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先驱故事

九州风雨一奇人——萧楚女

九州风雨一奇人

——萧楚女

做人也要像蜡烛一样,在有限的一生中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温暖。

——萧楚女

萧楚女(1893~1927),原名树烈,又名萧秋,原籍湖北黄陂,生于湖北汉阳。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1912年考入武昌新民实业学校读书。1915年任武汉《崇德报》主笔。1917年任《大汉报》主笔。1922年,萧楚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兼任华侨运动讲习所讲师。4月15日,在广州的反革命大屠杀中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4月22日在狱中被杀害。

自学成才

萧楚女1893年生于湖北汉阳一个木材商人家庭。幼年时生活十分优裕,父母对他疼爱有加。但天有不测风云,萧楚女10岁那年,长江洪水泛滥,父亲的大批木排全被冲走,更不幸的是,继而又发生一场火灾,使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顿时变得一贫如洗。父亲肺病复发,在芜湖病逝。从此,家道中落,无以为生,12岁的萧楚女便被送到一家木材行当学徒。

在那里,萧楚女受着非人的待遇,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使他在幼年时期就深切地感受到了社会的黑暗。他哭着对母亲说:“妈,我实在受不了这个罪。是死是活还是让我到外面去闯闯吧!说不定还可以找到一条出路。”

就此,13岁的萧楚女踏上了漂泊之路。他在汉口、镇江、芜湖等沿江城市打工,做过轮船杂工、街头报童、酱园学徒,还当过排字工人等。

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萧楚女正在湖北新军里当兵。武昌起义时,他参加了汉阳保卫战。战斗中他英勇杀敌,当起义军四面受故,眼见汉阳城要陷入敌手时,他奋不顾身,冒着弹雨跃上城楼,点燃防城大炮,击溃了密集于城下的清军,使汉阳城一度转危为安。

在战斗中,他的一只耳朵被震聋。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盗走了革命胜利的果实,萧楚女毅然离开了新军,选择退伍。

离开新军以后,在“实业救国”的思潮影响下,为了继续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萧楚女决心排除干扰,集中全部精力,埋头读书。1912年,萧楚女考入武昌新民实业学校,攻读农桑。他如饥似渴地读着各方面书籍,坚持自学完中学的文理课程。在新民实业学校学习了8个月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1914年,萧楚女到武昌中华大学旁听,学习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而且还结识了恽代英等在该校的青年运动领袖。萧楚女因此加入到了恽代英领导的“互助社”,并在这一时期,接触和学习到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爆发后,萧楚女由恽代英介绍进入“利群书社”。此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放弃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来的政治思想,试图用社会主义来指导自己的实践。

1922年,萧楚女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由一个激进的青年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共产主义战士。

萧楚女虽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经过艰苦的自学,最终掌握了丰富的社会科学新知识、新思想,深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理论家。从武昌新民实业学校毕业以后,萧楚女就开始了他评论时政的生涯。

用笔与敌人战斗

1917年,萧楚女担任《大汉报》主笔,经常用尖锐辛辣的文笔,鞭挞反动政府的统治,文章痛快淋漓,尖锐泼辣,一时间成为最活跃的记者,《大汉报》也一时成为武汉的舆论权威,但最后还是因言论激烈被迫离开;五四运动前,萧楚女担任日本人所办的《湖广新报》编辑,以白话文宣传新文化思想,五四运动爆发时,为声援爱国主义运动,他联合友人向全国报界联合会、报馆、通讯社、新闻社、学校学会和学界各团体发出启事,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中国青岛的侵略罪行,并声明与《湖广新报》脱离关系。

1922年,萧楚女担任《新报》主笔,几乎每天都以“楚女”之名发表文章,他文笔俊逸,名声大振,不少男青年猜测他是一位“楚楚动人的女子”,于是,求爱信如雪片般飞到编辑部,无奈,萧楚女只好在报上登一则启事:“本报有楚女者,并非楚楚动人之女子,而是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并略有麻子之大汉也。”并撰文解释:他是萧姓男子,“楚”是他出生之地,“女”则为伟大、纯洁的象征。

1923年,萧楚女兼任《新蜀报》主笔。刚到职,他便对这一报纸进行了改革,使它具有了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色彩。由于萧楚女的文章论点新颖,以社论或政论的形式对反动派的罪恶行径、反动意识形态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笞,很快《新蜀报》在四川人民中就享有了很高的声誉,销量大增。

为了办好《新蜀报》,萧楚女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白天他要担任繁重的教学工作并参加社会活动。晚上除了编辑报纸外,他还要亲自为报纸写稿。他的文章,笔锋犀利,战斗性很强。连反动派所控制的报刊也不得不赞叹萧楚女的文章是“字夹风雷,声成金石”。

反动当局因萧楚女在《新蜀报》的革命活动,而变得惶惶不安。他们终于坐不住了,撕下了民主的伪装,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责令《新蜀报》辞退萧楚女。广大群众得知这一消息后,无不义愤填膺。不少读者因报上没有刊载萧楚女的文章,而将报纸退回报社,并说:没有萧先生的文章,我们不订了。

反动当局迫于广大群众的压力,只好收回成命。萧楚女回到报社后,斗志并不因反动派的高压而稍减,反而更加昂扬,态度更为坚决。反动派恼羞成怒,再次辞退萧楚女。但又因群众反对,阴谋未能得逞。就这样辞退,迎回,再辞退,再迎回,使萧楚女三进三出《新蜀报》,成为人们争相传颂的报坛佳话。

1925年5月,萧楚女和恽代英一起主办共青团中央刊物《中国青年》,先后发表70多篇文章,号召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运动。当时的进青年周逸群、李侠公还写了一首诗给萧楚女,表达对他的赞誉:

原来楚女非巾帼,

忧国忧民慈母心;

诛伐魑魅如椽笔,

九州风雨一奇人。

8月,萧楚女到达河南,协助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主编党的机关报——《中州评论》。1926年,在广州,萧楚女又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为宣传新思想作出重要贡献。

前后十余年中,萧楚女撰写社论、时评千余篇,文字超百万。不论在哪里,他的文章都是笔锋犀利,战斗性很强。矛头所向,“不是指责土酋军阀,就是痛骂贪官污吏”,在社会各界影响很大,受到报界和读者均赞叹。

萧楚女作为时事评论家,他是以笔做武器抨卫真理的“斗士”。最精彩的战斗是1924年至1925年与“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的论战。

戴季陶是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早期干部和理论家。曾留学日本,参加同照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戴季陶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戴季陶提出要以“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先后发表《孙文丰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戴季陶主义的出现,不仅促使国民党新右派的形成,为其反共夺权作了理论上和舆论上的准备,而且助长了国民党老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并从思想上把国民党的新、老右派联合起来。这是破坏统一战线和国民革命的一个重要表现。

为批驳戴季陶的谬论,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施存统、毛泽东等分别发表文章,与戴季陶派据理力争。萧楚女不仅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一系列驳斥戴季陶的文章,还到一些大学去演讲,并且奋笔疾书,出版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显微镜下之醒狮派》等专著,批驳戴季陶对共产党的攻击和诬蔑,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被誉为中共批判戴季陶之第一人。

口才非凡的演讲家

作为一个热衷于传播真理的理论家,萧楚女拥有高超的演讲艺术和非凡的演讲口才。说起他的口才,那可是经过刻苦训练的。1923年,他在重庆国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书时,每天都在天刚放亮,轻轻走出宿舍。走过寂静的校园,跑向学校的后山,在山上找处僻静地方、把一面小镜子挂在树枝上,对着镜子开始练演讲,从镜子中观察自己的表情和动作。

经过苦练,萧楚女终于成为一位口若悬河、能言善辩的演讲家、雄辩家。有一次,萧楚女冒雨给群众演讲,讲得极其生动形象。在讲到妇女要争取自由解放时,他说:“中国的男人受一层压迫,即帝国主义、官僚主义的压迫,而中国的妇女则要受两层压迫。她们除了受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压迫外,还要受男人的压迫……”

群众听得津津有味,雨却越下越大,萧楚女说:“请大家回去吧!”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退场,他只好继续讲下去。萧楚女演讲很有鼓动性和号召力,他常常是边讲边打手势,非常吸引人。他的好友恽代英也是黄埔军校深受学生爱戴的教官,曾与萧楚女和恽代英均共过事的作家茅盾,1941年10月16日在自己主编的《笔读》杂志上发表《萧楚女与恽代英》一文,对他俩的演讲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述:

“萧楚女为湖北人,与恽代英同乡。二人皆健笔,又同为天才的雄辩家,其生活之刻苦又相似。平居宴谈,都富于幽默味。然楚女纵谈沉酣时,每目瞋而脸歪,口沫四溅,激昂凌厉,慑震四座,代英则始终神色不变,慢条斯理,保持其—贯的冷静而诙谐的作风。二人之文,风格亦不同。代英绵密而楚女豪放,代英于庄谐杂作小见其煽动力,楚女则剽悍劲拔,气势夺人。其于演讲亦然。楚女之演讲,有如进军鼓角,代英则有时嘲讽,有时诙谐,有时庄严,历二三小时,讲者滔滔无止境,听者孜孜无倦容。然雅俗共赏,刺激力强,则又为二人共同擅长。”

深受爱戴的教师

萧楚女,除了评论时政,做新闻人之外,教师也曾是他的职业。他的执教生涯始于1920年,曾先后在襄阳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四川泸州师范学校、重庆联合中学、万县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重庆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等多所学校任过教。他以三尺讲台为战场,向青年学生传播革命真理。萧楚女教学有方,寓革命思想于教学活动之中,深受学生敬爱。在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时,他曾赋词一首,很快被全校师生争相传诵,不久便被谱曲,成为学校的校歌。

这首充满力量的词为:

敬亭拱北,

宛水环东,

山川明秀郁葱茏。

高斋隐隐.

叠嶂重重,

吾校巍然镇其中。

今日少年,

断粥身功,

将来东亚主人翁。

前程万里,

毛羽需丰,

一旦奋起何其雄。

1926年5月至9月,萧楚女受毛泽东的邀请来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讲习所里,其他教员都是兼职,唯独萧楚女是专职教员。萧楚女担任的课程都是新课程,没有现成的讲义,他就自己动手编写教材。

萧楚女总是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地给学员讲课。他讲的课通俗易懂,很能吸引学员。萧楚女传播的新思想坚定了学员为埋葬帝国主义而奋斗的决心和信心,深受学员的欢迎。学员都很愿意听他讲课,还有的学员一直都保存着当年的听课笔记。

那时,萧楚女不顾身患肺病,总是忘我地工作。上课时,他滔滔不绝,精神百倍,但是一节课下来,萧楚女就筋疲力尽。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上课,不愿耽误学员们的学习。他上课时常咯血,为了不让学员们看见,就偷偷地吐在手帕上。学员劝他休息养病,都被他婉言谢绝了。萧楚女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毛泽东十分关心他的健康,亲自将他安排到了广州东山医院。

1926年底,萧楚女病情好转出院。根据党的安排,他来到了黄埔军校当政治教官。

萧楚女在黄

埔军校期间,依然做着一个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他除了上课外,还参加学员的政治学习小组,为他们解答疑难问题。他的授课依然是那么出色,一些热血青年被他的讲课风格吸引,乐于接受他所传播的知识。萧楚女还在《黄埔日刊》上收集、整理学员的问题,给他们以解答,帮助他们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

萧楚女一生勤奋学习、诲人不倦,和蔼可余,从不喜欢训斥学生,而是以极大的热情鼓励和引导青年走革命的道路。他以讲台为阵地传播革命思想,引领许多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黄埔“四女杰”之一游曦就是其中一个。(其他三杰:“神枪手”胡筠、民族英雄赵一曼、近代中国第一位女将军胡兰畦)。

游曦原名游传玉,1908年生于重庆巴县。1923年夏进入四川省立重庆第二师范学校读书。这个剪着男式短发,眉目俊朗的女孩,在学校里经常听萧楚女老师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黑暗的演讲,大量阅读萧老师在《新蜀报》上发表的鞭挞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文章及萧老师介绍给她学习的《向导》《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思想豁然开朗,先后加入革命组织“平民学校”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领导学生运动的骨干。为了表示自己像初升的太阳那样走上灿烂光明的革命道路,游传玉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游曦。

1926年底,不满旧式婚姻的游曦冲破封建枷锁,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成为黄埔军校中为数不多的女生之一。1927年12月,在广州起义中,游曦带领一班女兵与敌巷战。子弹打完了,她鼓励战友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流尽最后一滴血,指挥战友们甩出最后几颗手榴弹后,端着上了刺刀的钢枪冲向敌人,同敌人肉搏,她高喊着杀敌口号壮烈牺牲。这位由萧楚女指引参加革命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位女班长,黄埔“四女杰”之一的女英雄,牺牲时年仅19岁。

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著名的女英雄因为非常喜欢萧楚女观点犀利、文笔精湛的政论文章,爱文及人,两人结成革命情侣,又先后双双为革命而献身。

用燃烧自己的光辉,驱散黑暗

1927年3月,萧楚女又因过度劳累而进入广州东山医院接受治疗。在医院里,不断传来工农群众被迫害的消息。当时,蒋介石一方面利用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同共产党捣乱,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企图将黄埔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收买过来。多数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立场都非常坚定,拒绝收买。这些“硬骨头”中就包括萧楚女。萧楚女在3月16日到24日间,短短九天内奋笔疾书写成五篇文章,对蒋介石屠杀工农,迫害进步势力,进行了无情的挞伐。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4月15日,广州的反动派进行了清党大屠杀。

在那刀光剑影、杀气腾腾的日子里,黄埔军校内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气焰更为嚣张起来。他们配合军警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解除军校进步学生的武装。而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萧楚女,此刻正在病房里。一群如狼似虎的反动派闯进病房,躺在病**的萧楚女看到他们,笑着说:“我是个病得要死的人了,难为你们赠送一顶烈士的桂冠,不胜荣幸之至。”恼羞成怒的敌人将他拖走,推上了囚车。

在刑讯室里,残忍的敌人不顾他重病在身,对他严刑拷门,逼他供出共产党组织和名单。萧楚女忍受着肉体上的痛苦,痛斥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群众的罪行。敌人恼羞成怒,又是劈头盖脸的一顿毒打,萧楚女昏过去被冷水泼醒后,依然痛骂敌人,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萧楚女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抓紧时间做难友的思想工作,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几天后,蒋介石见不能从他口中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便电令广州当局将萧楚女等人秘密处决。

1927年4月22日,萧楚女高唱着《国际歌》,从牢房走上刑场。他和同志们一起高呼“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他们的口号还未停,罪恶的枪声已响起。萧楚女等40多名共产党员,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血洒珠江,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萧楚女牺牲时年仅34岁。

萧楚女是人民的良师益友,他热情地宣传马列主义和救国救民的真理,愤怒地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罪行。他呕心沥血战斗在教育战线上,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在黑暗的旧中国,他用自己的声音和纸笔,唤起人民的觉醒,提高战士的斗志;他像点燃的蜡烛一样,用自己的光辉,为黑暗中摸索的人们,照亮着前进的路程。

“农民运动的大王”——彭湃

“革命领袖彭湃的牺牲,有他不可磨灭的战绩,照耀在千万群众的心中,熔成为大革命的推动之力,燃烧着每一个被压迫群众热情,一齐奔向革命的火原,所以我们在死难的烈士前面,不需要流泪的悲哀,而需要更痛切的继续着死难的烈士的遗志,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

——周恩来《红旗日报》

彭湃(1896~1929),原名彭汉育,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城郊桥东社人。出身于一个工商地主家庭。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初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之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

英勇机智的少年

海丰是广东省东南部沿海的一个小县城。这里南临汪洋大海,北依崇山峻岭,有着丰富的渔业、盐业和林业资源。但是海丰境内多山地、少平原,导致当地发展农业的条件极差。加之封建势力长期的残酷统治,工农业的生产水平很低,百姓生活十分穷苦。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的统治,使民众不再隶属于满清皇帝、官府及地主这样的封建统治阶级。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性质,在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军阀统治,对人民的压迫更加残酷了。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彭湃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彭湃的家族在海丰一带是颇具名望,拥有大量土地和铺面,家中每年收田租达1600多担,因彭家宅院位于海丰城郊的桥东社,所以被称为“桥东彭”。

在这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里,彭湃排行第四,被家人习惯地称为四哥。彭湃从小就比较聪明,在同辈兄弟中最得祖父的疼爱。在彭湃未满5岁时,就被祖父送进了海丰县城的私塾内接受启蒙教育。私塾先生与彭家是世交,自然对其重点培养,使他不足两年就认识了数百字,能背诵很多古诗,甚至学会了写春联。

对少年时期彭湃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母亲。她本身是穷苦农家的女儿,从小就被卖到富人家做婢女,16岁嫁入彭家做小妾。在她的身上仍然保持着勤劳善良的天性,她常常给彭湃讲述穷苦人家终年辛苦却缺吃少穿的悲惨故事,在彭湃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同情劳动大众的种子。

有一次,佃户们挑着粮食来到彭家交租,彭湃的祖父百般挑剔,折腾得佃户们饥渴不堪。跟在祖父身后的彭湃见到有个佃户想讨碗水喝,就跑回屋倒了碗热茶送过去。小彭湃的举动受到了佃户们的夸奖,却遭到了祖父的斥责。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却可以看出少年时代的彭湃已经表现出和其出身阶级不同的可贵品质。

1909年,彭湃升入海丰第一高等小学读书,开始渐渐接触到一些宣传民族革命的进步书刊,慢慢地了解到民族的衰弱和社会的混乱状态。他在心里渴望国家的富强,常常与同学们谈论时事,希望能加入刚刚在海丰出现的同盟会,参与他们所提倡的社会改革。

当时,原任海丰知县唐汝梅即将卸职。这个臭名昭著的贪官,他下令禁止赌博却又包庇赌博,下令禁烟却又私自贩卖从中牟利。只要能弄到钱,他什么坏事都敢做,穷苦百姓对其恨之入骨。然而,当地的土豪劣绅们却对这个贪官大肆吹捧,为其歌功颂德,甚至准备在其卸任之际,送他一把“万民伞”,用以表彰他的“德政”。

彭湃的祖父也是“万民伞”的发起者,这让彭湃十分气愤,他曾向祖父进言劝阻,可老人哪听得进这小小毛孩的意见呢?无计可施的彭湃找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番商量之后,终于想出了一个阻止这场“闹剧”的计划。

彭湃等人打听到“万人伞”还在负责制作的商店内,几个孩子悄悄地溜进了屋。中午时分的店铺冷冷清清的没有客人,仅有的一个伙计不停地打着瞌睡。彭湃轻手轻脚地来到了“万人伞”前,把伞上祖父的名字用剪刀剪掉了。其他几位同学也纷纷剪掉了自己长辈的名字。这样,“歌功颂德”的“万民伞”就变成了“千疮百孔”的破烂伞,结果自然是无法送出去了。

辛亥革命后不久,彭湃升入了海丰中学,眼界更加开阔。海丰中学可以说是当地最高学府,因此也成了新旧思想争夺的一个主要阵地。在这里,彭湃喜欢读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报纸和杂志,拥护孙中山,常常与那些反对革命的守旧派学生展开争论。

当时,海丰中学的进步学生组织起群进会,用意是互相激励,共同进步,彭湃就是群进会的骨干之一。1916年秋,群进会组织了一场反对袁世凯爪牙林干材的斗争。

林干材是广东督军龙济光派遣到海丰的驻军统领,是一名手上沾满革命志士鲜血的刽子手。他和当地的豪绅地主相勾结,专门清剿反对袁世凯的革命党人和海陆丰地区的三合会会员。丧心病狂的林干材曾经将几百名无辜农民作为“革命党”加以屠杀,以此向袁世凯邀功请赏。海陆丰民众面对林干材的血腥手段,敢怒而不敢言。可是,当地以陈月波、马剑郎为首的豪绅地主集团却拍手称快,十分敬重这个凶恶残忍的刽子手,尊称其为“统领公”,厚颜无耻地为其雕了一个石像,准备安放在供奉文天祥的“表忠祠”内,与肝胆昭日月的民族英雄配祀。

群进会的成员对此事非常愤怒,彭湃带领学生们在海丰城内张贴标语,表示抗议。林干材等人恼羞成怒,扬言要以武力对付。彭湃等人没有畏惧反动势力的恐吓,在雕像完成的前一晚,悄悄来到了摆放雕像的祠堂,迅速地把林干材雕像的鼻子敲掉了。

第二天,陈月波等人见到了这个没鼻子的雕像,哭笑不得,直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只好将这个丑八怪的雕像偷偷地丢进了大海。

这场斗争,实质上是海丰青年对军阀势力的挑战。彭湃英勇机智的表现给当地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很多青少年崇拜的对象。但是,彭湃也成了海丰反动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了避免彭湃遭人暗算,同时也担心他在家乡再惹祸端,祖父和母亲支持他离开海丰,外出求学。

彭湃早就渴望离开海丰,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追求真理。在不满现实的思想驱使之下,他更加希望获得新的知识,并从中寻求出能够改变国家现状的道路。1917年初,彭湃辗转前往日本,进入了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就读于专门部政治经济科。

探索救亡图存之路

自20世纪初以来,前往国外学习已经在中国的进步青年中形成了风气。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很早就有了频繁的文化交流。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迅速变强的现象,更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瞩目。因此,去日本留学的人总是特别多。这种趋势在辛亥革命后仍然存在,彭湃就是受这种潮流的影响,来到了军国主义泛滥时期的日本。

彭湃在日本求学期间,经常在社会上看到褊狭自大的日本人随意欺辱中国人的现象,他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就应该是救国,而救国的当务之急就是排日。事实上,彭湃也是如此做的,他在日本期间一直积极参加反日爱国运动,他的名字也一度出现在东京警署内排日派的中国留学生黑名单上。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帝国主义强行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利益转让给日本,“公理战胜强权”的美丽谎言被现实撕得粉碎。消息传到东京,留学生们无比愤怒,他们既痛恨于得寸进尺的日本倭寇,更痛恨于那些数典忘祖的卖国贼。

同年4月30日,日本新闻界报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将于次日返回中国的消息。章宗祥

就是在那些丧权辱国的中日密约上签字的民族败类,留日学生早就对其恨之入骨。得到这个消息后,彭湃带领着60多名留学生,在章宗祥回国的那天,一大早就守候在东京车站。当章宗祥从候车室走出来乘车时,彭湃等人一拥而上,高呼着“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将一面面小旗砸向汉奸所在的车厢,章宗祥狼狈不堪,匆忙在警卫保护下登上火车。

1921年,彭湃回到海丰,创办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及《新海丰》等刊物,积极宣扬他从十月革命以来学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革命运动理念。他试图从教育方面入手,进行社会革命的探索。但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因为对于新兴的革命力量来说,军阀与帝国主义交织的反动势力实在是太过强大了。渐渐地,彭湃开始认识到工农群众潜在的巨大能量,于是下定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探索出一条前所未有的革命道路。

彭湃领导农民运动,经历了一番艰难曲折的过程。初到农村的时候,他习惯性地头戴白筒帽,身穿学生服,脚系胶底鞋。农民见到他以为是官府下来收税的或者是讨账的乡绅,躲都来不及,哪还能和他交心聊天呢。

澎湃很快意识到是装束拉开了他和农民的距离。于是他戴上尖顶竹笠,脱下胶鞋,光着脚板,带着农民爱用的旱烟筒,来到田间地头与乡亲们交谈。

时间长了,农民们渐渐不再躲避他,却仍然不怎么热情。与此同时,一些土豪劣绅乘机对彭湃造谣中伤,说他得了精神病。然而,这些丝毫不能动摇彭湃的决心,他仍然坚持每天走东乡,串西村,耐心地启发农民的觉悟。

一天,彭湃正在动员农民团结起来,争取减租和免除各种捐税的时候,一位农民用不信任的语气质问道:“别净讲些大话,要说减租,怎么不先让你们彭家不要来逼我们交陈年的田租呢?”彭湃还未来及回答,旁边的一位张姓青年农民就抢过了话:“这话不对,你种彭家的田,如果彭家减租,你当然得益了。可是我们这些不种彭家田的穷人怎么办呢?现在不是免除一家两家田租的问题,而是要像彭先生说的那样,我们穷苦人能不能抱成一团与土豪劣绅斗争的问题。”彭湃喜出望外,看来自己这一段时间的苦口婆心并没有白费。

当天晚间,白天谈话的几位青年农民就来到了彭湃的住所,自告奋勇地表示要陪彭湃一起宣传,几个人一直畅谈到深夜。就在这个普通的夜晚,彭湃与这几名青年一起成立了我国最早的农会。虽然只有区区6个人,但这毕竟是点燃了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

这年秋天,彭湃将分家所得到的祖传田契,分别还给了佃户。彭湃说:“乡亲们,你们祖祖辈辈在这些土地上干活,这些田契早就该属于你们。不是你们欠彭家的,而是彭家欠你们的。地主剥削农民的现象迟早要结束的。拿着吧!这是你们应得的权利!”

佃户们还是搓着手,犹豫着不敢接过这些“**”,彭湃见状哈哈一笑,将所有契约堆在地上,用火柴点燃了。这熊熊的烈火,照亮了彭湃彻底脱离封建地主家庭的决心,更坚定了农民们跟随他从事革命运动的信心。

1922年9月,彭湃组织成立了赤山约农会,为农民排忧解难,组织农民反对地主加租,兴办农民夜校等等,这些都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大量穷苦百姓纷纷加入农会,到1923年2月,海丰县成立了农会,会员达十万,彭湃当选为县总农会会长。他领导农会向封建军阀及土豪劣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这些斗争很快影响到邻近的十几个县,这些县都先后成立了农会。

在这样的形势下,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了,彭湃被推举为委员长。与此同时,彭湃还担任了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整个广东省的农民运动,在彭湃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红色政权的建立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实行反革命政变。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坚持革命斗争,中共中央临时常委在武汉根据周恩来等人的建议,作出了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彭湃被推举为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

7月27日,作为南昌起义的领导中枢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正式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彭湃、李立三等人为委员。前委于当天召开会议,详细讨论了有关起义的一系列问题,确定了起义时间。

8月1日凌晨,由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的一部分,共约3万人,协同作战,经过数小时激烈战斗,歼敌1万多人,取得了首次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胜利。

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它对工农群众的鼓舞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南昌起义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造成了惨重打击,使南京及武汉的敌人极其震惊,他们慌忙调集兵力,包围了南昌。

为了避敌主力,前敌委员会决定将起义军分批撤离南昌,挥师南下,准备占领汕头,取得苏联援助,以东江为基地,统一广东全省之后,再图北伐大计。

9月中旬,起义军已经进入广东境内,彭湃率领起义军浴血奋战,于24日解放了汕头。接下来,他又积极配合周恩来在当地开展群众工作,担任改编后的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领导和组织工农群众,安定社会秩序。

不久,广东军阀集中兵力扑向潮汕地区,贺龙及叶挺率领起义军主力奋起迎战。彭湃组织起工农群众给起义军运送枪支弹药,有力保障了参战部队的后勤需要。战斗中,敌陈济棠部曾与起义军一部在汾水村展开激烈的拉锯战。当时,敌人以2万余人的精锐部队向起义军阵地发起了数十次猛烈进攻,仍未能取得突破。然而,起义军也损失巨大,减员一半,且弹药将尽,无力再战。彭湃眼见情势危急,率领着农民自卫武装冲上战场,冒着枪林弹雨掩护起义军安全撤出了阵地,顺利完成转移。

1927年10月30日,彭湃在广东省委机关刊物《红旗日刊》上,发表了题为《土地革命》的文章,宣传建立工农武装、举行武装起义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他在文章中指出:“无产阶级要推翻帝国主义、军阀和资产阶级的掠夺和压迫,解除全中国大多数人的痛苦,只有实行土地革命。”

在中共东江特委的领导下,海陆丰农民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先后进行了数次武装起义,终于在1927年10月30日取得了胜利,成功赶走了当地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夺回了政权。

起义胜利后,彭湃受中共广东省委的派遣,回到海陆丰担负起筹建工农兵苏维埃的重任。同年11月13日至18日,陆丰县和海丰县先后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的建立。从此,中国的版图上多了一片鲜艳的红色。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立即着手分配土地。贫困的农民得到了切实的物质利益,自然更加拥护苏维埃政府。到当年11月中旬,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扩大到有50多万人口的区域。苏维埃政府公开招募志愿兵,编成工农革命军,购买武器,自制枪弹,加强武装力量。同时,大力开展工人运动、妇女运动、还组织起儿童团等等。彭湃领导下的红色政权向所有革命者做出了说明,工农群众只有坚决地联合起来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能彻底翻身得到解放。

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人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的首次尝试。它为其后的红色政权的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必将永垂史册,彭湃创建苏维埃的功绩也永远被后人所铭记。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全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陆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才可以算得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确实起了动摇。”并且热情地称赞彭湃为“农民运动的大王”。

誓死忠于革命

1928年初,中国国内革命形势再次陷入低潮,彭湃于此时来到了上海,担任中央农委书记兼任江苏省军委主席。

当时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严密控制的中心城市,反革命势力极其嚣张,白色恐怖的气息弥漫着这座著名的“十里洋场”。彭湃没有丝毫畏惧,他经常以身作则地教育身边的同志,要对党忠诚,努力工作,在阶级斗争的生死关头,也要为革命为党的利益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

1929 年8 月24 日,彭湃和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5 人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白鑫家召开中央军委会议。然而,白鑫这个中央军委秘书,在通知开会的一个月以前,就已经做了可耻的叛徒。

原来,白鑫是湘南常德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北伐时在叶挺的第24师教导营任党代表,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海陆丰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在工农红军第4师任团长。他有个表弟在南昌参加起义军,到达海陆丰后,叛变逃跑时被彭湃抓住枪毙了。对于此事,白鑫一直怀恨在心。后来,白鑫经人介绍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范争波搭上关系,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向上海市国民党党部投降。他故意将军委会放在其家里开,捕房巡捕和警察开着钢甲车而来,将会场团团围住,经过核对名单后,把彭湃等5名参加会议的人全部逮捕,关在上海公安局小北门水仙庙侦缉处的拘留所内。

彭湃在狱中受尽了各种严刑拷打,几次死去活来,脚骨也被打伤,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他将敌人的监狱当成了怒斥反动派的讲坛,厉声对试图获取情报的敌人说道:“向你们这样的反动派,我当年在海陆丰不知杀了多少,你们现在不必再问,将我枪毙好了。”

彭湃被捕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于当晚召开了中央特科各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布置营救彭湃等人的任务,并交代了解他们被捕的原因。

中央特科情报科负责人陈赓接受任务后,极力设法营救,他选中了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任职的鲍君甫。鲍君甫,又名杨登赢,早年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识一些共产党人,并对共产党人表示同情,他1925 年就结识了中央特科成员陈养山,1926 年由陈养山介绍加入共产党。

由于彭湃的名气很大,蒋介石早就恨之入骨,下令立即处死彭湃。鲍君甫及时将情况向陈赓进行了汇报,商讨对策。当周恩来得知敌人将于8 月28 日早晨要将彭湃等人从拘留所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的消息时,当即下令中央特科所有人一起出动,到囚车必经的枫林桥进行埋伏,准备武装劫车。

中央特科有的化装成小商贩,有的扮作过路人,其他人都扮成拍电影的外景摄影队,用一辆大卡车,车上装有摄影机,准备关键时刻用大卡车挡住囚车,再下手营救。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也化装成拍电影的演员参加营救,当时约定武器由专人用箱子搬到现场。早晨6 时,鲍君甫到达公安局时,彭湃等同志人已经被带走了,鲍君甫又立刻驱车驰往龙华警备司令部,得知彭湃已被送往龙华。鲍君甫赶紧驱车回到预伏地点,通知援救人员立即转移,营救未能成功。

8 月30日中国著名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领导人彭湃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33岁。

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人被杀害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全党悲痛,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通过鲍君甫的侦察及跟踪,于两个月后击毙了叛徒白鑫,以安慰烈士在天之灵。

彭湃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正如当年党中央在《告人民书》中指出的那样:

他曾经领导着海丰几万农民开始中国农民反抗地主剥削的革命斗争,他曾经指导着全广东几千万农民不断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压榨,他曾亲自领导东江海陆丰广东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肃清一切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创立苏维埃政权,他并参加南昌暴动。他这样英勇的革命斗争的历史,早已深入广大劳苦群众的心中,而成为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谁不知广东有彭湃,谁不知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土地革命的忠实领导者。

这是历史的结论,这也是对彭湃最公正的评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