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如闪电般耀亮——高君宇
生如闪电般耀亮
——高君宇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高君宇
高君宇（1896～1925），原名高尚德，字锡三。山西静乐人。五四运动时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1920年与邓中夏共同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三届中央委员。1925年在北京病逝。
在社会变革中深思
在北京城南陶然亭湖畔，有一座带有鲜明的五四时代特色的青年男女拥肩而立的雕塑，石雕后那个林木葱茏的土丘前赫然并立着两块汉白玉石墓碑——这里便是革命先驱高君宇和他挚爱的恋人石评梅死后合葬的坟冢。
高君宇，1896年12月22日出生在山西静乐县峰岭底村（现属娄烦县），这里虽然是汾河岸边的一个依山傍水、风景美丽的山村，但黑暗的旧中国，生活在这里的农民却人全国受难的人民一样，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高君宇出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晚清时代，他耳闻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和腐败的清政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重重灾难。当他到了懂事的时候，也亲身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巨大变革。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被清政府和八国联军镇压下去了，但义和团的余部仍在太原周围活动，义和团英勇抗击敌人的事迹还在民间广为流传，使高君宇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
少年时代，高君宇受到同盟会会员的父亲高配天的影响，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帝爱国的火种，接受到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1909年，高君宇与哥哥高俊德一起考入静乐县高等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高君宇和哥哥都十分赞同辛亥革命，当剪辫子风气传到静乐县城的时候，他和哥哥首先剪了辫子。当时有人惊恐地问他：“清朝皇帝回来了怎么办？”高君宇笑着反问：“要是革命党来了又怎么办？”在他的带动和说服下，许多人都剪掉了辫子。
1912年春，高君宇怀着“立意深造”的热望，来到太原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在同学中，他年龄最小，但他勤学好问，成绩优异，尤以国文见长，“所作诗文，多有奇气”，常被先生推荐“贴堂”，同学们争相传抄，视为范文。他被学校列为品学兼优学生，以“十八学士登瀛洲”而享誉省城。他除了完成课业之外，还大量阅读进步书刊，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当时，山西省立一中是山西新思潮的中心。高君宇在这里阅览了孙中山、章太炎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
1915年后，《晨报》、《申报》和《新青年》等报刊，更是他每日必读的报刊。他经常和进步同学讨论国事，“举动甚轩昂，言谈亦卓荦不凡”，深受师友的赞赏。他还认真阅读了世界著名作家海涅、歌德、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并把海涅“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诗句抄录下来作为言志诗。
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皇帝，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但是广大农村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阶级的统治依然如故建立在这种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机器，只是换了一块民国的招牌而已。原来对辛亥革命抱有幻想的高君宇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一年，晋西北遭遇大早。高君宇在假期返乡途中目睹农村经济破产的惨景，逃荒的饥民、剥光皮的树举目皆是。回到故乡，幼年时一起玩耍的好友，或背井离乡，或忍饥挨饿，挣扎在死亡线上。他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
严酷的现实，打破了他对辛亥革命所抱有的幻想，他怀着拯救同胞的愿望，向家中索取了大量银元和衣服、被褥，用驴驮着沿途分送给穷苦农民。但是，这只能资助为数不多的难民，而广大的人民依然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又有什么用呢？
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要求“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这一“条约”理所当然遭到爱国志士和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殊料，袁世凯公然违背人民意愿，出卖国家主权，竟于5月9日接受了这一卖国条约。“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高君宇从历史老师处得知这一消息时，义愤填膺。他在太原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卖国条约的游行示威，并将《袁氏盗国记》等反袁书籍寄回家中，告诫父老兄弟，要关心国事。1916年袁世凯复辟称帝后，高君宇更是抱定以“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负”之决心，秘密组织同学印发传单，组织集会游行，上街头演讲，积极声援蔡锷等人发起的护国反袁斗争。他曾满怀信心给家中人写信，称“洪宪过不了百日”。
成长为革命先锋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中国又陷入了军阀混战、分崩离析的局面，人民被推入了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广大爱国青年门夜思索的问题。就在这时，高君宇中学毕业，他为继续寻求救国真理，毅然奔赴北京，考入了新思潮狂澜翻卷的北京大学，进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学习。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研究中国社会。高君宇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很快成为思想激进的青年领袖人物。同时，北京大学是中国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高等学府。1917年1月，蔡元培从海外回国任北大校长后，提倡“兼容并包”、“学术思想自由”的治校方针，使北大成为新思潮蓬勃发展的园地，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前线。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寻求救国真理的高君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在课余广泛阅读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各种刊物，认真研究各种主义。其中，对他最有吸引力的是《新青年》，他热烈赞同《新青年》所提倡的反对旧礼教的主张。在《新青年》和其他进步刊物的影响下，他的反封建思想愈加成熟。
在北京期间，高君宇目睹了社会制度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恣意横行，救国心情愈加迫切。但是，救国的道路在哪里？对于这个严峻的问题他依然找不到一个理想的答案。就在这彷徨苦闷之时，他于1918年秋结识了李大钊，并从李大钊那里，他第一次了解到十月革命，借到了介绍社会主义的小册子。此时，以救国为己任的高君宇，仿佛在黑暗中前行而突然见到一线光明，心情十分激动。由此，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重新考虑中国的问题。
1918年5月，北洋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首先是留日学生在日本发动游行示威，当这一爱国行动遭到日本警察的干涉和侮辱后，留日学生遂罢课归国，以示抗议。当留日学生代表李达、黄日葵等抵达北京时，高君宇、邓中夏等北大学生立即赶往前门车站迎接。接着，他们共同商讨了行动计划。会后，高君宇等热血青年四处奔波，积极串联，很快组织起北京大学、高等师范等校的2000多名学生，于5月21日在新华门前举行了五四运动的预演——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次斗争虽然由于学生缺乏政治斗争经验而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使学生们进一步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必要性。
不久，高君宇和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张国焘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组织了学生救国会（最初名叫“爱国会”），并于同年10月正式成立了国民社，并出版了具有反帝爱国色彩的《国民》，揭露和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而高君宇则在编辑《国民》方面“起过很大作用”。在创办《国民》的同时，他还参加了新潮社，并为《新潮》杂志撰写白话文章，宣传新思想。他是新潮社最早的会员之一，在改选三届职员时，当选为干事部干事。 1919年2月初，北京大专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高君宇被推选为北大学生会负责人。
4月30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失败的消息传来，北京学生震惊了，高君宇和其他《国民》杂志社成员当天下午就在西斋饭厅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行动部署。5月1日李大钊在《五一杂感》一文中鲜明地提出“直接行动”的问题题，高君宇和邓中夏、黄日葵等深深感到只靠宣传、出版、教育等行动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斗争的需要，他们坚决赞同发动群众，采取爱国行动。他们奔走呼号，迅速将这一口号传播到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中去，联络各校学生。一场大的革命风暴在酝酿之中!
五四运动爆发，作为骨干分子的高君宇带领青年学生勇敢地冲破北京政府教育部代表和警察的阻拦，奔赴天安门广场，参加游行示威。游行群众沿途高呼“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反动军警闻讯赶来，逮捕了32名学生和市民，高君宇立即协助李大钊为营救被捕人员而奔走。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高君宇作为北大代表，参加了学联领导工作，为唤醒民众，而积极奔走。其间，他曾赴津发动抵制日货，并写信向太原学生介绍北京的斗争情况，还把进步书刊寄回山西省立一中。在高君宇的热情指导下，山西省立一中学生联合山西大学、太原第一师范、太原农业专门学校、太原法政专门学校成立山西学生联合会，组织各校爱国学生3000余人，于5月7日在太原举行集会，并开展示威游行，一致表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辱”，有力地声援了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为了进一步推动山西学生运动，当年6月，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高君宇等回晋进行指导，发动山西学生参加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山西学生爱国斗争的烈火更加迅猛地燃烧起来。
当时，高君宇还参加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和新潮社等进步学生社团，办刊物、做讲演、组织爱国学生和发动民众斗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在这场斗争中，高君宇因奔波不息，积劳成疾，曾两次吐血，但“宇之志益坚，宇之猛烈益甚”，被誉为“五四运动之健将”。1920年3月，高君宇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与邓中夏等18人秘密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与其他会员一起筹办了附属研究会的图书馆，命名为“亢慕尼斋”（共产主义的译音）。这时，高君宇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年10月，继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后，李大钊等也在北京建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高君宇是其最早的成员之一。11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劳动者》周刊，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并号召革命知识分子要积极从事实际活动。高君宇和邓中夏等根据组织的指示深入工人中，大力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
这年11月，在李大钊领导下，高君宇、邓中夏、何孟雄、缪伯英、罗章友等在北大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成立大会的有40多人，高君宇被选举担任书记。
回家乡播火种
1921年4月下旬，高君宇受陈独秀委托，回山西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到太原后，在山西省立一中多次召集贺昌、王振翼、李毓棠、武灵初等众多进步青年座谈。在一次讨论人生观问题的座谈会上，高君宇驳斥了当时阎锡山散布的误导大众的理论以
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观点。他说：一个有为的青年必须有正确的人生观，只有这样，他才能实现报效国家、造福人民的宏愿。他希望青年在流行的各种主义中，一定要深思熟虑，认定一条正确的道路，绝不要随波逐流，步入歧途。高君宇了解到无政府主义在太原的流传及其危害情况，当即对其反动性予以揭露。
高君宇在逗留太原的短短几天里，多次和进步青年商谈建立革命组织的问题。经过他耐心细致的工作，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5月1日正式成立。高君宇主持了太原青年团的第一次会议，会议推举王振翼为组长。高君宇还为团组织拟定了明确的宗旨：“唤醒劳工，服务社会。”
为了使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有一个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高君宇和贺昌、王振翼等改组了五四后期为宣传新思想而创办的《平民》周刊编辑部。该刊在揭露阎锡山对山西巧取豪夺的罪行，反映人民的疾苦，抨击胡适、江亢虎在太原散布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谬论等方面旗帜鲜明、颇有说服力，引起阎锡山的嫉恨，1922年5月被勒令停刊。高君宇得知此事后，把《平民》周刊编辑部迁到北京，亲自主持编印，然后由铁路工人秘密运回太原，继续发挥它的战斗作用。
高君宇在太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就回到北京。这年七八月间，他委托北大学生王昉等人利用暑假回家探亲之机，帮助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动进步青年以入股的方式集资创办了晋华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以及《新青年》等大批革命书刊，成为山西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据点。后来，当他得知晋华书社因经费困难无法维持时，便奔走于京、津等地筹措资金，使书社得以坚持下去。由于书社的影响日益扩大，终为阎锡山所不容而被查封，但它已在山西人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来到十月革命的故乡
1922年1月，根据党的决定，高君宇和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等中国共产党代表、各民众团体代表54人赴苏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留苏学习访问了一段时间。
在出国的半年多时间里，高君宇像海绵吸水一样在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吸取着丰富的营养。会上，他倾听了兄弟党代表的发言，并见到了伟大的列宁，这一切都使他兴奋得夜不成寐，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共产主义理论，研究苏联和各国革命经验，并和苏联及各国同志一起畅谈革命。当时，全球帝国主义代表聚集华盛顿，协议宰割弱小民族，高君宇和兄弟国家代表一起探讨了国际形势，受到很多启发。
会议期间，列宁曾带病接见了中国共产党和产业工人代表。列宁和蔼可亲地谈论中国问题，列宁明确地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列宁亲切地勉励中国代表，要广泛团结其他各阶层的人民，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前进。最后，他充满深情地说：“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灿烂的！”列宁那精辟的分析、深刻的阐述，深深地吸引着高君宇，使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了希望。
由于连续几年的战争，当时苏联经济十分困难，粮食供应很紧张。全国上下都吃着黑面包。在一次参观列宁办公室时，他们亲眼看到列宁也毫不例外地过着这种艰苦的生活，列宁办公室的抽屉里还有小块吃剩下的黑面包。陪同参观的人员介绍：列宁常常通宵达旦地办公，在无暇吃饭时，就喝点开水，吃些黑面包，边吃边工作。代表们听了介绍，十分感动，高君宇十分敬仰列宁的伟大人格和高尚品质。
会议期间，高君宇和代表们还参观了工厂、学校、部队、农村，并参加了“共产主义星期六”的义务劳动。高君宇亲眼看到苏联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家园的景象，使他不仅对苏维埃政权有了极其深刻的认识，而且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丰富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感性认识。
1922年4月，高君宇等人为了避开白匪的袭击，取道柏林、巴黎，从海路回到北京。回国以后，高君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认识产生新的飞跃，进一步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为宣传贯彻远东会议精神而积极奔走。
5月5日，高君宇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代表一起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纲，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7月16日，他参加了党的二大，当选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战斗在《向导》编辑部
高君宇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活动家，还是一个杰出的理论家。他有雄辩的口才和出色的写作能力。他对各地语言懂得很多，讲起话来十分吸引人。文章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严密的逻辑性。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出版党的机关刊物《向导》。会后，高君宇根据决定，和蔡和森投入筹备工作。9月份，《向导》周刊正式出版发行。高君宇便和蔡和森一起，开始了《向导》的编辑工作。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编辑《向导》、进行大结革命活动的同时，他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结合国内外大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纵谈古今，评述中外，文锋犀利，笔力雄健，在党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高君宇在《向导》上发表了不少介绍十月革命，介绍各国革命经验的文章、消息，回击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对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诽谤和攻击，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坚定了革命者坚持十月革命道路的信念。
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是我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二七”大罢工。在此期间，高君宇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协助李大钊进行了领导工作，并在《向导》、《工人周刊》发表文章，以其锋利的笔触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凶恶嘴脸，热情歌颂了人阶级的斗争精神，指明工人运功的方向。他指出：“中国工人是世界上受压迫和掠夺的奴隶。近两年来，他们蓬篷勃勃的罢工运动，完全是他们惨苦境遇的反映。”指出“中国除了打倒军阀与官僚，别无解放出路”。他提醒人们：“打倒军阀与官僚，要人民自己武装起来才能打倒，绝不是利用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可以达到目的的。”他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关系，指出：“中国军阀战争，每次莫不有帝国主义在背后操纵利用……帝国主义之所以各扶助一派军阀，并不是有深惠特爱于某一派军阀，是要借助所扶助的军阀的胜利，造成外国在华优越之地位。”
在“二七”大罢工时，高君宇在长辛店直接领导工人运动。“二七”惨案后，他又连续写文章揭露军阀镇压工人的罪行。高君宇还参加编撰出版了控诉军阀罪行的《二七工人流血记》一书，并亲自为该书写了后记。这篇后记总结了“二七”罢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在工人中加强党的建设，重新组织工人阶级队伍的重大问题。在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艰苦环境中，高君宇既看到了“屠杀我们的军阀更描暴了”，又看到了“为自由而奋争”的工人“是何等勇敢”，鼓励工人“应当比过去还勇敢努力”。他写道：“我们决不灰心！我们从事的是一个很长远的战争，这回失败不过是我们开场的短暂而且小挫折罢，我们决然要继续这个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这些文章像锋利的匕首投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因此，曹锟、吴佩孚多次下令缉捕他。高君宇多次更换笔名，继续发表极具战斗力的文章。
《向导》周刊从创刊以来，一直受到反动军阀的破坏，印刷厂设在偏僻小巷，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编辑部多次因敌人搜查而被迫搬迁，高君宇机智地逃脱敌人的搜捕。当时由于党的经费困难，《向导》在出版中困难重重，高君宇将自己生活费的大半拿出来，作为编辑的活动经费。自己却穿着夏布大衫，吃的是粗茶淡饭，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于高君于等人呕心沥血的工作，《向导》为传播革命思想贡献了巨大的力量，被赞誉为：“笔底惊雷万鬼哭，天昏地暗一星赤”。
山西脱险
1923年，高君宇参加了党的三大。会后，担任了党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宣告正式建立。3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成立，高君宇任总务股主任。5月，担任中共北京区委执行委员的高君宇受中共北京区委指派，返回山西筹建党组织和筹划山西地区国共合作事宜。
高君宇到太原后，秘密住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学的青年学会里，加紧进行建党活动。高君宇了解到：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已发展成为组织领导山西青年运动、工人运动的先锋军，并由原来的一个团小组发展成为9个团支部、团员60余人，而且斗争不再局限在学校范围，在工厂、矿山都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于是，高君宇在共产党员李毓棠、傅懋恭（彭真）的协助下，开始对团组织中的骨干分子一一进行考察，侯士敏、潘恩溥、张叔平等被吸收为新党员，还召开了共产党太原小组成立会议。
在会上，高君宇代表中共北京区委讲了话。他首先讲了在太原建立党组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详尽地阐述了党章、党纲。谈到当前的任务时，高君宇指出，当前党小组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筹划山西的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以开展工农运动，开创国民革命的崭 新局面。最后，他宣布中国共产党太原小组正式成立。
1924年夏，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中共太原支部正式成立。高君宇在帮助建立太原党组织时，带来了一份《旅莫支部会议记录》。新成立的太原党支部就以旅莫支部为榜样，召开党员会议，严格组织生活，定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到工厂中参加工人运动，在革命斗 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
不料，高君宇在太原的行踪被阎锡山的密探发现，阎锡山立即下令缉捕。高君宇在群众的掩护下，化装成火车司炉，机警地离开了太原。事后，老奸巨猾的阎锡山又伪善地托人转告高君宇说：“我是故纵不捕。”
高君宇从山西脱险后，经上海转赴广州，后担任了孙中山先生的秘书。10月10日，广州商团突然发动武装叛乱。高君宇遵照孙中山的讨伐令，与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共同指挥平叛斗争。他乘指挥车，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前沿阵地，指挥作战，最终，把 商团的叛乱活动全部镇压下去。
凄婉的爱情
高君宇的革命生涯惊心动魄，而他与恋人石评梅的爱情则凄婉动人。石评梅原名石汝璧，1902年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因自幼酷爱梅花，后来改名“评梅”。父亲石铭是清末举人，石评梅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919年秋，石评梅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她一方面在女高师勤奋学习课业，一方面开始创作诗歌和散文向各报刊投稿。后著有《涛语》、《祷告》、《偶然草》等作品，成为著名的青年女作家。她的诗歌和散文凄婉而真切，与冰心、林徽因等齐名。
当时，北
京有个山西同乡会，是旅居北京的山西人节假日聚会的场所，高君宇常去那里演讲。1922年春的一个假日，石评梅走进山西同乡会大厅，正好碰上高君宇的演讲。高君宇关于科学、民主、自由问题的演讲，句句说到了石评梅的心坎里，她确认自己遇到了真正的知音。
其实，高君宇曾经是石评梅父亲石铭的得意门生。那时候，老师身边那个“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小女孩并没有引起他太大的注意。没有想到若干年以后，在北京的一次山西老乡的聚会上，他再次见到小师妹时，小师妹已经长成大姑娘了——白衣黑裙、眸子闪亮，高君宇差点认不出来了。
同乡会后，石评梅和高君宇的一席交谈，使彼此互萌了敬重之心。高君宇常邀石评梅到陶然亭去听关于工人运动和妇女解放的演讲，有时也相约来到陶然亭湖畔散步。
在交谈中，他们发现彼此之间有着很多相同的理想和抱负，而面对动荡的社会和不可预知的国家未来，他们也会有相同的苦闷与彷徨。石评梅曾经在一封信中向高君宇倾吐她思想的悲哀。高君宇在次日的回信中这样写道：“我很信换一个制度，青年们在现在社会享受到的悲哀是会免去的——虽然不能完全。所以我就决心来担负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这诚然是很大而烦难的工作，然而不这样，悲哀是何时终了的呢？我决心走我的路了。”
这些文字令石评梅感受到希望与力量，她不但视高君宇为知己，更将他当作自己精神上的师长。而此时的高君宇已经认定，石评梅是一个人品才情都十分可取的女子，她——就是自己爱情的归宿。
1923年夏，石评梅完成了北京女高师的学业，受聘于母校的附属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和体育教员。这年秋天的一个傍晚，石评梅接到了正在北京西山养病的高君宇以“天辛”的化名写的一封信。刚刚拆开，一片香山红叶悄然飘落。她捡起来仔细一看，上面写着两句诗：“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
石评梅寂静的心弦被拨动了。当时，她刚刚从一次痛苦的爱情中解脱出来。原来，她孤身在北京求学的时候，父亲曾经托他的学生吴念秋照顾她。当时吴在北大上学，与高君宇同年级。吴念秋关心她的生活，与她一同读诗、写诗、评诗，赢得了她的爱。可后来石评梅发现，吴念秋已是一个有妻室儿子的人，这对她的打击太大了。在与吴念秋分手后，她下了一生独身的决心。
刚从一段伤心的感情中脱身出来，又有一份感情袭来。这时，石评梅犹豫了。在所夹的信中，高君宇坦率地说明了自己的处境：第一，他在乡下有一个父母包办婚姻的妻子；第二，他是中共最早的五十几个党员之一，而且当选为中央委员，他选择的是一条危险的政治道路；第三，他身患了在当时看来难以治愈的肺病。
原来，高君宇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的父亲高配天曾给他娶过一个名叫李寒心的农村媳妇。高君宇在太原读书和上北京大学后，多次给其父亲去信，为了两个人共同的幸福请求离婚，并恳求“释放此可怜女子”，但是父亲每次回信都严词拒绝。
尽管石评梅心里也很喜欢高君宇，她也不在乎他在信后面的两点，但是鉴于自己惨痛的经历，她表示：“宁愿牺牲个人的幸福，而不愿侵犯别人的利益，更不愿拿别人的幸福当作自己的幸福。”最后她狠下心来，提笔在红叶背面写了一行字：“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并回寄给高君宇。
高君宇接到石评梅退给他的红叶题字后，虽然心中有些黯然，但并未失去对她的希望和执著追求，依然痴心不改。他一如既往地关心她，约她参加一些活动，结交一些工人朋友。这让石评梅很感激。
1924年5月，高君宇为躲避追捕，秘密回到家乡峰岭底村。为了解除家庭包办婚姻的困扰，他与原配夫人李寒心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长谈，征得对方同意离婚。6月24日，又给在静乐神峪沟的岳父李存祥写了一封要求解除婚姻的信。
李存祥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接到这封信后觉得高君宇说的句句有理，第二天就派人到峰岭底村给高家捎去话，说根据孩子们意愿，同意他俩离婚。
随后，高君宇给石评梅寄了一封长达20页的双挂号信，向她诉说了自己与李寒心解除婚姻关系的经过，并再次表达了自己对石评梅忠贞不渝的爱情。
石评梅接信后，内心更加苦恼。她在日记中写道：“接到君宇信，详叙到家后情形，洋洋洒洒，像一篇小说，他已得到她的谅解，而且粉碎了他的桎梏，不过他此后恐怕连礼教上爱的人也没有了，我终究是对不住他。”石评梅给高君宇写了回信，勉励他努力于自己的事业，对他的一颗心仍没有接受：“我可以做你唯一的知己，做以事业为伴共度此生的同志。让我们保持‘冰雪友谊’吧，去建筑一个富丽辉煌的生命!”
高君宇不愿放弃，再次给石评梅写来长信，表明了革命者对待事业和爱情的态度。信中说：“从此我决心为我的事业奋斗，就这样飘零孤独度此一生。”“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为了你死，亦可以为了你生。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不如意的世界，要靠我们双手来打倒!”
为了表明自己对石评梅的爱情之忠贞，高君宇到广州后特意买了两枚象牙戒指，一枚连同平定商团叛乱时留下的子弹壳寄给北京的石评梅作为生日留念，另一枚戴在自己手上。这一次，石评梅终于打开了自己的心扉，把戒指戴到了自己的手上。然而，她不知道，上天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几个月了……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清废帝溥仪出宫，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在高君宇的陪同下，毅然离粤北上，经香港到上海，取道日本，12月4日到达天津。
当时孙中山因肝癌病重滞留天津20多天，此期间，高君宇受周恩来委托特意看望了邓颖超。后来，邓颖超在一篇文章中回顾这段往事时说：“高君宇同志作了我和周恩来同志之间的热诚‘红娘’，而恩来同志又做了我得见君宇同志的介绍人。”
不久，高君宇随孙中山到了北京。一路劳顿，使他的肺病复发，咯血不止，到北京后即被迫住进德国医院（现北京医院）治疗。石评梅得悉后，经常前去探视。每次探视高君宇，她都会带来一束心爱的红梅。有一次，高君宇睡着了，石评梅就给他写了张纸条：“当梅香唤醒你的时候，我曾在你的梦中来过。”
当病情稍有好转时，高君宇就要求出院，德国主治大夫可棣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嘱咐他：“出院后一定要静养6个月，不然是很危险的。”
出院后，为了安全，党组织安排他住在德国医院附近的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并派专人进行护理。在这里，高君宇与前来探望的赵世炎等人多次交谈，共同筹划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有关事宜。在促成会筹备工作的紧张时刻，他明知自己身体上的“数架机器不堪耐用”，但还是忘我地投入工作。
1925年的农历正月初五，北京下了新年的第一场大雪。高君宇和石评梅又一次来到了南郊陶然亭。
陶然亭畔葛母墓旁，是一片背依树林、面临芦荡湖水的空旷雪地。高君宇向石评梅说起在广州当孙中山秘书时和各军阀斗争的旧事，忽然一阵激动：“评梅，你看北京这块地方，全被军阀权贵们糟蹋得乌烟瘴气、肮脏不堪，只有陶然亭这块荒僻地还算干净了!”他指着亭子旁边的一块空地对石评梅说：“评梅，以后，如果我死，你就把我葬在这儿吧!……” 本来高兴的石评梅，一下子又落入了伤感，不知拿什么话来安慰高君宇。
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高君宇被推举为代表，带病出席。3月2日，他腹痛难耐，并伴有发烧、恶心、呕吐等症状，但仍然坚持开会。
到了4日，高君宇实在支持不住了。他的弟弟高全德把高君宇送到协和医院，大夫马上进行了诊断。初步诊断结果是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开刀。于是，高君宇自己在手术单上签了名字。
石评梅闻讯立即坐车赶往协和医院，她找医生询问病情，医生只是叹息道：“太晚了，太晚了。不过我们正尽力抢救。”的确，到医院治疗太晚了，高君宇因为急性阑尾炎发作，还并发腹腔脓肿和败血症，于3月6日凌晨0时25分病逝，年仅29岁。在高君宇的遗物中，石评梅找到了当初那片寄情的红叶，上面字迹依然，只是中间已经枯干了，裂了条缝。捧着这片红叶，石评梅心如刀割：“红叶纵然能去了又来，但是他呢，是永远不能再来了!”
高君宇逝世以后，《向导》、《中国青年》、《北京大学日刊》等纷纷发表悼念文章，哀悼这位中国青年革命的健将。3月29日，中共北京区委在北京大学旧址学院的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李大钊、邓中夏、王若飞、赵世炎、邓颖超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等领导人送了花圈。
那天，石评梅因为悲痛过度而晕厥了几次，因此未能参加追悼会。不过，在追悼会现场，石评梅撰写的挽联和挽词格外引人注目，其中挽联是：“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就高君宇安葬事宜，党组织征求石评梅的意见，石评梅依高君宇生前的愿望，将墓地选定在陶然亭葫芦小岛北部锦秋墩的北坡下。为了避免北洋军阀政府的干涉，组织上决定丧事完全以石评梅和高君宇的胞弟高全德的名义安排。
石评梅亲手在墓碑上写下高君宇曾写在自己照片上的言志诗作为碑文：“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她还写道：“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并在墓的四周种了百余株松柏。
石评梅还写了大量的有关诗文，其中《墓畔哀歌》表达出她刻骨的思念之情：“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此后，陶然亭畔高君宇墓前，经常会有一位憔悴女子在每周末风雨无阻前来祭吊，用她的泪水浇灌高君宇墓前的花草。
她太悲伤了，也太劳累了……她娇弱的身体终于抵挡不住疾病的侵袭，患上了急性脑膜炎，被送进协和医院抢救。
1928年9月30日，年仅27岁的石评梅因病医治无效而离开了这个世界。临终前，她的手上仍旧戴着那枚白色的象牙戒指。
“生前未能相依共生，愿死后得并葬荒丘”，这是石评梅生前的心愿。朋友们便将她葬在了高君宇的旁边，墓碑上刻着“春风青冢”四字，让这对恋人得以在天国里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相亲相爱。后人称之为“高石之墓”。在许多青年人的心目中，这是纯洁爱情的象征：“粗沙糙石像犹真，日晒风磨岁月泯。情侣游园当默祷，如斯相爱永青春。”他们生未成婚、死而合葬，演绎了一曲五四时期曲折而哀婉的化蝶故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