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气如虹铄古今——赵世炎
浩气如虹铄古今
——赵世炎
龙华授首见丹心，浩气如虹铄古今。
千树桃花凝赤血，工人万代仰施英。
——吴玉章缅怀赵世炎写的诗
赵世炎（1901～1927），字琴生，号国富，笔名施英。四川酉阳（现重庆）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工人运动领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革命思想的启蒙
1929年7月19日的早上，整个上海都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在上海枫林桥边的荒地上。刽子手挥起屠刀，向他砍来，只见他突然跳起来大声地喊道：“打倒新军阀蒋介石！”“工农兵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他的鲜血挥洒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他就是赵世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干部之一。赵世炎英勇就义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甚至传到了法国和苏联。
赵世炎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业主的家庭中。他的父亲很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很早就请来优秀的家庭教师教孩子们学习。赵世炎的二哥赵世珏接触了早期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向自己的弟（赵世炎）妹（赵君陶）灌输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二哥对赵世炎的影响极大，他为了效仿二哥，跟着把辫子剪了。
1912年，赵世炎到龙潭镇高级小学读书，这个学校老师水平都很高，但赵世炎尤其喜欢一位地理教员，他叫王勃山。这是因为王老师讲课总是结合地理知识讲解历史，讲述古代的英雄人物。王勃山是一位老同盟会员，有着激进的民主革命思想。他总是把爱国思想渗透在课文里，传授给学生。
有一次王老师在讲到香港、九龙和澳门时，讲起清朝政府的腐败，丧权辱国，把中国的太好山河割让给帝国主义。他怀着悲痛的心情，讲述了当时帝国之义如何残杀中国人民，讲述香港、九龙和澳门的人民如何与帝国主义进行殊死斗争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这些故事深深地感染了同学们，赵世炎瞪着明亮的双眼认真听讲，他万分痛恨清朝皇帝和帝国主义列强。下课后，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一篇文章，题目是：为拯救中华民族而献身。文章中充分表露了他的爱国情怀，受到王勃山老师的极高评价。
赵世炎除了学好课堂上的功课外，还读了大量的课外书籍。比如《史记》《三国志》《岳飞传》等等。他对书中描写的慷慨悲歌之士非常崇敬，憎恨那些卖国求荣、投敌叛国的败类。 平时他常常吟咏后人赞颂岳飞的名句：“上下三千年，古今第一人。”
老师王勃山听了赵世炎的吟咏，教导他说：“一个人为民族、为国家做了好事，人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我希望你也能成为一个民族英雄，永垂青史，受到人民的敬仰，这也是我做老师的光荣。”
赵世炎重重地点点头，把老师的话记在了心头，立志为国家和民族而奋斗。
离真理越来越近
1914年，赵世炎考上了北京的高等师范附中。在校期间，他不仅做好每门功课，还积极参加课外活动，生活上勤俭节约，常把省下的钱捐给生活困难的同学。
1915年8月，赵世炎与四哥来到了北京，顺利地考入了著名的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学校里课程繁多，赵世炎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刻苦练习发音，请同学们纠正他的错误，进步非常明显。后来在一次英文会上，他能给一个外国人当翻译，得到了全校师生的称赞。
在学校里，赵世炎是一个活跃分子。他热爱体育，喜欢唱歌，还能跳家乡的民间舞蹈。因为他热情大方，乐于助人，同学们有什么困难都愿意跟他说，求他帮助解决。每到达时，赵世炎就全力帮忙。同学们都信任他，称他为“外交大臣”。
当时陈独秀在北京主办《新青年》杂志，赵世炎经常给杂志投稿，他的文章写得生动活泼、立场明确，给陈独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因为写文章投稿，在1917年赵世炎结识了李大钊。李大钊诚恳地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颇有见地，一针见血揭露时弊，让人读了痛快。像在大热的天喝到了一杯凉茶。”
赵世炎对李大钊非常尊重，听到他对自己的夸奖和鼓励，忙说：“我的文章写得一定很幼稚，今后我要好好努力，请李先生多多栽培。”
李大钊笑道：“你给杂志投稿，杂志就有了活力，好像一股春风吹了进来。幼稚怕什么？人都是从幼稚走过来的，幼稚正是旺盛的根基。事物就怕衰老，衰老就没有生机了，所以必须有新鲜血液补充进来。”
第一次与李大钊谈话，赵世炎铭刻于心，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当时李大钊等人正在酝酿创办—个传播新思想的学会，名叫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非常欣赏赵世炎，他说：“这个青年如一团火，有正义感，有见解，将来必有作为！”在李大钊的倡议下，少年中国学会筹备期间，许多重要活动都邀请赵世炎参加。赵世炎欣然前往，积极地投入工作。后来，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时，李大钊介绍他参加到这个组织中来。在李大钊的带动之下，赵世炎原有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得到了升级，有了更高的觉悟。
1919年，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整个北京城，顿时沸沸扬扬，到处都在宣言爱国的口号。赵世炎参加了这场运动，同年5月7日，赵世炎被选为干事长。运动中，赵世炎处理问题有条有理，对于一些学生提出的问题他总能回答得很精彩。因此，大家对赵世炎的指示都是心服口服。
7月，赵世炎毕业了。没过多久，他模仿李大钊创办“中国少年学会”的模式，在附中组织了“少年学会”，接着又创办了《少年》半月刊。在赵世炎的文章中，他极力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并告知大家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半工半读，希望大家摒弃“好逸之思想”等。
这年秋天，赵世炎进入吴玉章在北京创办的法文专修馆。每天，在他学习之外的时间，还创办《工读》半月刊和《平民》周刊。特别是在《工读》周刊里面指出中国社会坏透了，不图解救不可能长久，而解救之道只能是社会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最公平的，不分穷富，无国界，没有军阀。这些都是赵世炎日积月累，逐渐摸索到的真理。
大学期间，赵世炎一直忙于工作和学习，常在法文专修馆学生会的办公室的桌子上睡觉。有时，他很乐观地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1919年冬，赵世炎一家从老家搬至北京。赵世炎每回一次家，就会给家人带几本思想进步的书籍。赵世炎的反封建是彻底的，不仅思想上如此，行动上更是如此。由于受到赵世炎的影响，赵家的众多兄弟姐妹都参加到革命工作中来，其中姐姐赵世兰、妹妹赵君陶都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妇女活动家。
赴法学习
1920年4月，赵世炎毕业于北京法文专修馆。同年5月9日，赵世炎登上了去往法国的“阿芒贝利”号。几经周折，于同年6月抵达巴黎。刚到巴黎的前三个月，他进入了巴黎西郊工业区弗克鲁的一家铁厂工作。因他不懂技术，只能干些简单的杂货。之后，他前后经历了数次的失业与贫困。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一点也没有阻止他学习的心。他每天都坚持学习《资本论》、《人道报》三个小时。有时，他还利用星期天和工作的闲余时间，到周边找朋友一起讨论问题，积极地为国内的《少年》半月刊找到更有用的资料。赵世炎到法国后，本以为能看到和谐的、与中国不一样的法国，谁知法国的本质与当时中国社会一样黑暗腐败。他曾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提及：“盼望我们朋友务要从冷静处窥探人生，于千辛万苦中杀出一条血路。”通过与觉悟高的法国工人的交谈，赵世炎重新修订了勤工俭学的计划。
1921年4月，赵世炎来到施乃德工厂工作，并与厂内的华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赵世炎了解到华工的不公的遭遇后，非常气愤。对此，他在给国内朋友的信中写道：“此地工界朋友对我们感情太好
，然后他们是不自由的身体实在令人心痛，我们为想建筑一切事业的根基，亦为想感情上建筑起信用起见，打算使这里边几个——大约五六人——优秀分子脱离陆军部的合同使他们身体得自由。”在赵世炎的努力之下，终于有小部分华工脱离陆军合同，有了人身自由。
赵世炎留法期间，不仅组织了华工俱乐部，还出版了自己的周报《华工周报》。报上主要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讲马克思主义思想，让工人们更容易理解。
1921年6月，因北洋军阀向法国借款一事，引起了在法华人的诸多不满。对于此事，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人，组织在法留学生斥责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直到同年7月，大家看到了《巴黎时报》上，中国的借款由原来的3亿变为5亿。北洋军阀的这一做法彻底激怒了大家。同年8月13日，由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带领所有华侨在巴黎哲人厅召开“拒款大会”，成功签署了废除借款条的声明。
1921年秋，为了争回在里昂兴办的一所中法大学，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等人带领学生维护自己的权益。哪料，驻法使馆与法国政府相互勾结，不仅骗走了同学们的护照，还将同学们关起来。10月13日他们把同学们遣送回国，赵世炎机智地逃出，前往华人最多的法国北部学习。
北部环境恶劣，生活艰苦，赵世炎在这片土地上不畏艰苦，坚持学习。赵世炎并未中断和同志们的联系，一直相互通信来往，一同商议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问题。
1922年6月3日，赵世炎与李立三等人，在巴黎西郊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由赵世炎担任书记的职位。同年秋天，经过胡志明的介绍，赵世炎与王若飞等人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成为国际党员。
革命的实干家
1923年3月18日，为了培养党的干部，准备为新中国的革命做准备，赵世炎、王若飞等人带领部分革命青年，前往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学习。大学期间，赵世炎苦心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发现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分不开的。于是，他把钻研的结果寄回国。经过了一系列的历练与学习，赵世炎已经变为一名成熟的共产主义战士。1924年春，赵世炎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因为国内急需大批干部，李大钊点名要赵世炎。赵世炎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1924年秋，赵世炎回到北京，党中央任命他为北京地委书记。后来，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他又担当了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协助李大钊做北方地区的革命工作。
北方区委成立后，赵世炎向李大钊请示工作。李大钊说：“我想搞一个机关刊物，宣传革命的理论。一要宣传马列主义，二要宣传反帝反封的革命纲领。要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应用到中国来，这是我们很重要的责任。这个刊物，我想就叫《政治生活》，由你来做主编．你看可以吗？”
赵世炎想了想．说：“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愿意接受。还望李先生多加指导。”李大创说：“你会做好的。传播马列主义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只是要把这个刊物办活、办得有特点，要有自己的锋芒。”
赵世炎接受任务之后，就着手创办《政治生活》。他不但组织稿件，还自己动笔写。赵世炎在1924年7月到1926年7月的两年时间里，一共写了70多篇文章。李大钊读了赵世炎的文章，非常满意和高兴。
人们称赞赵赵世炎是出色的政治家，他不但文章写得好，而且很有文采，具有超人的魅力。赵世炎既是一个理论家，又是一个实干家。
赵世炎除了主编《政治生活》外，还经常到各个大学去作报告。由于他对国际国内的问题都有研究，所以他的讲演很受欢迎。他深入浅出，密切联系实际，把许多抽象的道理讲得具体而生动，学员们深深地被他的讲演所吸引。学员们在轻松的气氛中，了解到深刻的道理。
1925年5月30日，赵世炎在得知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北京人民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和赵世炎的组织下，马上开始寻求声援。6月，赵世炎和北京市领导组织了好几场游行示威活动，参加的人数也是一天比一天多。
他在抓紧宣传工作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在北方区党委成立之前，北京地委的工作范围，除了北京以外，还包括天津、唐山、张家口、内蒙古等周边地区。那时，这些地方的党建工作，远远跟不上全国形势的发展。就是在北京城内，中国共产党也只有东城和西城两个支部。党的主要工作对象是学生。
针对这种情况，李大钊对赵世炎说：“我们党的建设要向工厂和农村发展。我们要经常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赵世炎非常同意李大钊的观点，主动要求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发展党的组织。李大钊说：“好，我给你做了一个计划，先东行，后北行。东行去天津、唐山；北行去内蒙古、张家口。乐亭是我的老家，那里党的建设很有基础，应以那里为重点，开展唐山、天津等地的工作。”按照李大钊的指示，赵世炎几次来到天律、唐山的工厂、农村开展党建工作。后来，赵世炎和邓中夏又去内蒙古，在牧民中开展党的建设工作。启发和帮助40多名蒙古族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赵世炎的出色工作，北京地区的党组织很快由学校扩展到工厂、农村，极大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为革命积蓄了坚强的力量。
“三一八”风暴前后
1926年元旦，北京总工会正式成立，天津的总工会也恢复了工作，这是北方地区党组织努力工作取得的成绩。赵世炎非常激动，奋笔疾书，写下一篇文章——《庆祝北京天津总工会成立》，文章被发表在《政治生活》上。唤起工人阶级参与到政治斗争中来，谋取民族的解放。
全国民众革命的潮流风起云涌，直接影响到冯玉祥所部的国民军。其中有部分官兵，也表现出反帝爱国的热情。
赵世炎看到这种情况后，非常重视。他想，国民军是从反动军阀内部分化出来的，具有倾向民众革命的一面。争取和团结他们，对党的革命事业是有好处的。于是，他毅然来到国民军中，并且深入到士兵中间。
冯玉祥对赵世炎的到来十分欢迎，请他给官兵们讲话。赵世炎对广大官兵们说：“你们在京津的战斗中所以得胜，完全是靠着农民的援助。得民者兴，失民者亡，这是自古以来的常理，国民军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国民军今后能否得到发展，就要看与民众，特别是与农民的关系如何。所以，大家应该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赵世炎的讲话给广大官兵带来了新思想，这次活动受到了冯玉样及所属官兵们的赞扬。冯玉样说：“共产党里真有人才，你讲的道理，我牢记在心，我要使军队得到人民的支持，我把你当作真诚的朋友。”
此时，反动的奉系军阀李景林还在京津一带，为了瓦解他们，赵世炎在北京的宽街南面，建立了一个地下油印室，印发大量传单，向士兵们进行反帝反封的宣传。不久，国民军的孙岳部赶走了幸系军阀李景林，进驻天津。天津的形势开始好转，天津的党组织由秘密转向公开，并且召开了一次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大会”。
赵世炎来到天津，在大会上作了《列宁生平和列宁主义》的报告。为了加强天津、唐山等地的宣传，在他的倡导下，天津总工会机关创办了《工人日报》。1月25日正式出版时，赵世炎亲自写了发刊词。
这年的3月12日，日本军队在天津的大沽口炮击国民军。接着，英、美、日、法、荷、比、西等八国进一步向段祺端政府提出无理的要求。要国民军撤出防卫，并限48小时内答复，否则就采取必要的手段。为了反抗八国联军的无理要求、捍卫民族的尊严，赵世炎向李大钊汇报，并说出自己的想法：“这真是欺人太甚。我们是否组织一次大的游行请愿，要求段祺瑞政府回绝八国联军的无理要求。”
李大钊非常支持赵世炎的提议，他们立刻行动，组织北京各界人士十万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八国联军的所谓
最后通牒。
会后，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人又组织了两千客人的请愿团，再次向段祺瑞政府施加压力。请愿的群众浩浩荡荡来到执政府门前，段祺瑞下令向请愿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50多人、打伤200多人。赵世炎看到情况恶化，为了避免群众更多地流血牺牲，他英勇地跑到前边，一方面与军警交涉，一方面让请愿的人群撤回去。
这就是“三一八”惨案。惨案之后，直系、奉系军阀互相勾结冯玉祥只得率领部队退守南口。冯玉祥的国民军撤走了。奉系军阀李景林卷土重来，回到天津。天津人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赵世炎十分愤怒，立即撰文加以揭露。最后他满怀信心地指出：只要天津人民一致奋斗，帝国主义和军阀必将葬身于天津。
北方的革命运动一时转入了低潮。赵世炎这时却非常冷静，认真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斗争。他在一篇文章中说：“1925年是革命**的一年，国民会议、五卅运动和反奉战争，是民众运动的三大**。现在则开始了帝国主义与军阀联合扑杀国民革命的反动时期。北方目前的政局就是表现这个时期的开始。但是，压迫愈深，反抗愈烈。白色恐怖乃是革命的催生符。”
随着天津形势的恶化，党组织和工会又转入地下，《工人日报》也暂时停刊。为了保存力量，经李大钊等人研究，将有的干部调往上海，有的回到北京，有的派往苏联学习。赵世炎则留在天津坚持斗争。
领导上海工人运动
1926年3月，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大会结束后，赵世炎被任为江浙区委兼上海区委组织部长和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赵世炎一到上海，就深入上海的工人当中，了解工人的生活情况，给工人讲课，并在党的报刊《向导》上发表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为迎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做足了准备。
7月，正值上海工人大罢工**时期。北伐出师胜利的消息让整个罢工的热潮更加翻腾。赵世炎也做好了一系列的严防准备。
精心准备之后，1927年2月18日，上海总工会发布命令，决定举行上海工人阶级总同盟罢工。罢工先后引起了上海防守司令与帝国主义的工部局的白色恐怖与血腥镇压。赵世炎在这个时候说：“白色恐怖的屠杀，只有激起红色恐怖的革命。以恐怖答复恐怖，这便是革命的状态。”2月22日下午，党决定把罢工转为武装起义，命令海军军舰炮击高昌庙兵工厂。遗憾的是，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了。
对于这次的失败，赵世炎并没有感到失望，反而觉得这次的起义意义非同小可。赵世炎认为“上海工人阶级已走到了为政权而战的战场上”。前两次的失败，给了人民更大的勇气举行第三次起义。
3月21日，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人发动上海工人阶级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吸取了前两次失败的经验，上海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高涨，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斗中赵世炎不怕牺牲，冲锋上阵，带领几千名工人，仅用了150条旧枪支歼灭了敌人5000多名。最终，历时30个小时的战斗，第三次武装革命取得了震惊全国的胜利。战后，赵世炎奋笔疾书写下“三月暴动在世界历史中的价值，是写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一页。三月暴动在中国革命史中的位置，是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保障中国革命的胜利，划分中国革命历史的一页新篇幅。”
4月12日，正当上海工人在欢庆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之下，赵世炎说：“共产党就是战斗的党，没有战斗就没有了党，党存在一天必须战斗一天，不愿意参加斗争，算什么共产党？”
4月27日，中共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中赵世炎被选为中央委员。5月9日，大会结束后，赵世炎又回到了白色恐怖的上海，坚持革命。
志士不辞牺牲
1927年6月，由于遭到叛徒的出卖，陈延年——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韩步先——江苏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在上海恒丰不幸被捕。党中央随即委派赵世炎接任江苏省委书记，领导上海和江苏地区革命。
被捕后的韩步先背叛革命，不但供出了陈延年和郭伯和，还说出了赵世炎的家庭住址。
敌人深知赵世炎是上海工人中非常有威望的人物，得知线索后很是兴奋，决定立即抓捕赵世炎。
7月2日凌晨，风雨交加，道路泥泞，上海警备司令部根据叛徒的口供，包围了赵世炎的住所——北四川路志安坊190号。紧张忙碌的赵世炎，整夜都没有归来，敌人扑了个空。
赵世炎的家中只有妻子夏之栩和岳母夏妈妈。
狡猾的敌人躲藏在屋里，等着不走。夏之栩和夏妈妈心中十分着急，担心赵世炎会这时候回家来。她们紧紧地盯着窗外，只要看见赵世炎回来，就将窗台上的花盆推下去，这是早就准备好的暗号。
过了好长时间，风雨越来越大，赵世炎回来了。他为了营救同志，正冒雨跑回家拿经费，万万没有想到，敌人已在他的家中埋伏下了。
夏之栩看到丈夫冒雨跑回家，赶紧起身将窗台的花盆猛力推了下去，本想引起丈夫的注意，但雨声淹没了花盆的声响，赵世炎没有听到妻子的提醒，在推开家门的瞬间，敌人抓捕了他。
赵世炎被捕后，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同志们的安危。此时的他异常镇静，趁敌人翻箱倒柜之机，悄声将王若飞等人的住址告诉妻子，聪慧的夏之栩，悄悄转身就向屋外跑去，她去给王若飞等人送信，让同志们赶快转移。
敌人抓获了赵世炎之后，抓紧审问，但赵世炎坚决否认自己的真实身份。
“我叫夏仁璋，湖北人。因为家乡遭匪患，前来做生意。”赵世炎平静地说。
“那么施英是谁？”主审又问。
赵世炎摇摇头，说：“我不认识他。”
主审见赵世炎矢口否认，对手下大喊一声：“用刑！”
没用一会儿，赵世炎就被打得伤痕遍体，昏死过去几次。等他醒来，主审再问，赵世炎仍然说：“我叫夏仁璋，湖北人……”
主审已无计可施，只好请示他的上司。上海警备司令急令韩步先当面对证，韩步先不敢见赵世炎的面。只是一口咬定：“他肯定是赵世炎，来上海的名字叫施英。”警备司令又找来一个叫张保臣的叛徒，此人原是上海总工会书记。他和赵世炎很熟，当面指认了他。
面对两个叛徒的出卖，赵世炎明白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他坦然：”我就是赵世炎，施英也是我。”接着，他以法庭作讲台，愤怒地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严厉痛斥张保臣等一伙叛徒的软弱无耻。最后，他大声说：“你们只能抓到我施英（赵世炎），要想从我口里得到半点机密，那是枉费心机！”
赵世炎被捕后，党组织进行了多方营救，在他身份暴露后，王若飞曾带人劫狱，但还是被敌人发现，未能成功。
狱中的赵世炎危难当头，但他仍然挂念着党的工作。他写了一封信，请人秘密转交党组织。希望党组织可以安排一下那些失业的工人兄弟们，说他们都是党的依靠力量，应当得到党的关怀。信中还说：“革命是要流血的，要改造这个社会，就必须要付出代价……”他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赵世炎临刑前，曾写下遗书：“一生为共产主义奋斗，为中国无产阶级事业斗争，为中国民族反帝反军阀的解放运动而努力！”可见，赵世炎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多么的坚定。
在最后一次提审时，赵世炎大义凛然地说：“我决不做叛变革命的猪狗。自古以来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的种子已经布满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共产党必定最后取得胜利！”
敌人见他视死如归，万分恐慌。都说：“这个人太厉害，非杀不可……”
1927年7月19日清晨，赵世炎从容地离开牢房，笑着对难友们说：“永别了，同志们！” 党的优秀战士，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赵世炎献出了27岁的年轻生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