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先驱故事

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理论家——蔡和森

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理论家

——蔡和森

蔡和森同志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纪念他。

——邓小平在纪念蔡和森诞辰八十五周年时的题词

蔡和森(1895~1931),字润寰,号泽膺,学名彬,原本复姓蔡林,名铄仙,湖南双峰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宣传家。

一师结挚友

蔡和森生于1895年,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当时的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99年,蔡和森随母亲回到老家——湖南双峰永丰镇。不久,其父回乡,并在双峰县买下井字镇杨球光甲堂定居。

1913年秋,蔡和森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改名为蔡林彬。蔡和森进入“一师”的图书馆后,就像进入知识的海洋,就算是饿着肚子,放假也要待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看书。1914年春,蔡和森认识了毛泽东,两人一见如故,常在一起看书讨论问题。杨昌济先生曾对人说过:“毛泽东和蔡和森‘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如果好好培养,将来一定是国家栋梁之才。”

1915年,蔡和森跳级考入了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专科。蔡和森在高等师范里,用功读书,刻苦钻研。当时,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出版了,书中主讲“民主”与“科学”,并大力批判封建主义的传统思想。这些,深深吸引着蔡和森。很快,蔡和森成为了《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并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

第二年6月,蔡和森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之后,并没有回家,而与毛泽东一起在杨昌济先生的公寓里住下。两人一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准备进一步建立革命团体。1917年秋天,蔡和森鼓动家人从老家搬至岳麓山溁湾镇刘家台子居住。自此之后,毛泽东与罗学瓒、张昆弟等新思想青年,常到蔡和森的家中畅谈理想。大家一致商讨,认为想要推翻这个封建的社会,仅靠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只有征集更多的爱国人士,才能有所发展。于是,1918年,蔡和森与毛泽东等人组织了“新民学会”,并创办了《湘江评论》。

不久,北大的杨昌济先生写信给毛泽东,谈到北京有人发起了赴法助工俭学的倡议,邀他到北京谈一谈。毛泽东接到杨先生的信后,找蔡和森商量此事。蔡和森说:“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你也可顺便看看杨先生。”

毛泽东说:“我想赴法勤工俭学是件好事,可以了解一下欧洲各国革命的真实情况。” 接着,毛泽东和蔡和森召集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共同商讨了一番。最后决定,由蔡和森先到北京了解情况和取得联系,然后再做决定。

蔡和森受大家的委托,先到北京,毛泽东随后也到了北京,他们共同为赴法勤工俭学做着准备工作。

1918年6月23日,蔡和森受同志们之托,冒雨前往北京商讨赴法勤工俭学之事。到京之后,经杨昌济老师介绍,先后认识了李石曾、蔡元培、李大钊等人。听了李大钊讲解的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使他大开眼界,增强了革命的信心和勇气。

赴法为革命

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和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及向警予等30多人,在上海乘“央脱莱蓬”号轮船赴法国。蔡和森进入蒙达尼男子中学学习。在校内,他秉着一股刻苦钻研、勤奋好学的冲劲,仅用了半年时间,就读了几百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思路也开阔了不少。他认为,中国更适合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蔡和森在法国不仅收获了救国理论,同时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蔡和森和向警予相识后,两人有着相同的生活、革命目标,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20年,二人在蒙达尼自由结婚。

蔡和森在法国与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也建立了革命的友谊,成为好朋友。他经常参加各种活动,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

留法期间,蔡和森对建党的理论及方针、路线做了详细的分析与调查,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蔡和森认为,要想发展中国革命,必须成立共产党。而且他还针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1920年8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我以为先要组织党——中国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它。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成为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毛泽东接到蔡和森的信后,心里非常激动,他立即回信表示极为赞同。他在信中说:“你的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个字不赞成!”

1921年,蔡和森在法国发起了建党活动,组织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周恩来任总支书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

蔡和森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导进步青年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当时在留法学生中,有一部分人受无政府思潮的影响比较严重,他们不相信革命的理论,认为一切都是空的,都是无所谓的。

蔡和森面对这种思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无政府主义者成立了“工学世界社”,宣扬他们的观点。他们否认一切国家政权和阶级斗争。要求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政治斗争,认为国家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

一天,蔡和森来到这些人的集会地点,大声说:“我不是你们的成员,我今天来是专门反对你们的主张的。”接着,蔡和森说:“无政府主义也称‘安那其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其代表人物有法国的蒲鲁东、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等,他们宣传不受任何限制,实际是虚伪的,是为了破坏工人运动,维护旧的统治。你们大家只讲什么绝对的自由,只从客观上却帮了反动阶级的大忙。”

蔡和森继续说:“我们都来自中国,中国的时局如何,人家心里都明白。你们有的是工人的儿子,有的是农民的儿子,有的是工商业者的儿子……如果父辈知道你们这样胡混,他们能满意吗?”

经过了蔡和森多方面的工作,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慢慢地接受了他的观点,改正了错误。 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开始信仰马列主义。

蔡和森留法期间,不仅刻苦钻研适合中国的革命,还参与了不少斗争。1921年2月28日,为了“争生存权和求学权”,同学们坚决反对北洋政府拒绝资助学生勤工俭学,而指使驻法使馆,以“找不到工作、不能上学”为由把学生遣送回国的抗争。同年8月,他参加了抗议北洋政府卖国借款。

为了夺回“里昂大学”的就读权,蔡和森与赵世炎、罗学瓒等人带领125名学生,冲进了“里昂大学”准备与校方谈判。不料,校方居然与法国政府串通,派出200多名武装警察把他们统统带走,只有赵世炎一人脱身。法国政府以“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和“扰乱治安”的罪名,于1921年10月18日将剩下的学生全部遣送回国。

领导五卅运动

1921年底,蔡和森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共中央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成为党早期重要的理论家和宣传家。

1922年6月,蔡和森出席党的二大,参与起草二大宣言,为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做出了贡献,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主编。

为了办好党的机关刊物,蔡和森撰写了许多理论文章,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讨论和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从1922年到1927年,《向导》周刊发行量猛增到10万余份。同志们都称赞蔡和森是党的理论家,《向导》周刊是革命的火炬。

在办好刊物的同时,蔡和森还积极参与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

1925年5月30日,生生令人震惊的“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蔡和森坚定地说;“要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的统一战线。发动全上海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统一行动抗议英帝国主义的大屠杀!”会后,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立到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直接领导。6月1日,成立了上海市总工会,宣布工人总罢工、两人总罢市、学生总罢课。

蔡和森说:“不但如此,我们还要提出惩办凶手、取消领事裁判权、撤走英、日驻军。”根据蔡和森的提议,上海又成立了“工商学联合会”,并且制定了17项交涉条件。

为了造成一个全国动员的革命声势,形成反帝怒潮,蔡和森向党中央建议,号召全国各地的工人、学生、商人也举行罢工、罢市、罢课,以声援上海的行动。

党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向全国发了通电,立刻得到各地的响应。有的发电表示支持,有的寄来款物,全国形成了反帝运动的**。共产国际也发来电报表示支持。

6月26日,上海一位民族资本家,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客的威逼利诱下,停止罢市,破坏了反帝运动的统一行动。

蔡和森得知这一情况后,心中非常焦急,担心已经发动起来的运动中途被破坏。他连夜找到这个民族资本家,向他申明大义,启发他的爱国觉悟。最终使这个民族资本家醒悟了,继续投入到罢市运动中。

经过三个月的激烈斗争,这次运动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五卅”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提高了人民的觉悟,掀起了全国革命运动的**。

与“左”倾路线的斗争

1925年10月,受中共中央委派,蔡和森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届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7年春,蔡和森回国,在5月举行的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随后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在大革命面临失败的危急关头,蔡和森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批判,并多次提出应对危机的建议。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为党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起到了重要作用。会后,他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赴天津参与组建和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并任北方局委员、宣传部部长。9月22日,中共顺直省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蔡和森在会上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全面总结五大以来党的经验教训。

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上,蔡和森认真总结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阐明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军、开辟割据局面的可能性,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六大后,他回国参与中央领导工作。

1928年底,蔡和森作为共产国际中共代表成员之一,赴莫斯科工作。在此期间,他受到了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排挤,1930年回国后仍留在党中央工作。在上海,以王明为首的“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继续对蔡和森进行排斥和打击。

长期以来,王明在党内搞宗派活动,蔡和森以党的利益为重,对王明的错误行为进行过多次的劝告。1931年1月,在中共第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因为有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

一次,蔡和森找到王明问:“我回国后为什么不安排我的工作,难道我犯了什么错误?”

王明冷笑着说:“你的错误不在某—件事上,而在思想上,要做深刻的反省。”

蔡和森坚决反驳王明道:“思想路线上我认为是你错了,而不是我错了。”

王明打断蔡和森的话,说:“好了,你不要总以党的理论家自居,这对你是没有好处的。”

蔡和森听罢严正地说:“我们之间的分歧,并不是我们个人的事。在政治上,你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线,企图超越民主革命,—举取得社会十义革命的胜利,主张‘—切斗争,否认联合’,把中间势力当成敌人,换行‘城市中心论’,忽视了广大农村。在组织上,你推行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在军事上,推行冒险主义……这一切都关系到党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应该分辨清楚,并希望你能改正。”

王明听着蔡和森的话,表情越来越不自然,他有些急躁地说:“你不要在我面前显示口才了,我是党的领导人,不是你领导我,回去好好检讨吧。你的右倾情绪太严重了!”

蔡和森强忍着满怀愤怒,仍然要和王明争辩,王明狠狠一拍桌子出去了。

几天后,蔡和森又找到王明,说:“既然你顽固坚持错误的主张,又不在中央机关给我安排工作,那么我申请到中央苏区去,做些有益的工作,总可以吧。”

王明一听,讥笑地说:“怎么,想去和你的老朋友毛泽东汇合呀?难道,你们搞的这一套不是宗派主义?”

蔡和森冷笑地说:“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现在中央苏区工作很多,很需要有人去帮助毛泽东,这绝不是搞个人小圈子,完全是为了中央苏区的工作。”

王明气急败坏地说:“好了,中央苏区的工作会另派人去,就不用你操心了!”

蔡和森遭到了王明的断然回绝,心中十分苦闷。过了不久,王明突然下达指示,让蔡和森主持广东省委的工作。当时,广东省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省委书记邓发被捕、广东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省委机关暂时移往香港。蔡和森接到指示后,以党的

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安危与得失,服从组织决定、离开上海去香港。

临行的前—天的晚上,蔡和森的外甥女刘昂正好从香港回来,见蔡和森收拾行李,就问:“舅舅,你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呀?”

蔡和森说:“巧了,我要到你刚来的地方去。”刘昂一听十分着急,忙说:“那里的情况很危险,舅舅千万别往虎口里送呀!”蔡和森听完刘昂的介绍后平静地说:“别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呀呀。”

刘昂认真地坚持道:“舅舅,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和领导讲一下,不要去了。” 蔡和森生气了,大声说:“干革命,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怎能只考虑个人的安危呢!”

刘昂见舅舅生气,不敢再劝阻,只好嘱咐蔡和森要多注意安全。

到革命需要的地方去

1931年3月,蔡和森不畏艰险,带着家人从上海来到了香港。蔡和森到达香港不久,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机关就得知了消息,并立刻派已由共产党内叛变的顾顺章追随到香港。他一时找不到蔡和森的住址,也摸不清蔡和森的出行规律,只好悄悄地等待时机。

叛徒顾顺章认识蔡和森,这给蔡和森的安全带来很大威胁。顾顺章到达香港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也得到了情报,并及时把情报通知了广东省委。

6月10日,香港海员举行一次重大的会议,省委其他同志考虑到蔡和森的安全,没有安排蔡和森出席这个会议。蔡和森听完秘书的解释后,着急地说:“我不去怎么能放心啊,海员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他们召开这么重要的大会,我怎能不去参加呢?”秘书说:“这么大的群众集会,很可能混进密探务,为了您的安全,省党委决定您不必去了。”蔡和森只好答应了。

其实,海员大会的地点,离蔡和森的住所不远,不能参加会议的蔡和森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不时地望向窗外。会议从上午8点开始,—直开到中午仍未结束,听着会场方向传来的掌声,蔡和森在屋子里实在耐不住了,他不顾家人的劝阻,决定去会场参加会议。

蔡和森来到会场后,精神抖擞地站在海员们的面前,向充满革命热情的群众招手。不料叛徒顾顺章早在门口等着,他寻找了半天也没发现蔡和森,正当他失望之时,蔡和森出现在人群里。叛徒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他向几个特务递了个眼色,就悄悄地走了。几个便衣特务一起扑上前来抓住了蔡和森。

蔡和森被拘捕后,被送到英国领事馆。党组织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设法营救,并让有广泛社会关系的李少石想办法。李少石接到任务后,便去找知名的社会团体从中斡旋,并与香港英国当局取得了联系。双方谈判的条件是:由李少石拿出一笔巨款,保释蔡和森出狱。

李少石多方筹集,把巨款凑齐,可等他到英国领事馆时,蔡和森已在两个小时前,由英方引渡给广东军阀陈济堂,并被投入广州监狱中。

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恨之入骨,一开始就动了重刑。蔡和森横眉冷对,没有暴露出党组织的任何情况。蔡和森被折磨得伤痕遍体,躺在牢房里无法活动。难友们见了都非常难过。蔡和森强打精神,支撑起身子,鼓励难友们说:“不要悲伤,要坚持斗争,最后的胜利是属于共产党人的!”

敌人的残酷折磨,丝毫不能动摇蔡和森的坚强意志。狠毒的敌人最后使出了灭绝人性的手段。最后一次审问时,敌人居然把蔡和森的手脚用铁钉钉在墙上。蔡和森仍然未吐露一个字。最后一刻,蔡和森被敌人的乱刀刺死。他牺牲时,年仅36岁。

就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杰出理论家,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蔡和森虽然牺牲了,党和人民众远怀念着他,毛泽东曾在一次谈话中说过:“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向蔡同盟

“革命夫妻有几人,当时蔡向各成仁。和森流血警予死,浩气巍然并世尊。”这是新中国诞生前夕,国民党元老、著名诗人柳亚子先生缅怀红色革命伴侣蔡和森与向警予的诗句。

向警予与蔡和森是同年出生,只少5个多月,1895年9月4日出生在湘西溆浦县城一个商人的家庭里。向警予属土家族,原名俊贤,乳名“九九”。

蔡和森与向警予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向蔡同盟”的笔名——振宇。蔡和森主编《向导》周报期间,他们曾经常一起用这个名字在周报上发表评论文章。振宇,即“警予”的谐音。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之时, 毛泽东在长沙的挚友便是蔡和森与向警予。1912年春,向警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两年后,转学至长沙私立周南女校,与蔡和森的妹妹蔡畅成为同学。通过蔡畅结识了蔡和森与毛泽东等进步青年,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16年向警予在周南女校毕业后回溆浦老家,打破当时“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在新式学堂任校长,试图走教育救国之路。她在校内要求女生放脚,为她们解开裹脚布,并向其父母作动员,开展妇女解放运动。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等在湖南长沙刘家台子蔡家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不久, 蔡和森受学会委托,前往北京联系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毛泽东等也相继去了北京。向警予得到消息,很想跟他们干一番“真事业”。于是,她也来到北京,先拜访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再赴河北布里村留法工艺学校会晤了蔡和森,二人逐渐加深了友谊。

1919年7月,向警予应蔡畅之邀,离开溆浦,赴长沙发起女子赴法勤工俭学行动,并加入毛泽东、蔡和森主持的“新民学会”,成为第一个女会员。12月25日,蔡和森、向警予等30余人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向蔡同盟”的爱情之舟也随之扬帆起航了。

在漫长的航行船上,在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研究学习当中,在你争我论的雄辩里,共同的革命理想,使蔡和森和向警予两颗青春火热的心,怦然跳动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从此,蔡和森和向警予开始了恋爱。经过35个昼夜的海上航行,他们于2月2日抵达巴黎。在巴黎逗留5天后,到达法国的一个小县城蒙达尼,正式开始了勤工俭学生活。在**澎湃的日子里,他们两个各自交换诗作,表达彼此的爱恋,表达对革命的向往。

1920年5月,蔡和森和向警予在法国蒙达尼正式结婚。这虽然是个简单的婚礼,却引起很大轰动。看热闹和祝贺的人们不仅有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同学,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蒙达尼人。其结婚照为蔡和森和向警予两人捧着一本打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资本论》。表明他们的结合,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爱情上的信誓旦旦,更是革命理想事业上的同盟,同舟共济。婚礼上,二人还将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作编印成书,题为《向上同盟》,分赠给大家。随后,人们把他们的结合称为“向蔡同盟”。

在国内的毛泽东闻知此讯极为高兴,十分赞赏他们自由恋爱的行为,认为这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应该成为大家的榜样。后来,毛泽东与杨开慧、李富春与蔡畅等的结合,就是“向蔡同盟”之后的又一支浪漫曲。

留法期间,蔡和森与向警予致力于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蔡和森与毛泽东、陈独秀等保持通信联系,信中第一个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并系统阐述了有关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组织原则。他还与向警予、周恩来、赵世炎、邓小平、李富春等一起筹建中国共产党旅欧的早期组织,是党的创始人之一。

1921年年底,旅法的蔡和森等人因参加领导学生运动而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不久,已怀孕的向警予也回到上海。回国后,他们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最早的一对夫妻党员。在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蔡和森当选为中央委员,向警予则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时,蔡和森还担任中央宣传部第一任部长,向警予担任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夫妻俩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

在艰难困苦的革命岁月里,蔡和森与向警予共生有一女一子:蔡妮、蔡博。1922年4月1日,向警予在上海生下第一个孩子妮妮。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孩子被母亲送回湖南,住在长沙五舅向仙良家。1924年5月,向警予再次怀孕,和蔡和森一同回到湖南老家探亲。5月25日,向警予在湘雅医院生下儿子博博。出生不到1个月,就由蔡和森的姐姐蔡庆熙哺养。这两个孩子都被誉为“向蔡同盟”的结晶。

1927年4月,蔡和森、向警予的两个儿女在长沙最后一次见到了妈妈。在蔡父蔡母的张罗下,一家人到照相馆拍摄了一张合影,算是唯一的“全家福”。在这张照片上,不常见到妈妈的儿子蔡博很不自然地站在向警予怀前。

向警予到武汉后,在紧张激烈的阶级搏斗中,这位心中装着中国革命解放大业的母亲还给儿女们写了几首充满母爱柔情的儿歌,其中的一首这样说:“希望你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在没有剥削的社会成长!”

1928年3月20日,留在武汉组织并参加地下斗争的向警予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审讯和毒打,她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和优秀品质。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时,向警予被残酷杀害,年仅33岁。

蔡和森得知向警予被捕后,想方设法营救。特别是惊闻向警予牺牲噩耗,悲痛不已,撰文《向警予同志传》以悼念。他在传末写道:“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瞿秋白

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曾担任过两届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醉心于学习

瞿秋白出身书香门第。瞿家世代为官,但到他父亲瞿世玮这一代,已经只剩一个徒有虚名的“浙江候补盐大使”。其父一生喜爱绘画,在济南教书得以糊口。母亲与其父一样,喜爱诗文。瞿秋白幼年所学的唐宋诗词均是由瞿母所教授。

瞿秋白小时候很聪明,酷爱学习。他7岁时进入私塾读书,8岁进入冠英两等小学堂。12岁,考入常州府中学堂预科。因家境日渐贫寒,17岁的瞿秋白未能中学毕业。中学期间的校长是同盟会会员,常在学生中组织军事练习,教导学生反帝反清的革命思想。因此,对少年时期的瞿秋白影响很大。

自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瞿秋白一家人的生活每况愈下。在1916年年关时,瞿母忍受不了生活的种种逼迫,自杀身亡。迫于家境的艰难,为母亲办完丧事之后,瞿秋白的兄弟姐妹打算各奔东西。

1916年,瞿秋白在堂哥瞿纯白的帮助下,进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语。第二年,他前往北京,考入北京免费大学——俄文专修馆。在那里,他不仅学习俄语、英语、法语,还学习文学与哲学,并开始试着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他每天夜以继日地学习,最终因体力不支,患上肺病。世俗、黑暗的社会,让瞿秋白开始“研究国故”,谈论佛学。他认为,只有文化才能救国。

寻找新信仰

1919年5月4日,瞿秋白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并组织俄专等学校的学生游行,向大家宣扬“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等理念。5月6日,瞿秋白组织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并担任学联评议部的议员。5月19日,北京学联实行总罢课。罢课后,瞿秋白分别遭到两次被捕入狱。第二次入狱时,瞿秋白竟因劳累和伤痛而吐血。对此,瞿秋白曾在给姐夫的回信中提及“干了这平生痛快之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

通过一系列爱国活动,瞿秋白逐渐认识到,中国民族要想实现民族独立,必须抛弃旧的封建思想,找到新的信仰与新的人生观。同年11月,瞿秋白与郑振铎、耿济之等人创办了《新社会》旬刊,提倡新文化。《新社会》宣传“没有一切阶级”,大家都是平等、自由、博爱的新思想。

1920年3月,瞿秋白加入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4月的《新社会》,就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和消亡的学说,认为想要改变这一现象,必须实行“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同年5月,《新社会》被北洋政府查禁。对此,瞿秋白并没有灰心,于同年8月另创《人道》旬刊,继续宣传新思想和社会革命。

探求新的道路

1921年1月,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前往苏联考察。在这之前,亲朋好友们都很担心瞿秋白的身体状况,好言劝阻他不要去。他却说:“我入俄的志愿——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于是,瞿秋白义无反顾地来到莫斯科。在莫斯科,瞿秋白看到中国与俄国的天壤之别。俄国实行的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此,他一心希望中国

也能尽快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1921年3月,瞿秋白又一次生病。他还是跟往常一样,积极参加与劳动群众、知识分子互动,进行交谈,获取经验。同年7月,经医生诊断,瞿秋白患上了肺结核,卧床一个月,直到9月仍然出现吐血的情况。在俄国朋友的劝说下,瞿秋白也曾打算回国修养,但终究因感觉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而放弃了回国。随后,瞿秋白又一头扎入忙碌的工作之中。

在俄期间,瞿秋白读了不少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写出几十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北京《晨报》与上海的《时事新报》上。1921年5月,瞿秋白担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俄文老师,兼政治课的翻译员。

1922年1月21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瞿秋白也受邀参加。此时,他的身体已经远远不及从前。医生告知他的肺叶已经溃烂,生命最多只能维持两到三年,希望他能好好休养。瞿秋白不顾医生的劝阻,坚持在大会上带病担任翻译工作。最终,瞿秋白因病情加重,出现神志模糊、高烧不退的症状,被人抬回高山疗养院。

瞿秋白在俄期间,写下了不少书籍。从书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在不断成长进步。他在《我》一文中说到“‘我’不是旧社会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此时的瞿秋白已经从一名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

回国投身革命

1922年2月,经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5日,瞿秋白参加共产国际在彼得堡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商讨确定统一战线方针和东方问题。

1923年1月13日,瞿秋白回国抵达北京。阔别两年之久的祖国,此时依然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之下。瞿秋白决心用自己在俄国两年时间里所学到的俄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道路和方法,改造旧中国。同年6月,他奔赴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议期间,瞿秋白、毛泽东、张太雷等人反对党内“左”和“右”的错误思想,使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正确决议,开始了国共第一次合作。

1924年年初,瞿秋白、李大钊、林伯渠、毛泽东等人一同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两党的合作的关系加快了中国革命的脚步,但国民党之中仍有一小部分右派人士,坚持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加入,反对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在瞿秋白的领导之下,党内同志们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国家主义派”等一系列的反对右派活动。此间,瞿秋白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大学”,为革命培养了不少精英骨干。

1926年1月,瞿秋白与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等同志一同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坚持与国民党右派展开斗争。大会上,瞿秋白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这年春天,病魔又一次向瞿秋白袭来。他的肺病加重,每日咳血,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住院卧床期间,瞿秋白坚持写下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书。

坚持真理

1926年7月14日,国民党公布《北伐出师宣言》。陈独秀在国民革命军从北伐出师后,竟然自顾自地在《向导》上发布了一篇放弃党对北伐领导的错误理论,还主张把北伐的军事领导权拱手相让于蒋介石。对此一事,瞿秋白极度不满,便写了一本短小精悍的小册子。上面写道:“斩首是中国皇帝的东方文化,是中国的家常便饭。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中国皇帝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别的派别,有机会主义,——中国托洛茨基式的机会主义,实际上是第二国际主义之雏形……如果再不明白公开的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一切为革命的胜利!”这篇文章在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发布,人手一本。瞿秋白勇敢揭发了陈独秀的错误思想,可见他对革命是多么的忠贞。中共五大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委员、兼政治局常委。

1927年初,毛泽东对湖南兴起的农民运动做了周密的考察,写出一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只有一小部分被发表在《向导》上,其余部分则被彭述之扣下,不让发表。对此,瞿秋白气愤地对彭述之说:“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随即,他为这篇文章加了一篇序言,与毛泽东的原文一起印刷成手册,四处散发。

4月,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7月12日,共产国际指令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被撤职。在随后召开的八七会议上,瞿秋白被任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转折点,挽救了处于危机时刻的共产党人。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做出正确的决定,及时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具体方案。

从“偏”到“正”

在瞿秋白任职的一年时间里,中共中央先后组织领导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秋收起义。对于这几次武装起义,瞿秋白只做政治指导,对于军事则选择放权。直到1927年11月,瞿秋白发现自己的思想有“左”倾错误。12月,广州起义的失败给瞿秋白很大的打击,同时也让瞿秋白有所醒悟,及时地纠正了自己所犯的“左”倾错误,于次年三、四月,在中央临时常委会上作了诚恳地自我批评,其思想逐渐走上正确的道路。

1928年5月,瞿秋白到达莫斯科。6月,他参加了在莫斯科远郊的兹维尼果罗德镇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大。大会上,瞿秋白认真检查了自己的错误,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大之后,瞿秋白在莫斯科待了两年。在这两年里,瞿秋白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李立三和向忠发则在国内进行直接领导。1930年春,瞿秋白被撤销了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

1930年夏,瞿秋白回国后,发现李立三等同志又犯了“左”倾错误,导致党和革命受到了巨大损失。同年9月,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

次年年初,第六界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上,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离开了中央政治局。

投身最爱

离开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后,瞿秋白并没有丧失信心,而是用另一种方式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做贡献。瞿秋白一边在上海养病,一边做革命书籍翻译。尽管瞿秋白身居白色恐怖之中,又身患重病,每月只有十几块钱的生活费,但他一点也不畏惧,每天坚持工作约16个小时。在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瞿秋白翻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文学作品达一百多万字。一段时间以后,同志们再见到瞿秋白时,都感到很惊讶,没有想到他会如此的安详与平静,偶尔还展现出很风趣的样子。对此,同志们都很欣慰。

在上海的两三年时间里,瞿秋白与鲁迅结为挚友。在瞿秋白身处险境之时,鲁迅曾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不仅为瞿秋白一家找到了安全住所,还为他提供了很多书籍。

1933年年底,据中央指示,瞿秋白被调往中央苏区瑞金工作。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瞿秋白与鲁迅彻夜长谈,并接受了一副鲁迅亲笔写的立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瞿秋白抵达瑞金之后,出任中共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团成员和教育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兼苏维埃大学校长。

多才多艺的革命者

瞿秋白多才多艺,他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喜爱绘画、篆刻、书法、诗词、古玩等等,而且他的爱好多源于名家指导、教诲。

瞿秋白喜爱绘画,且在绘画上有很高的造诣,源于其父的指导和教诲。他的父亲瞿稚彬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画家。现存于世的瞿秋白早年画作只有两幅:一幅是收藏在瞿秋白故里常州博物馆内的山水画《江声云树图》,是1916年17岁的瞿秋白为表妹金君怡而作;另一幅是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山水画《松风琴韵图》,是1919年清明节20岁的瞿秋白为挚友李子宽而作。

瞿秋白喜爱篆刻,源于父亲的指导同时得到石刻造诣极高的国文教师史蛰夫的传授。瞿秋白的石章刻得苍劲古朴,很见功力。瞿秋白自己刻有双、霜、爽、秋白、铁梅、涤梅、梅影山人等多枚图章,同时还经常为朋友刻章。有一次为他的幼年好友、后来的秘书羊牧之刻一篆书名章,瞿秋白把羊字的角刻得特别大,羊牧之说羊字的角太大了,要瞿秋白重刻。瞿秋白却笑着对羊牧之说:“角大能克敌,角大能催坚,角大能自卫,怎能不大?”说完两人都笑了起来。可见瞿秋白把对事物的深刻认识也刻进了自己的作品中。

瞿秋白在书法方面也有一定造诣,曾受著名书法家庄蕴宽的指导和教诲。瞿秋白从小特别喜爱“颜体”,即唐代书法家颜真卿所写的字体。后来,见庄蕴宽的魏碑写得很好,就开始专心向他学习临摹魏碑书法的代表作“龙门二十品”,即选自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二十方造像题记。瞿秋白非常刻苦认真,专心致志,深得其中之味,他的书法一直保留着魏晋风格。

此外,瞿秋白还喜爱古玩、文物,既学识渊博,又钟爱和珍惜。他在上海居住时,居家的挂表上系着他收藏的一个“半两”古钱币。有一次,瞿秋白问秘书羊牧之:“你晓得这个钱是什么朝代的吗?”羊牧之摇头答道:“不知道。”瞿秋白解释说:“‘半两’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汉半两,轮廓比这个要小一些;这是秦半两,大一些。秦半两是不可多得了。”

还有一次,瞿秋白在武汉与羊牧之同游黄鹤楼,在回去的路上他曾感慨地说:“黄鹤楼,名存实亡了。革命胜利后,一定要照原样整修重建,保存古迹。”

瞿秋白喜爱文学,杂文艺术可称得上炉火纯青。曾在《申报》副刊《自由谈》等栏目发表。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瞿秋白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绝伦。他的最爱是诗词,这要得益于母亲对他指导和教诲,他的母亲文史诗赋均有很高修养,对瞿秋白的文学启蒙起了重要作用。瞿秋白写下的诗词有很多,1935年他在长汀国民党监狱,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写下了许多佳作。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卜算子·咏梅》:

寂寞此人间,

且喜身无主。

眼底云烟过尽时,

正我逍遥处。

花落知春残,

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

应有香如故。

这是一首充满革命豪情的词,瞿秋白借咏梅抒怀,写出了他当时的境况和心态。作为一个革命者,明知身陷囹圄,危在旦夕,却视死如归,坚定不移的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从容就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转移,开始长征。瞿秋白因肺病加重,无法参加长征,被留在瑞金继续担任中央苏区的领导工作。

1935年初,瞿秋白的病情恶化。党组织决定把瞿秋白送到上海看病。在去往上海的途中,瞿秋白等人不幸被国民党抓获。在敌人的严刑逼问下,瞿秋白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没有向敌人透露半点党组织的机密。随后,他又被带到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师长宋希濂对瞿秋白的文笔颇为欣赏,因此对瞿秋白非常客气。瞿秋白心里很清楚,这只是敌人的小把戏而已。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瞿秋白丝毫没有动心。他抓住生命最后一段时间,写下了一篇长约两万字的文章——《多余的话》,作为临终前对自己的认知与分析。整篇文章展现了一个踏踏实实的瞿秋白,总结了他其一生的弱点、缺点以及经验教训。他用一种诚恳的态度,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和人民。

敌人抓获瞿秋白三个月之久,没有从他嘴里套出一点有用的东西。1935年6月2日,蒋介石发电报决定将他秘密处死。但是过了几天之后,没有一点动静。原来是蒋介石心存幻想,还想在最后关头试探一下瞿秋白,准备利诱。但瞿秋白对这些根本就没有兴趣。蒋介石的做法最终落得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监狱的敌人对瞿秋白说:“如果杀尽共产党人,革命便成功了!”瞿秋白当面训斥道:“没有共产党人,革命不会成功!”

1935年6月18日,福建省长汀县,瞿秋白坦然地走在前往中山公园的路上,唱着俄语《国际歌》和《红军歌》,高声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到达中山公园后,四周是那么的寂静,连小鸟都停止了鸣叫。瞿秋白走上凉亭,眼前有四碟小菜,一壶美酒。他独自一人坐在石凳上饮酒,表情很坦然,完全看不出是一个将要被杀之人。酒喝到一半的时候,他从容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说完这番话,瞿秋白起身走到公园凉亭前拍了遗照。他的姿势是那么的洒脱,双手向后背着,昂首直立,闲静之中流露出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概。瞿秋白缓步走出中山公园,走向位于长汀县西外街的罗汉岭,到达刑场后,他寻找一处草坪盘膝而坐,对刽子手微微一笑说:“此地甚好!”

瞿秋白从容就义时,年仅36岁。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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