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嘉
无线互联世界的拓荒者 美国通用无线通讯有限公司总裁王维嘉专访
时下，海归回国创业是一个热门话题。而说起这些海归，我们可以数出像UT斯达康的吴鹰、搜狐的张朝阳、网通的田溯宁等等。但是，在这些海归当中有一个人也同样地值得我们去关注，他在全球第一个提出了“无线互联”的概念，在中国第一个发出了拇指经济将呈爆炸式增长的预言。他就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美国通用无线通讯有限公司总裁王维嘉先生。王维嘉，美国通用无线通讯有限公司总裁。1977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系，1984年获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在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系攻读博士。1987年获博士学位后，先后就职于美国太平洋贝尔公司、蜂窝数据公司、英特威尔公司。1994年在硅谷创建美国通用无线通讯有限公司，并任总裁至今。
我觉得自己运气很好，因为很多人在大学学的东西不一定是你今天做的东西，而我喜欢的东西、学习的东西与今天做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李南：您小时候很喜欢无线电，自己还装过发射机之类的，那后来您从事这样一个职业，和小时候的那种喜好有没有关系？
王维嘉：我觉得有。男孩子一般喜欢两样东西：一个是无线电，一个是开车。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雄性都希望走得最远，听得最远。那么无线电就是让你和地球的另外一端通讯，所以无线电爱好者大部分都是男孩。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装矿石收音机，后来上五年级时装过一个发射机。
李南：过去一般的收音机就只能收，是吗？
王维嘉：对。假如说我现在说话对方可以听得到，就需要一个发射机。其实现在每一部手机都是一个发射机，但是在过去，一部发射机就是一个所谓的电台，电台是永远和敌人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敌人才有电台。所以当时我找了很多人问这个发射机怎么装，他们都不敢告诉我，我也不懂为什么。后来我知道，**当中，你要是装一个能发射电波的电台的话，万一被查出来就有可能会变成反革命。那时我是小孩，没什么事，但背后教我怎么设计的大人，就有可能被抓进监狱去。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有这么严重。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装收音机这些东西，上大学学的是无线电，然后去美国读书也是读通讯专业，等于说我的爱好从小学三年级到现在都没有变。
李南：对自己的爱好始终不渝。
王维嘉：是的。对于这种超距离的通讯、沟通、交流，我从内心有一种兴奋。所以我觉得自己运气很好，因为很多人在大学学的东西不一定是你今天做的东西，而我喜欢的东西、学习的东西与今天做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李南：是很难得。您想一想，如果您当时没有到斯坦福去读博士，而是在国内选择了一所也是很棒的大学，会不会选择今天这样的道路呢？您是不是一个天性中就萌生着创业冲动的人呢？
王维嘉：我的创业冲动是在去斯坦福之前。那是1984年，当时的《人民日报》登了一个连载叫“硅谷热”，是一个斯坦福的教授讲硅谷，从惠普公司的创业历史一直讲到苹果，我看完之后就激动得夜不能寐，想像着自己也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能去斯坦福，后来正好去了斯坦福。如果我没有去斯坦福的话，到了美国的其他一所学校或者在国内一个学校读书，我觉得很有可能我还是会创业。
童年的爱好和一次次幸运的巧合，使王维嘉离创业的梦想越来越近。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系开始，到1987年获斯坦福博士学位的10年间，王维嘉都在为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努力着。同大多数斯坦福的毕业生一样，他也到美国许多著名的大企业工作过，同时也在寻找创业目标，为创办后来的美通公司积聚力量和经验。1994年王维嘉融资成功，创办了美国通用无线通信有限公司，致力于发展当时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无线互联产业。
我当时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中国一定会变成世界第一大无线通讯市场。当一个公司一年做到100亿美金的时候，对一个一年100万美金的市场是绝对没兴趣的，而这就是小公司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往往新的市场都是由小公司启动的。
投资和炒股票一样，你越好的时候别人越愿意投。
李南：1994年成立美通，1995年就把公司的业务陆陆续续往中国搬了，当时您这么看好国内的市场？
王维嘉：1995年过来时肯定是看好国内的市场。我觉得国内市场和创业一样，你认定这个东西，并不一定要有非常清晰的计算理念或者是评估，有时候就是感觉。我为什么会看好中国？因为我1992年回国的时候，看到当时很多人都带一个很大的摩托罗拉寻呼机，这种寻呼机当时卖到三四千块钱，而当时人们的月工资才500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手机的发展就更不得了了。所以我当时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中国一定会变成世界第一大无线通讯市场。
李南：您的判断两年前就实现了。当时您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市场，觉得不能坐着等市场？
王维嘉：微软为什么能够在PC上成功？其实当时比尔?盖茨害怕得每天睡不着觉，因为一旦IBM认识到PC的未来潜力，他哥俩就一点戏都没有了。IBM随便弄出几个工程师来，技术都比他俩高很多。但是大公司往往没有时间、精力去注重小的市场，当一个公司一年做到100亿美金的时候，对一个一年100万美金的市场是绝对没兴趣的，而这就是小公司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往往新的市场都是由小公司启动的，从网景、YAHOO（雅虎）到CISCO（思科）都是这样的。对于我们来说，只有起步早才能做得好，但是往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起步太早了。
李南：本来您早一步就够了，可是早了三步或是五步，那可能就有当先烈的危险。
王维嘉：是的。为什么会当先烈？因为你这个公司没有钱，你还没有等到公司盈利，钱就花完了，发不出工资，只好关门了。
李南：您的公司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因为您的公司前几年是不赚钱的，都在花风险投资的钱。
王维嘉：是的。
李南：那时有当先烈的这种紧迫感和危机感吗？
王维嘉：每天都有！
李南：但是你的账面上还有那么多美元嘛！
王维嘉：我们的融资能力比较强，这要归功于我的第一个投资人，他后来做了我们的董事长。他是风险投资家，对融资这套非常熟悉，我们两个一起前后融了很多钱。所以，当一个公司不能启动市场的时候，一个是要节省钱，另外一个是你要有融资能力。
李南：您去融资的时候有什么技巧？
王维嘉：第一是你的融资价格。当你快没钱的时候，比如下个月工资发不出来了，现在你说我要卖5块钱一股，人家说5毛钱一股，你根本没有侃价的余地。到时候人家给你什么价格就是什么价格，这时候就把公司给稀释了，因为你把大部分股权卖掉才能拿到很少的一点钱。当我公司账面还有很多钱的时候，你给的价格不行，我再找另外一家谈，我还有很多余地。
第二，当你的公司快没钱的时候，投资人会觉得我把钱投进来就等于我要把你的公司撑下去，他自己心里很没数。当你有钱的时候他投进来，他的钱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觉得你这公司没有完全背在他一个人的背上，压力也就没那么大。投资和炒股票一样，你越好的时候别人越愿意投。
2000年的时候开互联网高峰会，当时所有的网络公司都大谈眼球经济，我发言时就说：未来拇指经济要大于眼球经济，谁能调动人们的拇指，谁就能赚钱。中国短信的发展超出了她的人口的比例。中国的人口只占世界的1/5，中国的手机只占世界的1/6~1/7，但中国短信占世界1/3。
李南：2002年的时候，您把拇指经济提高到一个所谓的“拇指文化”的程度。当时您说，中国可能会锻造成世界第一大无线互联的经济国家，而且拇指经济会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创造一种新的盈利模式，并最终影响西方。您觉得这一天已经到来了吗？
王维嘉：我觉得还没有到来。2000年的时候，当时WAP刚起来，因为我们公司是中国第一个做无线互联的，当时媒体也非常关注，我也接受了很多采访。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线互联网是亏损的。有线互联从1996年开始算起的话，到2004年才盈利，用了8年时间，而我认为无线互联从2000年到2004年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就可以盈利了。我在预测中有两点没有想到，一点是2002年无线互联就开始盈利了；第二，有线互联也是靠无线互联盈利的，所有的网站公司都是靠短信盈利的。所以，无线互联比我当初估计的发展得还要快。我当时估计的是这样，到2010年，无线互联会变成全世界第一大产业，每年产生一万亿美金的产值，当然这里包括终端、设备和服务。拇指经济这个概念是2000年的时候开互联网高峰会，当时所有的网络公司都大谈眼球经济，我发言时就说：未来拇指经济要大于眼球经济，谁能调动人们的拇指，谁就能赚钱。
李南：您的这个创意来自于哪里？当时是2000年，短信并不流行。
王维嘉：但是WAP也是用手指啊。我们公司从1994年就从事无线数据业务，我对这个业务应该说是非常了解，也非常有信心。所以我非常坚定地认为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但是具体多大我说不清楚，我觉得１０年以后，它会成为第一大产业。当时我没想到短信这样的东西，现在能变成一年２００亿的市场。中国的短信在２０００年的时候占全世界的１／１０都不到，而现在每３条短信中就有一条是中国人发的。中国短信的发展超出了她的人口的比例。中国的人口只占世界的１／５，中国的手机只占世界的１／６～１／７，但中国短信占世界的１／３。
李南：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快？
王维嘉：我觉得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在手机上用中文输入比英文要快得多。在手机上，现在有的小孩输入已经可以和电脑打字一样快了。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我用手输入可以和说话一样快的话，那将来很多人就会懒得说话，啪啪啪输一大堆，啪就发过去了。实际上现在已经很多人是这样了。另外，近来我发现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许多年纪比较大的人，４０岁、５０岁的人也开始发短信，甚至老头、老太太都开始发短信了，我觉得到了这个份儿上就是拇指文化了。中国的ＧＤＰ是１０万亿，手机如果能做到１００亿的话就是１／１０００，做到１０００亿就是１／１００。我觉得如果能做到１／１００，那绝对是一个经济了。所以，说拇指经济已经完全是现实了，一点都不过分。
深厚的专业背景使王维嘉敏锐地感觉到，无线通讯的市场在中国。他预言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最大的无线互联王国，拇指经济即将到来。可是回国后面对新鲜而又多变的无线互联市场，事情并没有他想像得那么顺利。美通曾有一段短暂的盈利，但大多数时间并不赚钱。然而自２００２年起，中国短信业务的火爆增长以及新浪、搜狐、美通等在此中获益，使王维嘉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
李南：美通在这个市场当中，应该是几家大的SP(服务商)之一了，现在大概排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王维嘉：我们大概是前5名吧。
李南：但是这个市场是您最先看到的。
王维嘉：是的。
李南：为什么您最先发现了这个市场，而且比他们早发现了10年，但是最终只能够分到它的一部分而没有取得垄断地位呢?
王维嘉：我觉得是这样，刚才我们讨论为什么中国市场会有一个超常规的发展，其实短信在欧洲的发展要比中国早得多，而且在2000年的时候欧洲的量就已经很大了，现在中国把欧洲远远地甩在后边了，为什么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的运营商一直采取一种保守的方式，也就是说短信的业务SP都别做，我要自己做，这是我碗里的东西,不能和你分。而中国移动从一开始就采取一种非常开放的战略,采取合作共赢的方式，用社会的力量、第三方的力量一起开发这个市场。500家公司的涌入带来了巨大资源，有品牌的资源、社会的资源、技术的资源，市场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所以在全世界，现在中国的无线互联市场的发展速度是第一的。
李南：在这个行业您是以前瞻性闻名的，但是拇指经济的前瞻性并没有给您带来与之相匹配的名誉、利润和市场份额，为什么呢?
王维嘉：我觉得在一个完全开放、充分竞争的市场上，取得垄断地位如果说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非常困难的。这个行业虽然中国目前有400家公司，可真正有全国性的市场营销能力、非常精细化的管理能力、规范化经营能力的很少，能提供电信服务的也非常少。从长远来讲，这个市场一定会consolidate，就是会整合成几家大的公司。在中国，我非常坚信中国的市场一定会超过日本，我估计２～３年内中国的市场总量会超过日本，到那时候中国就是世界第一大的无线互联市场。
现在的王维嘉更加地自信和睿智，他的这种自信已不同于年轻时的意气风发，而是经过岁月沉积和事业磨炼后的沉稳与豁达。一度他曾以为自己是技术的英雄，可以改变历史；而现在他却给自己的自信做了最好的诠释：他觉得，即使是英雄也很难改变历史，能够站在历史的前列审时度势、随波逐流也许是一个创业者最佳的状态。
这些人能创造历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随波逐流。
所谓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觉得最大的一次机会就是无线互联。李南：您目前崇尚随波逐流，靠这种方式能够使美通成为最大的无线互联公司吗？没准以前那种英雄创造奇迹的方式会有助于您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中实现您的理想？
王维嘉：我觉得英雄创造历史和随波逐流其实并不矛盾，虽然你单纯从字面意义上看好像是矛盾的，但是这两者有内在统一。我今天仍然相信，永远要有英雄创造历史，因为我在硅谷看到了比尔?盖茨、保罗?阿伦。我虽然不认识比尔?盖茨，但我认识保罗?阿伦，这个人真的很平淡无奇。斯蒂文?乔布斯也是平淡无奇，他绝对不是神仙，但他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帝国。你和他们接触长了以后就觉得，他们和你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但是并不是神奇、神秘到了你不可理解的地步，都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不过他们找准了非常好的一个市场的点，另外，他们选择的时机非常好。这里有他们个人的努力、聪明，也有时机和运气。所以，由于斯蒂文?乔布斯做出了Apple（苹果）机器，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由于微软开发了WINDOWS，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由于网景做出了浏览器，也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人真的可以改变历史，所以我非常坚信英雄创造历史。但是英雄不可以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这些人能创造历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随波逐流。所谓随波逐流，就是他们审时度势，去观察人群的需要，了解世界的发展趋势，这些人就是有这方面的天分。
李南：刚才您说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无线互联王国，这个“最大”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或者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王维嘉：家电也好，球鞋也好，服装也好，这些东西中国已经做到了量上的最大了，但它们的发明和创造不是在中国本土进行的，是中国学别人的，但是无线互联中国是与全世界同时起步的，而且中国做到今天已经开始自己创新模式了。３年前我们和中国移动一起访问欧洲、韩国、日本，觉得到处都是要学的东西，今天再出去，就觉得我们和他们是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我有东西可以向你学，我也有东西要教你。我相信在３～５年，中国在无线互联方面能够超过日、韩变成全世界第一。这个第一不只是量的第一，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你把量做到第一一点儿都不稀罕。一人一双球鞋就是全世界第一，一家一台电视就是全世界第一，这都不稀罕。而是在商务模式和文明的创新上面，我觉得无线互联网有可能给中国提供这样一次机会。这次机会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从文艺复兴以来，中国一直走下坡路，西方走上坡路，今天我们一睁开眼睛，所有用的东西都是西方的舶来品，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穿的衣服也是西式的。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非常少的，但无线互联网有可能让中国人为世界文明大大地贡献一把，而且这个是主流文明，也就是欧洲人到中国人这儿学了以后回去可以用的东西，我觉得它的意义在这儿。所谓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觉得最大的一次机会就是无线互联。
2000年中国短信量是10亿余条；2001年是189亿条；而到2002年，全年达到爆炸式的900亿条。短信资费若以每条一角钱来计算，就意味着2002年全国有90亿元的营业额。而这还没有包括以短信方式下载更高资费的铃声、笑话、图像等增值业务的收入。短信已走进千家万户，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短信的火爆也增加了服务商之间的竞争。
我觉得今后两三年是海归人才回国创业的最佳时期。李南：有人评价说您在IP产业里面可以称得上是科学家的总裁，因为您曾经有过很多的专利，您现在这样评价自己吗？
王维嘉：我觉得你做一行就要做好。我过去受培训的背景，从读书到工作都是以技术为主。那么科学家也可以做很好的管理者，但是当你做一个管理者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你技术懂多少，而是你对市场的把握、对人性的把握和对管理艺术的把握。
李南：据说您在公司非常受爱戴，有一位员工就跟我说，他之所以在美通工作完全就是因为您。因为他在面试的时候，您跟他谈到了文学，他觉得能够跟一个很感性的人在一起工作是非常愉快的，可以互相理解，互相沟通。您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吗？
王维嘉：我觉得算是吧。中学时我的数理化成绩不错，但是我更喜欢文史哲。1977年考大学，那时大家都认为学理工会更有前途，于是这十几年教育又把我转成了一个理工型的人。这些年做管理、做市场又把我转回文科来，但是我的背景是理科背景。现在文科有这么多好的专业，比如像金融，如果我当初能像今天的小孩这样可以随便挑专业，我很可能选文科。
李南：您曾经说过现在回国创业是正当其时，如果再过５年，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种判断从何而来？
王维嘉：判断的依据来自台湾。大概从80年代末开始，台湾留学生掀起了回台湾的浪潮。这些人从台湾到美国留学，60年代、70年代在美国公司工作了10年以后，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而这时台湾正好工业升级换代，需要转型进入高科技，这批人就回来在台湾创立了一批高科技企业，都非常成功。我觉得像我在1995年的时候回国，真的有点太早了。而今天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这时候回来时机最好。再过5年以后，有可能这些企业已经壮大了，本土的人才也成长起来了，就有些迟了。所以我觉得今后两三年是海归人才回国创业的最佳时期。
李南：您有这么长时间的创业经历，能不能给我们越来越多的想创业的朋友提一点好的建议？
王维嘉：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第一，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喜欢这件事。你不要受外力的胁迫，看到谁发财了，或者你的朋友说，你的丈母娘说，你怎么不去创业之类的；或者有朋友笑话你不去创业。你要去创业，一定是自己内心的意愿，这是最重要的。第二就是你要有韧性，一定不能受到一点挫折、遇到一点困难就后退。任何企业都是这样，我还没有听说过一个企业没碰到任何问题就发展起来了，我们永远要有遇到逆境的思想准备。
如今在媒体的镁光灯下聚焦的海归们仿佛都是一派春风得意，但是一帆风顺的背后，都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艰辛和无奈。他们由国外到国内，由创业者到管理者，在自身成长的同时也带动着企业的成长和经济的增长。他们的作用不能够被我们所忽视，毕竟他们沟通着东方和西方，连通着世界与中国。
编导：杜玉倩
王维嘉很帅，公司的人在背后均以“帅哥”呼之。“帅哥”在公司威望很高，尤其深受女员工爱戴，当我们在采访中指出这一点时，王维嘉腼腆地笑笑说“这个不要上电视吧”。
王维嘉健谈，这一点和国内一些理科出身的人不太一样。于是我们就联想到了和他一班在国外读书又回国创业的那群兄弟：张朝阳、田溯宁……个个口若悬河，难道美国是一个训练演讲家最成功的地方？
王维嘉工作起来十分拼命，由于人在中国，家在美国，他每月要有两次往返于中美之间，于是倒时差就成为他必须要攻关的课题。现在王维嘉对此已是非常自得，因为他已经找到顺利倒时差的诀窍了，至于具体是什么，他还保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