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麦田里的守望者》：彷徨的反英雄
二 《麦田里的守望者》：彷徨的反英雄
从约瑟夫·海勒到冯内古特，在主张让英雄走下神坛的美国小说中，反英雄的形象并不少见，但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仍然有其特殊的意义。反英雄（anti-hero）其实也是英雄，与英雄相比，他们有属于反派的特点但同时具有英雄的气质或做出英雄的行为。在西方文学中，《伊里亚特》中的阿喀琉斯（Achilles）是一个反英雄的经典形象，在中国文学中，《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反英雄的经典形象。
David Simmons提出“反英雄”的传统对于1960年代的美国小说是至关重要的。不少的批评家和当时大量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印证这一观点。比如Raymond Federman, Robert Scholes, Ronald Sukenick, Tony Tanner, Helen Weinberg等都强调，1960年代的美国小说都有一个共性，即表达个人与社会之间出现的断裂（disconnection）或异化，而“反英雄”成为这类作品的主角。但是这一传统在二十世纪的重要影响并不仅限于美国文学，而这一传统对于美国文学开始变得重要也许要更早。批评家Ihab Hassan就曾指出，在二十世纪的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中，反英雄一直占据着中心位置，并且“has impelled the radical vision, the irony, order, and extremity of despair that have come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at century”。David Simmons本人也承认传统社会变得越来越机械化和缺少人性空间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所以1950年代的一些文本已经“insinuated themselves into public discourse by questioning the invasive conditions”。《麦田里的守望者》就是提出这些质疑的重要文本之一。不过，与这一文本之前和之后塑造的“反英雄”的经典人物不同的是：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反英雄的主角霍尔顿质疑一些传统价值又皈依于另一些传统价值，由于他还是非常年轻的，我们难以判断这是否会是一个悲剧，或者他是否会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他没有传统反派的手段（比如暴力就不是他的长项），他也不曾被不可控制的外力卷入困境中。
“反英雄”的出现与美学观念上的现代性思潮不无关系。美学观念上的现代性意味着“对理性和发展等富有积极意义的概念之深层幻想的破灭”，在“资产阶级化”的过程中，这些富有积极意义的概念已经演变为“庸俗的功利主义”和“中产阶级的伪善”。因此，本章通过分析《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少年史卡茲”（Teenage Skaz）的风格特征和主人公霍尔顿的心灵危机，提出《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风格是具有先锋性的一种“少年史卡茲”，而霍尔顿是反英雄中一个特殊的类别。通过采用先锋性的风格塑造霍尔顿这一“彷徨的反英雄”, 《麦田里的守望者》在风格和人物形象上的突破成为个人主体性在美学上的强势回归的一面旗帜。
（一）文献回顾
在以两次世界大战为标志将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划分成三个阶段的同时，布莱尔（Walter Blair）和霍恩贝格（Theodore Hornberger）认为，从1945年开始，美国作家们在某种意义上共同转向了内心世界，去评判在令人窒息的复杂的现代生活中一个诚实的人能做什么。在这一层面上来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对身分认同的追寻在这一大的文学潮流之下显然并不孤独。但是学者们的研究也揭示了这个少年英雄形象和语言风格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的不断变迁。
布莱尔和霍恩贝格在总结霍尔顿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影响时提出，虽然霍尔顿并不是第一个发现了现实和外在的差异的年轻人，比如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Huck），但是叙事风格让他与众不同（Holden is allowed by his creator to tell his story in his own terms）。他的语言风格是如此粗俗（vulgar），以至于学生认为它们是非常诚挚的，而学校董事会们害怕这本书出现在他们的教室中。
格雷（Richard Gray）在2011年的美国文学史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题是渴望成功的美国梦的落空，而小说的题目显示了他想保留那些还在成长的孩子——而不是他自己的纯真。他认为霍尔顿是一个体制外者，他不喜欢体制化的社会也不信任权威。他与哈克的区别与他们之间的联系一样重要：相比哈克，霍尔顿处于童年和成年之间，更富有，他面对的更为现代的城市环境让他更加无处可逃。霍尔顿的形象既希望展现真实的自己又害怕放下面具，或许对“自我”本身并不确定。对于《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风格，格雷没有说其粗俗，而是认为它是口语化并且忏悔性的（vernacular and confessional modes），吸引读者进入到那个霍尔顿试图抵抗的、感觉令他窒息的世界。对于霍尔顿的形象，格雷认为他让人们想起了在美国小说中充斥的很多其他的反叛者、梦想家、古怪的圣人和未来的拯救者。
《麦田里的守望者》究竟是不是因为其“粗俗”的语言才吸引青少年？如果说“粗俗”是“口语化”的语言风格的重要特征，那么这种“口语化”的语言风格的意义何在？霍尔顿的形象是一个简单抱怨着一切却不曾反思自我的个体？还是他有其特别之处，对现代性下人类的复杂处境和美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特别的视角？两本不同年代的代表性文学史的评价仅仅让我们看到了1960年代到21世纪初，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解读的变化，或许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事实上，对于《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热烈讨论自该书问世以来就未曾停息过，显示了这一文本虽然被认为仅仅是一个“minor classic of American fiction”，但是却是最受读者关注、最具声誉的美国文学之一。
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争论首先集中于这一文本与文学传统的关系。有些批评者通过否定《麦田里的守望者》与文学传统的联系进而否定《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文学价值，但随后越来越多的对《麦田里的守望者》与相似主题、风格的文学经典的比较研究反驳了这一论断。例如，海泽曼（Arthur Heiserman） 和米勒（James E. Mille）将《麦田里的守望者》放在西方文学中史诗的追寻这一悠久的传统之中。与之类似，卡普兰（Charles Kaplan）通过对比霍尔顿和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说明这两个文本都是用诙谐而“日常的”语言（colloquial everyday language）叙说了个人的奥德赛之旅。霍威尔（John M. Howell）将《麦田里的守望者》与艾略特关联起来。傅思德（Lilian Furst）将《麦田里的守望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1821-1881）的作品相提并论，温伯格（Helen Weinberg）则把它与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的作品进行了比较。对于塞林格自己来说，除了风格有明显相似性的作家和作品以外，他还把自己的写作更为宽泛地与诸多经典文学家联系起来，包括：卡夫卡，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托尔斯泰（Lev Nikolayevich Tolstoy, 1828-1910），契诃夫（Anton Chekhov,1860-1904），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奥凯西（Seán O'Casey,1880-1964），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洛尔迦（Federico Garcia Lorca,1889-1936），济慈（John Keats,1795-1821），兰波（J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1854-1891），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1818-1848），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薛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1876-1941），林·拉德纳（Ring Lardner, 1885-1933年）和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1940）。
与传统小说重视情节的发展不同，《麦田里的守望者》重视人物的发展，这使得霍尔顿的形象成为批评家讨论的另一个热点。鲍姆巴赫（Jonathan Baumbach）认为霍尔顿为了琴而与比自己强壮得多的室友打架、与妓女并非为了性的对话、为他的小妹而变得柔软的心表明他渴望拯救纯真。尽管他有着粗俗的语言和不合乎传统道德的行为，但是他**、单纯、孩子的一面让他的影响复杂而持久。与这类消解了霍尔顿的不成熟的愤世嫉俗的形象的完全正面的解读相比，艾德伍兹（Duane Edwards）认为霍尔顿是个更加复杂的形象。艾德伍兹提出，霍尔顿是具有讽刺性的，他在谴责社会的同时，自身也是充满矛盾的。艾德伍兹提示读者，这样一个说他“不想和任何人讲任何话”的人讲述的故事，或许故事本身就是不可完全信任的。读者因而应该像侦探一样时常在字里行间搜寻自己的证据，对哪些部分真正是霍尔顿的看法，哪些部分是他的掩饰，做出自己的判断。其他比较重要的对霍尔顿形象的分析包括很多学者用精神分析的方式解读霍尔顿弟弟艾里死亡这一童年阴影对他的影响，霍尔顿与女人的关系，霍尔顿是否有压抑的**的欲望等，本章还将在精神分析方面继续进行讨论，提出霍尔顿是一个徘徊的反英雄，有着自身的矛盾，但是他的精神危机是与现代文明对个性的压抑有关的，因而本处不再详细说明。除了精神分析的方式以外，以社会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也是解读霍尔顿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Carol和Richard Ohmann以马克思理论对霍尔顿所出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作了精彩的分析，通过说明冷战是小说的历史背景，提出并非是霍尔顿的伦理道德出了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制造了像霍尔顿这样的性格。他们指出霍尔顿所批判的人都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代表。
在《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风格研究方面，支持霍尔顿形象的学者向我们指出了霍尔顿的语言的创造力。A. Robert Lee指出霍尔顿在每个场景下不断变换着身份，并且都有模有样。David Lodge以“少年史卡兹”概括霍尔顿的语言特色，包括“大量的重复”、“俚语的使用”、“夸饰法”和“文法错误”，使其不像书写而像说话，并且是青少年说话的叙事法。这些学者的研究都认可的一点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创造性的语言使得它的魅力长久不衰。
以上学者从文学传统、精神分析、社会政治经济学、风格研究等方面进行的讨论推动并启发着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研究的深入。本章认同塞林格是在某种传统中写作的观点，不过认为塞林格在传承了经典作家的衣钵的同时又有自己的独特性。本章接下来将以先锋的“少年史卡茲”和特殊的“反英雄”为核心，讨论塞林格如何在在书写个体经验的过程中解构了传统中内心强大的英雄，使得《麦田里的守望者》成为西方社会个人化的趋势的见证。
（二）“少年史卡兹”风格（Teenage Skaz）
在传统观念中，死亡、爱情、性、烟、酒、毒品等被视为青少年成长讨论的禁区，而随着现代性的推演，单纯的禁止和控制不能阻挡这些潜伏的问题影响青少年的思维、行为和语言模式，并逐渐成为全球性的问题。《麦田里的守望者》直视了这些发生在青少年内心世界中的危机。塞林格对现代社会对纯真的个性的扼杀的个体体验给了他创作的源泉，而他书写的个体体验是未被社会整合的。塞林格对个体经验的书写既符合“少年史卡兹”的风格特色，即“一种带有口语特质，而非一般书写文字的第一人称叙事法，”同时又有其先锋性。
塞林格之所以采用“少年史卡兹”的风格，因为它是属于少年的，能够最好地传递出少年的纯真和个性，而这是他最为珍视的。采用“一种带有口语特质，而非一般书写文字的第一人称叙事法”，这一风格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塞林格曾反反复复地修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内容——在1951年《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之前，《冲出麦迪逊的轻度反叛》和《我疯了》这两个短篇小说都可以看作是它的草创期。塞林格对这一少年形象的珍视，可以从年已90的塞林格和一位瑞典的年轻作者的官司看出。这位瑞典的作者大无畏地为“麦田”写了一个大结局版的续书（《60年后：穿越麦田》60 Years Later: Coming Through the Rye）：书中的霍尔顿是个七十几岁的老人家，而菲苾则是一位风烛残年、由于吸毒过量而痴呆的老太太。塞林格先生的出版经济人在他的证词中说，塞林格先生“坚决认为他的小说及其小说中的人物应该原封不动地保持他们由他创作出来的原貌”。这个案子最终以塞林格胜诉结局，而霍尔顿至少可以像塞林格希望的那样，在美国继续保持他青春年少的模样。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少年史卡兹”的先锋性首先在于大胆运用了反传统的口语化表达。一个典型的霍尔顿·考菲尔德描述世界的话语方式一定包括以下一些关键词：假模假式（Phony）、要命（It killed me）、他妈的（goddam）、倒霉的（Crummy）之类，这些俚语不断地反复出现。有研究者曾指出霍尔顿的这些口头禅不过是没有所指的纯粹能指，认为它“揭示了60年代中产阶级学生大量脏话下的政治寂静主义品格， 是社会批评能量从现实领域移向象征领域后的无害姿态”。但是这一论断似乎下得过于草率，至少就年代来说，这本书出版于1950年代初，描写的是二战后东部中上层社会青少年的生活，而非60年代。因而，小说更为明确的是通过直接使用这些俚语准确地反映小说出版的那个时代纽约青少年的口头语。塞林格没有采用常用的以较为书面的词语取代俚语的方式，因而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少年史卡兹”的先锋性也在于其与现代心理学领域形成交错。《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依照霍尔顿的心理动态进行，不像传统叙事结构那样逻辑分明、条理清楚、有着精心设计的叙事框架，而是不时会出现场景的突变、情节的转换、或者情绪的跳跃。例如霍尔顿在谈话的过程中，会突然想到中央公园的野鸭子过冬的问题，或是在同别人讲话的时候走神，摆弄他的猎人帽。以猎人帽为例，霍尔顿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戴这顶帽子，因为这样使他与众不同，也反映出他的心理变化。在共二十四次的出场中，戴上、脱下，鸭舌朝前、朝后，每一次霍尔顿无意识地摆弄他的猎人帽都有不同的心理动因。霍尔顿第一次带上这顶红色猎人帽，是在听完斯宾塞老先生的训话回到自己房里之后。他把鸭舌转到脑后，虽然承认“very corny”，但是他喜欢，因为“I looked good in it that way”。霍尔顿不喜欢阿克莱，于是他把帽檐拉低盖住眼睛，这样他就“couldn't see a goddam thing”了。他的反抗是温和的，非暴力的，通过运用非常有个性标志的物件（红色猎人帽）和行为（转动鸭舌）实现情绪等的转换，显示他的个性。
霍尔顿称自己为“我”，称读者为“你”，于是阅读很大程度上变得像聆听一样自然，读者很容易感受霍尔顿的幽默和痛苦。例如，通过主观的视角展现的斯特拉德莱塔对霍尔顿精神上的嘲讽和不断的欺凌，会在同样遭受霸凌(bully)的青少年那里引起共鸣。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读者不难接受到这样的讯息：斯特拉德莱塔欺负霍尔顿并不是一次、两次了，而这种欺负不仅是行动上的（让霍尔顿帮他写作文），也是精神上的（常常用开玩笑的方式嘲笑霍尔顿跟自己不是一个等级的）。所以，当斯特拉德莱塔再次让他帮自己写作文，又开了一个关于女孩子的玩笑之后，霍尔顿“landed on him like a goddam panther”。在佛罗伊德看来，玩笑大部分都具有利比多的、焦虑的或者攻击性的内容，两个人议论女孩子看起来是轻松和戏谑的口吻，实际上，霍尔顿试图通过这样的玩笑极力展现自己也是成熟的，是跟斯特拉德莱塔一样的。所以，当斯特拉德莱塔不无轻视地说他曾经的女友对霍尔顿来说“年纪太大”的时候，这对霍尔顿形成了心理的刺激，使他不能忍受，并反抗斯特拉德莱塔。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塞林格很好地把握了青少年的心理，往往就是通过这样的十分简短的片断，展现了现代青少年的心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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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里的守望者》的先锋的史卡兹风格的意义何在？我认为在主观视角的跳跃和粗俗的口语化表达的背后隐藏着塞林格对现代社会带给人的内心世界的危机的观察和思考。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认为，世界的意义产生于话语/言说，社会的价值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来自于欲望的言说，而人的主体性也是靠语言维系的。用大卫·洛吉的话来说，“用夸张的语言表达感觉强度”，正是年轻人的语言特色。霍尔顿说自己有着与年龄不相符合的孩子气，部分就是因为自己有“a lousy vocabulary”。霍尔顿要维护的尊严是在现代社会对人的种种规范和束缚（例如成功的标准）面前如此脆弱和不堪一击，他也不懂得成人用以掩盖内心的手段，所以他只好说说粗俗的话，借助语言来1）获得认可，比如当霍尔顿借助语言让自己至少看上去有那么一点像个成人——像成人那样过得什么都无所谓似的。或者2）获得力量，比如当霍尔顿被开除后悄悄回家，他的妹妹菲苾说“Daddy's going to kill you”，霍尔顿说他要我的命就让他要好了，“I don't give a damn”。由于内心世界与现实生活的抵触，霍尔顿只好不断通过跳转来调适，甚至大多数时间都懒得说话。尽管觉得很多言语都是假模假式的，但是他心里明白，“if you want to stay alive, you have to say that stuff, though”。
塞林格巧妙地结合了1950年代纽约青少年的口语，创造出霍尔顿强烈的个人特质，使得他的语言有革新性的意义——一种对于现实世界的真诚的失望和无所谓的态度。而当粗口（比如turd, goddam, bastard, sonuvabitch, chrissake）和较为粗俗的口语化表达方式（比如not to know one's ass from one's elbow）成为霍尔顿的话语标记，也的确令到保守的那部分读者十分恼火。由此，可知这不仅仅不是“社会批评能量从现实领域移向象征领域后的无害姿态”，相反，它极其深刻地触及到了现代社会的种种机制给个体造成的深层的内心危机。
（三）反英雄的个性危机
现代性累积的心灵创伤问题不容小觑，而出版于1951年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多多少少提前揭示了美国东部资产阶级生活的严重危机。在霍尔顿·考菲尔德的例子中，他一方面谴责自己身处的资产阶级中上层社会的假模假式，另一方面也深入地卷入到这种假模假式中。霍尔顿认为有尊严地活着是重要的事情，他批判“大人们”或者活得如鱼得水的同龄人们对金钱、地位等的执着，表现得**而脆弱，但在同时他的抗拒又是不彻底的，不时会表现出他的阶级的身份认同和优越感。
通过少年史卡兹的风格，塞林格在一个青少年的成长故事的背后，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问题，即个性是否意味着个人的异化或疏离？在试图对这个问题作任何的判断之前，我们首先要问：是不是霍尔顿对这个世界的疏离使他有那么多“不受欢迎的个性”？霍尔顿到底生了什么病？他是否真的像施咸荣说的那样进了精神病院？《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否隐含着对“罪恶”的资本主义的深刻批评？
本节要说明的是霍尔顿的确有对这个世界疏离的表现，具体表现为身体的抗拒（physical）、精神的抗拒（spiritual）、心理的抗拒(psychological) 、神智的抗拒（mental），但是他的疏离不是宗教的反叛、政治的反叛、或者社会的反叛。由于作者将故事的背景设置于纽约及纽约周边的贵族学校，所以霍尔顿要疏离的世界的现实背景是美国东部的中上层社会，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一个特定阶层生活的缩影。因为面对的困境不是简单的正义或爱情的呼唤，而是非常特殊的现代精神的困境，所以霍尔顿的追寻方式不体现在肌肉和暴力，而体现在精神境界，这让他的追寻看上去有点接近东方式的追寻，不过归根结底还是一种西方式的对现代性的心灵危机的反思。
霍尔顿对他所在的世界的身体的抗拒表现为，他渴望装聋作哑，离群索居地生活。16岁的他热切地想去西部，在加油站找一份工作，装作又聋又哑，这样就不用跟人讲废话，要说话就要写下来给他，这样没过多久，大家就会觉得他不过是“a poor deaf-mute bastard and they'd leave me alone”，他就再也不用跟人费力攀谈了。他想用自己的钱造一所小木屋：“I'd build it right near the woods, but not right in them, because I'd want it to be sunny as hell all the time。”然后娶一个美丽的聋哑的姑娘，需要交流的时候他们就写字，生了小孩就把他们藏起来。这与在东部他的现实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很瘦弱，动不动就被说是孩子，每次打架都失败；他不得不像表演一般模仿“某种极端虚伪的成年人社交行为模式”；他的家在文本中呈现为极暗淡的色调，当他偷偷溜回家的时候，“it was dark as hell in the foyer”，而他睡着了的父母也是隐身于阴影之中，在整个文本中只有对他们的描述但没有直接现身；他的女朋友在他看来是美丽的却也是假模假式的，没有真正的个性。所有这些都指向，霍尔顿痛恨的是东部中上层社会的苍白无力的、假模假式的、阴暗的城市空间的生活方式，而渴望用体力的、简单淳朴的、撒满阳光的乡村生活，这并不是东方的。
霍尔顿对他所在的世界的精神抗拒表现为，他认为其他人都是“假模假式”的、虚伪的。如果说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最后满纸只看出了两个字“吃人”，那么霍尔顿在这世界看到的越来越只剩下“假模假式”：潘西中学的招生广告十分装腔作势，校长只与衣冠楚楚的家长寒暄，同学间缺少真实情感的交流，老师只会不问缘由地给不及格并且也不会用教育心理学的方式循循善诱。霍尔顿处于性的朦胧成熟期试图寻找能够解答精神与肉体关系的导师，或至少有人诚恳地教导他。可是他遇到的情形是：徒有其表的室友以随随便便的态度对待自己唯一喜欢过的女孩子琴；女朋友萨丽是个美丽但常常装模作样的女孩子，从来没有试图与他认真对话过，或试图理解他说的话；他招妓只是想在彼此尊重的情况下聊聊天，却受到鄙视并被敲诈了一笔钱；至于已经上大学的学长路斯听到他的问题简直是惊慌失措，因为他只是喜欢逗别人说出自己的秘密，却从不谈自己的私人生活。霍尔顿的言行表明，他与一般人不一样。对于美国东部模式化的中上层社会生活，他的看法是：“…all you do is study so that you can learn enough to be smart enough to be able to buy a goddam Cadillac some day, and you have to keep making believe you give a damn if the football team loses, and all you do is talk about girls and liquor and sex all day, and everybody sticks together in these dirty little goddam cliques”。在他看来，这种现代的生活造就的全是伪君子。
霍尔顿对他所在的世界的心理的抗拒表现为，他在潜意识或无意识中表现出来的对童年的留恋。这一点可以通过《麦田里的守望者》中两个具体的意象来进行说明。第一个意象是象棋里的追逐。前文已经分析过霍尔顿是多么厌倦与人攀谈，但是当霍尔顿知道他的室友老特拉德莱塔约会的女孩子是琴·迦拉格的时候，他在文本中唯一一次破例，主动与塔拉德莱塔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他十分兴奋、念念不忘而手足无措地讲了很多琴的事，其中一个细节是说琴下棋的时候总是把她的王留在后排，不去动它。这里的下象棋应该隐喻着性的追逐和**。这一隐喻并不是塞林格的发明。米德尔顿（Thomas Middleton, 1580-1627）的两部戏剧《对弈》（A Game at Chess）和《女人当心女人》（Women Beware Women）中都以象棋来隐喻性的关系的升温。琴总是将王留在后排，这是她与众不同的个性，令霍尔顿印象深刻。似乎塞林格想通过她的这一举动表明她的纯真。如果这一细节的含义不够清晰的话，那么后文一再提到这一下象棋的细节则确认了这一点。等特拉德莱塔准备好出去约会了，霍尔顿忽然精神紧张起来，也没心情回答斯特拉德莱塔对写作文的要求的话，而是反复地说关于象棋的事情：“She wouldn't move any of her kings. What she'd do, when she'd get a king, she wouldn't move it. She'd just leave it in the back row. She'd get them all lined up in the back row. Then she'd never use them. She just liked the way they looked when they were all in the back row.”这里虽然有6句话，但是都说的同一个意思，即下棋时琴会把王留在后排，可见这个性令霍尔顿印象多么深刻。因此他觉得琴的约会令他都快疯了。对霍尔顿来说，这不仅是单纯的性的保守，也是童年的凭记，所以弥足珍贵。
第二个更为直接地反映了他在无意识中对童年的留恋和逡巡的是作为他的安全区域的中央公园。白彼得（Peter Beidler）曾勾勒出霍尔顿的纽约地图（见下图），十分形象地说明了霍尔顿眼中的纽约与旅客眼中的纽约或者一个30岁的纽约人、80岁的纽约人是千差万别的。
Map adapted from Beidler, Peter G. A Reader's Companion to J.D. Salinger's The Catcher in the Rye, Seattle, WA: Coffeetown Press, 2008.
对于霍尔顿来说，中央车站、Ernie's酒吧、百老汇、剧院、溜冰场等是他陌生的、或者不得已才去的，他所感兴趣的、美好的世界都围绕着中央公园，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比如Ernie's酒吧是和哥哥D.B．一心赚钱不再当一个作家的失望的感觉联系在一起的。他去百老汇是想为妹妹买一张很难得的唱片，而他已经好多年没去过了。剧院和溜冰场都是因为萨丽想去，而他其实并不想去。他把行李寄放在中央火车站，而试图在长椅上睡觉让他感到疲惫不堪，十分泄气等等。只有中央公园的附近是他的安全区，也是最接近自然，最让他感觉亲近的地方，“I've lived in New York all my life, and I know Central Park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他小时候一直在中央公园溜冰，骑自行车。他在意那些鸭子去了那里很大原因是因为那些野鸭是中央公园南头浅水湖附近的鸭子，在霍尔顿那里，它们是与童年的无拘无束联系在一起的，而他担心野鸭/童年的一去不复返。甚至在他喝得烂醉的晚上他不知道去哪儿的时候，他也信步往中央公园走去。霍尔顿虽然没有直接表明这种区分，但是霍尔顿的经历和行为都表明，在他的潜意识中，中央公园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他在其中感到安心、宁静和归属感。
霍尔顿对他所在的世界的神志上的抗拒集中表现在他的“麦田想象”。“麦田”的意象在他精神上饱受煎熬的时刻突然击穿他的心灵。一个小孩子紧靠着界沿石走——像很多孩子那样——并且随意地唱着“你要是在麦田里捉到了我”。听到儿歌，他心情舒畅不少，因为这或许是惟一不带金钱色彩，单纯地表现出孩子的个性的事情。后来他偷偷溜回家的时候跟菲苾说起这首“If a body catch a body comin' through the rye”的歌。菲苾纠正他说，那是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的一首诗，“If a body meet a body coming through the rye”。不过霍尔顿的误记并不影响他对麦田的想象。在霍尔顿的这一麦田想象中，他是唯一的大人，而那儿有几千几万的孩子，当孩子们不知道那儿有悬崖就跑过来的时候，他就捉住他们。这是一个与现实世界脱离的世界，一个从他的内心出发的一个没有太多系统性制造来的幻想。在这一压缩了千言万语的场景中，他不曾用逻辑的思维去考虑，这些小孩住在哪里，吃什么，穿什么，而狂奔又是为什么，这只是“本我”（id）不甘心日益模式化、非要“成人化”不可的人生，而翻涌出来的感性的而非理性的愿望。
阶级问题的确存在在这一文本中，但是也许理解为塞林格对东部中上层阶级生活方式的不满更为确切，霍尔顿并没有对宗教、政治、社会反叛的意思。虽然他常常开口就说“Goddam”，虽然他嘲笑同学妈妈假模假式的慈善，但是当他遇到真正修女募捐的时候还是捐出了自己身上所剩不多的钱。他不愿意谈论天主教，因为自己父亲曾经是天主教徒，后来结婚就离开了，虽然他觉得一次本来愉快的对话被转弯抹角问他是不是天主教徒的话题破坏了，但是”I'm not saying I blame Catholics. I don't. I'd be the same way, probably, if I was a Catholic.”对于金钱的看法，他虽然认为该死的金钱“always ends up making you blue as hell”，但是他恐怕也并没有像某些西方批评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的时候指出的那样真正要对社会进行深刻批判。阶级对一个十六岁少年造成了影响——他已经能很清楚地一眼看出来阶级带来的差别，并且第一个反应就先作出这样的判断，说明社会物质化到了怎样的程度——但是这个少年是不是因此就成了一个“**的社会批评家”还是值得质疑的。霍尔顿自身也是是深入地被卷入这种阶级差异的身份认同中。比如毛里斯敲诈霍尔顿时说上等人是不想让父母知道妓女的事情，霍尔顿为了维护上等人的身份也只好接受了敲诈。他讨厌别人用不值钱的手提箱，甚至只要瞧着不值钱的手提箱，都会讨厌拿手提箱的人。另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比如他看到走在自己前面的刚从教堂出来的一家人，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们看去好像很穷，因为一般穷人想要打扮得漂亮才带那种银灰色的帽子。如同它的写作风格表明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更关注个人，他在这里痛恨的，也不过是阶级的阴影投射到个人身上对人性的破坏。至少在他的书写中，作为无产阶级的开电梯的毛里斯也一样是负面的。也许我们只能说在这个社会体系中的人的尊严都被这种生活模式给毁了，那些所谓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不例外。
正如伊格尔顿所说，20世纪的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动荡不仅仅是一个“种种战争、种种经济衰退和种种革命”的问题，它也是“为那些卷入其中者以种种最直接的个人方式体验到的。”这在《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里直接的表现为个性的濒危。霍尔顿最直接的个人体验就是诚实地坚持自己的内心想法是如此艰难。这曲折地通过他对中央公园湖里的野鸭子如何过冬这个问题的关心表现出来。文本中一共有四次提到纽约中央公园里的野鸭子。第一次的意象出现在他离开潘西前到历史老师斯宾塞先生家里告辞的时候。霍尔顿显然偏科很严重，他只喜欢英文课，其它科目都不及格。但他不愿意伤老斯宾塞先生的心，所以他甚至写了一封信安慰他。但是斯宾塞先生不在意霍尔顿有没有什么特长，也不打算引导他对历史产生兴趣。相反，他只是对着霍尔顿的卷子冷嘲热讽。于是霍尔顿一边敷衍了事，一边想起了中央公园的鸭子飞去哪里的问题。此后，他又反复地问别人鸭子去了哪里。当小说第四次出现“鸭子”意象时，他喝得很醉，仍然去寻找那些野鸭子，但是一部分冻了一部分没冻的湖上他一只鸭子也没看见。对于在这薄薄的一本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这一意象，实在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大部分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鸭子们在冬天都飞到南边去了，而一般的孩子十几岁时候已经在自然课上被教导过鸟类冬季会飞到温暖的南部去过冬，因此推出霍尔顿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某些表现就像十二岁的孩子，问出一个十六岁少年不该问的傻问题。为此，中央公园保护区的历史学家米勒女士（Ms. Miller）不得不站出来说，她感到十分“困惑”，因为那些鸭子实际上“哪儿也没去”——她亲眼看到它们就坐在冰封的湖面上并且拍下过照片。如果不是被常识先入为主的话，所谓常识性的问题未始不可能有非常规的答案——这是米勒女士告诉我们的，也是人类历史曾反复告诉我们的。霍尔顿反复问这样的问题，或许有点偏执，但是他的执着背后是一个未被某种模式化的反应所禁锢的世界。
个性最需要的两个社会条件就是有“理想选择”（optimal）和有“社会联系”（ligatures）。前者关涉自由，后者关涉尊严。可是，在这两个方面，东部资产阶级的生活都令霍尔顿失望透顶。在霍尔顿念书的小学，甚至上厕所都要拿号码牌证明自己已经获得了许可。在东部资产阶级所谓上层的教育环境里，霍尔顿找不到榜样也得不到认可。霍尔顿曾经待过一段时间爱尔顿·希尔斯中学的校长哈斯先生，在霍尔顿的观察中，是最假仁假义的代表。在星期天有些学生家长开汽车来接孩子的时候，哈斯先生会跑来跑去跟他们握手寒暄。通过霍尔顿的眼睛，读者不禁皱眉地看到，如果学生的父母外表不那么光鲜，哈斯先生就只假惺惺地微微一笑，就去同别的学生父母攀谈去了。成长中的年轻一代也充满矛盾。狄克·斯莱格尔被霍尔顿认为还算一个有趣的人，但是他一面嘲笑霍尔顿昂贵的行李箱，一面又假装这可怜的“资产阶级”的箱子是属于他的。这类的事情令霍尔顿觉得绝望到快要发疯。
当作为主体的霍尔顿不愿放弃他的个性，他发现自己没有什么理想选择，也无法建立起适当的社会联系。“教育目的在于使主体把自己的稚气和锋芒磨掉，把自己的愿望和思想纳入现存社会关系及其理性的范围里，使自己成为世界锁链中的一个环节，在其中站上一个恰当的地位。”霍尔顿努力显得老成些，但是他的努力并未得到承认，他不把通常人们认为的金钱作为成功的标志，而拥有这样的个性的结果是人们都觉得他不成熟。安多里尼直白地告诉还是少年的霍尔顿：“the mark of the immature man is that he wants to die nobly for a cause, while the mark of the mature man is that he wants to live humbly for one”换句话说，人们有时愿意像英雄那样忍受苦难，通常总是同时精明地相信着，通过推迟眼下的快乐，到头来是希望把它们如数地甚至加倍地拿回来。人们准备忍受的压抑，是为了更大的好处。每个人为了得到某种预期的好处而规规矩矩地、有条不紊地生活，这让霍尔顿觉得难以接受。
无论前面精神上的抗拒，还是心理上的、神志上的抗拒，都不是一种精神疾病，而是现代社会带来的“自我的碎裂”（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self）的危机。就《麦田里的守望者》来说，损害最大的就是在霍尔顿的心里形成了各种形式的“心理障碍”。死亡的禁忌是霍尔顿的一大心结，弟弟艾里的死令霍尔顿无比悲伤，但是没有人向他解释死亡，释放他的恐惧和悲伤，所以这就成了他的一个“心病”。精神和肉体的关系也是令霍尔顿有“心理障碍”的一个问题。在维格酒吧，霍尔顿向老路斯倾诉自己对于精神与肉体关系的困惑，但是路斯却不愿谈论性，一直紧张兮兮地试图回避这个问题，仿佛是一个禁忌，使得这个问题对霍尔顿来说越发不可理解。霍尔顿在看到菲苾所在的小学墙上的“fuck you”两个字的时候，非常愤怒，想把写字的人捉住打到半死。可是他甚至没胆量自己把这两个字擦掉，因为怕哪个教师看到以为是他写的。这令他更加抑郁。
种种的“禁忌”，意味着霍尔顿的心理危机无法解决，只能依靠“自我”的力量：当“欲望竭力要从无意识那里冲进来，自我则防御性地挡住它们”。所以霍尔顿开始时抽烟喝酒撒谎，十足一个坏小子的模样，最后却能像圣人那样想去拯救孩子的纯真。他真正开始自愈，是最后看到菲苾骑旋转木马时他的感想：“The thing with kids is, if they want to grab for the gold ring, you have to let them do it, and not say anything. If they fall off, they fall off, but it's bad if you say anything to them.”这是霍尔顿给自己开的药方，那就是不再去伪装“老成”，不再去迎合现代社会设下的种种标准和规范，而是应该找到自我的主体性（subjectivity）。要勇敢尝试和跌倒，就像孩子那样。
西方式的现代化并不能保证关于自由和尊严的美好承诺的实现，引发了后续的种种幻灭。霍尔顿是个本性善良的学生，他**、胆小、偏科、成绩差，个性强烈，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但他又无疑是个问题少年，以他出身的家庭、受到的教育来说，似乎不应该出现青少年性行为、“对宗教的亵渎”、“对家庭伦理和传统道德的不敬”，抽烟、喝酒又常常撒谎的现象。塞林格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点是无疑的，他更关注的人的内在的危机，进而外化为个性的危机。个性的濒危意味着要么在精神、心理和神智上做出抵抗和反叛，要么就只能否定自身。无论是西方的渐进式的现代化还是革命的现代化，都逐渐将人的社会活动变成异己的东西，这种由主体所产生的对立物，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吞食主体的力量。
时至今日，很难说美国流行文化的哪一方面未曾受到霍尔顿的影响。霍尔顿因此成为美国青少年典型形象之一，这一文本也因此成为80年代美国高中的指定书目。美国社会学家大卫·雷斯曼说，每个校园都有霍尔顿式的孤独人群。老师们假定青少年们与那个决不信任大人、有点真诚又有点朋克风的霍尔顿心心相戚。霍尔顿或许不是他们的英雄，甚至不具有一个榜样(role model)的力量，但是至少是一个他们不会感到陌生的人。只要像霍尔顿这样被同龄人边缘化、推来攘去地戏弄、驱使的现象一天不消失，只要他们依然在性、家庭、社会中感到困惑，年轻人就不会放弃从《麦田里的守望者》那里寻找答案和认同感。
中文文献：
程巍：《霍尔顿与脏话的政治学》，载《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页44-52。
冯季庆：《特殊话语标记和语义无差异性 ——论加缪〈局外人〉与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叙事意义》，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页120-126。
罗世平：《〈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反正统文化语言》，载《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页50-56。
邵毓娟：《从马克吐温的〈顽童历险记〉探种族问题和意识形态的纠葛》，载《师大学报》1996年卷41，页355-365。
［美］大卫·理斯曼等：《孤独的人群》，刘翔平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美］大卫・ 洛吉：《小说的五十堂课》，李维拉译，木马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美］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施咸荣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
［美］保罗·亚历山大：《塞林格传》，孙仲旭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法］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蔷，许绮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德］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外文文献：
Alexander, Paul, Salinger: A Biography, Los Angeles: Renaissance Books, 1999.
Baumbach, Jonathan, “The Saint as a Young Man: A Reappraisal of the Catcher in the Rye”,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 25, no. 4, 1964, pp.461-472.
Beidler, Peter G., A Reader's Companion to J.D. Salinger's the Catcher in the Rye, Seattle, WA: Coffeetown Press, 2008.
Belcher, William F. & James W. Lee (ed.), J. D. Salinger and the Critics,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1964, c1962.
Bennet, Robert,“An Overview of The Catcher in the Rye”, in Exploring Novels, Florence, KY: Gale Group, 1998.
Blair, Walter, Hornberger, Theodore, & Stewart, Randall, American Literature: a Brief History, Chicago; Atlanta; Dallas: Scott, Foresman and Co., 1964.
Costello, Donald P., “The Language of ‘The Catcher in the Rye'”, American Speech, 1959, Vol.34, No.3, pp.172–182.
Dahrendorf, Ralf, Lebenschancen: Anläufe zur sozialen und politischen 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9.
Edwards, Duane, “Holden Caulfield: Don't Ever Tell Anybody Anything”, ELH, 1977, vol. 44, no. 3, pp.554-565.
Furst, Lilian R., “Dostoyevsky's 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 and Salinger's The Catcher in the Rye”,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78, vol.5, pp.72-85.
Gray, Richard, A Brief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1.
Hamilton, Ian, In Search of J. D. Saling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8.
Hassan, Ihab, Rumors of Change: Essays of Five Decades, Tuscalooc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5.
Heiserman, Arthur & Mille, James E., “J. D. Salinger: Some Crazy Cliff”, in William F. Belcher and James W. Lee (ed.), J. D. Salinger and the Critics,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1964, c1962, pp.14-17.
John M. Howell, “Salinger in the Waste Land”, Modern Fiction Studies, 1966, vol.7, no.3, pp.367-379.
Kaplan, Charles, “Holden and Huck: The Odysseys of Youth”, College English, 1956, Vol. No.2, pp.76-80.
Lee, A. Robert, “‘Flunking Everything Else Except English Anyway': Holden Caulfield, Author”, in Joel Salzberg (ed.), Critical Essays on Salinger's The Catcher in the Rye, Boston: G. K. Hall & Co., 1990, pp.185-197.
Lodge, David, The Art of Fiction,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92.
Middleton, Thomas, A chaste maid in Cheapside; Women beware women; The changeling; A game at ches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Moynihan, Colin, “Holden Caulfield Hangs on to His Youth”, New York Times, June 17, 2009.
Ohmann, Carol and Richard, “Reviewers, Critics, and The Catcher in the Rye, ” Critical Inquiry 3, Autumn 1976, pp.34-36.
Reich, Charles A., The Greening of Americ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Riesman, David, Glazer, Nathan, Denney, Reuel, 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1967.
Rosen, Gerald, Zen in the Art of J.D. Salinger, Berkeley, CA: Creative Arts Book Co., 1977.
Kubica, Chris & Hochman, Will (ed.), Letters to Salinger,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2.
Salinger, J.D., The Catcher in the Rye, New York; Boston; Lond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91. c. 1945, 1946, 1951.
Salinger, Margaret A., Dream Catcher: A Memoir,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2001.
Salzberg, Joel (ed.), Critical Essays on Salinger's The Catcher in The Rye, Boston, Mass.: G. K. Hall, 1990.
Silverman, Al (ed.), The Book of the Month: Sixty Years of Books in American Life, Boston: Little, Brown, 1986.
Simmons, David, The Anti-Hero in the American Novel: From Heller to Vonnegu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Slawenski, Kenneth, J.D. Salinger: A Life Raised High, London: Pomona, 2010.
Weaver, Brett E.,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982-2002) of J.D. Salinger, Lewiston, N.Y.: E. Mellen Press, 2002.
Weinberg, Helen, The New Novel in America: the Kafkan Mode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