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论重农主义学说

把土地生产物看成任何一个国家收益和财富的唯一来源的体系，就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这样做过。不仅这样，现在它也只不过存在于法国几个大学问家的思考之中。对一个从来没有可能也永远不可能对世界的任何一部分造成任何伤害的体系的错误必然也不值得去作详尽的研究。然而，我将竭力尽可能清晰地说明这个非常天才的体系的要点。

路易十四的著名大臣科尔伯特是—位非常正直、非常勤勉和知识渊博的人，而且，对公共账目的检查极富经验眼光敏锐，总而言之是一个在每一方面都具有能力把公共收益的征收和支出管理得井然有序的人。不幸的是这位大臣信奉商业体系的一切偏见，那是—个在性质和本质上都受到限制和调控的体系。这类体系不可能不合于一个在事业上辛勤操劳的人的心意，因为他已经习惯于调控政府机关各个部门的工作，对于每个部门建立必要的检查的控制，让它们各司其职。

他竭力用对政府各个部门所采用的模式来调控一个大国的工业和商业。因此他不允许每个人在平等、自由和公平的条件下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利益，却给予某些工业部门一些特权，然而对某些部门却又施加某些严格限制。就像其他欧洲的大臣一样，他不仅更加热衷于鼓励城镇的工业(和农村的工业相比)，而且为了支持城镇工业，他甚至宁愿抑制和压制农村工业。

为了让城镇居民的食品便宜，他鼓励制造业进行对外贸易。他全然不允许谷物出口，从而让农村居民没法把他们的产品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运往任何一个国外市场。这个禁令再加上法国古代各省法令中对谷物运出的限制，还有差不多一切各省对耕作者所征收的沉重的赋税都在很大程度上挫伤和压制了法国的农业，让它远低于在这样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的条件下自由发展的水平。在全国各个地区也都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挫伤和压抑的状况。关于他的原因的大部分调查已着手在进行。他的原因之一，看上去就是科尔伯特先生的各种制度给予城镇工业比农村工业的优惠。

有句谚语说：假如枝条一面弯得太多，要把它变直，你就一定要把它往另一面弯得与此同样的多。那些提出农业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收益和财富唯一来源的体系的法国哲学家好像是采用了这个格言；就像在科尔伯特先生的计划中，城镇的工业和农村的工业相比之下必然是被过高地估计了一样，在他们的体系中城镇工业看上去又必然是与此同样地被低估了。

他们把为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在任何一个方面作出了贡献的不同阶层的人民划分成三个阶级。第一个是土地拥有者阶级；第二个阶级是耕作者、农民和农村劳动者阶级。他们给这些人加上生产者阶级的光荣称号；第三个阶级是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他们用非生产阶级这个带有羞辱性的称号，来竭力贬低他们。

所有者阶级对年产物的贡献是通过他们有的时候投在改良土地、建筑物、排水沟、围墙和其他改良上的费用；他们或者在土地上建筑这些设施或者是维护这些设施，不仅这样，通过它们让耕作者可以用同等的资金提高产量，因而也可支付更大的地租。这样提高的地租能够被觉得是所有者在改良他的土地中所投入的费用或资金所应得的利息或利润。这样的开支在这个体系中叫做土地费用。

耕作者或者是农民对年产物所作的贡献是通过他们投在耕作土地的费用，在这个体系中叫做原始的和常年的费用。这个原始费用包括农具、牲畜、种子还有农民的家庭、雇工和牲畜在他从事耕种的第一年的大多数时间或者直到他可以从土地上收回某些回报时的生活费用。而常年的费用包括种子、农具的损耗、农民的雇工、牲畜的每一年生活费还有农民家人中能够被看成耕作中的雇工的人的生活费用。

在土地生产物中交付地租后剩余归他的那一部分，首先应足够弥补在合理的时间内，至少在土地耕作期间他一切原始费用还有资金的寻常利润；其次应足够弥补他一切常年费用还有资金的寻常利润。这两类费用是农民用于耕作的两大资金，除非这些资金按时返回，而且附有合理的利润，他就没法和其他行业处于平等的地位而持续经营他自己这个行业。同时，从他自己的利益思考，他必定会尽可能放弃这个行业，去寻找另一行业。让农民能够持续生产所一定要利用的那一部分土地产物应该看成用于耕作的专款，假如地主侵犯了这个专款，他必定会减少他的土地的生产物，而且在不多的几年里他不仅会让农民无力支付和土地年产值同等的租金，不仅这样没法支付他原本完完全全能够得到的合理的地租。正当属于地主的地租只不过在完完全全支付了以前为提高总产或是一切土地产物所支付的必要的一切费用之后的净产物。

是耕作者的劳动在完完全全支付了一切必需的费用后带来了这样的净产物，所以这个阶级在这个体系中被非常尊敬地称为生产阶级。依照同一理由，在这个体系中他们的原始的和年度费用被称为生产费用，因为它们在补偿自身的价值后，还可以让这些净产物每一年再生产。

所谓的土地费用，或者说地主投在改良自己土地上的费用在这个体系中也被尊称为生产费用。直至一切这些费用加上资金的寻常利润通过他从他土地上所得到的预付地租完完全全偿还以前，这个预付的地租应该被教堂和国王都看成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而且对它不应征收什一税或其他税。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阻碍了土地的改良，也就阻碍了教堂什一税以后的增长，阻碍了国王税收的以后的增长。因为这个原因，在事情井然有序的状态下，这些土地费用在完完全全再生产了他自身的价值外，在必定的时期后会带来净产物的再生产，它们在这个体系中被看成生产费用。

然而，地主的土地费用还有农民的原始的和年度的费用是这个体系中唯一的三个被看成生产的费用。一切其他的费用和一切其他阶层的人，甚至那些在人们的寻常的理解中被看成最可以生产的人在这个账户上均被看成完完全全是非生产的。

在人们的寻常理解中，工匠和制造业者，尤其他们的劳动是大大地增加了土地原生产物的价值的，然而在这个体系中却被看成完完全全非生产阶级。据了解，他们的劳动仅仅补偿了雇佣他们的资金的寻常利润。这个资金包括材料、工具还有他们的雇主预付给他们的工资；而且这个资金是预定用来雇佣雇工和维持他们的基金。那么他的利润是预定用来维持他们的雇主的生活的基金。

他们的雇主就像预付给他们工作所需的用来支付材料、工具和工资的资金一样，他也预付给自己一部分维持他自身生活所必需的费用，他维持自身生活的费用大多数时候和他所指望的通过他们的产品所可以创造的利润成比例。除非他们的产品的价值能够偿还他预支给自己的生活维持费用还有他预付给工人的材料、工具和工资，要不然他的价格就没法偿还他对产品所投入的一切费用。所以，制造业资金的利润不像地租，不是在完完全全支付为了取得利益所一定要投入的一切费用后所剩下的净产物，农民的资金给他生产的利润就好像制造业主的资金给制造业者生产的利润一样。然而农民的资金还给另一个人生产地租，这一点制造业主的资金就没有。所以，投入雇佣和维持工匠和制造业者的费用，假如能够这样说的话，只不过是让他本身价值持续存在，并没有产生任何新的价值。所以它全然是一种非生产性费用。相反，投在雇佣农民和农村劳动者身上的费用除去持续保持了他本身价值的存在外还产生新的价值，也就是说，地主的地租。所以它是生产费用。

商业资金和制造业资金都是不生产资金。它只不过让他的自身价值持续存在，没有生产任何新的价值。它的利润只不过补偿了投资人在运用它的期间或者直到他收回资金之前所预付给自己的生活费用。这个利润只不过对投资人在运用资金时所一定要投入的费用的部分补偿。

工匠和制造业者的劳动对于土地原生产物的一切年产量的价值来说，从来没有增添任何东西。诚然，它大大增加了对土地原生产物某些特殊部分的价值。与此同时，它引起的对其他部分的消费明显地等于它附加在那些部分的价值。以至于在任何时候，总额的价值丝毫没有因上面所说的增值而增大。

举例来说，制作一对花边的人有的时候可以把只值1便士的亚麻的价值提高到 30镑。乍一看他好就像以此把部分原生产物的价值增加了大大概7200倍，事实上他对天然生产物全年总量却没有增加半点价值。织一对花边可能要花费他2年的劳动。然而花边完成时他得到的30镑只不过是对他从事织花边的2年期间为自己所垫付的生活费的补偿。通过每天、每月或每一年的劳动，他对亚麻所附加的价值只不过是对他在那一天、那一月或那一年所消费的价值的补偿。所以他从来没有对土地原生产物的总额增加任何价值。他持续连续消费的那部分产物总是永远等于他所连续生产的价值。在这个昂贵而无关紧要的制造业中，所雇佣的大多数人的贫穷能够让我们相信在大多数时候的情况下他们工作的价格不可能多于他们生活费用的价值。农民和农村劳动者的工作却不是这样。在大多数时候的情况下，地主的地租就是在完完全全补偿了一切消费、补偿了投入在雇佣和维持工人和他们的雇主的一切费用后总是在持续连续生产的价值。

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只节省来增加社会的收益和财富，或者就像这个体系所说的，通过使食品匮乏，也就是说通过剥夺一部分本来想要用于维持他们生活的基金才可以增加社会的收益和财富。他们每一年生产的除了那些基金，再无其他。所以，除非他们每一年节省其中的部分，除非他们每一年剥夺自己的某些享受到社会的收益和财富，通过他们的劳动绝不可能有任何一点增长。

相反，农民和农村劳动者能够完完全全享受到预定用于维持他们生活的一切基金，同时还可增长社会的收益和财富。除了预定用于维持他们生活的费用，他们的劳动每一年可带来一个净产值；这个净产值的增长必定让社会收益和财富增长。就像法国或英国这样的来国家，它们拥有大量的所有者和耕作者，能够通过勤劳和享受到致富。相反，就像荷兰和汉堡这样一部分主要是由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构成的国家，它们只能够通过节省和生活的匮乏来达到富裕。因为国家的处境不同，国家的利益也十分不同，人民的寻常性格也大不同样。自由、坦率和友好非常很容易地成为前一类国家中人民的寻常性格中的一部分。在后一类国家中，构成他的人民寻常性格中一部分的便是狭隘、无耻和自私，讨厌一切社会娱乐和享受。

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这些非生产阶级完完全全是靠此外两个阶级——拥有者阶级和耕作者阶级——的费用来维持与雇佣。后两个阶级给前一个阶级带来加工的材料和维持生活的基金，供给他们在雇佣期间所需要消费的谷物和牲畜。拥有者和耕作者最终还要支付非生产阶级的一切工人的工资，还有他们一切雇主的利润。这些工人和他们的雇主事实上就是所有者和耕作者的仆人。就像在室内工作的家仆一样，他们是在户外工作的仆人。然而，前者和后者都与此相同是由同一主人所供养。两者的劳动与此相同都是非生产的。它对土地的原生产物的总值不增添任何东西。它不仅没法增加那个总值的价值，而且是之中一定要支付的一个费用。

然而，这个非生产阶级不但有用的，而且对于其他两个阶级还大有用处。通过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的勤劳，所有者和耕作者用比他们自己应投入的少得多的劳动产品既能够购买到他们需要的外国货物，又可购买到他们自己国家的制造品。假如他们想要用笨拙而不熟练的方式自己去进口外国货物或者制造自己国家制造品供自己利用的话，那么他们就一定要花费大得多的劳动，然而借助非生产阶级耕作者就可免去非常多操劳，否则那些操劳将会让他们分心没法专注耕作土地。没有分心然而可以专心一致地耕作造成的产品的优势完完全全足够支付耕作者或他们自己维持和雇佣非生产阶级所需的一切费用，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的劳动尽管就他本质然而言完完全全是非生产的，然而它通过这样的方式间接地增加了土地的产品。他们的劳动会是生产性劳动的生产力可以自由地专用于他本身的工作上，也就是说，土地耕作上；因此耕作这一职业常常因为不通过耕作为业的人的劳动然而经常变得更加轻松和耕作得更好。

从任何一方面讲，限制或挫伤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的勤劳从来就不可能符合所有者和耕作者的利益。这个非生产阶级享受到的自由越大，构成这个阶级的一切不同行业的竞争就越激烈，其他两个阶级就会得到更便宜的供应，不管是外国货物，还是自己国家的制造品。

压迫其他两个阶级从来也不可能符合非生产阶级的利益。土地的剩余产品，在先后去掉了耕作者和所有者生活维持费用后的剩余物后，维持和雇佣了这个非生产阶级。这个剩余物越多，它把维持和雇佣的那个阶级也必定更多。建立完完全全的公正、完完全全的自由和完完全全的平等是最有效地保障一切这三个阶级的最高程度的繁荣的其他简单的秘密。

就像荷兰和汉堡这些商业国家，主要是由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构成了这个非生产阶级，是通过与此相同的方式由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的费用维持生活而且受雇于他们的。唯一不同的是那些所有者和耕作者(之中绝大多数)远离靠他们带来加工材料和生活基金而身居极不方便的遥远地方的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他们是其他国家的居民和其他政府的臣民。

然而，这样的商业国不仅有用，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居民也大为有用。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空缺，填补了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的位置，那些国家的居民原本应该是在自己国家能够找到这些人的，然而因为他们政策的某种缺点在国内没有方法找到。

通过对和他们的贸易或向他们带来的商品征收高关税来挫伤或压抑这些商业国家的工业从来就不是农业国家的利益，假如我能够这样而来称呼那些国家的话。通过让那些商品变得昂贵的关税，只可能让他们自己国家土地剩余产物的实际价值在和那些商品也就是说，那些商品的价值进行交易时降低。这样的关税只可以阻碍剩余产物的增加，因而也阻碍他土地耕作的改良。相反，提高剩余产品的价值，刺激他增长，因而促进他们土地耕作的改良，最有效的应急措施是允许一切这类商业国家最完完全全的自由贸易。

这样的最完完全全的自由贸易甚至是最有效的应急措施，在恰当时机能够为他们带来在国内缺乏的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通过最恰当和最有利的方式填补他们感触非常深的那个非常重要的空缺。

土地剩余产物的连续增加到了恰当时机把创造一个比按寻常利润率所可能投入土地改良和耕作的资金更大的资金。然而他剩余部分又很容易地投入到雇佣自己国家的工匠和制造业者身上。这些工匠和制造业者在国内找到了他们工作的材料和维持生活的基金，即便技艺差很多，他们也就可能就像那些商业国家的工匠和制造业者一样便宜地进行生产。因为那些商业国家的工匠和制造业者一定要从遥远的地方去得到材料和生活基金，即便因为缺乏技术他们可能开始有一段时间没法那么便宜地进行生产，然而在国内找到了市场，他们便能够像那些商业国家的工匠和制造业者一样通过与此同样便宜的价格卖出他们的产品，后者却一定要从遥远的地方才可以把商品运送到这个市场上来。不仅这样，随着技术的提高，他们就可以把产品迅速卖得比较便宜了。所以，那些商业国家的工匠和制造业者迅速在那些农业国家的市场上受到挑战，因为售价超过对方，不久便会完完全全被挤出市场。那些农业国家因为技术的逐步改进，他的制造业便宜到一定的时候就又会把他们的销售推广到国外市场去，把产品送往非常多外国市场去，在那里通过与此同样的方式可把非常多商业国的制造品渐渐挤出市场。

农业国原生产物和制造品连续增加到一定的时候将会创造比通过寻常的利润率投入农业或制造业所可以创造的更大的资金。这个资金的剩余部分很容易转向对外贸易，投入向外国出口他自己国家原生产物和制造品中的剩余部分，因为它们多于国内市场的需求。在出口他自己国家产品的过程中，农业国的商人和那些商业国的商人相比具有他们的工匠和制造业者从前曾经有过的优势。

他们可以在国内找到货物及食品，这些东西别人就一定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求。所以，尽管航运技术差一点儿，他们在国外市场上可以把自己的货物和商业国的商人们一样通过低廉的价格卖出，然而在技术同等时他们就把可以卖出得更便宜。所以，他们迅速就会和商业国在外贸这个领域进行竞争，到一定时候就把它们完完全全从外贸中挤走。所以，依照这一自由和宽大的体系，农业国培养自己的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的最有利的方法是给予一切其他各国的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最完完全全的贸易自由。从而它能够提高他土地剩余产物的价值，剩余产品的连续增加会渐渐建立起一个基金，这个基金到一定时候就会培养出自由贸易所一定要的各种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

相反的是，当一个农业国家通过高关税或禁令压制对外贸易时，它必定在两个不同方面会伤害他自己国家利益。首先，提高一切外国货物和各种制造品的价格必定会降低自己国家土地剩余产物的实际价值，因为它正是用这些剩余产物也就是用剩余产品的价格来购买外国货物和制造品的。其次，通过给予自己国家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对国内市场的垄断，它必定会把商业和制造业的利润率提高得比农业的利润率高，从而让原本投入农业的一部分资金从农业中抽回，或者妨碍原本能够进入农业的资金进入农业。

因此，这个政策在两个不同方面阻碍了农业的发展。

首先，通过降低农产品的实际价值，从而让农业投资的利润率降低；其次，通过提高其他一切行业的利润率，从而降低了农业投资的利润率，让农业变得更为不利，然而商业和制造业却变得比它们原本可能的有更多利益。每个人因为他的个人利益的驱动都会想要尽可能把自己的资金和劳力从前者转向后者。

通过这样的压制政策，农业国家应该能够比通过自由贸易更快地培养出自己的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然而，这事颇值得怀疑，假如是在时机没有完完全全成熟以前培养出他们，过快培养一种劳动，将会压制此外一种更有价值的劳动。通过过于匆忙地培养一种只可以用来偿还用于它的资金与他寻常利润的劳动，它将会压制一种除偿还资金和利润外还可以为地主带来净产物、自由地租的劳动。过于着急地鼓励那种全然非生产劳动，压制生产劳动。

依照这样的体系，土地年产物的总额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上面所说的提到的三个阶级中进行分配，还有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非生产劳动只是偿还了它自身消费的价值，然而没有在任何方面增加那个总额的价值，这个体系的天才而又学识渊博的鼻祖魁奈先生已经用某些数学公式对此作了表述。在这些公式中的第一个当中——他通过突出的方法有意把它称为《经济表》——表述了他如果的在最完完全全自由的状态下，也是最繁荣的状态下所可能实现的方式。

在那种状态下，年产物足够带来最多的净产物，不仅这样任何一个阶级可以享受到在整个年产物中应得的份额。在此后的一部分公式的表述里，他假设在不同的限制和规定的状态下这样的分配进行的方式。在那种状态下，所有者阶级或非生产阶级比耕作者阶级要受到更多的优惠。不仅在那种状态下，前者或后者都要在一定程度上蚕食本应属于这个生产阶级的那个份额。

依照这个体系，每一次这样而来的蚕食，对这个最完完全全自由情况下的很容易产生的分配方式的每一次破坏，必定一年年降低年产物的价值和总额，而且，必定引起社会实际财富和收益的渐渐减少。依照这个蚕食的程度，依照最完完全全自由情况下的很容易分配方式受到破坏的程度，这个减少的过程必定渐渐加快或放慢。这些公式表述了减少的不同程度，依照这个体系，这个减少的不同程度总是会和那个很容易产生的分配方式受到破坏的程度相一致。

有些纯理论的医生仿佛认为只是通过某种严格的饮食和运动的制度，才可保持人体的健康，因此对那个制度的任何一个最小的违反就必定引起相应程度的疾病或混乱。然而，经验却仿佛向我们表明，人体，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在极端不同的饮食和运动制度下甚至在某种大多数时候觉得极端不健康的制度下也常可以保持最完美的健康状态。然而看上去人体的健康状态本身包含着某种尚没有为人所知的保持健康的本性，在非常多方面它可以防止或纠正一个非常错误的生活制度的不良影响。

魁奈先生本人就是一个内科医生，还是一个极端纯理论的内科医生，他对政治实体仿佛抱有同样的观念，仿佛认为只有在一个严格制度下，政治实体才可以繁荣兴旺。他仿佛没有思考到，在政治实体中每个人连续地争取改善自己处境的自然努力，就是能够在非常多方面防止和纠正一个政治经济学体系带来的不良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公平和压迫性的不良影响，保持健康的本性。这样而来一种政治经济学体系尽管无疑要延迟，然而却不总是可以完完全全阻止一个国家走向富裕和繁荣的自然进程。假如一个国家没有享有完全的自由和完全的公正就不可能有繁荣，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有一个国家繁荣过。然而，在这个政治实体内，大自然的智慧幸好为纠正人的愚蠢和不公正所造成的非常多不良影响作了充分的准备，就像它在自然体系中纠正自然体的怠惰和没有节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一样。

然而，这个体系的主要错误看上去就在于它把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阶级都说成了完完全全非生产阶级。接下来的几点观察能够表明这样的说法的不妥之处。

第一，大家都公认这个阶级每一年要再生产他们每一年消费的价值，至少是让维持和雇佣他们的资金能够持续存在。单纯就依照这一点，把非生产这个名称用在他们身上看上去就非常不妥。我们不应把只是生育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婚姻就称为不生产的，尽管它只补充了父亲和母亲，而没有增加人类的数量，只不过就像以前一样维系了人类的生存。诚然，农民和农村劳动者除了再生产了维持他们生活和雇佣他们的资金之外，每一年再生产了净产物，也就是说，地主的自由地租。这就像一对夫妇生育了三个孩子，必然是比只生育两个孩子的夫妇更具有生产性一样，农民和农村劳动者的劳动必然比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更具有生产性。只不过，前者的产量高并没有让后者变成了不生产的。

第二，依照这一点，把工匠、制造业者视同家丁、仆役是完完全全不妥的。而且家仆的劳动没法让维持和雇佣他们的基金持续存在。维持和雇佣他们的费用完完全全是由他们的主人开支，不仅这样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不具有偿还那部分开支的性质。他们的工作完完全全是一种服务，大多数时候是在他们完成工作的瞬间，他们的服务也就随之消失了。它不固定或体现在任何能够偿还他们的工资和生活维持费的价值的可卖出的商品中。相反，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的劳动天然地固定或体现在某一可卖出的商品中。正是依照这一点，我在论述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那一章中把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划分在生产劳动者中，然而把家仆划分在非生产劳动者中。

第三，依照任何一个设想，说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的劳动没法增加国家的实际收益，仿佛都是不妥的。比方说，哪怕我们能够假设，宛如在这个体系中所假设的，这个阶级每一天，每一个月和每一年消费的价值完完全全等于他们每日、每月和每一年生产的价值，然而我们却没法由此而得出结论，他们的劳动对社会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产生的实际价值，对社会的实际收益没有增加任何东西。

比方说，一个工匠在收割后的前6个月里做了价值10镑的工作，尽管他在同一时间内消费了价值10镑的谷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却实实在在地使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增加了10镑的价值。当他消费了价值10镑的谷物和其他必需品这半年收益时，他已经生产了同等价值的产品。这些产品能够为他自己或是此外某人购买同等的半年收益。因此，在这6个月期间所消费和生产的价值是同等的，不是10镑而是20镑。诚然，在任意一个时刻里，可能存在的是不多于这10镑的价值。然而假如被工匠消费了的这10镑价值的谷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被士兵或家仆消费了，在6个月末尾存在的那部分年产物的价值就将会比因为工匠的劳动而实实在在得到的全部要少了10镑。

因此，尽管工匠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尽管在任何一个时候能够假设不可能多于他所消费的，然而在任何时候市场上货物的实际存在价值因为工匠生产的结果要多于他没有生产时的价值。

当这样的体系的庇护者们宣称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的消费等同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时，他们可能是指那些人的收益，或预定用于他们消费的基金等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然而假如他们把自己表述得更准确些，只不过宣称那个阶级的收益等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那么读者就非常容易地会认为从这个收益中很容易节省出来的东西必定会增加社会的实际财富。所以，为了做出一个就像论据一样的东西，他们就一定要把自己表述得就像他们所做的那样。不仅这样这个论据，即便把事物如果得完完全全就像假设的那样，结果也是一个非常没有说服力的论据。

第四，农民、农村劳动者和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相比，他们能够扩大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社会的实际收益。任何一个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只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得到增加：

(一)对某种社会中实际上维持的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

(二)使某些有用的劳动量增加。

有用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首先依靠于工人能力的提高。此外，有赖于他所利用的机器的改良。就像工匠和制造业者的劳动比农民和农村劳动者的劳动能够进行更加细致的分工，让每个工人的劳动简化到更加简单的一种操作一样，他们与此同样能够改良到一个更高的程度。所以，在这方面，耕作者阶级和工匠、制造业者相比就不可能有任何优势。

实际用于任何一个社会的有用的劳动量的增加一定要完完全全依靠雇佣它的资金的增加；然而这个资金的增加又一定要完完全全和管理调节这个资金的利用的个别人，或某些把资金借给他们的人从收益中所节省出来的数额同等。假如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就像这个体系所假设的，比土地拥有者和耕作者天然地更倾向于节俭和储蓄的话，那么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更加可能扩大用于他们社会的有用劳动量，从而增加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实际收益，也就是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

第五点也是最终一点，每个国家居民的收益就像这个体系所假设的完完全全由他们的劳动所可以得到的生活资料的数量构成，一个商业和制造业的国家的收益在其他事物同等的情况下一定要总是大大地超过没有商业或制造业的国家。通过贸易和制造业，每一年能够进口比他自身土地在他们实际耕作的状态下所可以带来的更多的生活资料。城镇居民尽管经常不拥有土地，然而他们通过劳动却可以换取到其他人民的土地原生产物，它们不但向他们带来工作的材料，而且向他们带来维持生活的基金。一个城镇和他靠近农村的关系经常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和其他独立国家的关系。

荷兰正是这样从其他国家吸取了大多数的生活资料；从霍尔斯泰因和日德兰获取牲畜，差不多从欧洲一切国家获取谷物。小量的制造品就可购买大量的原生产物。所以，一个商业和制造业国家很容易用他一小部分制造品购买其他国家大多数的原生产物。相反，一个没有商业和制造业的国家大多数时候都一定要用他大多数的原生产物去购买一小部分其他国家的制造品。前者出口的仅可以维持和供应极少数的人，然而进口的却可以维持和供给大量的人。后者出口的可以供应和维持非常多人，然而进口的仅可以供应和维持极少数的人，前者的居民必定总是享受到大量他们自己的土地在他们耕作的实际状态下所可以带来的生活必需品，那么后者的居民必定总是享受到数量小得多的生活必需品。

然而，这个体系尽管有它一切的这些缺点，可能是迄今出版的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这个问题最接近真理的体系了，不仅这样，就依照这一点它就非常值得每个愿意认真研究这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原理的人去深刻思考。

尽管把用于土地的劳动表述为生产性劳动，然而一再重述的一些生产性劳动观念可能还是过于狭窄。这个体系把国家的财富表述为不是由不可消费的货币财富构成，而是由社会的劳动每一年再生产的消费品构成：不仅这样，在把完完全全自由说成是可以让这个年度再生产尽可能最大的唯一措施时，这样的体系看上去在每一方面就都是公正的、宽宏大量和自由的了。

这个学说的追随者人数非常之多，不仅这样，因为人们大部分喜欢反论，喜欢显示自己可以理解常人所没法了解的东西，所以这个学说支持的关于制造业的非生产性质的反论可能对增加它的赞美者的人数做出了很大程度的贡献。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形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派，在法国的学术界被称之为“经济学家”。他们的著作必然对他们的国家曾有过某些贡献。他们不仅把非常多以前从没有非常好研究过的问题提出来给公众讨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让公共行政在重视农业上产生了必定的影响。

所以，因为他们讨论的结果，法国的农业得从以前所受到的非常多压迫下解放了出来。土地租佃期已从9年延长到27年。在此期间，没有来的土地购买者或所有者均不得侵犯。从前不允许谷物从王国的一个省运往另一个省的省级限制已经完完全全取消，“谷物能够出口到任何其他国家的自由在通常情况下”已作为王国的习惯法被建立了起来。这个学派的著作浩如烟海，它们不仅讨论什么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或什么是国家财富的性质和起因，不仅这样，讨论文官政府的每一部门应负的职责，一切这些著作也都含蓄地遵循着魁奈先生的学说，看不出有任何的改变。

基于这个原因，绝大多数的著作中非常少有什么不同。在曾任马提克岛总督的梅西矣·戴·拉·李维埃先生的一本小册子的名称中能够找到关于这个学说最明确和最连贯的说明，它的名称是《政治团体的自然和基本秩序》。整个学派对他们导师的钦佩不低于任何古代哲学宗派对于他们体系的创始人的钦佩，尽管他们的导师本人是一个非常谦逊和非常朴实的人。一个非常勤奋和深受尊敬的作者戴·米拉波侯爵说：“自从有这个世界以来，曾经有三大发明给予了政治社会稳定，它们独立于其他丰富和装饰政治社会的发明之外。第一个发明是文字的发明，它赋予人类以原原本本地传达他的法律、契约、编年史和发明的力量。第二个是货币的发明，它把文明社会间的一切关系捆绑在一起。第三个是经济表，它是上面所说的两个发明的结果，它通过完善他们的目的是使两者更加完整。它是我们时代的伟大发现，我们的后代将会从中受益。”

现代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对于制造业、外贸和城镇工业相比对农业和农村工业更加优惠。此外一点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就遵循了一个不同的准则，对农业比对制造业和外贸更加优惠。

制造品因为体积小而包含的价值大，依照这一点就比大多数的原生产物从一个国家运往另一个国家所需的费用要少得多，所以差不多在一切的国家它们都是外贸的主要支柱。除此之外，在幅员比较小，内陆贸易条件比不过中国的国家，通常都需要外贸的支持。那些幅员不辽阔仅仅够带来一个狭小的国内市场的国家，或者国内省间交通非常不便让任何一个地区的货物没法享受到该国所可以带来的国内市场的国家，没有广阔的国外市场，就不可能繁荣。

一定要记住，制造业的完善完完全全取决于分工，然而能够引进到任何制造业的分工程度如前面已经讲过的：一定要受到到市场的大小的调控。然而满清帝国的辽阔的市场众多的居民，多种的气候还有相应的不同省份内不同产物，再加上大多数省份之间的非常方便的水运使得中国的国内市场是这样的广阔，以致一个国内市场就足够支撑非常大的制造业，而且允许极其细致的分工。

古埃及的政策还有印度斯坦的政府的政策看上去也都是偏向于农业，然而，轻视其他行业。

在古埃及和印度斯坦，所有人民被划分成不同的等级或部落，每个等级都是从父亲到儿子只可以从事某一职业或某一类职业。僧侣的儿子就只可以作僧侣；当兵的儿子就只可以当兵；劳工的儿子只可以当劳工；纺织工的儿子只可以当纺织工，裁缝的儿子只可以当裁缝，等等。在这两个国家里，最高的等级是僧侣；当兵次之；在这两个国家里农民和劳工又超过商人和制造业者。

这两个国家政府都非常重视农业的利益。古埃及君主为恰当地分配尼罗河的水源所建造的水利工程在古代是闻名的。有些建筑被毁坏后的遗物仍然受到旅游者的赞叹。印度斯坦的古代君主为恰当分配恒河还有其他非常多河流的水资源所建造的同类工程尽管没有那么有名，看上去也与此同样伟大。所以，这两个国家尽管有的时候发生饥荒，然而仍然以土地肥沃著称于世。尽管这两个国家都是人口极多，然而在通常年景，他们仍然要向邻邦出口大量的谷物。

古埃及人对海洋怀有一种迷信的反感，同时因为印度教不允许他的教徒在水上生火，从而不允许在水上蒸煮食物，这样而来，事实上就不允许了他们到远海航行。埃及人和印度人差不多一定要完完全全依赖其他国家航运出口到他们国家的剩余产物，然而这个依赖性必定限制了市场，所以也必定阻碍了剩余产物的增加，而且它对制造品增加造成的挫伤必定比对原生产物增加造成的挫伤更大。因为比制造品重要的土地原生产物更加需要一个比较广阔的市场。

一个制鞋匠一年里能够制造300多双鞋子，然而他们的家庭可能一年还穿不了6双。除非他至少有50个就像自己家庭那样的顾客，要不然他就没有方法卖掉自己的劳动的一切产品。在一个非常大的国家里，人数最多的工匠阶级也不到全国家庭总数的五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然而，就像法国和英国这样的大国，根据有些作者的统计，从事农业经营的人口占全国居民的一半，然而有些作者的统计为1／3，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一个作者觉得低于1／5的。然而因为法国和英国的农作物的绝大多数是为国内所消费，依照这些计算，任何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必定要求有一两个或最多4个就像他自己那样的家庭的光顾才可以卖掉他的一切劳动产物。所以，在一个有限的市场的不利条件下，农业比制造业能够更好地支撑自身的发展。

诚然，在古埃及和印度，外国市场的限制条件在某种程度上由非常多方便的内陆航运得到了补偿，方便的内陆航运通过最有利的方式为那些国家各个不同地区的产品打开了整个的国内市场。幅员辽阔的印度也让该国的国内市场非常广阔，足够支撑各种制造业的发展。然而古埃及幅员狭小，还比不上英格兰，这就必定使得该国的国内市场时刻都显得过于狭小，难以支撑大量的制造业的发展。作为印度斯坦的一个省的孟加拉大多数时候要出口大量的大米，然而它更加出名的不是出口谷物，而是出口大量的制造品。相反，古埃及尽管出口一点制造品，特别是高级亚麻布还有其他一点货物，然而却总是通过他出口大量的谷物而最著名。它长期是罗马帝国的粮仓。

中国、古埃及还有印度在不同时期所分裂成的王国的君主总是从某种地租中获取他们整个的收益，或者收益的最大多数。这个地租就像欧洲的什一税一样，据了解构成了土地产物的1／5，它们依照某一评估征收实物，或者征收货币，因而依照土地产物的不同和变化一年一年不同。所以，这些国家的君主应该很容易对农业的利益非常关注，因为农业的兴衰直接决定着他们收益的增长或减少。

古希腊共和国和罗马共和国的政策尽管对农业比对制造业或外贸更加尊重，然而看上去它们主要是阻碍后者的发展，并不是对前者给予任何直接的或有意的鼓励。在古希腊的几个古国，对外贸易是完完全全不允许的。不仅这样有些国家则觉得工匠和制造业者的职业有损于人体的体力和敏捷，让身体没法养成军事训练和体育训练所要在人体中形成的习惯，从而让身体没法经受到战争的疲劳和所遭遇的危险。这些职业被认为只适宜于奴隶，所以自由民不允许从事这些职业。也就是说，即便在那些没有颁布这样的禁令的各邦，举例来说在古罗马和雅典，大多数的人民事实上也是不允许从事现在大多数时候为城镇居民中下层人民所从事的那些职业的。

在雅典和古罗马，这些工作几乎都是由富人的奴隶来承担。他们为了主人的利益而操劳，当自由民的产品和富人的奴隶的产品进行竞争的时候，他们主人的财富、权势和所得到的保护差不多使穷苦的自由民没有方法为自己的产品找到市场。然而，不管是在机器的改进方面，或是在便于劳动和缩短劳动时间方面。对工作的组织和分配，所进行的一切最重大的改革也都是自由民的发现。假如有一个奴隶提出任何这类改良，他的主人就会非常容易地把他的建议看成偷懒的借口，是想用主人的钱去减轻自己的劳动。

这时，这个穷苦的奴隶不但得不到奖励，可能还要受到斥责，甚至还要受到某种惩罚。所以，在奴隶所从事的制造业，大多数时候完成同量的工作总是要比那些由自由民所从事的制造业所花费的劳动多。所以，前者的产品大多数时候必定要比后者生产的产品昂贵。孟德斯鸠先生曾经指出过，匈牙利的矿山尽管并不比靠近的土耳其的矿山更富饶，然而开采的费用却总是比土耳其的少。这是因为土耳其的矿山是由奴隶来开采的，那些奴隶们的手臂就是土耳其人想到过的唯一可利用的机器。然而匈牙利的矿山是由自由人开采的，他们利用了大量的机器，然而机器带来方便缩短了他们的劳动时间。从现在所明白的一点点关于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制造品的价格，能够看出比较高级的产品是非常昂贵的。丝绸的重量是通过黄金计算的。

诚然，丝绸在当时不是欧洲的制造品。因为它完完全全是从东印度运来的，长途运输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价格昂贵的原因。然而据了解妇人有的时候付给高级亚麻布的价格仿佛也是与此同样的昂贵；然而亚麻布大多数时候都是欧洲，或者最远也不过是埃及的制造品。这样的昂贵的价格就只可以是因为投入的劳动的巨大费用所造成的了，不仅这样，这个劳动的费用又因为生产中所利用的机器的笨拙而增高。高级毛织品的价格尽管没有这样昂贵，然而，仿佛也大大地超过现在的价格。

普林尼告诉我们有些使用某种特殊方法染的衣料，1磅重就要值100第纳尔，或3镑6先令8便士。用此外一种方法染的其他衣料1镑就值10第纳尔，或33镑6先令8便士。然而一定要记住，1罗马镑只值我们常衡12盎司。诚然，这么高的一个价格看上去主要是因为染料。然而假如不是衣料本身比我们现在制造的任何衣料要贵很多，也就不可能用这样昂贵的染料染了。要不然，附属物的价值和主体物的价值太不成比例了。同一作者所提到的一种放在桌旁的长椅上能够靠的叫做特里克里纳丽的毛织枕头或垫子的价格更是贵得令人难通过置信。这样的枕头据了解要值3万多镑，有的要值30多万镑。这么高的价格他也没有说是因为染料的原因。

阿邑斯诺特博士说，古代的时髦男女的衣着看上去比现在的花样要少得多。我们在古代雕像上面所看到的极少的款式证实了他们的说法。他依照这一点推论古代人的衣服总的来说必定比我们现在的便宜。然而这个结论仿佛有些勉强。因为当时髦的服装价格十分昂贵时，他花样必定非常少。然而随着制造技术和工业生产力的增高，任何一件服装的价格都变得适中时，花样很容易就会增多。富人不可能通过任何一件服装的费用来夸耀他们自己时，自然而然就会竭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服装来做到这一点。

前面已经指出过，任何一个国家商业的最大和举足轻重的部门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间所进行的贸易。城镇居民从农村得到构成他们的生产材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的天然生产物；他们通过送回农村一定数量的制造品和半成品来支付这个天然生产物。在这两部分人民之间所进行的贸易基本上是由一定数量的原生产物和必定数量的制造品构成的。所以，后者越贵，前者就越便宜。任何一个国家里任何提高制造品价格的试图就是降低土地原生产物价格的试图，从而会阻碍农业的发展。

一定数量的原生产物，也就是说，一定数量原生产物的价值，所可以购买的制造品的数量越小，那一定数量的原生产物的交换价值就越小，对地主通过改良土地或农民通过改进耕作而提高产量的鼓励也越小。除此之外，任何一个国家想减少工匠和制造业者人数的试图，必定就会缩小国内市场——土地原生产物的一切市场中这个举足轻重的市场，从然而更进一步挫伤农业的发展。

所以，把农业置于一切优先地位的那些体系，为了促进农业，而对制造业和外贸实行限制，这正好走到了他们所提倡的目的的反面，间接地挫伤了他们原想促进的那一种产业。可能，到目前为止他们比商业体系更加矛盾。那个体系是希望借助给予制造业和对外贸易比农业更多的鼓励，把社会的必定份额的资金从支持比较有利的一种产业转入到支持利益比较少的一种产业。它事实上最终仍然是鼓励了它试图促进的那一种产业。相反，这些农业体系事实上最终却是挫伤了他们自己心爱的一种产业。

正是这样，每一种体系或者竭力通过某些特殊的鼓励使产业的某种特殊部门得到比他自然情况下发展更大的一份社会资金：或者竭力通过特殊的限制强迫原本把用于投资该产业的部分资金从该产业中分离出来。两者事实上都是和他原想要促进的伟大目的背道而驰的。它不仅没有加速，反而延缓了社会走向实际富裕和强大的进程，它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是减少了社会土地和劳动年产量的真正价值。

所以，当优惠和限制的体系一切被取消以后，一个清晰而简单的天然的自由的体系就自然地建立了起来。每个人只要他不违犯公正的法律即可以完完全全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方式去追逐他自己的利益，就能够把他的勤劳和资金和其他任何人或任何一类人的勤劳和资金进行竞争。君主也可以完完全全摆脱监督，引导私人的劳动而且让他最符合社会利益的责任。在想要履行那种职责时，他总是一定要面对数不清的迷惑，而且人类的智慧或知识也总是不足够让他能够合适地去履行那一职责。依照天然的自由的体系，君主只有三个职责需要履行，而且是三个十分重要的职责，它们对寻常人来说是简单易懂的：

(一)保护社会免受到其他社会的侵犯和入侵；

(二)尽可能保护社会每个成员免受到社会任何其他成员的不公正待遇或压迫；

(三)建立或维护某些公共工程和某些公共机构，它们是任何一个人或少数个人为了得到自身的利益绝不可能建立和维护的。因为他的利润永远也不可能补偿任何个人或少数个人的费用，尽管它们经常对社会整体所作的贡献可能远多于对社会整体的补偿。

君主要恰当地履行这几种职责必定需要一定的费用，然而这个费用又必定要求一定的收益来支持它。因此在下一篇我将会竭力阐述：首先，什么是君主或联邦的必要费用？而且其中的哪些费用应由全社会的共同贡献来支付；其中哪些仅由社会某一特定部分或社会某些特定成员的贡献来支付，此外，全社会可用哪些不同的方法来支付全社会不容推卸的费用，还有每一种方法的主要优点和不方便之处，再者，什么理由和原因让差不多一切现代政府都拿出他收益的一部分进行抵押或举债，还有这些债务对国家实际财富和对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的影响是什么？所以下一卷自然而然地把它分为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