益尖锐，哪一条也不能成为他们强硬的根据。是不是我们在西安谈判的态度，使他们误以为不难对付？最后，董、林得出这样的结论：新二十条提出，利于抗战团结，虽难让蒋马上接受，但可否定过去。成为今后谈判的新基础，但是蒋气歪了鼻子，骂我们几百个娘希匹，说我们无诚意，但客观形势仍使他不敢公开决裂，更不敢动武。
再看一看这二十几天的中原战事吧。
5月1日，内山英太郎以四个师团兵力布下大口袋，准备聚歼中国五牌第13军。
5月5日，中国第13军跳出包围圈，遁入中岳篙山。次日，内山英太郎回师向北，形成对洛阳的扇形包围，同时，日太原第1军偷渡黄河成功。
5月18日，洛阳战役打响。
日军攻陷泞昌后，中国守军不战自乱，纷纷向西溃退。
5月21日，中国第33集团军总司令在陕县秦家坡战死。
5月25日，日军攻陷洛阳。
月底，***看到了这样一份关于河南战事的情报综述：日军开始发起攻击前，蒋鼎文第一战区终日花天酒地；日克郑州后，蒋在洛阳的长官部无任何作战部署，蒋即将长官部西移伏牛山中，三十余万军队溃向陕西，被日机炸死洛阳至潼关铁路线上者超过千人；渑池失守，日军掳去官太太小姐公子总数超过三百；洛阳失陷，损粮两千万包，汽车有三万余辆完好无损被敌利用，守军被歼八千，有四千人投敌；汤恩伯部十五个师，仅第13军基本完好，余皆被打散；蒋鼎文由洛阳出逃时狼狈不堪，只有一个司机相随，后收容11个士兵作卫队，又被逃命人群冲散。
***当然决定强硬下去。5月31日，他电告林伯渠：“为尊重张、王意见，以利谈判，以示我们希望解决问题之诚意，特修改文件内容词句，请再次提交张、王；请向张、王声明，拥蒋及执行四项诺言等屡经申明，故未重述于上次文件中。为尊重他们意见，故将其加入此次文件。另将二十条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仍请政府考虑解决；如彼方再不接收与解决，则曲在被方，我方委曲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
中共提出如此强硬方案，如按往常情况，国民党早拂袖而去了。然而，这一次他们不能这么做。5月27日，日11军动用六个师团三个旅团二十余万人分两个方向两个进攻梯队南下，揭开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第二阶段作战的帐幕。此时，美国即将派副总统来华考察援助条件，蒋介石只好在谈判桌前向后退一步。
6月5日晚，林伯渠与张治中、王世杰再次见面了。林伯渠手持***修改过的十二条书面意见，张治中、王世杰怀里也揣着国民党正式拟定的《中央政府提示案》。
林伯渠看过这份提示案，便发现国民党的退让，军队同意编四军十师，陕甘宁边区改行政区后隶属行政院。党的问题在战后解决，允许共产党公开。
林伯渠提出的十二条，却再次被张治中、王世杰拒收。双方舌战到子夜，张治中、王世杰勉强留下此案“以作参考”。
这个《中央提示案》客观上比较接近林伯渠在西安签字的意见，这就使得林伯渠十分为难了。如今中央早改变了方针，得此结果实难下咽。但他作为当事人，又曾在上次自己作了修改的意见书上签过字，和张、王谈判**难言之隐。不得已，林伯渠又于6日写信给张、王解释此中关节，声明白己意见不作数，应以中共中央新提十二条为条件。张、王仍坚持说这是根据中共方面的意见作出的提示案，中共无不接受之理由。林伯渠不得已于11日再函张治中、王世杰：“你们不让贵党中央了解我党中央方面意见，只片面地要求我个人接受贵党中央提示案，试问我个人如何能够作主？谈判如何能够进行？两先生又如何能负责？”
因事关重大，林伯渠请示了中央，***答道：“张、王既然不愿考虑我党中央所提意见，又不愿将此意见转交蒋，又不承认我党合法地位，又不以平等地位对我党中央，而片面地提出所谓提示案，我党中央坚决不能接受。望立即将所谓提示案退还张、王。”
张治中、王世杰说拒绝接受中共十二条，哪里是真拒绝，不过是一种谈判手段。如今中共态度强硬，华莱士副总统即将到来，不能让谈判就此搁浅，15日，他们复函林伯渠：“关于6月5日所附中共《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一件，以未便一再拂先生之意，业经转呈中央。顷奉中央指示：‘中央于6月5日已以提示案交林代表转达中共，凡中共方面意见，中央政府所能容纳者，该提示案已尽量容纳，希望中共方面接受’等，特以转达。”意思很明白：你们的意见我们已转呈，已不关我们这些谈判代表什么事了。
再看一眼这一个月中国的战局。
6月6日，日右路兵团占领沅江。同日，日中路兵团突破新墙河，中国守军退守平江。6月8日，日中路兵团抵长沙市郊区，仅留三分之一兵力攻城，主力绕过长沙继续南进，直逼衡山一线。
6月13日，日中路跟进第二梯队两个师团赶至长沙城下。
6月16日，日右路兵团占领长沙以西战略要地宁乡。
6月18日，日中路兵团攻陷长沙。
6月24日，日军先头部队距衡阳只有二十公里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