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齐家”谋略
（一）、日中则昃，月满则亏
早年，曾国藩拜师于理学大师唐鉴门下，本来还有可能研究理学；但后来他投笔从戎，再也无暇顾及，他关心的是家事国事天下事，成功成名，已是他最大的心愿。他如愿以偿，功盖一世，名重朝野。不仅如此，他还教导弟弟心向功名，成功显名。然而，通向功名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科举高就。图37
曾国藩在志满意得之下，致函各位弟弟：
“我承蒙祖宗遗泽，祖父教训，有幸得到功名。内顾无所忧，名誉、待遇无不如意，可谓万事顺遂，别无所求啦！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各位弟弟能自强自立，齐心协力，果真如此，何愁美名不远扬？何愁家运不兴旺？
为此，我想给你们另立一个课程，多讲一些规条，请你们遵而行之；但又担心你们司空见惯后心生厌烦，我想默默而不言，但又觉得这就是长兄的督责之道。往年，我给你们规定课程，近来则只教导你们“有恒”二字。我对你们的希望只有一条，那就是把每月的功课详细告我，这样我就十分欣慰了。
但是，你们每次写信，从来都不把自己的学业写明，只喜欢谈论家事和京城诸事。现在，咱们家中喜事不断，外边又有我来料理，诸位弟弟完全可以一概不管。以后写信，只需将每月作诗几首，作文几篇，看书几卷，详细告我，那我就欢喜无量了。
诸弟若能为科名中人，或能为学问中人，都一样是父母的好儿子。千万不要因为迟获科名，就以为自己再无能为力了。比如家乡霞仙今天的身份，就比一般的秀才高多了。随着学问的长进，身份越来越高，那一般的举人、进士也不在话下。”
曾国藩为国可谓鞠躬尽瘁，为家可谓呕心沥血。无论为国，还是为家，萦绕于心的，不是功名二字。功名既成就了曾国藩，也限制了曾国藩。他本来可以获得更高的人生境界，但功名之心妨碍了他。
在五个兄弟之间，曾国藩和曾国荃最为相知，这不仅因为国荃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还因为国荃与兄长最能交心谈心。
曾国荃曾在一封信中谈到了很多不顺心的事情，但又没有具体谈是哪一件事情。曾国藩猜测：大概弟弟担心与哥哥之间存有不合。曾国藩告诉他，倘若如此，那就完全可以不必担心抑郁。他推心置腹地说：
“兄弟你对咱家有大功劳，对国家也有大功劳，我哪里会产生不感激、不爱护的道理？我对待部属像杨岳斌、彭玉麟、鲍春霆等人都是仁义谦让，难道对自己的弟弟反而会刻薄吗？ “也许我们之间确有不合，但那也只是意趣不合罢了。弟弟你立志做事，颇近似于春夏发舒之气；我立志做事，颇近似乎秋冬收敛之象。弟弟你以为扩散舒展才会生机旺盛，哥哥我认为收敛吝啬才会生机沉厚。我平时最喜欢古人所说的‘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我认为珍惜福祉，保全安康的道理和方法没有比之更为精当的了。我曾多次用这七个字来教诫霆字营的统领鲍超，不知道他和兄弟你谈到这些没有？
“我们的祖父星冈公过去待人接物，不论贵贱老少，全是一团和气，唯独对待子孙侄儿则异常严肃，遇到佳令时节，更是凛然不可侵犯。这大概就是一种收敛之气，目的在于使家中欢乐不至于恣肆放纵。这番苦心不知兄弟你是否会领会。
“我在兄弟你负责银钱军械等事情上，经常提醒你要节制，也正是本着‘花未全开月未圆’道理。但是说到危机紧迫之际，如救水救火，就不能再有一丝一毫的吝啬了。兄弟你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大概就在这样的紧急关头。
“我把我的内心想法向你和盘托出，就是想让你放弃疑虑，消除郁闷。过了这一关，那么我们兄弟之间就不会再有丝毫的梗介了。”
同治元年(1862年)，曾氏家族处于鼎盛时期，曾国藩身居将相之位，曾国荃统领的人马达二万之众，曾国华统领的人马也达五千之多。曾国荃在半年之内，七次拜受君恩。尽管这还不是曾氏家族最为辉煌的时期，面对如此恩威，曾国藩早已心满意足，甚至有点喜出望外，他禁不住骄然慨叹：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
他把自己的感觉和心情告知家人，又以自己的学识、阅历和权威规劝家人：
日中则昃(太阳偏西)，月满则亏。我们家现在到了满盈的时候了。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削平)之，人满则天概之。”曾国藩以为，天之概人原本无形，必然要假手于人。比如霍光氏盈满，魏相来平灭他，宣帝也来平灭他；诸葛恪盈满，孙峻来平灭他，吴主也来平灭他。等到他人来平灭而后才悔悟，就已经晚了。我们家正处于丰盈的时期，不必等到天来平、人来平，我与诸位弟弟应当设法自己来平。自己平自己不是说自己消灭自己，而是自我限制、自我克制、自我钳制，收敛锋芒，韬光养晦，以劳代逸，以静制动。
（二）、讲求礼仪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无规矩，不成方圆。
曾国藩是在家法中长大的，他深受裨益，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督促子女遵照实行。 曾氏家法从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那里就流传下来，星冈公是一个最讲家法的人，这对曾国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氏家法共计四点，每一点都不难，难的是年年月月天天都要去做。这四点是：
第一，起早。
起早床，对养成了这种习惯的人，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但对没有养成这种习惯的人，那可比登天还难。起早床，意味着你必须理智地去生活，有规律地生活，合理地安排作息时间。对有的人而言，做一两天还可以，甚至几个星期也不难，但要他成年累月这样做，那无异于要他的命。现在的家庭，由于夜生活丰富了，人们更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电视放得很晚，甚至是通宵，除非瞌睡得不行，人们总是信马由缰地看下去。还有麻将，那实在比电视更厉害。结果必须在第二天弥补，到了晚上又是如此，既损害身体，也影响工作和学习。起早床，对现代家庭简直是一个大问题，那要放弃很多**和娱乐。
第二，打扫清洁。
恐怕这是家庭中最不起眼的家务活了，它太小了，以至都算不得一件家务活，但如果要使它成为一种习惯，就不那么容易了。很多家庭做清洁，实在是脏得不像样子了，如果没那么脏，你还会做吗？一个家庭的清洁与否，反映出这个家庭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态度，甚至能反映出这个家庭爱情的多少。如果你感到生活幸福，那做做清洁也是幸福的；如果你爱这个家庭，你就不会容忍它沾染灰尘。
第三，做祭祀。
不仅要做，还要诚心诚意。心不诚，就不必做，做了也白做。祭祀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完全是为了自己。为了祭祀而祭祀，神灵大概也不会高兴的。当然，现在讲信仰自由，对不信神，不信教的人家，就大可不必了。
第四，善待亲邻。
这一点，曾国藩印象很深：凡是亲戚邻里到家来，星冈公无不恭敬款待。有急事的，必定设法周济；有争吵的，必定帮助排解；有喜事的，必定表示祝贺；有疾病的，必定慰问；有丧事的，必定吊唁。
从这四点上可以看出，“礼”占了重要地位。注意卫生，是对家人之礼，祭祀是对祖宗之礼，“善待亲邻”是对外人之礼。
《礼记》有云：“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非礼也。”这已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世世代代流淌在我们身体中的血液，并且它仍将世世代代流淌下去。它不仅蕴含着对他人的尊重，也蕴含着对自己的尊重。
曾国藩在评价他祖父时说，星冈公对祖宗、对后代、对宗族、对乡里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讲求礼仪，讲求庆吊。星冈公常常说：“人待人友善，便是无价之宝。”在与亲族邻里交往时，有喜贺喜，有丧吊丧，有病探病，有难相帮。曾国藩的父亲完全继承了他先父的传统，曾国藩的叔父在祭祀方面也十分诚恳、恭敬。曾国藩不仅身体力行，谨守家道，还希望他的各位弟弟都能在“礼”字上下大功夫，以医治平常的粗率之气，从而成为先父的孝子。如果能在宗族庆吊方面时时留心，那就可以表率一方了。
不过讲究礼仪，要量力而行，不要为了礼仪而礼仪，不要为了面子而礼仪，也不要为了利害关系而礼仪，这样你才能轻松起来，才能坦然地面对别人与自己。讲究礼仪最重要的是一个“情”字，情到意到，心中有一个他人。为什么有人给人送了一大堆礼品，而别人并不买账，或者并不在意呢？这就是因为他的“礼”中无情无义，而只剩下**裸的利害与交换关系。
（三）、严于律己，善收晚场
人的职位越高、功名越大，越容易颐指气使、得意忘形。而此时的失败也越多。曾国藩之所以受到一个多世纪的许多伟人、名人之崇拜，成为封建时代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与他善收晚场有很大关系。
“声名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终”，这也是曾国藩对功名的看法。
曾国藩曾宽慰、告诫弟弟说：我们现在处于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个人担当，你们就一心一意做个光明磊落、鬼服神钦的人。待到名声既出，信义既著，即使随便答言，也会无事不成。所以不必贪财，不必占便宜。
可见，曾国藩是把名誉和贪婪相联系的，贪婪的人，恶名加身；大度的人，清誉在外。一旦名声远扬，就可以不拘小节了。曾国藩的见识可谓高拔，甚至可以说有点狡猾，他把好名声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应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
曾国藩对家族的名望或声誉十分看重，为了保持这个家庭的名望和声誉，曾国藩可以说惮思竭虑，鞠躬尽瘁。
常言道，树大招风。由于家大业大势大，兄弟几人都在朝廷做大官，于是乎外面就有不少关于他们兄弟的传闻。
曾国藩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对他们兄弟恶行的指责，曾国藩听了以后，不想秘而不宣，而是一一转告各位兄弟：或者直接责备，或者委婉相劝，希望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因为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分，赏罚由此而定。有一年冬天，朝廷中有一个叫金眉生的官员就被好几个人弹劾，结果家产被抄，被没收，妻子儿女半夜站在露天下，饱受风寒冰冻之苦。曾国藩说，难道这个金眉生果真万恶不赦吗？其实不过是名声不好，惩罚随之而来罢了。
所以说，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些议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兴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众口悠悠，沸沸扬扬，防不胜防。那些有才华的人，因为那些怀疑与诽谤无根无据，虽然恼怒，但还是悍然不顾，结果诽谤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些有德行的人，因为这些诽谤无根无据而深感恐惧，于是收敛下来认真反省，并对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结果诽谤不攻自破，谣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曾国藩说：我忝居高位，又获得了极高的虚名，时时刻刻都有颠覆的危险。通观古今人物，像我这样名大权重的人，能够保全善终的人极为少见。因此我深深担忧在我全盛之时，不能庇护你们，到了我颠覆之时，或许还会连累你们。所以我只有在没事的时候，时常用危词苦语来劝戒你们，这样或许能够避免大灾大难啊！
曾国藩不停地反省自己：孟子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们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礼仪是不是不周到。”……我的声望越来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只恐怕名望超过了实际……这全部责任在于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图38
大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欲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根本就认为没有什么名望。他从自己至爱的兄弟们身上，看到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隐患，由此及彼，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怀着这种深沉的认识和忧惧，曾国藩把这一感触不时传送到兄弟们身上。他鼓励、劝勉他们为百姓多干实事，勿为名望二字所累，他说：“那才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阿兄的幸运。”
当曾国荃打下天京却回家暂时休息时，曾国藩像算卦先生一样，为其卜算是出去做官还是继续在家好。他还说：在家应占六分，出去应占四分。但曾国荃耐不住了，总想早点出去。不久，清廷果真任命曾国荃为山西巡抚，曾国藩立即去信一封，千叮咛万嘱咐，核心是让老九“宦海之途当知畏”。曾国藩说：
我的情况如此，沅弟你的处境也不妙。你在山西，虽然清静，但麻烦也不少。山西号称天下富国，然而京城的银饷，大部分来自山西。厘金还没有改动，收入款项与道光年间相差无几，而开支款项则比以前大为增加。山西离京城又近，银钱账目的一丝一毫户部都清清楚楚。沅弟有开销太大的名声，现在既然担任没有战乱的平静省份的巡抚，那么在正务、杂务的各项款项就不能不谨慎节俭，账目上丝丝入扣。
外界正在拟议让老弟再次出山，赴任之处一定是军务棘手的地方。现在山西虽然还没有贼寇活动，但是圣上担心捻军进入山西，逼近京城一带。老弟此番上任，似乎应多带得力的将军，勇丁则就近在山西招募。南方人吃不惯面食，山西尤其买不到稻米，不像直隶、山东两省，还可以由大海或河运设法转运。弟弟来京，可以从安庆登陆，到徐州与为兄相会，畅谈一番。听说钦差大臣到达山西，实际上是到陕西查办霞仙(刘蓉)一案，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宦海真是可畏啊！
曾国藩比曾国荃年长十四岁，当他四十多岁时曾国荃也才三十，当他五十多岁曾国荃方逾四十，所以曾国荃总是比哥哥血气更旺，斗志更强。曾国藩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血气一旺，遇事就欠冷静，就往最高处想，就不计后果，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于是麻烦也就接连不断。
当弟弟率兵收复了两个省之后，曾国藩便给弟弟写了一封信警醒他：
“你收复了两省，功绩绝对不能磨灭，根基也极为深固。你只担心不能飞黄腾达，不担心不能安命立身；只担心日子不稳适，不担心岁月不峥嵘。从此以后，你只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但这是不是说，曾国藩是一个自甘平庸的人呢？他将心比心地说：
“我也是一个不甘心于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近来阅世千变万化。所以我一味在平实处用功夫，不是萎靡不振，而是因为地位太高，名声太重，如果不这样，那么处处是危途。”又说：我们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也高，朝野上下都将我家视为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所以应该专心讲究宽和、廉逊，也许这样可以处高位而无危险。
过去祖父星冈公常常教导人说：“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所以我们应在大功告成后，位高权重时，常常想到退引藏拙，我准备先行引退。我希望你平平和和干一二年，等我上岸以后，你再去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
苏秦是个读书人，据说是鬼谷子的学生。他不甘心现状，在动**的社会中跃跃欲试。他把战国时的游说之风以及士人汲汲名利的求实态度发挥到极致。苏秦第一次游说失败，弄到回家的路费都没有，穿双破鞋，拿只破箱子，回到家里来，嫂嫂不给他饭吃，家里的人都看不起他，那种难受，是到了万分。因此苏秦重新发愤读书。所谓悬梁刺骨，把头发用绳子捆起来，挂在梁上，身旁放一把锥子。等到夜晚读书打瞌睡时，头一低，头发一扯，醒了。再不行就自己用锥子刺自己的肉，如此鞭策自己用功，据说读的是《太公兵法》，把太公兵法读通了，于是再度出来游说诸侯。这次不再跑到秦国去主张打仗，反而跑到弱小的国家，等于今日世局中，受人侵略、受人宰割的国家，由燕国、赵国开始，组织联合阵线抗秦，不主张打仗，主要目的在使秦国不敢出兵。他把天下大事、人的心理、政治的心理，战争的心理，都摸透了，果然成功了。当他身佩六国相印，要到楚国去的时候，经过自己家乡，他的嫂嫂以及全家人都跪下来迎接，那种恭维真是不得了的，这时苏秦问他的嫂嫂：“何前倨而后恭也？”这个话也只有苏秦才说得出口。老实说，在中国讲究道德修养的人，不会讲这样的话，他却会爽直痛快当面问他嫂嫂。人性本来也就是这样，可说他问得很直爽，还不算顶坏的，还没有故意整她。而嫂嫂答复的话也很简单明了，她说：“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这是人情之常。古今中外，人类社会，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个时代，哪个地方不讲现实？从这里又可认识人情世故。图39
苏秦虽然叱咤风云一时，后来还是被杀。在曾国藩看来是不能善收晚场，不能善处名利。 在中国古代，像曾国藩这样身处名利而又淡处名利苦中自律的人，绝非独一无二，颜回就可算得上是这样的人。
中国古代向来讲究安贫乐道。在孔子的学生中，颜回就是个一心向学，安贫乐道，视富贵如浮云的笃诚学子。一次，孔子赞美颜回道：“多贤达的颜回呀，一筐饭，一瓢水，住在陋巷子里，别人受不了那种忧愁，颜回却不改他原有的快乐。多贤达的颜回啊！”
颜回的贤达旷远，在孔门弟子中确是出了名的。在居住上，颜回住在简陋的小巷子里，在饮食上，他只一箩筐饭，一瓢子水，就什么都满足了。这种简朴寒俭的生活，对于别人来说，简直无法忍受，简直就是受罪，可是颜回却安之若素，一点也不放在心上，依旧不改原来的快乐。颜回何以能够在别人无法忍受的生活环境里生活得无忧无虑，让人敬仰呢？关键在于心里安着一个“道”字。只有安贫，才能乐道；反转过来，也只有乐道，才能安贫。
颜回所“乐”的道，是他的老师孔子的儒家学说。因此，他以他的聪明，也获得孔子的赞誉。孔夫子说颜回不是帮助自己的人，而是对于自己的话没有不理解的人，也自有他的一番道理。原来颜回为人极其聪明，他对于老夫子所讲的道理，总是一听就懂，从来也不提出什么问题，于是乎孔老夫子才对于弟子颜回，有着这样的评价。
随着曾国藩位高权重，他对自己的要求也越加严格，这是他晚场善收的主要原因。同时，曾国藩深切地意识到：位高权重，就要多做些事，才能名实相符，不枉国家重用之意。
同治初年，曾国藩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往往一与幕僚、下属多谈，就会感到疲倦。同治二年三月三十日的日记中写道：“日内应酬繁多，神昏气乏，若不克支持者。然后知高官巨职足以损人之智而长人之傲也。”图40
做了两江总督后，曾国藩感到人才缺乏，“部委各务，往往悬缺待人”，因此他制订了一个严格的“造就办法”，决定“每天接见州县佐杂三人，与之坐谈而教诲之”。自六月初二日开始，曾国藩接见、考察各州县人才，据日记载：当天传候补人员言南、金茹晋、周甫文三人。
初三日，传见候补班杨明顺、桂中行及江苏知县赵秉溶三人。
初四日，见候补班刘星炳、赵光缙、陈泳三人。
初五日，传见州县刘兆彭、沈懋德、宋尧金三人。
初六日，传见州县龙舜臣、陈德明、王寿祺三人。
初七日，传见州县禄廉、徐树钊等三人。
初八日，传见储赓芸、程燠、胡锦三人。
初九日，传见佐杂董海清、杨光祖等三人。
初十日，传见佐杂陈正常、周溶、谢持谷三人。
十一日，传见佐杂周庆熊、杨葆翼等三人。
十二日，传见佐杂金大荣、胡绍文、朱云龙三人。
十四日，传见宋阶和、邓瑞品等三人。
十五日，传见佐杂贺宏勋、张更新、庞怀典三人。
十六日，传见高列（三）、查宝信、廖宇庆三人。
十七日，传见姚光国、邵钧、陈珂三人。
十八日，传见张燧、许景隆、曾秀莹三人。
十九日，传见吴振声、韦运煌、程远三人。
二十日，传见倪人在、靳学洙、沈道万三人。
二十一日，传见张锺澍、郝同变、刘溶三人。
二十二日，传见张葆、黄丽中、延龄三人。
二十三日，传见忠义局陈艾、汪瀚、柯华辅三人。
二十四日，传见方觐宸、徐子苓、曹翰田三人。
二十五日，传见王恩锡、赵世暹、周成三人。
二十六日，传见许恩培、江有兰、杨文粹三人。
二十七日，传见查贵辅、章邦元、汪士珍三人。
二十八日，传见陈达、吴彬等三人。
二十九日，传见程光国、戴鸿恩、章遇鸿三人。
二十九日日记载：“自六月初二日传见州县、佐杂、教官、绅士，本日见毕”。可见曾国藩是一个十分讲究效率的人，这里倒没有“迟缓”的影子，而是按时间表进行日常安排。
八月十九日开始，他又对每天的时间作出具体安排。“大约吏事、军事、饷事、文事，每日须以精心殚力，独造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一日无进境，则日日渐退矣。以后每日留心吏事，须从勤见僚属、多问外事下手；留心军事，须从教训将领、屡阅操练下手；留心饷事，须从慎择卡员、比较人数下手；留心文事，须从恬吟声调、广徽古训下手。每日午前于吏事、军事加意；午后于饷事加意；灯后，于文事加意。以一缕精心，运用于幽微之境，纵不日进，或可免于退乎？”这是成大名之后的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这是晚年的曾国藩对自己的“虐待”，这是一个老病侵寻的人对自己的日常要求。他写下这样的时间安排：
上半日：见客，审貌听言作折核保单点名看操写亲笔信看书、习字
下半日：阅本日文件改信稿核批札稿查记银钱账目
夜间：温诗、古文核批札稿查应奏事目
到了同治四年，曾国藩的身体大不如前，这年十一月十三日，《日记》中写下很有价值、耐人寻味的一段话：
阅汪辉祖所为《佐治药言》、《学治臆说》、《梦痕录》等书，直至二更。其《庸训》则教子孙之言也，语语切实，可为师法。吾近月诸事废弛，每日除下棋看书之外，一味懒散，于公事多所延阁，读汪公书，不觉悚然！酉刻，幼泉来谈，阅本日文件。夜阅批札各稿，二更后温《古文·气势之属》。四点睡。因将分内职事定一常课，作口诀曰：“午前治己事，午后治公文；有客随时见，查阅勤出门；二更诵诗书，高吟动鬼神。”因忆余昔年求观人之法，作一口诀曰：“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二诀相近，聊附记之。
此处诙谐中透出一个政治老人的洒脱。
（四）、谦虚戒傲
曾国藩曰：
名者，造物所珍重爱惜，不轻以予人者。余德薄能鲜，而享天下之大名，虽由高曾祖父累世积德所致，而自问总觉不称，故不敢稍涉骄奢。家中自父亲、叔父奉养宜隆外，凡诸弟及吾妻吾子吾侄吾诸女侄女辈，概愿俭于自奉，不可倚势骄人。古人谓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吾常常以此敬惧。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的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于嚣喧。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入，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也。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弟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
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
从上面几则文字中，可以看出曾氏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积德所致，且总觉名誉太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依势骄人；他认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的表现形式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他谆谆告诫弟弟们要谦虚，对于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弟，他更担心，怕他们不知不觉地染上骄傲的习气，“谦”是曾氏家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1)为官戒傲。“天道忌盈”，是曾国藩颇欣赏的一句古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势不多使”的内容是“多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也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总须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他于1845年5月25日给弟弟们的信中教弟弟们应“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后在军中，军务繁忙，他仍写信告诫沅弟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不仅对军事而言如此，且“凡事皆然”。1863年6月，曾国荃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然其兄要求他“此等无形之功，吾辈不宜形诸奏牍，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叫他不要表功，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图41
曾氏为官不傲，与他深受祖父星冈公的熏陶有关。1839年曾氏离家进京之前，10月28日早晨他侍奉祖父于阶前，向祖父请示：“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说：“你的官是做不尽的，你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你若不傲，更好全了。”这段话对曾氏影响很深，多年以后，他回想到这些，仍然如同“耳提面命”。
曾氏为官不傲，也与磨炼有关。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年（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即憎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又反省自己“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
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为官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之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功夫实在了得。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咸丰十年(1861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
曾位高名重，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
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年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总之，曾国藩一生功名卓著，但他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功夫，讲求谦让退让之术。而被一些人颂为“古今完人”。
(2)居家戒傲，曾氏认为“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他不仅自律甚严，对自己的兄弟子侄也严戒其傲。1861年3月14日，他曾对专在家中主持家务的澄弟写信，要他加强对在家子弟的教育。并对骄傲的几种表现形式做了阐述：“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谚云：‘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极傲耳。”并说自己以不轻易讥笑人为第一要义。对澄弟表现出来的骄傲，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说他对军营中的“诸君子”“讥评其短，且有讥到两三次者”。由此可推知澄弟对乡间熟识之人，更是鄙夷之至了！他认为傲气可表现在言语、神气和脸色上，所以要做到“谦退”，须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
曾氏告诫子弟，千万“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吾不忘蒋市街卖菜篮的情景，(澄)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牌车的风景”。并认为“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富不忘贫，贵不忘贱。既已做了仕宦之家，他便力戒子弟不染官气，他说：“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项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他对家人坐轿一事都严加规范，指出四抬大轿“纪泽断不可坐，(澄)弟只可偶一坐之”，这种大轿不可入湘乡县城、衡阳府城，更不可入省城。并嘱咐澄弟对轿夫、挑夫要“有减无增”，随时留心此事。
曾国藩也力戒家人在家乡干预地方行政。他给家中写信说：“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长官疑为依势凌人。”又告诫诸弟：“宜常存敬畏，勿谓家中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
他力戒子弟不要递条子、走后门。儿子曾纪鸿中秀才后，数次到府城参加岁考科考，都不顺利。1865年7月，已是大学士的曾国藩，特地写信告诫纪鸿：“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纪鸿没有中举，曾国藩就把儿子接到金陵衙署中亲自教学，始终未去走后门。1864年1月，纪鸿由长沙前往金陵，其父要他沿途不可惊动地方长官，能避开的尽量避开。事无巨细，均考虑到一个“谦”字，可谓用心良苦。
(3)为学戒傲。千古以来，文人相轻，已成为一老毛病。以前有则笑话，说有人作了首诗自吹道：“天下文章有三江，三江文章唯我乡，我乡文章数舍弟，舍弟跟我学文章。”转了一个大弯，还是自己的文章好。曾氏对此有清醒认识，力倡以“戒傲”医文人之短。1844年11月20日他给家中的四位弟弟写信说：“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作诗文，实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告诫弟弟们不要恃才傲物，不见人家一点是处。傲气一旦增长，则终生难有进步。在信中他又以自己的求学经历劝勉弟弟们。他写道：“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惟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他还用其他人因傲气而不能有所成就或被人冷笑的例子来告诫弟弟们，他写道：“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读，只为傲气太胜，自满自足，遂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满之人。识者见之，发一冷笑而已。又有当名士者，鄙科名为粪土，或好作诗古，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然自以为压倒一切矣。自识者观之，彼其所造，曾无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为此他总结道：“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谦虚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中国有句古话说：“谦受益，满招损。”曾国藩的事例证明这点。
（五）、开口必诚
诚信，是人立身之本。俗话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的就是做人要诚实无欺。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苏轼也说：“天不容伪。”可见，诚信，是人赖以生存的灵魂。不，它就是生命本身。也许你能欺骗一个人，但你不能欺骗所有的人；即使你诡计多端，欺骗了所有的人，但你能欺骗自己吗？人做到了诚信，然后才谈得到恭敬；做到了恭敬，才能取悦于人，受惠于己。
然而，做到诚信，并不是不说假话，假话太容易被识破了。如果你的第一句假话被人识破了，那么你的第二句真话也将被人怀疑，所以人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说假话的。曾国藩在日记中反复谴责和归咎自己的也不是说假话，而是比假话更隐秘，又以更冠冕堂皇的面目出现的不诚实。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相见，自然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能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便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事后曾国藩就指责自己，这就是心有不诚；不仅自欺，伪强辩，谈文说理，往往文饰浅陋，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这不过是表演而已。这难道有什么好处吗？
曾国藩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悔改，可事到临头，又身不由己了。没过几日，朱廉甫前辈偕同邵惠西来访，这两个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信实、见闻广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辈屈尊来访，不就是把曾国藩视为志同道合的人吗？没想到曾国藩故技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沽名钩誉的话。
还有一次，好友陈岱云来访，想看曾国藩的《馈贫粮》，结果曾国藩以雕虫小技，不值一看为由深闭而固拒。一时掩饰笨拙，文饰浅陋，巧言令色，种种复杂的情形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表。事后曾国藩反省，这都是虚荣好名的心理在作怪啊！这些都是不诚实表现。
经历了内心的这几次折磨与争斗，曾国藩开始给自己约法三章：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性格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征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开口必诚，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
曾国藩就是这样逐渐成熟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