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2

梅亚莉就不行。或者说，在这些生活阅历上，梅亚莉比我母亲差了不知多少。

她好像天生就是一面惹人注目的旗帜，走到哪黾，“呼呼啦啦”地飘扬到哪里。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中，这种猎猎飘扬的旗帜可能太多，也就不显得什么。但在这个三面环水、一面环山的孤岛上却不行了。她这面旗帜简直就“呼呼啦啦”地惹人讨厌，尤其是惹女人们讨厌。

首先这个娘儿们自己不开伙不做饭而是一直在机关食堂打饭吃。

这就令岛上的男人和女人们看她不惯。男人们嫌她不会过日子，说她是个“败家的娘儿们”；女人们则嫌她好吃懒做，说她是“有钱烧的！”说来也奇怪，岛上的人们一致认为她家有钱，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财，也不知是根据什么。也许是觉得他们两口子都有工作都挣工资，养的孩子又少？但在她丈夫死后她一个人拉扯孩子的时候，人们还是不改初衷地认定她家有钱。可能在岛上人们的潜意识中，还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在作祟。他们朴素地认定：大城市里有的是高楼马路，盖得起那么高的楼，修得起那么宽的路，没钱行吗？！

其次，是她的衣宥打扮。她总是隔三差五地换衣服，这套还没穿脏呢，那套就又换上了。这就不太符合岛上的人们等衣服脏了再换的习惯。再说，她这种衣橱里的衣服多得换不过来的架势也挺让岛上的人们反感的，令男人们心里有压力，令女人们心里有不平。

总之，她就像一面旗帜，又像是一张靶子，在自己“呼呼啦啦”的飘扬声中，被别人的目光和嘴巴射得千疫百孔。

我母亲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梅亚莉的处境，私下里对我父亲说：“你看吧，她要是不改变自己，还有她好看的。”

我父亲是个正派无比的人，他最讨厌在别人背后说三道四，哪怕是夫妻也不行。我母亲是在饭桌上说这话的，令我正端着饭碗的父亲非常反感。父亲皱着眉头把碗里的饭吃掉，声音很重地把碗筷扔到桌上，边抹嘴巴边说：“你少说点别人，还是多看看你自己吧！”

母亲在父亲的身后气得变了脸，她尖厉了嗓子说：“她是你什么人，说说也不行？”

母亲的气急败坏是有原因的，因为父亲的话一下子就戳到了她的痛处。

母亲也算个随军十几年的“资深”家属了，但母亲总是不能同父亲的同事们的家属打成一片。她不待见别人，别人也不怎么待见她，所以，她就在家属中显得挺孤立。

好在我母亲懂得收敛，脑子里还有“分寸”这根弦，因此，她仅仅是受到孤立，还没到梅亚莉受到排斥那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我母亲同梅亚莉的闭结就显得有些被逼无奈。她们俩的密切往来，倒给一句老话提供了依据。

那句祖上传下来的老话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接下来的日子琐碎而漫长。

在琐碎和漫长中，我上到了小学三年级。这个年纪使我对发生在学校的那件事有了讲叙的权利，不必对诸位灌输经过舌头们搅拌的伪事实了。

这年柳条儿刚抽绿，人们从一冬的臃肿里刚挣脱出身子，事件就发生了。

那是件揽进了三个人的桃色事件，也就是现今的人们见怪不怪的那种三角恋爱。但那时不行，“三角”关系远没有今天这样时髦、新潮和理直气壮。在偏僻闭塞的小岛上，“两角”都够生活单调的人们兴奋一阵子的了，別说“三角”了。

从初始的窥视、嘀咕到中间的添油加醋再到最后的评判、裁决，整个事情让人们嚼得有鼻子有眼有滋有味。在他们津津有味的讲述中，事情变得冗长拖沓，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稍不留神就能把人听得云遮雾罩、不知所以。其实，只要帮他们把乱七八糟的线脉捋一捋，事情一点都不难讲。

人物是学校里的三个老师：教语的王老师，教美术的葛老师，再就是她，教化学的梅老师。

梅老师的介绍省略，王老师和葛老师还要稍费一点口舌。

王老师是个男的，年龄、籍贯、学历、家庭出身我一概说不大清。那一年我毕竟只有十岁仅上小学三年级，太苛刻的要求对我是不公平的。

我只记得王老师个子挺髙，人挺瘦，整天阴着张脸难得见他有个具体的表情。他看谁都像看一个语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不耐烦得厉害。头挺大的，给人的整体感觉像一根受潮划不着火的火柴。据说他挺有才的，别的我没见过，春节渔民家大门上贴的春联我是见过的，好像挺棒的。我还听过他拉二胡，拉的什么曲子我不知道，拉得有多好我也说不上，反正知道他会拉二胡就是了。

葛老师是个女的，当时大概有二十六七岁的样子。葛老师是土生土长的岛上的人，当地人把到了这种年龄还嫁不掉的女人统统叫做“老姑子”。

如果你以为葛老师到了这种年龄还没有嫁掉是因为她的摸样儿不济，那你就算上了经验主义的当了。葛老师嫁不掉不是因为模样儿不济，恰恰相反，是因为葛老师的模样儿周正得厉害，岛上的男人们对她迟迟下不了手，就是因为面对着她的好模样儿缺乏勇气没有信心不知从哪里下手。就像一锅刚揭盖的馒头，最烫手的总是被最后剩下。葛老师眉心上有一颗红痣，当当中中如神工鬼斧一般令她风韵万千。人们对这颗红痣的说法不一，有人说是福痣’也有人说是祸痣，两种说法针尖对麦芒地让你搞不清到底是福还是祸。从她以后的经历看，我觉得祸的说法更接近事实一些。

三个人挤在一个学校里，都引人注着目，又都不同凡响地筚肴身，在岛上这种闲言碎语的沃土上不长出点故事来那才叫怪事哩。

以下是等我长到懂了点男女私情的时候的大体推测：

教美术的葛老师好像喜欢上了教语的王老师，而教语的王老师似乎是无动于衷，倒像对教化学的梅老师存有一份念头，教化学的梅老师对此持什么态度我不好说也说不好。于是，教美术的葛老师就挺生教化学的梅老师的气，教化学的梅老师莫名其妙受了委屈，不知怎么让教语的王老师知道了，也不知教语的王老师如何了教美术的葛老师，反正教美术的葛老师就将自己的一腔怨气撒在了教化学的梅老师的儿子许萌萌身上。

导火索是个黄澄澄的鸭梨。

葛老师的美术课一般都是这样上的：事先在一块小黑板上画好一样东西，或是一个苹果或是一个西瓜，或是一个杯子或是一个碗，反正都是些吃的用的学生们熟悉又喜欢见到的东西。然后，她就提上这些东西出这个教室进那个班，把小黑板挂到大黑板上，把美术本发下去，剩下的时间就是支着美丽的细颈子坐在讲台上发呆愣神了。

那些东西是葛老师事先请人画好的。真的，不骗你，葛老师不会画画。虽然她是个美术老师，但这并不影响葛老师对美术一窍不通。葛老师认为自己情有可原：谁让我是个民办教师的？那个时候，在我上的这所将小学、初中、高中一锅端的学校里，民办教师们是理直气壮地教不好学的。她们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撑腰：我又不是公办老师我凭什么要教好学？当然，她们一般还有在渔村党支部里当头头脑脑的亲人们做后台。

葛老师手上的小黑板是要一周一换的，但那阵子葛老师心情不怎么样，许多事情难免不出差错。那天，她就一不小心稀里糊涂地将那黄澄澄的鸭梨第二次提进了许萌萌他们班。

小黑板一挂上大黑板，底下的学生们先是一愣，然后就有笑声出现，见葛老师莫名其妙地东瞅瞅西望望的迷糊样儿，笑声就越发热烈了。几个调皮的男生趁机起哄，“噢噢……”地叫唤起来。许萌萌那天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界，在一旁趁热打铁地“噢”了一嗓子，谁知这一嗓子，却惹下了弥天大罪。

葛老师放着那几个罪魁祸首不动，偏偏揪住许萌萌不放。许萌萌那天大约中了什么邪，偏偏跟她梗着长脖子犟嘴，一来二去，真把葛老师惹火了，她使出浑身的劲，把许萌萌连拖带搡地推出教室，在正上着课的静悄悄的校园里大着嗓门呵斥许萌萌。马上，就有许许多多的脑袋瓜子挤到各班的玻璃窗前向外张望，像一张张儿孙满堂的“全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