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两种政治经济学体系

第一章 商业主义或重商主义的原理

财富由货币或者金银组成，这一个流行概念是由货币——既是商业的媒介，又是价值的尺度——的双重性自然而然产生的。因为它是商业的媒介，所以当我们有货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比用其他任何商品更加方便地获得我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我们常常感到弄到货币是头等大事。而当货币弄到了手，之后购买什么东西也就不困难了。因为它是价值的尺度，我们就用各种商品所能交换的货币量来估算其他所有的商品。我们谈到占有许多货币的人，也就说他是富人；而谈及并没有什么货币的人，就说他就是穷人。一个节俭的人，或者一个迫切想当富人的人，人们总说他是个非常爱货币的人；而一个粗心大意，慷慨大方，或者铺张浪费的人，人们老是说他是个对于货币漠不关心的人。发财就是设法搞到货币，简言之，财富以及货币在普通的语言里在各个方面都被看做了同义词。

一个富有的国家，就像一个富人一样，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占有充足的货币的国家。任何一个国家都把积累金银视作是通往富裕的便捷途径。在美洲发现后有一段时间，当西班牙人到达任何的一个陌生的海岸的时候，他们问的第一句话常常就是附近地区发现了什么金子或者银子没有？依据他们所获得的信息他们再作出判断：是否值得在那儿定居，抑或是这个国家是否值得征服。

洛克先生曾经给货币以及其他各种可以移动货物作出了一个严格的区分。他说，所有的其他的可移动货物本性都十分容易消费掉，因此不可能过分地依赖它们组成的财富，并且一个国家即便在一年里有非常多的可移动货物，同时也没有出口，仅仅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浪费以及奢侈，到第二年这些货物就可能变为非常大的短缺。反之，货币是一个稳固的朋友，它即使可能从一个人的手里被转移到另外一个人的手里，但假如能使它保持在国内不流出国外，就不太可能被浪费以及消费掉。所以，依据洛克先生的意见，金银是一个国家可移动财富中最为坚固以及最实际的一部分。他觉得由于这个原因增加这一些金属就应该是一国的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目的。

因为这些流行的观念，欧洲各国对于他们各自国家内每种可能的积累金银的方法都进行了研究，即使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效。西班牙以及葡萄牙是向欧洲提供金银的主要矿山的所有者，他们曾经以最严厉的惩罚禁止金银出口，或者对于出口征收非常重的关税。类似的禁止好像在古代曾经作为绝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的政策的一个部分。甚至在某一些古苏格兰议会的法案里我们根本并没有指望会发现它的地方，也发现了相似的禁令：对于携带金银向王国外地者课以重罚。法国以及英国古代都采用了类似的政策。

当这些国家变成了商业国之后，商人便发现在许多场合这种禁止非常不便。他们用金银常常要比用其他任何商品能够更为便利地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外国商品以输入国内或者运往其他国家。所以，他们抗议这样的禁止，责备它不利于贸易。

第一，他们提出出口金银来购买外国商品并不老是会减少王国内金银的数量。反之，它经常还会增加王国的金银数量。因为假如外国商品的消费在国内并没有因此而增加，那些商品能够再出口到国外，谋取非常大的利润，这样就可带回比以前送往国外购买它们的时候的金银要多得多的财富。盂先生把对外贸易的这种运作来比作农业的播种以及收获。他说，“假如我们仅仅看到农夫在播种的时期的活动，当他把许多好的谷物投到地里的时候，我们将认为他并不是一个农夫，却是一个疯子。不过当我们考虑到他在收获的时候的劳动是他努力的结果，我们将会发现他的活动的价值以及巨大的增值。”

第二，他们提出这样的禁止并不可以妨碍金银的出口。因为金银的体积和它们的价值相比非常小，非常容易走私国外。与此同时他们提出这种出口只能通过一种适当的关注才可以阻止，这就是所谓的贸易差额。当王国出口价值多于进口价值的时候，外国就欠了它一个差额，而这一差额外国必须用金银向它支付，如此一来也就增加了王国的金银数量。不过当国家进口价值大于其出口价值的时候，反之王国就欠外国一个差额，这个差额也需要以同样的方式偿还，所以也就减少了王国的金银量。在这种情况之下禁止金银的出口无法阻止金银量的减少，只会使其变得更为危险，使其变得更为昂贵。汇兑因而将变得要比原先更不利于有逆差的国家，购买外国汇票的商人对于出售外国汇票的银行不仅仅要承担把货币送到国外的天然风险、麻烦以及费用，还要承担由于禁止出口而产生的意外风险。不过汇兑对于一个国家越是不利，贸易的差额肯定也对于它越不利。和具有贸易顺差的国家相比较，具有逆差的国家的货币肯定会变得更为不值钱。比如说，假如英格兰和荷兰之间的汇兑有5％不利于英格兰，则英格兰就将需要 105盎司的白银才可以购得荷兰100盎司白银的汇票。所以，英格兰105盎司白银才会值荷兰100盎司白银，与此同时也才能购买到相应的数量的荷兰货物；反之，荷兰100盎司的白银，将会价值英格兰105盎司的白银，与此同时将能购得相应数量的英国货物。出售给荷兰的英国货物也将依据汇兑的差价相应地便宜那样多，而卖出给英格兰的荷兰货物则将相应地贵那样多。前者将让英格兰依照那个差价从荷兰少获得一些荷兰货币，而后者又将让荷兰按照那个差价多获得一些英国货币。因此，贸易差额肯定在相应的程度上不利于英格兰而要求向荷兰出口更加多的金银。

这些议论一部分是有根据的，一部分则是诡辩的。它们之所以是有依据的，是由于它们断言贸易当中的金银出口常常是对于国家有利的。他们断言当私人发现出口金银有利可图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禁令可以阻止金银出口。不过认为不论是为了保持或者增加本国的金银量都要求政府要比对于保护或者增加其他任何有用商品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这一方面上它们就是诡辩的了。因为对于其他任何有用的商品，无需任何这种关注贸易也总会保证这一些商品的适量的供应。它们断言高汇价肯定增加他们所谓的贸易逆差，或者引起金银更大量的出口，这一点或许也是诡辩的。确实，高汇价对于必须向外国支付货币的商人非常不利，他们对于银行给他们开出的外国的汇票所支付的价格是要昂贵了很多。即使由于禁令而产生的风险或许使银行要付出某一些意外的开支，却不一定要把更加多的货币带出国外。这一些费用通常都是在走私货币出国的时候在国内支付的，绝对不会超出汇出的数量半个铜子。高汇价也自然而然会让商人竭力使他们的出口以及进口差不多平衡，以让他们为这个高汇价所付的尽可能地少。除此之外，高汇价肯定会起到一个税收的作用，抬高外国货物的价格，从而减少外国货物的消费。所以，高汇价将不至于增加，而只会减少他们所谓贸易逆差。然后也减少金银的出口。

但是，即使如此，那些议论还是让它们的听众深信不疑。这些议论是商人们向国会、王公会议、贵族以及乡绅们讲述的；是由那些被认为懂得贸易的人向那些自认为对于贸易一无所知的人讲述的。经验向贵族、乡绅以及商人表明外贸能够使国家富裕。不过怎样或者用什么方法，他们谁也不了解。但是，商人们非常清楚外贸是以什么方法让他们自己富裕的，了解这一个道理也是他们的事情。不过弄清外贸以什么方法让国家富裕则全然不是他们的事情了。只是在他们向政府申请对于外贸易法做某一些变更的时候，这个题目才引发他们从未有过的思考。这个时候他们必须对于外贸的好处说出一点名堂来了，与此同时指出现行的法律又是如何地破坏着这些好处。应当就此事作出判决的裁判被告知对外贸易给国家带来了货币，不过现行有关法律却阻挡着它给国家带来应有的那样多的货币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说明十分令人满意。所以，这一些议论产生了预想的效果。法国以及英国把对禁止金银出口的禁令局限在各个国家的铸币上。外国铸币以及金条银条仍可自由出口。在荷兰还有其他某些地方，这种出口的自由甚至放宽到本国的铸币。政府的注意力就从监视金银的出口而转移到注视贸易的差额，把它看做能引起金银任何增加或者减少的唯一原因。所以从一种徒劳无益的关注转向到另外一种更为复杂、更为麻烦以及同样徒劳无益的关注。盂的书名“英格兰的财富在外贸当中”成为不仅仅是英国，也是其他的商业国家当中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信条。内陆或者国内贸易，能够给相等的资金提供最大的收入，创造国内最大部分人民就业的机会——这一最为重要贸易都被看做了外贸的一种辅助。听说，这种贸易既并没有给国家从外面带来货币，也不把任何的货币带出国外。因此，国家从来既不会因有它而变得更加富，也不会因没有它而变得更加穷，它的繁荣或者衰落最多只可能对于外贸状况产生一点间接的影响。

一个没有自己矿山的国家毫无疑问需要从外国进口金银，就像一个没有葡萄园的国家需要从国外进口葡萄酒一样。但是，政府好像并不必要比关注后一目标更为关注前一个目标。一个国家有钱购买葡萄酒，在它需要葡萄酒的时候，它总会买得到葡萄酒。同理，一个国家有钱购买金银，绝对不会缺少金银。金银就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样是能够用一定的价格购买获得的，并且宛如它们是所有的其他商店的价格那样，所有的其他商品也是它们的价格。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没有政府的任何的关注自由贸易将总是可以供应我们所需要的葡萄酒；我们能够完全放心自由贸易将会总是能供应我们在商品流通或者其他用途中所需购买或者运用的金银。

人的勤劳能够购买或者生产的每一种商品的数量，在每个国家中自然地是根据对于它的有效需求或者根据愿意支付生产它以及把它送往市场所需支付的全部地租、劳动以及利润的人的需求而调节着自己。不过并没有其他任何商品能比金银更为容易或者更为准确地依照这个有效需求来调节自己。这是因为，这一些金属的体积小而价值大，并没有任何的其他商品要比它们能更为容易从一个地方输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便宜的地方运送到昂贵的地方，从多于有效需求的地方输送到有效需求不足的地方。比如说，假如英格兰对于黄金的有效需求超过了本地所有，则邮船就会从里斯本或者其他有黄金的地方运来能够铸造500多万几尼的50吨黄金。不过假如有效需求是同等价值的谷物，则进口谷物5几尼1吨，将会需要100万吨的航运，或者载重1000吨的船只1030艘。英格兰的所有的海军船舰会都不够。

由任何的一个国家进口的金银超过有效需求，政府的任何警惕都无法阻止其出口。动辄处死的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的法律都将无法使金银保留在国内。从秘鲁以及巴西不断进口的金银，超过了上述的两个国家的有效需求，使这两个国家的金银价格要低于相邻各国家。相反，假如任何一个国家金银的数量无法满足其有效需求，导致金银价格上扬得高于相邻各国的价格，则政府并不需要劳神去进口金银。假如政府阻止进口，也无法奏效。当斯巴达人有财力购买金银的时候，金银就冲破了革克尔加斯法律反对金银进入内斯得蒙的所有的障碍。所有严峻的海关法都无法阻止荷兰以及戈登堡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进入英格兰，由于它们要比不列颠印度公司的茶叶更便宜一些。但是，1磅茶叶的最高价格用白银支付常常是16先令，而1磅茶叶的体积大概是16先令的体积的100倍，是同一个价格的黄金的体积的2000多倍，所以走私茶叶要比走私金银困难多倍。

部分是因为金银从富足的地方运到稀缺的地方容易，金银的价格不像其他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那样不断地波动，其他大多数商品在市场出现过剩或者短缺的时候，因为它们的体积大阻止了他们的流动。当然，金银的价格也并不是全都没有波动，只是它的变化常常是缓慢、逐渐并且是统一的。比如，在欧洲有人觉得 (这种看法或许是并没有多少根据的)，在本世纪还有上世纪的过程中，因为从西属印度不断进口金银，使得其价值一直在不断地贬值。

不过，为了使所有的其他商品的价格立刻能够感觉到明显的提高或者降低，对于金银的价格作出任何的突然的变动，就会需要在商业当中进行一场像发现美洲的时候所引起的革命。

即使如此，假如在一个有财力购买金银的国家什么时候出现了短缺，则要比起其他的任何商品的短缺而言，能够有更多的应急措施保证金银的供应。假如制造业的原料短缺，产业就必须停产。假如食品短缺，人民就肯定会挨饿。但假如货币短缺，以货易货可以填补其空缺，即使会有非常多不便。通过赊账进行买卖，商人们一月一次或者一年一次清偿彼此的债务来弥补货币的短缺，也较为方便。假如采用一种调节得当的纸币来填补这个短缺，不仅仅不会有任何的不便，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有某些好处。因而，任何的一个政府把注意力投放在保持或者增加国内的货币的数量上从来都不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并没有什么抱怨要比对于货币的短缺的抱怨更普遍的了。货币就像葡萄酒一样，对于那一些既无财力购买它，又无信用可以借到它的人来说肯定总是短缺的。对于那一些具有两者的人来说在他们需要货币或者葡萄酒的时候，都绝不会感到短缺。但是，抱怨货币短缺的人并不总是仅仅限于只顾眼前，不顾将来的挥霍者。有的时候在整个商业城市及其邻近农村都有这样的抱怨。过度的贸易是造成这种抱怨的共同原因。头脑清醒的人假如他们的经营计划不和其资本相称，他们就会像那一些开支和收入不相称的挥霍者一样，同样或许会既无财力购买货币，又无信用去借到货币。在他们的计划可以完成之前，他们的资金就用罄了，他们的信用也同归于尽了。他们四处奔走借钱，而每一个人告诉他们的都是无钱可借。即便是这种常见的对于货币短缺的抱怨，也无法总是证明国内并没有惯常数量的金银币在流通，而仅仅证明想买这一些金银币却没钱去购买。当商业的利润出现多于平常的利润的时候，过度的贸易就成了大小商人一个经常犯的错误。他们即使不总是把超过寻常数目的货币送到国外，不过他们用赊账的方式在国内以及国外购买多于寻常数量的货物，他们把它们送往某一个远方的市场，希冀在支付货款之前能收回本利。假如在收回本利之前，付款时期就到了，那他们手头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去购买货币或者为借款作出可靠的担保。因此并不是什么金银短缺，而是这一些人感到借贷的困难还有他们的债权人感觉收回债款的困难引起了对于货币短缺的普遍的抱怨。

假如再去严肃地证实财富并不是由货币，或者由金银构成，而是由货币所购买的东西组成，并且货币只是用于购买才有价值，就将是非常荒谬可笑的了。货币无疑地总是组成国家资金的一部分，不过我们早已表明它仅仅构成一小部分，并且总是其中最为无利可图的一部分。

并不是由于财富主要地是由货币(和货物相比)构成，商人才感到一般用货币购买货物要比用货物购买货币容易，而是由于货币是已知的确立了的交易媒介，任何的东西都容易与之交换，不过在与任何东西的交换中得到货币却并不总是同样的容易。除此之外，绝大多数的货物都要比货币更易腐烂，并且保存它们货主经常可能要遭受更加大的损失。当商品作为货物在手中的时候，他更可能遇到一些他无法满足的对于货币的需求，而他将货物变成了它们的价格放在他的钱柜里的时候，他就不会有这些现象。在所有一切之外，他的利润更直接地是来自于出售货物，而不是购买货物。基于所有的这些原因，常常他是更迫切地需要把货物换成货币，而不是把货币换成货物。不过即使某一个商人库房里装满了货物，有的时候他可能因为没能及时出售这一些货物而破产，不过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则不会发生同类事件。一个商人的所有的资本常常是由预定用以换取货币的容易腐烂的货物构成的。不过一个国家的土地以及劳动年产物，其中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能够预定为从邻国购买金银之用，其中绝大多数是用以在国民中流通以及消费。即便是送往国外的剩余部分，其中的大多数通常也是预定用来购买外国货物。所以，即便一个国家并没有用来交换预定购买它们货物的金银，一个国家也不致破产。当然，它或许遭受某一些损失以及不便，被迫采取某一些填补货币空缺所必需的应急措施。即使其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将不变，或者十分接近，不过这相同的，或者几乎相同的可消费资本仍将用于维持那个国家。即使货物招引货币并不总是像货币招引货物那么容易，但是从长远来讲，以货物招引货币甚至要比以货币招引货物更为必要。货物除去可购买货币之外，还可用作许多用途，而货币除去购买货物外，别无其他用途。因此，货币肯定追逐货物，但是货物并不总是必须追逐货币。买货物的人并不总是想再次出售出去，经常是为了使用它或者消费它。而卖出货物的人则总是卖出了又要再次买进。前者购买货物经常可能就完成了他的所有的工作，而后者出售货物最多只完成了他的工作的一半。人们需要货币并不是为了货币本身，而是为他们能够用货币进行购买。

人们说，可以消费的商品坏损得快，而金银则具有比较大的耐久性。假如并不是由于不断地出口，能够长期积累在一起，让国家的真实财富增加到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所以，有人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最为不利的莫过于用这种耐久的商品交换那一些容易腐烂的商品的贸易了。但是，我们并不认为用英国的铁器交换法国的葡萄酒是对于我国不利的贸易。的确铁器是一种非常耐用的商品，假如不是因为不断地出口这一些铁器，长时间积累在一起，我国的锅盘的数量将会增加到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是平常的情况是：每一个国家这类用具的数量肯定要为该国使用的需求所限制，锅盘的数量超过用以烹调当地常常所消费的食物的需要也将会成为荒唐可笑的事。假如需要烹调的食物量增多了，锅盘的数量肯定将自然随之增加，即将一个部分增加的食物用以购买它们，或者用以维持增加的制作锅盘的工人的生活。一样常见的情况是：每一个国家的金银量是受到这一些金属的用途的限制的。它们的用途包括作流通商品的铸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家具的餐具；而每一个国家的铸币的数量是受到通过它而进行流通的商品的价值所控制的；流通的商品的价值增加了，其中的一部分立刻就会被送往国外到有铸币的地方去购买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新增数量的铸币。金银餐具的数量则是受沉溺于这种豪华气派的家庭数量以及财富所调控的；这种家庭的数量以及财富的增加还有一部分这种增加了的财富非常可能用于购买他们所能寻找到的新增数量的金银餐具。所以凡是力图通过引进或者扣留不必要的数量的金银于国内来增加财富均是荒谬的，其荒谬的程度就像力图通过迫使私人家庭保留没必要的数量的厨具来增加家庭的欢乐一样，就像购买那一些不必要的厨具的费用只会减少或者降低而不会增加或者提高家庭食物的数量以及质量一样。每一个国家购买不必要数量的金银的费用肯定会减少用于吃穿住方面的财力，用于维持人民生活以及雇佣人民的财富。必须记住，金银不管是作为铸币抑或者是作为餐具都是和厨房用具一样的用具。增加金银的用途，通过它们来增多消费商品的流通、经营以及制造，你就肯定会增加它们的数量。不过，假如你想用异乎寻常的方法来增加其数量，你就一定会反而减少其用途，甚至减少其数量，由于这些金属的数量绝对不可能大于其用途的要求。假如它们积累得超过了那一个数量，因为它们的运输是这样地容易，任其闲置而不用的损失又是这样巨大，以至于并没有什么法律可以阻止它们立即被运往国外。

并不总是需要积累金银才能使一个国家在远方进行战争以及维持在遥远的国度的海陆军的生活。海陆军是依赖于消费品维持生活，而不是依赖于金银维持生活。一个国家从他的国内工业的年产物当中，从其土地、劳动以及消费资本的年收入当中拿出一部分，就有财力在遥远的国度购买这些消费品，就可以维持那里的战争。

一个国家从下面的三个不同途径能够在远方国家购买到军队的薪饷以及食品： (一)把一部分积累的金银送往外国；(二)把其制造业的一部分年产物送往国外； (三)把它的年原生产物部分送到国外。

在任何的一个国家能够被正当地视作积累或者贮存的金银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一)流通的货币；(二)私人家庭的金银器具； (三)君主多年节俭积累起来存放在国库里的货币。

从一个国家的流通货币中极少能节余出非常多东西，由于在流通货币中极少能有许多过剩。一个国家年生产以及销售的货物的价值要求一定数量的货币进行流通以及把它们分配到适当的消费者的手中。除此之外，它也无法使用更多的货币。流通的渠道肯定要吸引足够数目的货币来填充它，与此同时它也绝不要求过多的。但是，在对外进行战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常常就要从这个渠道撤走。因为国外要维持大量的人员，国内维持的就少了一些。国内流通的货物也相应地少一些，需要用以流通它们的货币也将变少。在这样的场合常常发行大量的额外纸币，这种或者那种证券，比如财政部债券、海军债券、英格兰银行债券等就可以填补流通当中金银的空缺，并且为更大量的金银送到国外提供一个机会。但是，所有这一切对于维持耗资巨大历时经年的对外战争也只能提供一点可怜的资源。

在每次这种场合都发生的熔化私人家庭的金银餐具那就更加显得无足轻重了。在上次的战争开始的时候法国从这种措施中所得到的好处还不足以补偿这一风尚所造成的损失。

过去的年代，君主积累的财宝曾经提供了更大的以及更持久的资源。在现在的年代，假如把普鲁士王除外，积累财宝好像已不再成为欧洲君主政策的任何的部分了。

维持本世纪对外战争——或许是历史所记载的花费最大的战争——的基金看来已对出口流通货币，或者出口私人家庭的餐具，或者君主的国库的依赖极少。上次对法战争耗去了不列颠9000万镑以上，不仅仅包含新签订的债7 500万镑，并且还有附加的1镑2先令的土地税，还有每年从偿债基金当中的借款。这个费用的2／3以上是用在了远方的国家，法国、葡萄牙、美洲还有地中海的各港口以及东西印度。英格兰国王并没有积累财宝，我们也从没有听说过熔化了任何大量的金银餐具。据推测那个时候英国流通的金银不超过800万镑。但是，听说自从上次金币重新铸造以来这一个数字是大大地低估了。所以，根据我记得我看到过或者听说过的最夸大了的计算，我们能够推测金银总共一起达到了 3000万镑。假如那个战争是通过我们的货币进行的，则依据这个计算，在六七年的时间中全部货币必须是先送出然后又重新返回了最起码两次以上。假如这个推测是能够成立的，它就可以给我们提供最有决定性意义的论据证明政府完全没必要去监视货币的保存，由于根据这个推测国家的全部货币肯定从国内流出去而后又流回来，并且在这么短的一段时间中就往返了两次。但是在这段时间中流通渠道从没有显得要比平常更为空虚。有财力买货币的人，极少有人短缺货币。确实，外贸的利润在整个战争期间要比平常大，尤其是在战争接近结束的时候。这个引起了(也是它常常引起的)不列颠的所有的港口的普遍的过度贸易，与此同时这个过度贸易又再次引起了对于货币短缺的抱怨，这种抱怨总是紧随着过度的贸易而出现。这个时候，许多人需要货币，但是他们既无财力去购买货币，又无信用可借到货币。与此同时债务人感到难以借贷，而债权人感觉难以收回债款。但是，拥有能够换取金银的价值的人，常常都应能以他们的价值交换金银。

所以，上次战争的巨大费用肯定主要是由出口不列颠的这种或者那种商品所支付的，而不是用出口金银所支付的。当政府，或者政府领导之下的官员同商人签约将款汇往某一国家的时候，那个商人当然将竭力向接受期票的外国代理人输送商品，而不是输送金银。假如那个国家不需要不列颠的商品，他将会竭力将商品送往另外的某一个他能购买到所需要款项的国家。当输送的商品刚好适合市场的需要的时候，便总是可以获得非常可观的利润，而输送金银则非常少有获得什么利润的。当金银送到国外以购买外国商品的时候，商人的利润则并不是来自于购买外国商品，而是来自于回收，来自于出售在外国购回的外国商品。不过假如金银的出口仅仅为了支付债务，那么他无法得到任何回收，自然也就得不到利润。所以，他自然会努力去寻找一种通过出口商品，而不是出口金银的方式来支付他的外债。《国家的现实》的作者指出，上次的战争期间大宗不列颠货物的出口并没有带回任何的回收。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三种金银之外，在所有的大的商业国家当中还有大量的金锭以及银锭不断地进行外贸。这一些金锭银锭就像国家铸币在每一个国家内流通一样在不同的商业国家中流通，它们能够视作大商业共和国中的货币。国家铸币的运动和流向受每一个国家不同地区所流通的商品的支配，而这个商业共和国的货币则受到不同国家间所流通的商品的支配。两者都是用来方便交易。前者用于同一个国家的不同的个人之间，后者用于不同国家之间。这个大的商业共和国中这一部分货币，其中的部分可以用来，说不定已用于进行上次的战争。在一次全面的战争中，人们自然会认为受到战争的影响货币的流动以及流向会不同于平时，它们应当更多的是在战争地段的周边流通，并且更多地用于在那里还有在邻近国家购买不同军队的薪饷以及食品。但是这个大商业共和国的这部分货币中有多大一部分是不列颠每年可能这样使用了呢，它肯定是每年或者用不列颠的商品，或者用不列颠商品购买来的某一些东西购买的。它们依然把我们带回到商品上，带回到英国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上，这是让我们可以把战争进行下去的最后资源。确实，它自然地使我们觉得每年如此大的一个开支肯定要由巨大的年产物支付。比如，1761年的费用达到了1900万镑以上。并没有任何的积累可以支持每年如此巨大的挥霍。甚至也没有什么金银的年产量能够支持这样一个挥霍。依据最准确的统计，从西班牙以及葡萄牙两国每年进口的全部金银常常也不超过 600万英镑，这个数字在有一些年里还不足够支付上次战争中4个月的费用。

看来最适合于运往远方国家的商品，为了在远方国家购买军队的薪饷以及食品，或者购买该商业共和国的部分货币以用于购买军队的薪饷以及食品是较为精细以及较为先进的制造品；它们体积小包涵的价值大，因而费用不多就可出口到遥远的地方。一个国家的工业每一年能生产大量这种剩余产品出口外国，它就有能力将这样一种花费巨大的战争进行好几年，而不需要出口非常可观数量的金银，或者无需有这么一个数量的金银出口。但是在这种场合，其制造品当中每年剩余的非常可观部分必须出口，而无法给国家带回任何的回报，也不是给商人无法带来任何的回报。由于政府要购买商人的外国期票，以便在那儿购买军队的薪饷以及食品。但是这种剩余的某一些部分依然可以继续带回一些回报。在战争期间制造商对于制造业将有双重的要求，第一要求生产送往国外的商品，以偿还为支付军队的薪饷以及食品而对于外国开出的期票；第二，生产为购买国内已经消费了的外国的商品。所以，在最具破坏性的对外战争中，大多数的制造业经常可以获得相当大的繁荣；反之，在回到和平后，它们反可能走向衰败。在国家处在毁灭的时候它们繁荣，而在国家走回繁荣的时候，它们开始衰败。不列颠制造业的许多部门在上次战争期间以及在和平恢复后的某些时间所处的状况就可对于上述作一例证。

并没有什么耗资巨大以及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可以通过出口土地的原生产物而方便地进行下去的。把足够购买军队薪饷以及食品这样大数量的原生产物送到国外的费用将太过大了。也并没有什么国家所产的原生产物可以这样大大地超过维持它的本国居民生活的需要。所以，将大量的原生产物送到国外，肯定会把维持国内人民生活所需要的部分也送到了国外。出口制造品却不是这样。用于维持国内人民生活的那部分依然留在了国内，仅仅出口了它们产品中的剩余的部分。休漠先生就常常注意到英格兰古代君主：并没有能力进行不间断的长期的对外战争。在那些时候，英格兰并没有财力去买他们在国外的军队的薪饷以及食品，土地的原生产物除了国内的消费也剩余不出非常可观的数量，少数的粗糙的制造业的产品就像原生产物一样，运费太过昂贵。这种无能并不是产生于缺乏货币，而是因为缺少精细的以及较为先进的制造品。那个时候已像现今一样，在英格兰买卖已经是借助于货币进行的了。货币的流通量必须和那个时候日常进行的买卖的次数以及价值保持同一比例。它现在也是这样做的。甚至其比例还要更大一些，因为那个时候并没有货币，货币在现在代替了金银的大多数用途。在对于商业以及制造业还一无所知的国家里，君主在特殊的场合极少能从他的臣民那里得到任何重大的援助，其原因在之后的章节我将会有所说明。所以，正是在这样的一些国家，君主常常竭力积累财宝，作为应对这类紧急事件的唯一资源。因为有这种需要，君主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当然倾向于积累所要求的节俭。在那样的简朴的状况下，甚至君主的费用也并不是用于取乐于宫廷的豪华的虚荣，而是用于赏赐佃户，来款待他的侍从。不过赏赐以及款待通常不会导致挥霍，而虚荣则几乎总是导致挥霍。听说查理十二世的著名的盟友乌克兰哥萨克的头人马杰巴依的财宝就非常巨大。法国梅罗文加王朝的国王非常富有。当他们把王国分割给他们的子女的时候，他们也分配了他们的财宝。撒克逊的王子们，还有征服后的头几位国王好像同样也积累了财宝。每一个新的王朝所作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掠夺前一位国王的财宝，作为保证王位继承的最为重要的措施。文明以及商业国家的君主并没有那种必要去积累财宝，由于在特殊场合他们常常可以从臣民那里得到特殊的援助。他们同样也不太倾向于积累。他们自然而然地或许是必须跟着时代的潮流走。他们的费用结果要受到他们领地之内所有大地主的崇尚浪费的虚荣心的左右。他们宫廷内毫无意义的装饰品一天比一天更为光彩夺目，在这上面的费用不仅仅妨碍了积累，并且经常蚕食了预定用于更为必要的开支的基金。德西利达斯对于波斯宫廷的评论能够适用于许多欧洲国王的宫廷。他在那儿看到的是豪华多威力少，看到的是仆人多战士少。

输入金银并不是一个国家从对外贸易中得到的主要的，也远远并不是唯一的好处。无论在什么地方之间进行对外贸易，所有各方从对外贸易中都可获得两种明显的好处。它将那个地方并没有需要的过剩的土地以及劳动的生产物送出去，而作为回报带回某一些该地所需要的东西。通过把它们和某一些东西的交换而让他们的剩余的产物得到了价值，而换取来的那一些东西又可以满足他们部分的需要，增加了其享受。通过外贸让狭窄的国内市场不至于阻碍任何的一部门的技术或者制造业的劳动分工达到最为完善的境地。通过为他们多于国内的消费部分的任何的劳动产物开辟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鼓励了他们提高它的生产力并把其年产量提高到最高的限度，然后增加社会的实际收入以及财富。对外贸易一直就是对于所有进行贸易的不相同国家从事着这一些伟大而重要的服务。所有的不同国家都从外贸易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即使其中商人所在国常常获取了最大的好处。这是因为，对于其他某国而言，他常常更多的是从事于供应他的本国的需要，把其本国的剩余的产物输送出去，因为没有金银矿的国家进口他们或许需要的金银，无疑是对于外商业务的一部分。但是，只是其最为无关紧要的一部分。一个国家假如仅仅为了这一原因而进行对外贸易，100年里或许也还用不着一船的金银。

绝对并不是通过输入金银，美洲的发现让欧洲富裕了起来。因为美洲矿山的富有反而使金银变得更加便宜。现在购买一套银餐具的价格只需要15世纪所值的谷物的1／3，或者所需劳动的1／3。今天欧洲用相同的年劳动以及商品支出就能够购买到那里所能够购买到的3倍之多的金银餐具。但是，当一种商品的售价仅仅为其原有价格的1／3的时候，不仅仅之前购买的人现在能够购买到他们之前的3倍的商品，并且会使购买者的人数大增，甚而超过过去的10倍、20倍。假如从来就没有发现美洲的矿山，在现在这个进步状态下欧洲能够拥有的金银餐具不仅仅会是从前的3倍，并且可能是它曾经拥有的20倍或者30倍。毫无疑问，到现在为止，欧洲得到了真实的方便，即使肯定是一种非常微不足道的方便。金银的便宜让它们不再像先前那样适合于作货币的用途。为了购买同样的东西，我们就需要随身携带更多的金银，之前只需要携带4便士的地方，现在就要在口袋里带上1先令。非常难说哪一样是最微不足道，是这样的不方便，还是相反的那样的方便。

不论是前者抑或是后者都无法使欧洲的状态发生任何根本的变革。但是，美洲的发现必定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变革。通过对于欧洲的所有商品开辟一个崭新的无限广阔的市场，它引起了对于劳动的新的分工以及技术的进步，而这一些在古代狭窄的商业圈子里，因为缺乏一个能吸收它们大多数产品的市场是永远不会发生的。欧洲各个国家的劳动生产力的改进，产品的增多，还有居民的实际收入以及财富也随之一起增加。欧洲的商品对于美洲来说几乎都是新的，而美洲的许多产物对于欧洲也是新的。所以，一系列新的交易就产生了，它们是之前并没有想到过的，并且它们证明就像对于旧大陆有利一样，对于新大陆同样有利。欧洲人的野蛮不公正的行为使得本来应对所有各方都是有利的事件变得对于几个不幸的国家造成了毁灭性的以及破坏性的后果。

几乎同一时候发生的经由好望角通往东印度的航道的发现，或许要比美洲的发现为国外贸易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但是，欧洲迄今为止从和东印度的商业来往中所得到的利益要比和美洲商业来往中所得到的利益少得多。葡萄牙人垄断东印度贸易大约一个世纪，欧洲其他的国家只是间接地通过他才能向东印度输送或者从东印度获得任何货物。在上世纪初期，当荷兰人开始蚕食东印度的时候，他们将所有的东印度商业授予一个独占性公司进行。英国人、法国人、瑞士人以及丹麦人后来都效仿荷兰人的作法，以至于欧洲没有一个大国获得了和东印度自由贸易的好处。为什么和东印度的贸易从来没有和美洲贸易那么大的好处，这里不用指出任何的别的理由，因为几乎欧洲的每一个国家和其殖民地间的贸易对于其所有臣民都是开放的。所以那些东印度公司的排他性的特权，他们的巨大的财富，他们从各自的政府所获得的恩宠以及保护激起了对他们的许多嫉妒。因为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每一年要从和他们进行贸易的国家出口非常多的白银，这个嫉妒就常常把这个贸易描述成全然有害的贸易。有关方面则回答说，因为不断地出口白银，他们的贸易的确可能会使欧洲普遍地变穷，但是并不是使与之进行贸易的某个国家变穷。由于通过把一部分带回的货物输出到其他的欧洲国家，它每一年给本国带回的白银要比带出的多得多。无论是反对的意见，还是对于反对的答复都是建立在我刚刚研究的那种流行看法的基础上的。所以，并没有必要再对于它们加以评论了。

因为每年向东印度出口白银，银餐具在欧洲或许要比它原来的价格多少昂贵一些。银币或许能购买到更多的劳动以及商品。这两个影响中的前一个是非常小的损失，后一个则是非常大的好处。两者都微不足道以至于也没有引起任何的部分公众的关注。通过为欧洲商品开辟市场和东印度的贸易，或者也几乎是同一回事，通过为用商品所购买的金银开辟了市场肯定会导致欧洲商品的年产量增加，导致了欧洲的实际财富以及收入的增加。到现在为止，它之所以增加得这样少，很可能是因为它在各地所受的限制的原因。

即使有一些冗长，我觉得有必要对于财富由货币，或者金银构成这个流行观念作一详尽的研究。就好像我已经指出过的在通俗的语言里，货币经常表示财富。并且这个说法的模棱两可让这个流行的观念在我们听来非常熟悉，甚职那些深信这个观念的荒谬的人也非常容易地忘记了他们自己的原则，并且在他们的推理过程当中把它当作一条无法否认的真理。英国某一些关于商业问题的最好的作家一开头就指出一个国家的财富不仅仅由其所拥有的金银组成，并且包括它的土地、房屋还有各种消费品。不过，在他们的推理过程当中土地、房屋以及各种消费品似乎从记忆中又全部都溜走了，所以他们议论的白银便常常觉得所有财富系由金银组成，所以繁殖这一些金属就成为国家工业以及商业的伟大目标。

但是，这两个原则——财富由金银组成，没有矿山的国家只好通过贸易差额(也就是出口价值大于进口价值)才可以进口这一些金属，一经确立，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目标肯定就是尽可能减少供国内消费的外国商品的进口，尽力增加国内工业品的出口。所以，促使国家富裕的两大引擎过去就是限制进口以及鼓励出口。

限制进口有两种类型：

一、限制进口国内可以生产的供国内消费的外国的货物，无论这一些货物来自何国，都要禁止。

二、限制进口和本国有贸易逆差国家的所有的货物。

这一些不同的限制有的时候构成了高关税，有的时候则是绝对禁止。

对于出口的鼓励有的时候是靠退税，有的时候是靠奖励金，有的时候依靠和外国签订有利的商业条约，有的时候是靠在遥远的国家建立殖民地。

在下述两种不同情况之下可给予退税。当已交纳关税或者国产税的国内制造品出口的时候往往将所征收税款的全部或者部分退还；当已经征收关税的外国商品重新出口的时候将所征关税的全部或者部分退还。

对于某一些新兴的制造业或者某种值得特别关注的工业颁发奖励金以资鼓励。

通过有利的商业条约为本国的货物以及商人除了其他国家的货物以及商人所享有的权利之外在某一外国得到某一些特权。

通过在遥远的国家建立起殖民地，为本国的货物或者商人不仅仅得到某一些特权，并且常常是垄断权。

上述两项对于进口的限制，加上四项对于出口的鼓励组成了商业体系通过使贸易差额有益于自己而增加本国金银的六项主要方法。我在以后的每一章中将对于每一方法进行详细的研究，不再过多地注意它们假设的能把货币带回本国的形势。我将会重点研讨它们中的每一方法能对于国家的工业年产量所能够产生的影响。依据它们是否趋向于增加或者减少这个年产量，它们显然肯定就会趋向于增加或者减少本国的实际财富以及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