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 套
在部里……但最好还是不要说出具体在哪一个部吧。再也没有比各个司、团队、办事处里的人，简而言之，再也没有比各种公职人员更爱发脾气的了。
当今任何一个人都认为，侮辱他就等于侮辱整个社会。听说，不久前，一位大尉军衔的县警察局长，我不记得到底是哪个县的了，递交了一份呈文。呈文上他清楚地阐述道：国家法令正在横遭破坏，他神圣的名字正被随意践踏。作为证明，他在呈文最后附上了一本厚厚的叙说风流韵事的传奇作品，那书每隔十页就出现一位大尉军衔的县警察局长，有些地方甚至是喝得烂醉的警察局长。
所以，为了避免种种不愉快的事情，我们就将这里谈到的那个部姑且称作某个部吧。总之，在某个部里有一位官员，这位官员很难称得上相貌非常出众。他身材短短的，脸上有些麻点，头发是浅棕红色的，看上去眼睛还不太好，脑门上有一块不太大的秃顶，两个面颊上满是皱褶，脸色是那种仿佛患有痔疮的灰黄色……有什么办法呢！这全是彼得堡的气候的罪过。至于说到官阶(而我们这里不论做什么事首先都要报官阶)，那么，他属于那种所谓的永不升迁的九等文官。众所周知，对于这种人，具有专爱欺负老实人的好习惯的各类作家，是会极尽嘲笑与奚落之能事的。
这位官员姓巴什马奇金，仅从字面上就能看出，这姓氏原本是从巴什马克变来的，可是它是在哪一年、什么时候、如何从巴什马克变来的，这就不清楚了。父亲，爷爷，甚至妻舅，所有巴什马奇金家的人都穿着长筒皮靴，一年只会换两三次鞋掌。他的名字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读者大概会觉得这名字很古怪，别出心裁，不过请相信，它绝不是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只是因为当时就那么个情况，根本不可能为他起另外一个名字。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假如我没记错的话，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在3月25日晚上出生的。现已经去世的母亲，一个官员的妻子，一位十分贤惠的女人，想按规矩给孩子洗礼。她那时还躺在门对面的一张**，右边站着教父与教母。教父伊凡·伊凡诺维奇·叶罗什金是个很好的好人，在参政院里当股长；教母阿林娜·谢苗诺夫娜·别洛布留什科娃则是一位巡长的妻子，一个具有诸多罕见的美德的女人。人们为产妇提供了三个名字，叫她任选一个：莫基亚，索辛亚，或者为了纪念苦难圣徒而为孩子定名为霍兹达扎特[旧俄习俗，孩子受洗取名，必须有一名教父和一名教母在场，于是孩子的父母与教父、教母结为干亲家。]。“不行，”现已去世的母亲那时想，“全是那样的名字。”为了令她称心如意，他们又翻了一页日历，又出现了三个名字：特里菲利，杜拉和瓦拉哈西。“真是倒霉，”老婆子说道，“这都是些什么名字呀，我还从没听说过呢。就算是瓦拉达特或者瓦鲁赫也好呀，但总翻出些特里菲利和瓦拉哈西。”接着又翻了一页，上面写着帕夫西卡欣与帕赫季西。“哼，我早就看出来了，”老婆子说道，“他恐怕就是这么个命。既然如此，那索性就叫他父亲的名字好了。父亲名叫阿卡基，就让儿子也叫阿卡基吧。”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 “阿卡基耶维奇”是父称，即“阿卡基之子”的意思。]的名字便这么出来了。给孩子洗了礼，在洗礼时他哇哇大哭，做出那样一副难看的样子，就像他已经预感到自己会是个九等文官。简言之，这一切的前后经过便是如此。
我们如此说一说，是为了让读者自己见到，事情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根本没可能给他另外一个名字。他是哪一年、什么时候进入部里供职，是谁将他安置进来的，这谁都回忆不起来了。不论换了多少任司长和多少个各级长官，人们总能是见到他坐在一个老位置上，并且始终是同一个姿势，担任着同一个职务，始终都是个文书官。结果后来人们相信，他看来就是穿着制服、脑门上带块秃顶、原封原样地降生到这世上来的。
在部里，大家根本不将他放在眼里。他进门时，看门人不仅不从座位上站起来，甚至连瞧都懒得瞧他一眼，就像飞进接待室里的一只普普通通的苍蝇似的。长官们对他也冷冰冰的，非常蛮横。一个副股长通常将公文向他鼻子底下一塞，甚至都不会说一声“抄一下”，或者“这是一份很有意思的好活儿”，或者说点别的、在文明的机关里惯用的那种中听的话。他只看一眼文件，就把它接下来，也不看那是谁塞给他的，那人是否有这权利。他一接过来，便马上开始抄写。年轻的官员们极尽小官吏的聪明才智来嘲笑他，用俏皮话去挖苦他，当着他的面讲述有关他的各种全系编造的故事，谈论着他的女房东、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说她会打他，问他们俩什么时候能举行婚礼，还将碎纸片撒到他头上，并称其为下雪。然而，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对此一句话都不说，就像他面前什么人都没有似的，这甚至未曾影响他的工作：在所有这些令人厌恶的纠缠中，他连一个字母也没抄错过。只有当这类玩笑开得太过分了，当他们去推他的胳膊、妨碍他工作的时候，他才会说：“让我安静一会儿吧，你们干吗总欺负我呢？”在这些话里以及说这些话的声音中有一种奇怪的东西，从中能听出一种让人怜悯的东西，它让一个不久前刚参加工作、也想学别人的样子来嘲弄他的年轻人就像被针刺了似的忽然停下了手，从此往后好像一切都在那小伙子面前变了，完全变成了另外的样子。
一种奇异的力量让他与同事们疏远了，他曾将那些同事们当作彬彬有礼的上流社会的人才与之结识的。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最快乐的时候，他脑海里常常浮现出那个矮小的、秃顶的官员的形象，耳边响起那个小官员刺人心脾的话：“让我安静一会儿吧，你们干吗总欺负我呢？”在这两句刺人心脾的话里还可以听出另外一句话：“我可是你们的兄弟呀。”那可怜的年轻官员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脸。在此后的岁月里，当他见到人身上竟有那么多毫无人性的东西，在文明的、风度翩翩的上流绅士中间，天哪，甚至于在那些被上流社会称之为高尚、诚实的人身上竟然隐藏着那么多凶残粗暴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不知战栗了多少次。
未必能在其他地方找到一个这样尽职尽责的人。说他工作热心，那都太不够了；不，他对自己的工作简直称得上爱不释手。在这种抄写工作中，他见到了一个多姿多彩、赏心悦目的世界，喜悦之情始终洋溢在他的脸上。有几个字母是他最为宠爱的，当他写到它们时，他会高兴得几乎难以自持：又是微微地嘲笑，又是挤眉弄眼的，还会用嘴唇做出点怪模样，所以从他的脸上仿佛能读出他的笔写出的任何一个字母。如果根据他的勤勉工作给予奖励的话。也许会出乎他本人的意料之外，他能晋升为五等文官；不过，正如那些爱说俏皮话的同事们所讲，他只挣到了一个上衣扣襻儿，外加上痔疮。然而，也不能说谁都未曾注意过他。
有位司长是个很善良的人，颇想对他多年的工作予以嘉奖，于是吩咐手下人给他一份比平时的抄抄写写要重要一点的工作，即让他根据现成的公事写一份送交另一机关的公函。他要做的就是将上款换一下，将某些动词从第一人称换为第三人称就行了。这却害得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出了一身汗。他不断地擦着额头，最后就说：“不行，最好还是让我抄些什么东西吧。”从此之后，人们也就只让他干抄写那一行了。
除了抄写外，对他来说，一切好像都不存在。他几乎从不考虑自己的衣着：他的制服已经不是绿色的，而变成一种浅棕红色、面粉色的了。他的衣领也又窄又矮，所以，虽然他的脖子并不长，可从领子里耸出来就显得分外长，好像侨居俄国的外国人顶在头上的一堆摇头晃脑的石膏小猫[这里说的是街头的外国商贩用头顶着特制的货盘售货的情景。]的脖子一样。他的制服上总会粘着些东西，要么是一根干草，要么是一根线。并且他还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走在街上，他总是能赶上人家往窗外扔各种垃圾的时刻经过，结果他的帽子上总是带着西瓜皮、香瓜皮之类的脏东西。他从不去注意街上每天发生的事情，而大家都知道，他的同事，年轻的官员们对此是颇为留意的，那敏锐的目光甚至能发现人行道对面某个人裤脚口下套在脚底下的套带断开了——这总会令他们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狡黠的微笑。
不过，如果说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也见到了什么的话，那么他处处看到的都是自己那些用匀称的笔画写出的一行行工工整整的字，除非是一匹不知从哪儿来的马将头搭在了他肩上，鼻孔里排出的巨大气流直冲到他脸上，那样他才会发现自己不是处在一行行的字母之间，而是几乎就站在街道当中。他回到家，立即就坐到桌旁，三口两口地喝着菜汤，再吃块葱炖牛肉，却根本没吃出它们的味来。随着这些饭菜，他将苍蝇还有其他老天爷在此时送到嘴边的东西都一起咽到了肚里。看到肚子开始变鼓胀了，他便从桌旁站起来，取出一瓶墨水，开始抄写他带回家的公文。假如没带回需要抄写的公文，那他就会为了让自己高兴，专门为自己誊写个副本，尤其是如果公文的动人之处不在于词藻的华丽，而在于其收件人是位新人或要人的话。
甚至当彼得堡的灰色天空完全暗了下来，所有的官员们都根据自己的薪水多少及自己的喜好吃饱喝足了的时候；当部里刷刷的笔尖声早已停止，一个不安分的人奔波了一整天，做完了自己的与别人的重要事情以及自愿加给自己的并不需要做的所有事情之后，所有的人都开始休息了的时候；当官员们忙着将剩余的时间用于享乐——有的人快步走往剧院，有的人逛着大街，专门去看帽子底下的小脸蛋儿，有的人去参加晚会，去奉承一个姿色较好的、被一群官员追逐的美人儿，更多的人则是去同事的家里，那同事经常住在四层楼或三层楼上，有两个不大的房间、一个前厅、厨房，还摆着几样时髦的奢侈品，灯或者其他什么，它们让他作出了许多牺牲，省吃俭用，舍弃玩乐——总之，当所有的官员们都散布在自己朋友们的小房间内坐下来打惠斯特牌[一种类似桥牌的牌戏。]，就着廉价的面包干喝茶，从长长的烟管里吸烟，在发牌时讨论着俄国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离不开的上流社会里传出来的流言蜚语，或者在无话可说时便一遍遍地重复那个永远说不完的、关于卫戍司令的笑话：人们来跟他报告，说法尔科内[生于17161-1791，法国雕塑家。]的纪念碑上的马尾巴[即为彼得大帝铸造的“青铜骑士”像，位于涅瓦河畔。]又被砍掉了……总之，甚至当所有的人都尽情玩乐的时候，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也从不消遣消遣。没有人能说出他曾经在什么时候见到过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参加过什么晚会。他抄写够了，便躺下睡觉；一想到明天，他就从打心眼儿里乐开了：明天上帝会给他什么东西来抄写呢？一个年俸仅仅四百卢布却能乐天知命之人的平静生活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了，也许他会一直活到耄耋之年，如果各种灾难没有降临到九等文官、甚至三等、四等、七等和其他等级的文官还有那些既不给任何人以忠告、自己也不听任何人忠告的官员们的生活道路上的话。
在彼得堡，对于所有那些年俸只有四百卢布或四百卢布左右的人来说，有一个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并非别人，正是我们北方的寒冷天气，虽然人们也说它是有益于健康的。早晨八点多钟，当街道上挤满上班的人群时，它便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猛烈地、像针扎似地抽打所有人的鼻子，让穷官吏们简直不知道该向哪里躲才好。当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员们的额头也被冻得发疼，眼泪都快被冻出来的时候，穷苦的九等文官们真可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惟一的方法就是：裹着单薄的外套尽可能快地跑过五六条街，之后在门房里使劲跺跺脚，直到所有那些在路上被冻僵了的、执行公务的机能及才干都融化出来为止。
一段时间以来，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开始感到脊背和肩膀冷得受不了，尽管他总是竭力用最快的速度跑完必不可少的那段距离。他最终想到，是不是他的外套出什么问题了。在家里他仔细看了看外套，他看到，在背部和肩膀的部位有两三个地方仅剩下一层稀麻布了，呢子面早已经磨出窟窿了，里子也开了线。应该说明一下，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外套也同样是官员们嘲笑的对象，他们甚至将其外套这一高贵的名称都剥夺了，而将它叫做长衫。的确，这件外套的结构非常奇怪：它的领子逐年地缩小，因为它都被一点点剪掉、贴补到外套的其他部分去了。这种贴补并未显示出裁缝的手艺，倒让外套变得又肥大又难看。发现问题后，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决定，应当把外套送到裁缝彼得罗维奇那里修补修补。
彼得罗维奇住在某处一幢楼房里沿着后门楼梯上下的四层楼上。虽然他只有一个斜眼睛，满脸麻子，可修补官员们和其他人等的裤子和燕尾服却相当在行——当然，得是在他处于清醒状态，而且脑子里没有其他念头的时候。关于这位裁缝原本不必多说，但现在已形成了一种规矩：小说中任何人物的性格都应该被完整地显示出来，所以我们只得在这里将彼得罗维奇也介绍一下。最开始人们都叫他格利戈里，他是一个贵族的农奴；他被称为彼得罗维奇是在他领到自由证[旧俄时代解除农奴身份的证书。]之后的事了。从那时起，他每逢各种节日就会喝酒，并且喝得很多。最开始是逢到重大节日才喝，后来便不分大小节日了，凡是宗教节日，日历上画了个十字的，他便喝一通。从这方面说，他是忠于祖辈习俗的。在与老婆争吵时，他将她称为世俗女人和德国娘们儿。既然我们又提到了他的老婆，那么关于她我们也应该顺便说上两句。不过，很遗憾，关于她的事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彼得罗维奇有个老婆，她总戴着包发帽，而非头巾；而她好像算不上漂亮，至少在别人与她相遇时，只有近卫军士兵们才会偷偷地往她的帽子下面看，随后翘翘胡子，发出一种怪声。
通往彼得罗维奇的家的楼梯上，得说句实话，撒满了污水，并散发着一股刺鼻的酒味。众所周知，这种味儿是彼得堡楼房的所有后门楼梯上必不可少的。沿着楼梯往上走的时候，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不断地琢磨着彼得罗维奇大概会要价多少，他暗自决定，如果超过两卢布他绝不会同意。
门是敞开的，因为女主人正在做鱼，厨房里烟气腾腾，连蟑螂都看不清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走过厨房时，竟然没被女主人发现。他终于走进了房间，见到彼得罗维奇像个土耳其总督似的盘着两条腿，坐在一张宽大的，未曾刷油的木桌上。按照坐着干活儿的裁缝们的习惯，他赤着脚。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十分熟悉的一个大拇指，那上面的指甲是残缺的，就像乌龟壳一样又厚又硬。彼得罗维奇的脖子上挂着一桄丝线还有棉线，膝盖上也放着一个什么东西。他拿着一根线向针眼里穿，穿了大概有三分钟，还是没穿进去，于是他对昏暗的光线十分恼火，甚至对棉线都火上了。他低声嘟嚷着：“你还不进去，臭婆娘。你真是把我害苦了，你这个混蛋！”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感到不太自在，因为他来的好像不是时候，正遇到彼得罗维奇在生气。他喜欢在彼得罗维奇喝得晕晕乎乎，或者如裁缝老婆说的那样，“独眼龙灌饱了黄汤子”的时候，再来订做点什么活儿。在那种状态下彼得罗维奇通常特别好说话，甚至每一次都会鞠躬致谢。的确，过后老婆子就找来了，又哭又闹，说丈夫喝醉了，因而要价太低了，不过往往只需再加上十戈比，事情就能办妥了。可现在看来彼得罗维奇应该正处于清醒的状态，所以很固执，不太好说话，鬼才知道他会要多高的价钱。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考虑到了这一点，也打算像俗话说的那样，打退堂鼓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彼得罗维奇眯缝起自己惟一的那只眼睛，十分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眼，然后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声：
“你好，彼得罗维奇！”
“您好啊，先生！”彼得罗维奇说道，斜眼瞥了一瞥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手，想看清他带来的究竟是什么买卖。
“我到你这里来，彼得罗维奇，是那人……”
应该先交代一下，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在表达自己的意思时总爱用很多前置词、副词，以及那些没有任何意义的语气词。假如事情很难办，那么他往往连一句话都说不完，经常一张口就是这么一些话：“这是，没错，完全那个……”再之后就什么词也没有了，他全都忘掉了，还觉得自己都已经说完了呢。
“怎么回事啊？”彼得罗维奇问道，同时又用自己惟一的一只眼睛上下打量了一下他的制服，从领子一直看到袖口、后身、下摆及扣眼，这一切都是他十分熟悉的，因为那曾是他亲手缝制的。裁缝们的习惯往往如此：这是他们遇到人时首先要做的一件事。
“我来是那个，彼得罗维奇……外套，呢子……你瞧瞧，在其他地方各处都很结实，它蒙上了点尘土，就像，似乎是件旧的，但这是件新的，只是在一个地方有点那个……就在背部，在一个肩膀上有点——你见到了吧，就这么一点地方。活儿不怎么多……”
彼得罗维奇就接过长衫，先将它铺到桌子上，仔细地看了半天，随后摇了摇头，将手伸到窗台上去拿一个圆圆的鼻烟壶，那壶盖上还有一个将军像，却不清楚那是个什么将军，因为脸部已经被手指戳破了，后来被一小块四方形的纸粘上了。彼得罗维奇闻了闻鼻烟，将长衫拿到手里撑开，对着光线又看了看，接着又摇了摇头。最后他将长衫翻过来，让里子朝上，又一次摇了摇头；他又拿下那个画有一个将军、贴着一小块纸的鼻烟壶盖，吸足了鼻烟，再合上盖，将烟壶放好，这才开口说道：
“不行，已经没法儿修补了：这衣服太糟了！”
听到此话，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心猛然抽搐了一下。
“怎么会不行呢，彼得罗维奇？”他几乎是用孩子一般央求声音说着，“总共就只不过是在肩膀处破了一点，你这里不是有好些零碎布料嘛……”
“零碎布料是能找到的，能找到，”彼得罗维奇接着说，“但是缝不上去：全都糟了，用针一碰，它就会破。”
“破就破了吧，你之后再打上块补丁。”
“但是补丁都没处放，无法固定它，磨损的地方已经太多了。这是呢子，但风一吹，就会将它吹得七零八落。”
“想办法儿固定上它吧。怎么能这样呢，实在是那个……”
“不行，”彼得罗维奇断然得说道，“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根本就不能穿了。您最好在冬天最冷的时候来临前，用它为自己做副裹脚布，因为袜子都不怎么保暖。那都是德国人想出来的玩意儿，只是想多赚点钱(彼得罗维奇一有机会就会挖苦德国人)。至于外套嘛，看来您只能做件新的了。”
一听到“新的”这个词儿，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眼睛一下子便蒙上了一层雾，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变成模模糊糊的了。他只能看清彼得罗维奇的鼻烟壶盖上的、那个脸部贴着一小块纸的将军像。
“怎么会得做新的呢？”他仍然像是在做梦似的，“我可没有这笔钱呀。”
“是的，得做新的，”彼得罗维奇带着冷酷而平静神情说道。
“喏，如果真得做新的，那么它那个……”
“就是说，需要花多少钱？”
“是的。”
“至少得花上一百五十多卢布吧，”彼得罗维奇说罢，就意味深长地闭紧了嘴唇。他十分喜欢强烈的效果，喜欢用某种方法突然让对方陷入窘境，之后他斜眼看看那惊慌失措的人在听到他的话之后的怪模样。
“一百五十个卢布一件外套！”可怜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高声叫了出来。大概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高声叫喊，因为他说话时一向都是低声低语的。
“是的，”彼得罗维奇接着说，“这还得看什么样的外套。假如领子上安貂皮，将风帽缝在丝绸里子上，那差不多就得花两百卢布了。”
“彼得罗维奇，请你，”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几乎用央求的声音说道，没去听并竭力不去听彼得罗维奇说的话，不去注意他的那些效果，“想办法帮我缝补一下，让它好歹能再穿几天吧。”
“不行，这么做的结果一定是：白白地浪费劳动，钱也白花了。”彼得罗维奇说道。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听了这些话，就垂头丧气地走出了房间。
彼得罗维奇在他走后仍然站了半天，意味深长地闭着嘴唇，没立即干活。他感到十分满意：既没降低自己的身份，也没糟蹋他裁缝的手艺。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像在梦中一样神思恍惚地走到街上。“事情竟会是这样，”他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真是没想到，它竟会那个……”然后，沉默了一会儿后他接着说起来，“原来竟是这样！居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可我，说真的，连想都没想到它竟会是这样。”接下来又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在那之后他又开口说道：“是这样！这简直，真是，怎么都没想到的，那个……这怎么也……这样一个情况！”说罢这些话，他没有向家走，却朝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去，自己都没觉察出来。
在路上，一个浑身烟灰的扫烟囱的工人从侧面碰了他一下，将他的整个一个肩膀都蹭黑了。一大团石灰从正在修建的楼房上劈头盖脸地撒落到他身上。他一点也没有觉察出，直到后来撞上一个将自己的斧钺放在身边、正从角形烟盒往长满老茧的手掌上倒鼻烟的岗警时，他才稍稍清醒了一些，但这还是因为岗警朝他喝道：“干吗往人身上撞，难道没见人行道？”他向四周瞧了瞧，转身朝家走去。
到了家，他才渐渐定下神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现实中的处境。他又开始自言自语，但已不再是前言不搭后语的了，而是那种既审慎又坦率的态度，就像面对着一个能够与之推心置腹地谈论最隐秘、最对心思的话题的高尚朋友一样。“不行，”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说道，“现在不能和彼得罗维奇谈这事，他现在那个……看来老婆子刚刚给了他几下子。我最好等到星期天早上去他那儿：过了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的眼睛肯定又要斜了，因为睡得太久了，他一定想喝点解醒酒，但老婆子不给他钱，到时我就那个，给他递上十戈比，他便会好说话了，那时外套就那个……”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这样自言自语地盘算着，重又振作起精神，等到了第一个星期天，打老远见到彼得罗维奇的老婆走出家门，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就径直来到彼得罗维奇的家。彼得罗维奇在度过一个星期六之后，眼睛确实明显地斜了，脑袋耷拉着，一副还没睡醒的样子。虽然如此，他一听懂是怎么回事，立即就像被鬼推了一把似的。“不行，”他说道，“请您订做一件新的吧。”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立即递给他十戈比。“谢谢您，先生，我一定会为您的健康干一杯的，”彼得罗维奇说，“但是关于外套，请您就别再费心思了：它确实是一点也不中用了。新外套我会为您缝得很漂亮，这我能保证。”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又想说修补的事，但彼得罗维奇连听都不听，他就说：“新外套我一定得给您缝了，您尽管放心吧，我肯定尽心。甚至能像现在时兴的那样：把领子用银钩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