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
地产刀锋上的舞者 SOHO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潘石屹专访
潘石屹曾经公开宣称，自己是章子怡式的娱乐人物，并且准备在自己的事业旅途上，将娱乐化进行到底。他曾经在海南的房地产泡沫当中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又巧妙地在泡沫破裂之前抽身而退。他非常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跟你谈艺术，谈哲学，谈事业。而在许多人眼里，此人既是房地产开发商中的另类，同时又是从暴发户向企业家转型的典范。对于潘石屹，媒体与业界众说纷纭，看了我们的采访，也许您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潘石屹，生于20世纪60年代，长于甘肃天水；大学毕业后，曾经端过一段铁饭碗，但终究按捺不住经济大潮的**，1988年，在海南下海搞起了房地产。1993年，他挥师北上，与合作伙伴创办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发了万通新世界广场。1995年，他又创建了北京红石实业有限公司，也就是SOHO中国有限公司的前身；从1996年开发现代城，到2001年的建外SOHO和“博鳌蓝色海岸”，再到“长城脚下的公社”，潘石屹在中国的房地产界树立了自己前卫与另类的形象。他不仅懂得市场，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如何将现代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我觉得不是我自己标榜自己，只是从我的习惯，从我的形态上来说的话，农村的一段生活，对我的影响很大。李南：今天看到您，我觉得很难把您和一个农民的形象连在一起，您为什么总是说“我是农民”呢？这句话已经成了您的口头禅，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符号意义。
潘石屹：我觉得一个人许多性格的形成，跟小时候的关系是最大的。你见到的人，你形成的习惯，包括五六岁之前吃的食物，你吃惯米，可能一辈子就喜欢吃米，你喜欢吃面，这一辈子就喜欢吃面。我是在中国农村出生的，当时我爸爸划成右派以后，妈妈就回到农村去了，我就在农村出生了，我觉得农村对我的记忆和影响是最深刻的。所以我觉得不是我自己标榜自己，只是从我的习惯，从我的形态上来说的话，农村的一段生活，对我的影响很大。
李南：哪些习惯还会在现在您这样一个时尚成功人士身上有所体现呢？
潘石屹：我爱吃面条，这肯定是在西北农村里面才养成的习惯。
李南：还蹲着吃是吗？
潘石屹：蹲着吃当然很舒服了，但也得入乡随俗是不是？在饭桌上，我得蹲到沙发上，这个好像有点跟城市生活格格不入。蹲的习惯没了，但还是喜欢吃面，喜欢吃玉米，喜欢吃苹果。这些都是我回想起来小的时候吃得很香的东西，我就喜欢吃。
农村生活的艰辛与封闭，使年轻的潘石屹发誓要看看外面的世界。离开家乡之后，潘石屹才意识到：正是自己从西北农村带出来的那一股子横劲，才让自己拥有了“敢想、敢说、敢干”的个性。于是，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事情，潘石屹就一门心思扑在上面，任凭周围的人怎样评说，他始终摆出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架势。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许多人还留恋机关里稳定清闲的工作的时候，作为国家公务员的潘石屹却毅然下海，在海南开始了从商之旅。
银行真给钱了，第一件事情花了两毛钱买了一份《海南日报》，这钱真可以流通了，我心里面才踏实了，就觉得跟做梦似的。这是赚的第一笔钱。李南：您觉得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是何时掘到的？
潘石屹：当时几个朋友成立了公司，又有了一个项目叫九度别墅，有8所别墅卖给我们，我们说行，然后找了一笔贷款把别墅买了下来，不到三四个月，就把这个别墅转出去，赚了一笔钱，这是我们6个人赚的第一笔钱。
李南：当时是借了20％的高利贷？
潘石屹：当时是北京一家金融机构驻南方的一个办事处，对他们来讲，我要是借你一笔钱，谁也不知道钱借给你收不回来怎么办，于是他谈了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利息20％；第二是你赚完钱，在20％的利息之外，再五五分成；第三个条件就是钱不能你看着，得我派个人去拿这个钱。
李南：这么苛刻的条件您都答应了？
潘石屹：当时没退路，我们是无产阶级，身无分文。
李南：那是您做的第一笔真正的大生意？
潘石屹：这是我们6个人做的。这笔钱贷过来以后，给我们第一次按揭也是一个金融机构，你先出上40%的钱，把这个房子买过来，把这个房子的产权抵押另外一家金融机构，他再给你贷60％。
李南：那会儿也算金融创新了吧？你们6个人里面有人懂金融吗？
潘石屹：没有人懂。
李南：有人懂做生意吗？
潘石屹：都不太懂。
李南：就是凭着一种青春的热情，在海南做了这件事情。
潘石屹：我们是走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报国道路，当时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披荆斩棘，共赴未来》，那都是革命热情。现在中国慢慢市场化了，在十几年时间里市场氛围就形成了，谁都觉得经商不是丢人的事情，可那时不行。当时我们已经是没有革命理想就是为了赚钱，自己都已经下海办公司了，可是这个弯还是转不过来。
李南：当时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有没有一种负罪的感觉，我怎么能赚这么多钱？
潘石屹：那倒没有，那时候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当时赚钱是心里面特别强烈的愿望。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特别兴奋。第二天合同签完了，要付到我们账上的时候，那天晚上我没睡着觉，全身发热。我平时晚上睡觉从来不失眠，精神非常健康，结果那天就睡不着觉，我起来以后冲澡，用了凉水冲澡，还觉得全身是燥热燥热的，很难受。第二天钱到了，我们不能想像这个真是我们的钱了，就是两三天前，我们还是穷得叮响，吃饭的钱都没有，突然一下有钱了。先想能不能从银行取出钱来，银行真给钱了，第一件事情花了两毛钱买了一份《海南日报》，这钱真可以流通了，我心里面才踏实了，就觉得跟做梦似的。这是赚的第一笔钱，我想大多数人在做第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很兴奋。
海南的成功让潘石屹初次尝到了搞房地产的甜头，从此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凭着对市场的敏锐嗅觉，他断然北上，从此便在北京扎了根。工作之余他喜欢阅读哲学书籍，他的经营理念也深受哲学思想的影响。如何“避其锋芒，击其惰归”也就成为了老潘与对手较量的重要指导思想。尽管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曾几次面临危机，但潘石屹的公关技巧却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处理方式既另类又不失妥当。当然，他的做法的确也引来一些人的指责，但对于别人的口诛笔伐，潘石屹坦然笑道：“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你错的话，你就道歉，可是你不能够欺骗，你如果欺骗媒体，欺骗客户，欺骗公众的话，就很糟糕。李南：人们说潘石屹是喜欢盖房子的人，您自己建了红石、SOHO，您对房地产充满了感情是吗？
潘石屹：其实原来我不是学建筑学的，这10多年却一直在建房子。你自己要想，你身上的长项是什么，弱项是什么。你一定要扬长避短，就跟田忌赛马似的，跟别人在那儿比赛的时候，三局里面你要能够胜两局。
李南：您的长项是什么？
潘石屹：我第一个长项是设计产品，我觉得建筑产品最灵魂的东西还是设计。第二个长项是我对市场的理解。
李南：敏感？
潘石屹：非常敏感，就是市场上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房子他住才能舒服，我对这个东西比较敏感，所以我要发挥我的两个长项。
李南：那有两个短项是很要命的。做房地产就像您自己说的，要跟银行拿到钱，要从政府拿到地，没钱没地，有好的设计有什么用呢？
潘石屹：所以从土地上来说，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比较尴尬。
李南：断顿了是吗？
潘石屹：断顿了。我估计再过1个月时间，如果还没有一块地的话，我这个营业额30多亿元的房地产公司，就会变成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就没任何东西了。
李南：真正成了房地产界的无产者。
潘石屹：没有房子没土地，所有的房子都销售光了、所有的土地开发完了，可不就这样了。所以我还是盼望政府的土地公开交易政策能够尽快出台。现在是政策已经出台了，就看政府能不能够把土地推出来。
照我的原则就是你爱到哪儿曝光就到哪儿曝光，我做错的事情如果你想通过法律解决，法律上面判下来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所有说私了的，我没给过一分钱。李南：有人确实非常认可您在营销方面的一些做法和一些理念，包括危机公关处理等等。那次户主打人事件您是凭什么把它巧妙化解掉的？
潘石屹：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我判断这个世界变了。现在完全是信息时代、媒体时代，在这个时候人最需要的品质是诚实，错不要紧，你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不可能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所以你错的话，你就道歉，可是你不能够欺骗，你如果欺骗媒体，欺骗客户，欺骗公众的话，就很糟糕。让我受启发的是克林顿跟莱温斯基的事情。出了这个事情以后，别人给克林顿出主意，说你要这样说，你要那样说。最后给克林顿5大罪证，说他做假证，影响司法公正，他跟莱温斯基的事情都没事了，反而是这个事被人家揪住了，因为这个过程中，他没有跟大家说实话。如果克林顿在这之前就对着媒体说：我对不起莱温斯基，我对不起我老婆，我对不起美国人民，他说一声，大家肯定就原谅他了，我想这个时代都是会原谅的，可是大家不能原谅你几个小时几个小时说假话。
你做一个项目，有上百万平方米，有几千户人家、几万人在里面居住，一定会有矛盾，会有冲突。这里面有我们的错误，我们的失误，如果有，我们就摆出来处理。中国的客户一般愿意私了，给我一笔钱吧，要不我就给你曝光。大概有一个客户说要80万，如果不付80万就给我曝光。可是我付你80万，你照样可以曝光，你可以要我800万，还可以要我8000万。所以照我的原则就是你爱到哪儿曝光就到哪儿曝光，我做错的事情如果你想通过法律解决，法律上面判下来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所有说私了的，我没给过一分钱。后来就有一个给曝光了，找的《工商时报》和中央电视台，我觉得曝光就曝光吧，那我就面对它。
潘石屹曾经认为，预测房价是涨还是跌完全没有意义。对于未来，应当怀着敬畏的态度，既不要做股评家，也不要当算命先生。房价的高低，只能由市场来决定，而市场是不可预测的。但就在今年年初，一向对房价不做预测的潘石屹让人大跌眼镜，各大网站纷纷转载了他关于房价上涨的文章，一石激起了千层浪。
可能也是我说得太直白了，所以把所有没买房的人惹火了。现在坐下来很理性地说话，我觉得2004年北京的房子还会涨，当然说了这个以后，看电视的又会指着骂我。
市场经济的价格不相信成本，它的价格是根据供求关系决定的。李南：有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就是北京的房价。前两年，每平米6000块钱还能买到比较好的房子，但到今年七八千块钱才是稍微好一点的，再好一点儿的就要一万多块钱，房价涨幅确实非常大。但是我觉得大家的收入并没有涨得那么快。您也做过预测，说北京的房价会上涨，您觉得2004年大概会涨多少，涨到什么程度？
潘石屹：今年年初我到海南度假，度了几天假后，我觉得想工作，想2004年北京房地产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第一个预测是涨价，然后我写完预测后发EMAIL挂在公司网上，结果网络之间互相拷贝，等三四天以后我再上网看，有100多个网站已经转载了这篇文章，再一看下面的评论，全是暴力语言，就是“潘石屹怎么还没死？”还有一个写的是“潘石屹生于1963年，死于2004年”。
李南：都给您写好了，盖棺论定。
潘石屹：盖棺论定了。当然我想了一下，可能也是我说得太直白了，所以把所有没买房的人惹火了。现在坐下来很理性地说话，我觉得2004年北京的房子还会涨，当然说了这个以后，看电视的又会指着骂我。
李南：您觉得会涨多少？
潘石屹：去年北京的GDP增长超过10％，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超过11％，今年我想整个的情况也会跟去年差不多，所以我想，2004年平均房价应该上涨15％左右。
李南：去年在那种GDP水平之下，房价涨了多少？
潘石屹：03%。实际上就没涨。03％那就是一个统计误差。
李南：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涨15％呢？
潘石屹：今年需求量还是一定的，但是供应量会少。尽管政府出台了4号文件，土地要公开交易，这只是一个大方向。实际上对市场的影响，不是出台什么文件，而是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能够推出多少块土地来。
李南：推出土地再盖出房子来，可能也两三年之后的事情了。
潘石屹：原来需要两三年时间，现在只要半年时间，政府的审批也就3个月时间。
李南：但是今年很多在售的房子是一年前的土地，或者是一年前开始动工的工程，我们看到目前在售的房屋非常多，比需求量的增长可能还要快一些。
潘石屹：去年的成交量就非常大。尽管去年北京的房价没有上涨，可是从北京市房地产交易网上面，去年的成交量第一次超过了1000亿人民币，前年才700多亿，所以整个需求量在上升。北京市房管局交易网给的是确切的数字，每成交一份合同，它弄到里面一份，它这个数字是一分钱不会差。
李南：其实还是供求关系决定了这个价格，而不是说因为土地少了。您也说过，成本不决定房价？
潘石屹：市场经济的价格不相信成本，它的价格是根据供求关系决定的。2004年，明显是需求量在增长，供应量上不来。昨天北京市土地局的局长说：我们准备了充足的土地，要放心。现在我天天都看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的网站，到现在为止大概有一两个月时间，只挂着几块地。怀柔有两块地，十渡里面有一块地，都比较远，CBD里面只有一块地。
对于潘石屹为房价上涨推波助澜的言论，不仅购房者怨声载道，不少业内人士也持不同观点，而且有人反对的态度异常激烈。其实，就像外界对他的评价一样，潘石屹做事总有点儿离经叛道的味道，他始终处在是是非非的旋涡之中，始终在中国房地产的刀锋上跳舞。俗话说：“不是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潘石屹既然敢放言房价，个中原由也只有他自己才说得清楚。
尽量不要成为痛苦的哲学家，要成为快乐的猪。李南：房价上涨的趋势会持续多久？
潘石屹：我觉得只要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能够持续增长，没有恐怖活动，中国的这个房价，别的地方不好说，北京的房价一直会涨的。北京房价太低了。北京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现在跟香港的房价比，跟新加坡、纽约、巴黎、伦敦的同地段房价比，都比他们低得多。
李南：可是我们的收入也低，平均房价是这个地区的人们收入的多少倍，这样比的话，我们就觉得价格已经很高了。
潘石屹：我说的是同等类型房子购买人的收入。
李南：那也低。北京的白领跟香港的白领，收入相差还是挺远的。上海有一个团到香港去招人，开了自认为非常高的价格，还是没有人来应聘，他们还是觉得低，不愿意去上海工作。
潘石屹：实际上像北京、上海，是中国最国际化的两个城市了，在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买房子的人，不一定全是北京人。像我们的项目，建外SOHO的业主有70％是外国人、外地人士。你比较的时候，不能跟北京的平均人均收入水平比，应该跟买房阶层的收入水平比，无论是外地人，还是外国人，他们的收入都会比较高。
李南：中国的房价是不是都往上走？
潘石屹：有些省会城市的房价还在每平米2000块钱人民币，我觉得还是被低估的。
李南：所以您觉得已经到了不得不说话的时候了。
潘石屹：对。我从来不来预测房价，我觉得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今年例外。我想北京的房价要涨，这肯定是一个趋势。
李南：所以大家对您这样的举动猜测特别多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听说您特别喜欢哲学，有人说很难定义您是一个成功的地产商，还是一个哲学家。您对哲学有特别的研究吗？
潘石屹：我在我们办公室里放了几头猪，都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非常大，好多人一见我面就问“你是不是属猪的，为什么要放猪呢？”这个艺术家叫徐摊，他说所有的人分两种，第一种人是痛苦的哲学家，天天忧国忧民，皱着眉头思考问题，活得特别痛苦；第二类人是快乐的猪，吃了睡，睡了吃，天天高兴得要命，人应该选择第二条路，做快乐的猪，吃了睡，睡了吃，别忧国忧民的，想问题太多了就痛苦，所以尽量不要成为痛苦的哲学家，要成为快乐的猪。
李南：可是网上骂您，您还是觉得不高兴。
潘石屹：人总是有一个活着的愿望，他都说你2004年就死了，你看了以后当然不舒服了。
李南：就是再快乐的猪也不高兴。
潘石屹：猪也想活下去，杀猪的时候，猪肯定不高兴。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尽管潘石屹天马行空，不受任何羁绊，但他的成功，同样是借助了其他人的帮助。潘石屹笑着告诉我们，他经常在不同的场合，听到有人在讲自己是如何帮助潘石屹成功的故事。可笑的是，潘石屹想了半天也记不起此人是谁，看来，不是此人在吹牛，就是潘石屹有些贵人多忘事。这个李逵和李鬼的故事似乎有些老生常谈，让我们听听潘石屹自己说说，究竟是谁助他打下了这片江山。
李南：在您做房地产过程当中，您觉得对您帮助最大的人是谁？有一位房地产界业内的人士曾经说，潘石屹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娶了他夫人，有这种说法吗？
潘石屹：太多了。我记得最早跟我说这句话的就是冯仑。我离开万通的时候他给我做工作，说我们还是一起干吧，我说算了，我觉得干着太累，天天在一起吵架。最后一次临走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他说你从一个甘肃天水能够一步一步走到北京，能够干成今天这番事业，你是得益于3个人，第一个人是邓小平，第二个人就是我，冯仑，第三个人呢？第三人是你老婆。因为有邓小平，有冯仑，有我老婆，有了这3个人才能有我的今天。当时我没吭声，觉得有点不以为然，最后想想的话，他们3个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李南：这3个人对你影响分别在哪里？
潘石屹：邓小平的影响就不用说了。
李南：全中国都受他的影响。
潘石屹：他看问题很长远很深刻，把好多事情早早就说清楚了，你想中国不搞市场经济，能这样富裕吗？
李南：那就没人买您的SOHO了。
潘石屹：是啊，哪有钱呀。北京的房地产能够成交1000亿也就不可能了。所以我觉得邓小平的伟大就不用说了。冯仑是思想特别活跃的人，只要跟他坐在一起，他是一分钟都闲不下来，不断跟你说，不断跟你说，而且他的思想比较活跃，他非常聪明。
李南：他对您的影响在哪里呢？
潘石屹：我们办一个公司，在一起干有五六年时间，他比我大3岁，白天在一起工作，晚上在一起开会，吃饭也在一起，肯定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当时正好20多岁，正是能力和世界观形成的过程。认识我老婆是给我打开了一个外面的世界，整个西方的世界。因为她从小生活、成长、读书、工作的地点都在西方，所以跟我在电影、书里看到的西方是不一样的，她是一个更加真实的西方。在我们结婚以后，她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必须度假，把所有的工作都放下，带着孩子一起度假。每一次度假我们都选择不同的国家，我们不会到旅游胜地、度假村去，都是在一些比较有当地文化的地方。我们到日本去，都是在日本人家住上一个星期，腿都直不了，吃饭也特别不习惯。
李南：那么您现在的希望是什么？
潘石屹：希望办好公司，盖好房子。办好公司是中间的过程，是手段，不是为了办好公司而办好公司，办好公司是为了盖好房子。
在海南房地产热潮当中，他赚到了第一桶金；万通新世界的开发，使他一夜成名；现代城的开发，又确立了他在业内的大腕位置；而长城脚下公社，又使他成为了房地产行业的另类。从成功走向成功，老潘继续在房地产业天马行空，敢说敢干敢负责任，老潘继续以他张扬的个性，前卫的观念，将自己的房地产事业进行到底。
编导：吴科
第一次见到潘石屹，是在他最引以为豪的“长城脚下的公社”。舞会上，身穿黑礼服、系着绿领结，手举高脚杯的潘石屹，很难让人把他和一个曾经喜欢蹲着吃面条的陕北农民联系在一起。而一向以农民自居的潘石屹更是喜欢别人叫他“老潘”。其实，老潘不老，他和他的建筑一样，有朝气、有活力。从SOHO现代城，到博鳌蓝色海岸，再到长城脚下的公社，眷念黄土高原的老潘总是说：“进了城市总感到自己的根在西部，时刻牵挂着。”
在北京城里，这位戴着价值仅百元手表的富豪，正在用他的“西北风格”颠覆着传统的建筑理念。眼看着北京城的楼盘像施了肥的庄稼，一通猛长，而自己地里的庄稼更高更旺，老潘笑了。就像在一次公众场合，我向他问好，他挠着头、笑着问我：“对不起，你叫什么名字，我突然忘了。”老潘的笑很憨厚，就像大西北的那片土地。
“一个卖房子的成天把自己弄得跟个电影明星似的”，对于这样的评价，老潘总是不屑一顾道：“太严肃，太一本正经，太装模作样，不真实，谁看呀？”对于自己在公众场合的“做秀”，老潘有着说不完、道不尽的理由。尽管很难把在媒体前面笑话连篇、滔滔不绝的老潘与质朴的西北汉子联系在一起，但是，人们依然会关注这位章子怡式的娱乐人物，关注老潘和他地里的庄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