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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城府深密，人莫窥其际。好以甘言舕人，而阴中伤之，不露辞色。凡为玄宗所厚者，始则亲结之，及位势稍逼，辄以计去之。
虽老奸巨猾，无能逃于其术者。凡才望功业出于己右，及为玄宗所厚，势位逼己者，
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其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李林甫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开元二十五年（737）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其党羽牛仙客非才。玄宗怒，命杖于殿廷，绝而复苏，仍杖于朝堂，流灢州，死于途中。李林甫又说“子谅，张九龄所荐也。”贬九龄为荆州长史。天宝四载（745）刑部尚书裴敦复因玄宗嘉其平海功，李林甫造谣中伤之，贬岭南经略使。
李适之领兵部尚书，与李林甫有争，林甫制造冤狱，用酷吏，顷刻狱成。天宝五载（746）正月，林甫使计，使李适之失去玄宗之信任，凡政事委决于林甫。军门机务皆决于私家；主书抱成案诣陈希烈（同平章事）书名而已。左相李适之惧，自求散地，贬为宜春太守。
天宝六载（747）正月，北海太守李邕、尚书裴敦复皆杖死。
邕才艺出众，卢藏用常语之曰：“君如干将莫邪，难与争锋，然终虞缺折耳。”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到贬所赐皇甫惟明、韦坚兄弟等死。酷吏罗希奭自青州如岭南，所过辄杀迁谪者，郡县惶骇。
闻酷吏至宜春，李适之忧惧，仰药自杀。至江华，王琚仰药不死，闻酷吏至，即自缢。李适之的儿子迎父丧至东京，李林甫令人诬告之，被杖死于河南府。李林甫屡起大狱，别置推事院于长安，以杨国忠有掖廷之亲，出入禁闼，所言多听，乃引以为援，擢为御史。事有微涉东宫者，皆指谪使之奏劾，付酷吏罗希奭、吉温审判。杨国忠因得逞其私志，所挤陷诛夷者数百家。幸太子仁孝谨静，高力士等常保护于前，故林甫不能离间。天宝八载（749）四月，咸宁太守赵奉璋告李林甫二十余条，状未达，林甫知之，令御史逮捕，杖杀之。奸臣当道，连太子也自危！
李林甫恶贯满盈，儿子岫为将作监，颇以满盈而恐惧，曾劝其父：“大人久处钧轴，冤仇满天下，一朝祸至，欲为此得乎！”
林甫说：“势已如此，将若之何！”于是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以石甃地，墙中置板，如防大敌，一夕徙床，虽家人莫知其处。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处，不事威势，驺从不过数人，士民或不之避。宰相驺从之盛，自林甫始。
李林甫改变兵制，助安禄山倾覆天下。李林甫改变兵制，是后府兵徒有官吏。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矣。天宝十载（751）李林甫遥领朔方节度使，安禄山兼河东节度使。时杨国忠为御史中丞，李林甫为右相，禄山与林甫视同兄弟，称林为“十郎”。注意！他们是兄弟！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朝，忌之。忠嗣数玄宗言禄山必反；林甫益恶之。玄宗欲使王忠嗣功吐蕃石堡城，忠嗣上书谏止，玄宗不悦。李林甫使人诬告忠嗣欲拥兵尊奉太子，使有司判忠嗣死罪。《资治通鉴》曰：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之臣，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
四夷之将，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余年不易，始久任矣。李林甫欲杜绝边帅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书奏称：“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苦畯胡人；胡人则勇决善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心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玄宗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咸戌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安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
原来，是李林甫为固位，卒使安禄山倾覆天下！
杨国忠骄纵召乱，把盛唐推下万丈深渊。李林甫死后，玄宗以杨国忠为相。已经黑暗了的“盛唐”朝廷，在奸相杨国忠的“驾驶”下，便以加速度奔向万丈深渊。
杨国忠为人强辩而轻躁，无威仪。既为相，以天下为己任，裁决事务，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自侍御史至为相，凡领四十余使。台省官有才行时名，不为己用者，皆出之。凡所施置，皆曲徇时人所欲，故颇得众誉。
不过当时有识者如进士张篆，即视杨为“冰山”。按老黄历，兵部、吏部尚书知政事者，选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过门下省审，自春及夏才能完毕。国忠以宰相领文部尚书，乃遣令史先于私第密定名阙，完全他一人说了算！
天宝十二载（753）正月，杨国忠使人说安禄山诬李林甫与阿布思谋反，禄山使阿布思部落归降者诣阙，诬告李林甫与阿布思约为父子。玄宗信之，下吏按问；林甫女婿谏议大夫杨齐宣惧怕为所累，就附和国忠之意出证，案件成立。时林甫尚未葬，二月，制削林甫官爵；子孙有官者除名，流岭南及黔中，财产没官；近亲及党与坐贬者50 余人。剖林甫棺，抉取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棺材如庶人葬之。——杨国忠制造了已死未葬的李林甫之狱，玄宗赐爵魏国公！
接着阿布思部落降安禄山，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
天宝十三载（754）正月，安禄山入朝。太子亦知安禄山必反，言于玄宗，玄宗不听。
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专制三道，阴蓄反志，欲俟玄宗晏驾然后作乱。杨国忠数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玄宗。禄山由是决意遽反。乃诈为敕书，谓有秘旨，将兵入朝“讨杨国忠”。
玄宗闻安禄山反，召宰相谋，杨国忠竟“扬扬有得色”。而天下以杨国忠骄纵召乱，莫不切齿。天宝十五载/至德元载（756）6月，玄宗逃蜀。在马嵬坡，禁军怒杀杨国忠，缢死杨玉环。
按，杨国忠继承了李林甫所有的恶迹，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数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玄宗”！这样的朝廷，这样的宰相，令人匪夷所思！
朝廷黑暗如此，李白要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游说万乘”，为“安社稷、济苍生”建功立业，简直是做梦啊！
李白遭遇以上两道“铁幕”，已经难逃悲剧了！
扼杀天才的第三道“铁幕”，是嫉妒天才的地方恶吏。
我们在第二节简述了李白为寻求政治平台而屡败屡战的“二十波”，这是李白用血泪写成的个人政治活动史，从中可见盛唐社会对天才的扼杀，首先来自极端自私的地方官僚体系。让我们解剖李白曾经作为“根据地”的安陆，看看他们如何困死李白的政治理想。
安陆是安州的治所，是李白出蜀后，第一次漫游的落脚点。
在大唐15 个都督府中，安州属于中等都督府。家在安陆的故相许圉师孙女的招赘，故交元丹丘所介绍的朋友马郡督公的地位，对于李白的安居和政治发展，应该有资源玄宗的裨益。而且，马郡督对于李白的文章确乎十分赞赏。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云：“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按照正常的情况，以安州郡督身份推荐“奇才”李白，应该是顺理成章。
但是，马郡公手下的长史李京之，小人一个。他听着马郡督盛赞李白，大生妒火，借李白酒后错认人差点挡住他的车驾而大做文章，闹到李白几乎被刑责，不但声誉受损，且由安州推荐之事也因之泡汤。祸不单行，在李京之调任之后，接班的裴长史，与前任又完全是一路货色，心胸与做派同李京之一脉相承，借有人谤毁李白，而“赫然作威，加以大怒”，逼迫李白不得不离开安陆。
李白在安陆期间写有许多诗，如：坐此飞霜满，凋此红芳年。结根未得所，愿托华池边。
（《古风·碧荷生幽泉》）
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风寒。
（《古风·燕赵有秀色》）
不忍看秋蓬，飘扬竟何托。
（《古风·青春流惊湍》）
都是比兴言志，记录其当时之遭遇。李白自叹“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秋于敬亭送从侄专游庐山序》），可见地方俗吏之可恶！
安州恶吏如此，整个大唐的官僚体系也复如此，李白大喊“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实际上“不得出”者何止李白？孟浩然、杜甫等等，不是和李白同一命运吗？
从玄宗而宰相，从朝廷而州县，组成了一个极端自私的既得利益集团，共同布置了一道遏止贤人上达的铁幕。这个集团，以皇帝的“伪英明”，官吏的“伪忠诚”，组成对贤才的“真打压”，难怪草根天才只有大呼“行路难”了！
扼杀天才的第四道“铁幕”，是拒斥天才的社会时尚。
事实上，扼杀天才的，不仅有皇帝、朝廷和官僚体系，整个世俗社会，也同样拒绝天才的存在。开元二十八年，四十岁的李白离开了“蹉跎十年”的安陆，移家东鲁。他在《五月东鲁行答汶玄宗翁》诗中称：“顾余不及士，学剑来山东。”说明他是因为在安陆“不及仕”，到山东来学剑，目的自然还是要“及仕”。
兖州是儒家大圣孔子的根据地，儒生众多，儒风旺盛。李白的到来马上受到
这些儒生（包括其“族叔”在内）的强烈抵制。李白在《五月东鲁行答汶玄宗翁》的诗里说：
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举鞭访前途，获笑汶上翁。
下愚忽壮士，未足论穷通。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
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西归去直道，落日昏阴虹。
此去尔勿言，甘心为转蓬。
这很像李白与东鲁儒翁一场口水大战后的记录，李白在“访前途”中，宏大理想受到汶上翁谓之“转蓬”的奚落，就大声说：你这个“下愚”老汉，竟敢轻视壮士！我就是鲁仲连，我做“转蓬”要你多嘴吗！情绪相当激烈。过后，李白大气难消，又写一诗，曰《嘲鲁儒》，说——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
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
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
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
李白在诗里把“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云雾”的迂腐鲁叟们臭骂一通，并说你们不是“叔孙通”这样的硕儒，没有资格和我相比，好好回去耕田去。
时风如此，大出李白意外。李白用《嘲鲁儒》的“嘲”，回应了鲁叟当初的“笑”，一比一平。然而李白的本意不是批倒鲁儒，他要的是建立东鲁根据地，利用儒风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再鼓风帆。这一规划，却因鲁儒的围攻和拒斥而告吹。我们看到，李白嗣后虽然干谒了单父令窦公衡、金乡县令范某、中都县令某等许多地方官员，均以“知音”未见，无果而终。
东鲁对李白的拒斥，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之俗。他们与全国各地的俗儒们（有的曾被李白视为朋友）一起，构成了盛唐扼杀天才铁幕中的又一道风景线。
此外，还有忘却天才的四海豪俊，也给李白晚年心灵以沉重的打击。
李白一生豪迈慷慨，存交重义，轻财好施。在落魄之时，自然期望朋友的接济。但他的政治悲剧，却导致其凄惨的暮年遭遇朋友背离，为他的悲剧人生再涂上浓重的一笔。
乾元二年（759）春，李白在赴夜郎途中至巫山遇赦时，曾再次燃起强烈的报国热情，他说：
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
圣主还听子虚歌，相如却欲论文章。
愿扫鹦鹉洲， 与君醉百场。
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渌水动三湘。
莫惜连船沽美酒，千金一掷买春芳。
（《醉后赠王汉阳》）
为此他不顾还在东鲁的子女和豫章的妻子，盘桓江夏数月，希望江夏太守韦良宰“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他还自比“天马”：希望得到“崔咨议”的“剪拂”（《赠崔咨议》）。无果，终于悟到“报国有壮心，龙颜不回眷。西飞精卫鸟，东海何由填？”
（《江夏寄汉阳辅录事》）乃到鹦鹉洲去凭吊祢衡。后来，与被贬谪的贾至、李晔游洞庭，最后徘徊三湘，悼念屈原，直到60 岁那年的春天，带着无限心酸，回到妻子寄居的豫章（今南昌）。
杜甫《梦李白》所称“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写尽了李白当时处境。
是年，李白不得已送爱妻宗氏上庐山学道，自己再去金陵。
然而即使此时此刻，李白仍心存报国之望。以为“六代帝王国，三吴佳丽城……应须救赵策，未肯弃侯嬴”（《赠升州王使君忠臣》）。期间闻李光弼出镇临淮，竟决定赶往徐州彭城行营请缨杀敌，半道因病，大呼“天夺壮士心”而还。
李白回到无比熟悉的金陵，多年的故交为李白举行宴会，谁知却不是“接风”之宴，而是“饯别”之席。这些老朋友怎么救助这位昔日的挚友呢？用李白的话说是：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
各拔五色毛，一重太山轻。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
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
长叹即归路，临川空屏营。
（《献从叔当涂宰阳冰》）
没有留客的，没有邀游的，没有邀隐的，只有“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说几句安慰的空话，称兄道弟的“金陵诸公”
呢，一个都不见了！故交的抛弃，对几十年奉行“存交重义”的李白，是多么大的讽刺和打击！至此，李白已无路可走，乃往投并不是很熟悉的当涂宰李阳冰。上面这首“献”诗，是在当涂作客后临行的赠诗，李白离开后，阳冰读出“长叹即归路，临川空屏营”的凄然诗意，乃追回已经舟行却无家可归的李白。
噫！一位千古奇才，就在无比凄冷中，赋《临终歌》而卒。
（三）天才品性的几块短板
前面我们谈到李白的政治理想是为封建社会恶劣的政治环境所扼杀，封建社会的朝廷和官僚体制不容许一个正直的天才成为政治明星。但有朋友认为，与李白处于相同政治环境下的士人，却亦有一些政治成功的案例（如与李白同时期的李泌和高适），说明李白的政治悲剧也许不能完全归因于环境。有的指出，李白身上有某些固有的英雄品性和散漫习惯，也许与其宏大的政治理想正有难以契合之处。
许多李白研究者似乎都有探讨李白政治短板的兴趣，笔者也试探索之。
综合李白的诗文自述和他的悲惨的从政经历来看，读者对李白政治素质的质疑主要有下列几个侧面。
其一，李白光明磊落，惜心志不密。
前面谈到李白是带着“六大自信”出蜀，去从事“安社稷，济苍生”的政治事业。李白的自信是有理由的，可惜的是，李白公开地自比吕尚、孔子，自比管仲、乐毅，自封诸葛、谢安，把自己扯到跟历史上最伟大、最成功的政治家并列，40 年干谒求官的过程，变成了他一路“说大话”的游行示威。也许今天我们确实可以接受李白的许多“大言”，觉得许多话其实是“靠谱”的，问题是对当时的听众（主要是官吏）来说，那简直是胡说八道。
“时人见我恒殊调，闻我大言皆冷笑”（《上李邕》），是因为你的“志”“才”人未见证，感知的唯有“大言”。常人不信，那些有权荐举人才但同时要担错举责任的官吏，倒敢相信吗？故李白往往收获的是嘲笑和羞辱。可惜，这个说者“恒殊调”，听者“皆冷笑”的场面，不但发生在李白20 岁以前，而且直到李白暮年所吟的《笑矣乎》和《临终歌》。
“诗言志”。作为诗人，**情怀，直抒胸臆，展示真我，光明磊落，堪可赞赏。但写诗作文与从政，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行当。介入政治之途，公开所欲或告人所恶；自伐己长或自矜己功；数人之短或自曝其短；议人之过或自炫所好；感人之恩或自曝圈圈：这些在吃瓜群众中屡见不鲜的寻常之行为，却可能成为导致悲剧的祸胎。天真地暴露自己的志向和抱负，虽有正面意义在，但负面因素也不能轻忽：它可能成为引发谗言的佐料，成为贻笑大方的引子，成为授人以柄的蠢举和置己于死地的绞索，如初唐被赐死的宰相刘洎。
“密泄者败”，是李白精神导师张良所得黄石公《素书》中的著名箴言。《摩诘经》云要“防意如城，守口如瓶。”项梁因项羽言志而“掩其口”，刘备因被识破英雄而大惊失色，北宋富弼因与王安石主张变法不合而辞相归隐缄口不语，说明他们深得“密泄者败”的铁律。那么何事需要“防意如城，守口如瓶”？
对于从政者，“心志”乃第一。可惜，李白错把自己的大志当作人人欢迎的救世福音，自信满满地公之于众。
据说“山中宰相”李泌早年写的言志诗，很受人吹捧，李泌也有些沾沾自喜。但是，宰相张九龄却毫不客气地批评他说：“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当为诗以赏风景，咏古贤，勿自扬己为妙。”张九龄的点化，让李泌顿然了悟于心。从此，他便常常游历于天下,寄情于山水,从而养成了自己的一段如风似云的仙魂道骨，而他的“山中宰相”，则名副其实。
这样看来，李白心地光明而志不密，不注意“藏器于身”，易招他人的怀疑和嫉妒，或有策略之误。
其二，李白博学多能，惜恃才傲物。
我们前面谈到李白博学多能，世罕其匹。而李白一辈子大言炎炎，傲岸自负，显得“恃才傲物”。
“口出大言，必有广学。”常人对于口出大言的人，其实是比较宽容的。但大言者若兼有态度上的傲慢，则似乎就难以容忍。
李白一辈子干求出仕，惜在“求荐书”中或“面试”时不但口出大言（这已让官吏们十分难受），而且有时还会盛气凌人，这便使那些惯听阿谀奉承的面试官（诸侯卿相们）恨得牙痒！比如李白的《上安州裴长史书》，是一篇雪谤求荐的文章，文章首先对这位长史曲尽歌颂，然后介绍自身来历与才能品性，最后说：“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入英盼。……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以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剑乎？”说你若不给我极大的礼遇，我就远去长安，和你永别，你不能纳贤，难道我不可以到别的王公大人之门去“弹剑”（自比冯谖）吗！这话在裴长史听来，大不爽！我不给你很大礼遇，你就要怎么的，是威胁我啊。那么你就滚吧！——裴长史官居五品，虽不大，恰恰能决定要不要在安陆此地为你举荐！
李白在辛辛苦苦歌颂对方之后，舒张了一点傲气，结果得罪了裴，安州这块“革命根据地”于是丧失！
《与韩荆州书》是李白34 岁时的又一篇干谒求荐之作。文章依旧先歌颂对方，再自展所能，然后提出要求说：“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最后说：至于我的“谟猷筹画”，“若赐观刍蕘，请给纸墨，兼之书人。然后退扫闲轩，缮写呈上。”要么你要用盛大的宴会接待我，我让你看看我“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本事；要么你要提供纸、墨和抄写的人手，我让你看看我谋划计策的文章！
这两篇大作，论者以为前者“居高临下”、“气势豪壮”，塑造出了一位“气宇轩昂的青年诗人形象”；后者被称为“气盖天下”，求人推荐而“无乞怜之状”，“有豪情壮志充塞其间”。
不过我们知道的是，前信让裴长史勃然大怒，李白几乎被驱逐出安陆；后信则石沉大海，以荐贤著称的韩荆州，不知为何没有看到大贤李白的可荐之处。
中国文明史上留下的煌煌巨著中，告诫有才情者要防满戒骄的篇章不胜枚举，以至许多名人都把此列进族规家训。譬如李白心中的圣人周公，即在教子中大谈“谦德”：吾闻之曰：德行广大而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益；博闻强记而守之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
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谦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纣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夫天道毁满而益谦，地道变满而流谦，鬼神害满而福谦，人道恶满而好谦。”
（汉刘向《说苑·敬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11 月影印本）而《颜氏家训·文章篇》所举的傲人之失，亦是响亮的“历史警钟”：
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玄念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干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诒，谢玄晖侮慢见及，凡此数人，皆其翘秀者……其损败居多耳。
著名的西方作家葛拉西安说：“赞美应由他人的口中说出。
以完美自诩自得，实在是太愚蠢了，如果被智者遗忘且抛弃，可谓是罪有应得。”“想得到他人的尊重，真才实学不言之雄辩，胜于大言不惭之夸耀。”（《英雄宝镜》，哈尔滨出版社2002 年版，75 页）
傲气、傲骨和高度自信，很多时候是褒义词；然而有的时候，也是一个贬义词。骄傲自负不但对于谋求政治进身之阶者是大忌，而且对于已侥幸获得政治平台者，也一样是祸胎。可惜，上文颜氏所举的以傲取败十个案例中的阮、嵇、陆、谢，偏偏是李白心中的偶像！
其三，李白品性高洁，惜不拘小节。
我们在李白的从政准备中谈到，李白出蜀前曾经在品性的磨练上下了水磨石的工夫。他在“求职书”中自称的“少颇周慎，忝闻义方”，轻财好施，存交重义，养高忘机，都相当可信。他在诗中常以幽兰芳草自居，以孤松佳木自喻，以凤凰鸾鹤自比，是一个坚持节慨，清高自负，品格高洁的人。但为何品性高洁而“谤言忽生”、“众口攒毁”？为何满腹经纶，皇帝老儿颇爱其才却最后舍弃？论者以为，其行为不检、小节不拘，或是原因之一。
确实，李白个性张扬，风流**。他好出风头，爱调笑他人，有时痛饮狂歌，举止放肆，忘乎所以。“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岂落他人后。”（《流夜郎赠辛判官》）写的是李白供奉翰林期间行状，时年43 岁，并非年少轻狂可以解释。他不拘礼教，性格倨傲，睥睨小儒。文士雅集，王公筵宴，逞辞奉艺，固要当先；抵掌清谈，痛饮狂歌，拔剑起舞，岂能落后？前人谢东山，好携美妓招摇四方；吾人“李东山”
（李白自称），也要带美妾骑骏马到处遛遛……。谈功业，则张良、韩信，管仲、乐毅；讲诗文，则班固、枚乘，杨雄、司马（相如）。讲身份，则我是“谪仙人”，“酒仙翁”；谈才能，则自比姜太公，鲁仲连。调笑谑浪，心慕东方朔；对月独饮，惦记陶渊明。心性所致、情趣所到时，便脱帽唱歌、抵掌谈笑；愁情驾到、怒火来临时，便涕泗俱下，拔剑起舞。他欣赏自己的“恒殊调”，不怕闻者“皆大笑”。
“气岸遥领豪士前，风流岂落他人后”是敢与“豪士”们斗气，敢与“王公”们争锋！“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
（《玉壶吟》）是说我敢在金銮殿上揄扬君主，也敢在丹墀之上戏弄大臣。“手持一支菊，调笑二千石”，是说对“二千石”的高官，我也要去“调笑”他们。他自称“谑浪万古贤，以为儿童剧。”（《赠友人三首》）可见其揄扬君主，调戏大臣，取笑古贤，只当儿戏。其放纵的程度，有时甚至不讲时间场合、不顾别人感受和自己形象。风流**这玩意，不仅遭人嫉妒，也给打小报告者带来良机；倘若居然和达官贵人争风流，那么即使获一时之胜，最终恐怕不免罹祸！
李白自称“狂人”，人也当他是“狂人”，而最能体现李白狂放性情的，是他的嗜酒。杜甫《饮中八仙歌》里描绘了盛唐八位酒仙的形象，其中写李白云：“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为我们塑造了文学史上一位神奇可爱的酒仙形象。当然，“天子呼来不上船”，是说醉得“不能”上船，而非“不肯上船”（这句诗仇兆鳌先生早有解释）。但李白好酒却是事实，他自号“酒星”和“酒仙翁”，在诗文中谈到喝酒的诗篇相当多，据郭沫若的统计有200 多篇，占其全集诗歌总数的20%以上（见《李白与杜甫》）。“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赠内》）；“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将进酒》）；“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月下独酌》）。说明李白爱酒不是一般兴趣，是有理论高度的。
一千多年来，人们惋惜李翰林的政治悲剧，竭力搜索谗谤李白的那个“小人”或“贱臣”，其实狡诈的佞臣在李白酒德里，即可找到“固穷相”、“非庙廊器”的许多理由或“恐言温室树”
的许多可能性，并不需要费心机加以“造谣诽谤”！同时我们要知道：玄宗其实是戒酒的。唐宰相李德裕《次柳氏旧闻》载有“玄宗戒酒四十年”的故事，说：“玄宗始入斜谷，天尚早，烟雾甚晦。知顿使给事中韦倜，于野中得新熟酒一壶，跪献于马首者数四，玄宗不为之举。倜惧，乃注以他器，引满于前。玄宗曰：卿以我为疑耶?始吾驭宇之初,尝饮,大醉损一人,吾悼之,因以为戒,迨今四十余年,未尝甘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绐卿也。从臣问之，无不感悦……”（见《开元天宝遗事十种》第7-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有人以为，李白嗜酒如此，怎么可以搞政治？但是我们也知道，杜甫《饮中八仙歌》所写的八位酒仙，全部都是搞政治的人，其中李适之是当朝宰相，贺知章则是多朝元老。安史之乱中，满朝文武中那样多的官吏之表现，不是比李白嗜酒之类的小节恶劣一百倍吗？！
其四，李白满腹经纶，或昧于时势。
李白最为后人（尤其是宋人）诟病的一件事，就是安史之乱中，李白为平叛而加入李璘军幕。宋人或批其“识见污下”，或骂他是“失节之人”，或贬他“不知义理所在”。而今人也有以此为据，判定李白“政治智商是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李白为肃宗与永王的内斗所累，至少是昧于时势。理由是：当李璘拥兵自雄、不受敕令之时，曾有广泛的“搜访俊杰”
之举。得悉李璘不从肃宗归觐于蜀的命令，时任江陵长史的李岘赶快抽身归向肃宗；庐江郡司马崔佑甫则以“王心非臧，坚卧不起”（邵说《有唐相国赠太傅崔公墓志铭》，转引自周勋初《李白评传》137 页）；李白的朋友韦良宰也表现不俗，当“永王以天人授钺，东巡无名，利剑承喉以胁从，壮心坚守而不动。房陵之俗，安于泰山。”（李白《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序》）则其时为房州刺史的韦良宰，也识时务者也。第二，其时李璘还曾招聘名士入幕，同样遭到许多名士拒绝：萧颖士正在江东避难，永王修书请他，他即遁逃不相见；然而他却随即接受了广陵长史李成式的聘请，成其幕府僚属。（李华《萧颖士文集序》）孔巢父呢，“李璘称兵江淮，辟署幕府，不应。铲迹民伍。璘败，知名。”他也是隐藏起来，不肯“误上贼船”，并因此博得名声。
第三，李白的最后一任妻子宗氏，同样反对李白下庐山。也许宗氏作为相门孙女，头脑中还有一点政治基因。第四，李白的老朋友高适，则在得知玄宗“分镇”之策时即已反对，并在肃宗面前断言“璘必败”。
因此李璘东下时，李白成了其军幕中唯一举国皆知的大名士。
而李白《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诗里说：“绣服开宴语，天人借楼船。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
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等等，也足见李白其时踌躇满志。他写的《永王东巡十一首》也复如此，并未意识到有政治风险存在。这说明，李白与高适、李岘、崔佑甫、韦良宰，与萧颖士、孔巢父等有深交的官吏和名士，在永王问题上分居两个营垒，对永王东巡的意图与后果判断完全不同。李白满怀平定叛乱、立功报国的迫切愿望，执著于大官和策士梦想，又受到“辟书三至”的隆重礼遇，以其豪侠的性格，接受李璘聘请是必然的。
李白对于李璘，为何没有高适、李岘那样的警觉性？或有缺乏深察时局的缘故，但决无苏轼所谓的“失节”一说。因为李白的冤案，到了肃宗接班人代宗那里是被平反了的，在李白逝世那年，代宗拜李白为“左拾遗”，即为铁证！
青史数千年，因清白无辜被冤枉致死的政治家，何止万千？！
其五，李白心雄万夫，或行动不敏。
有论者以为，李白自恃的纵横之术，容易建功于乱世，而不是国家一统的大唐盛世。这有一定道理。那么安史之乱起，应该说历史为李白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也许李白亦这样认为），但在大乱发生的时候，李白为何没有采取较大行动，像诸葛、谢安、鲁连那样创造政治佳绩？有人分析，他或许善说不善做，行动力有所短缺。
李白本是一位勇士。第一，他是剑客侠士，武林高手。第二，他是一个行侠仗义的人，曾经“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有过拔刀拼命的场面历练。第三，他具有“特有之政治敏感”（安旗先生语，见《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序言《论李白》），安史之乱前曾冒险入幽州“探虎穴”，踏勘安禄山反迹找到实据，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主。第四，他又是一位反黑暗、反权贵的斗士，他不但写了许多具有“幽思秘旨”的诗歌，用比兴作掩护讽刺揭露朝廷之黑暗，而且有的是大胆直接抨击朝廷的，是一个“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的人（《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一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国士。然而若从其政治行踪来看，却或者言而未行，或者行而不敏：
一是，李白于安史之乱前曾赴幽州探险，而后为献“奇策”
三入长安，惜未见其策为何？二是，安禄山叛，李白要逃亡越中避乱，到溧阳见张旭，有《猛虎行》记其行：“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暂到下邳受兵略，来投漂母作主人。贤哲栖栖古如此，今时亦弃青云士。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
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这很牵强，因为安史之乱前玄宗宠信安禄山，告发者要被送到幽州处死，但现在安禄山已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叛贼，你有破贼之“策”，怎么不敢“犯龙麟”？
三是，李白研究专家安旗先生认为，李白之赴越中，是以“避乱”
之名，行“搬兵”之实，旨在劝徐王起兵，但徐王当时已多年被贬，控有的实际权力很小，起兵的风险却很大。四是，李璘事件中，为何手握重兵的大将反而立功，手无寸铁的幕僚如李白却获罪？因将领们面临官军迅速行动，赶紧带兵归顺；而作为参谋军事的幕僚，却临生死而不知，或者还醉在“试借君王玉马鞭，指麾戎虏坐琼筵”（《永王东巡歌十一首》）的好梦中。直到军队走光光，主帅潜逃没影了，才和诸侍御如“风云散”！我们记得，李白入永王幕府本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的期许和“齐心戴朝恩，不惜微驱捐”的誓言（《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但在实际战争中嗅觉与行动不敏如此，真令人“拍案惊奇”了！
幽州之行后未见奇策，安史之乱起未见其勇，李璘军幕中未见其谋：以此推之，也许李白富有政治雄心，而短缺政治行动力。
当然，由于李白诗文大部散失，关于李白到底有何平乱之策的问题，尚可再探究。
以下我们把李白与同是盛唐诗人的高适，从行事风格和行动能力上作个比较：
高适（704-765） 李白（701-763）1、出身官僚家庭平民家庭
2、学识才华举首望君门，屈指取公卿文可变风俗，学可究天人3、志向尚节义，语王霸安社稷，济苍生4、求官简历20 岁科举落第因漏籍不?应科举29 年乞食流浪遍干诸侯、历抵卿相49 岁被荐举任县尉42 岁诏翰林供奉50 岁做哥舒翰幕府51 岁冒险探幽州5、主要贡献53 岁安史乱中谏玄宗陈奇策56 岁避乱庐山，未见力阻玄宗“诸王分镇”之议重要策论或上书建议57 岁为肃宗节度淮南平李璘57 岁陷入李璘叛乱入狱61 岁平川蜀之乱成西南天柱58 被流夜郎，59 岁获赦63 岁带兵勤王长安重创吐番63 岁含冤逝世6、最后名位64 岁任刑部侍郎、散骑常侍去世后被封为左拾遗封渤海县侯。
7、行动力比较兵败谏玄宗见其勇； 国难避庐山显其怯；遇乱献奇策见其智； 遇乱发空言显其虚；辞职县尉显其志大； 翰林被逐见其敢言；平李璘之乱显其识高； 陷李璘之乱见其忠心；平川蜀之乱显其将能； 遇赦期复兴见其晚节；勤王破吐番建其功劳； 暮年投光弼显其壮心。
高适的学识、才华、性格、求职经历，与李白几乎雷同；但从安史之乱的表现来看，二人的智谋勇略则有所异。比较二人在国难中之为，则可见李白胸有报国大志且热情如火，高适则临事果断而行动敏捷。
其六，李白天真率直，或昧于识人。
李白本性天真率直，并且以“真”自许。所谓“洗心得真情，洗耳徒买名”（《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其二）；所谓“心和得天真，风俗犹太古”（《赠清漳明府侄聿》）；所谓“所愿得此道，终然保清真”（《避地司空原言怀》）；都可见李白的心中充满真心、真情，并以此待人接物。他朋友遍天下，“四海豪俊，相识若浮云。”或许正是其付出真情之所得。
天真烂漫，于诗无碍。但如果要从政，则光是天真率直就不够，他还必须“知人识人”，启用《长短经》上所教诲的“品目”
“量才”“知人”“察相”等等专业知识。因为，轻易地付出善意和信任，有时不但不能收获别人的信任，而且可能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因轻信而提携，因轻信而追随，最后被连累至于身亡家破者，何堪计数！纵观李白的政治悲剧，似乎也有昧于识人的原因。
李白不识玄宗。周勋初先生指出：“李白终于被赐金还山，离开了政治中心。《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曰：‘献纳少成事，归休辞建章。’这样也就丧失了唯一的一次接近皇玄宗的机会，同时丧失了政治上施展雄才大略的可能性。但李白对唐明皇始终没有怨言，他对这一段历史始终是以美好的回忆蕴藏心头。他对自己的被逐，只说是‘谗巧生缁磷’，《书赠蔡舍人雄》曰：‘蛾眉积谗妒，鱼目嗤玙璠。白璧竟何辜，青蝇逐成冤。’《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则说：‘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萧散人，屡贻偏促诮。’本来像他这样狂放而不拘小节的人，嗜酒放纵，得罪的人多，自然会遇到一大批人的谗言了。他对自己还是有认识的， ‘本是萧散人’，无法应付官场玄宗的繁文缛节与尔虞我诈，而他性格豪放，从不迁就小人的嗜欲，这在他人看来，也就是不能容物的‘偏促’之病了。”（《李白评传》南京大学2005 版，110-111 页）
但实际上，张垍的“谗巧”所以得遂，其支持和决策者，正是李白心中的“明主”唐玄宗！李白大喊“我竟是何辜，远身金殿旁”正说明李白不识玄宗。想玄宗之信任安禄山，从开元二十二载刀下赦罪，到后来身兼四镇兵马，到天宝十四载造反，二十二年中有大将、宰相、太子等多人告发其“可疑”，论其“必反”
之声不绝于耳，玄宗不但断然不听，而且专宠愈甚。玄宗倘钟情李白，谁能撼动？李白被赐金还山，是因为“恐言温室树”吗？
断然非是！想天宝时，朝廷官吏中作奸犯科者车载斗量，情节何止比“恐言温室树”严重千百倍！真正的原因在于：玄宗要的是顺从“圣意”的奴才，而非“敢进兴亡言”的傲士。驱逐正直大臣的把戏，玄宗早在八年前罢黜贤相张九龄起，已经演出过无数回了！
李白不识李璘。璘为玄宗第十六子，《通鉴》称他“长于宫中，少不更事”，虽博览群书，不过书生一个。无胆无识，无计无谋，上不能取信肃宗，中不能善用谋士，下不能笼络将军。仅以身为皇子，玄宗有分制之诏，儿子张狂自大，便以为可行东晋故事，割据东南。行军途中遇到地方官吏平牒诘问，不问背景，不顾时势，不讲策略，逞雄使气，仓促出击，结果瞬间易帜，众叛亲离。其起兵之时，招募官吏及在野名人入幕，皆纷纷躲避逃匿，偏有李白重其“三顾”之请，托身于此人，岂不是谬以千里！
李白亦不识朝廷。李白在宋中丞军幕中，请宋若思荐举自己当京官。宋若思是在统领一支几千人的军队去武昌，途径寻阳时救李白出狱的。或许是为了保护李白，便让他进入自己的军慕参与军事。然李白或以为自己本来“清白”，至此风波已过，因而要求宋中丞上书朝廷荐其为京官！宋中丞为御史台的副长官，岂不晓得此事非常冒险，但也许李白非常坚持，故有《为宋中丞自荐书》这篇大作。当时，崔相和宋中丞两人的推覆清雪,认为“臣所管李白，实审无辜”，是“现管”大于“现官”，朝廷可以隐忍；但现在居然要把这个“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的“稀世之英”、“清朝之宝”推荐给朝廷，否则就“一命不沾，四海称屈”，那么朝廷肯定要再议一下！
朝廷收到宋中丞的荐表，时在八月前，距离三月间处置李璘事件，不过三四个月，肃宗圈里对“附逆”李璘的李白喊杀之声犹在，忽然有为李白请官的荐书到，估计立即沸腾朝议。而此时李白命运被重置于肃宗和群臣之手，崔、宋二位朋友已经“管”不到矣！
于是重判“长流”夜郎，投畀豺狼虎豹之地。杜甫对李白重判长流大为质疑，曰“已用当时法，谁将此义陈？”（《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不知祸起何因，分析起来，估摸是祸起“荐书”。而李白冒出这个想法，是把肃宗的朝廷想得太美好大度了！
回顾李白的干谒求官之经历，我们似乎看到，李白是一个“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善者！结果是，你有多高估人心，你就会收获多少挫败。不过，如果以此来论李白之政治识见污下，则千年青史，智者无数，何人敢说自己有识人之眼？！
按照一些朋友的想法，心志不密、恃才傲物、不拘小节、天真率直的李白根本不能从政，而从政的李白应该是守口如瓶、防意如城；谨小慎微、诺诺连声；低眉顺眼、察言观色；揣摩圣意、戒掉老酒；眼比鹰隼、动如脱兔；窥准时机、马上行动……不过我们马上发现，结果不过是在昏君玄宗屁股后多了一个奴才型的循吏，却不见了那位有傲岸之气敢讲真话的可爱天才！
历史上的英雄豪杰，没有一个是完人。汉代有名的专讲谋略的《素书》说：“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识足以鉴古，才足以冠世，此则人之英也；法足以成教，行足以修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此则人之俊也；身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操足以厉贪鄙，信足以怀殊俗，此则人之豪也；守节而无挠，处义而不怒，见嫌不苟免，见利不苟得，此人之杰也。”——如果一个人的品德足以让远方的人慕名而来，如果他的信誉足以把形形色色的人凝聚在一起，如果他的见识足以照鉴古人的正误，如果他的才能足以冠绝当代，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为人中之英。如果一个人的理论足以成为教育世人的体系，如果他的行为足以引为道德规范，如果他的仁爱足以获得众人的拥戴，如果他的英明足以烛照下属，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俊；如果一个人的形象足可做别人的仪表，如果他的智慧足以决断嫌难，如果他的操行足以警策卑鄙贪婪，如果他的信誉足以团结生活习俗不同的人们，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豪；如果一个人能恪守节操而百折不挠，如果他多有义举但受到别人的诽谤而不发怒，见到让人唾弃的人和事而不苟且勉强，见到利益而不随随便便去获取，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杰。
李白的品德才智，节操义举，表明他正是一位“英、俊、豪、杰”之士。他的性格之短板，不过“白璧微瑕”。试问：在三千年历史上，有没有一个才能如同李白者，却没有李白类似的短板（诸如自负、率性、喝酒或不拘小节）者？或者，有没有一个习惯性格如同李白，而具有李白这样独步千载的才华？答案是：没有！几千年前，先人给我们创造了“卞和献宝”的故事和“瑕不掩瑜”的成语，可惜在大唐开元天宝的政坛上，却以李白为主角，重演了一出“怀璧其罪”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