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3

他说：我母亲生下我没多少日子就自己吊死了。我是跟着我姥娘家姓，其实，我应姓于，跟你们一个姓。

他说：说出来也许你们不信，但现在信不信都不碍事了。我父亲叫于有庆，是你父亲的二哥。

他说：1975年于明来的时候，我知道她是谁，她却不知道我是谁。好几次，我想告诉她，却没说成，一是我张不开口，二是那时于明也不把我放在眼里。

他说：我那时还年轻，不大懂事。那些日子我特别恨于明，也特别恨你们家。我恨于明是看于明年纪轻轻的什么都有什么也不缺，恨你们家这么多年也不知来找找我，把我带走。

他说：于明走后，这种恨不但没消，反而越想越厉害。我就写了那封信，那封告她的信。

他说：信发走后，我就一直盼着你们家来找我箅账，盼到最后，却盼来了于明的死讯，我……他哽住，说不下去了。

我脑子里乱得厉害，身子也飘得厉害，我觉得眼前的一切失真得厉害，像在做梦。

我定定地望着他，一言不发。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我也说不出什么。

他放下手里的一个塑料袋，说：我也没哈带的。带了点咱那儿出的黏米，我听说三叔爱吃。

他搓着两只枯瘦的手，讪讪地说：没啥事了，我回了。他下了两级楼梯，又回过头来，望着我’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令人难受的东西。他望着我说：小妹，有工夫跟三叔三婶回趟家吧。三叔多少年没回了，家来看看。

我望着他挺不太直的后背，一直到他那件过时的蓝涤卡中山装从眼前消失。

我蹲下身子，打开他带来的塑料袋。塑料袋里是一只布口袋，是那种家织的土布口袋。我解开布口袋，眼睛里是一片金灿灿的黄色的米。

我不知道父亲爱吃这种米，但我听父亲提过这种米。父亲说，他们那儿出一种黄米，黏得厉害，别的地方长不出那么黏的米。

我注意到口袋旁边一个小纸团，我猜是刚才王志河掏手帕掉出来的。我捡起来，打开一看，是张肿瘤医院的挂号单。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出现了他的苍白和枯瘦，我蹲在那愣了一会儿，身不由己，我站起身来向楼下跑去。

刚跑到大院门口。在迎面开来的308路公共汽车上，我看见了那蓝色的中山装。车子路过大门口时，他在车里伸长了脖子向院子里张望，不知为什么，我将自己藏到了一棵很粗的杨树后边。

在那棵枝繁叶茂的杨树下，望着远去的公共汽车，不知不觉，我的眼泪流了出来。

飘落

她是个很漂亮的上海女人。

我叫过她一阵子“婆婆”，我把“婆婆”两个字叫得拖泥带水，表明了我的不情愿。我不喜欢她，说不上为什么，反正就是不喜欢。

那个时候我很小，只有六岁多一点点。说起来有点像编造，但的确不是编造：那一年简直可以说是我记忆上的一个分水岭——六岁以前的事我一件也记不得，六岁以后的事我又几乎一件也忘不掉。这种齐斩斩地一刀切下去的痕迹使事情的可信程度大大地打了折扣。

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事情有时就是这样地整齐不零碎。

我不喜欢这个漂亮的上海女人。虽然这种不喜欢蛮横得没有任何道理，但这种不喜欢如同我六岁的正在发育的身体，没有办法地势不可挡。

我相信我的这种没来由的不喜欢在我们岛上是很有些市场的。自然没有人同我交流这种感觉，当然也不可能有哪个人肯同一个六岁多一点儿的黄毛丫头交流这方面的感觉。我与我同龄的女孩儿亦没有这种交流，议论一个成熟的女性不是我们这种年龄的女孩可以消受得起的。虽然这种感觉有点孤军奋战的味道，但我知道这种感觉并不孤单——我能觉察到在我们岛上不喜欢她的大有人在，并且数量可观。

我们住的岛子按官方正规说法叫黄海前哨。这几年很少有人这样称它了，但在那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这样“前哨”的称呼却非常时髦，并且令人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我们住的这个叫黄海前哨的岛子偏远不说，还小得不太成体统。但那时的我，对大小的概念模棚得一团糟，对小岛的闭塞和小是没有比较和体会的。何况那小岛有着真正的山清水秀的美丽，人亦朴素得实在得可以。即便三十年后的我有了点走南闯北的阅历，我还是很固执地保持我的公正：那岛子除了小和闭塞，实在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和错误。

那个漂亮的上海女人却不这样认为。这是她被拖上这个小岛那一瞬间就被朴实的岛上军民们一眼看穿了的。

多少年过去了，关于我自己的好些事情都被忘得完全彻底，惟独她，那个漂亮的上海女人浑身**地瘫坐在军用码头上的样子，却时常出现在我熟睡的记忆深处，搞得我的梦境总是水淋淋的令人扫兴。

那是一次漫长的强台风，不知从哪卷过来的风暴将小小的岛子刮得人仰马翻。当风暴肆虐到第九天时，全岛军民除了无知无觉的婴孩儿和清欲寡念的老人儿，几乎像流感一样，症状空前地一致：心神不宁、焦躁不安。熟人们见面不约而同地废止了祖宗传下来的互问饥饱的老套式，改为“今天能来船吗”的期盼，然后不忘补骂一句“这操蛋的天！”

久居大陆的幸福的人们简直想象不到那没报纸读、没电影看、没小道消息听（那时的小道消息可比收音机里的正规消息要实在并且有趣得多）、甚至没有蔬菜猪肉吃的那种眼角生眼眵、嘴里长溃疡的寡然索味的难受异常的日子！

台风好像是一下子停的，连个稍微的铺垫和过渡都没有。天气风和闩丽得厉官，让人觉得那么的不真实可靠。岛上的人们心中全都扯起了一张白帆，一律拽长了脖子向远海眺望，像今日的海外赤子们站在罗湖桥头上表达的那种心情一模一样。当证实了有一班登陆艇将乘风破浪进岛送给养和卸下积压了将近十天之久的乘客后，岛上有事的和没事的人们一律拥向码头，把个冷落寂寞了许久的码头激动得到处都是喘粗气的声音。

台风虽然停得一点痕迹也没有，像个作案的高手。但海上的浪涛却不配合地汹涌得要命，“轰隆、轰隆”的浪头敲打着码头两边起加固作用的巨大的水泥三角墩，溅起的白沫子肆无忌惮地甩在拥挤在码头上的人群中，空气中有一股子清凉的海腥味，吸进鼻子中犹如吸进了清凉的薄荷粉。

那天的浪头实在大得吓人，把个笨重的登陆艇砸得东倒西歪，狼狈不堪。连站在高高的塔台上平时威风得不得了的登陆艇艇长也露出了破绽，他的两只手不停地上下左右乱比画，像个溺水的人在做徒劳的挣扎，五官挤成一团，嗓子粗得不成体统。登陆艇离我们近在咫尺，却怎么也靠不上岸，最后不得不在一码头的“笨蛋”声中，晃晃悠悠地在距码头几十米的地方抛了锚。

虽然我有多次目睹那种卸船方式的经验，但那次还是把我给吓得够呛。

几个胡茬都泛了白的肀老渔民，穿着胶皮衣裤，骂骂咧咧地跳上了破旧的小舢板。他们上半身急促地晃动着，将手里笨重的木橹摇得杂耍一般。嘴里“嗷嗷”叫着，像是壮胆，又像是在遥相呼应。他们一会儿在浪尖上战栗，一会儿隐没在浪谷里踪影全无，引得码头上的惊叫声像是经过集体排练，整齐划一且恐怖异常。

三十年过去了，那个漂亮的上海女人被人拖牲口似的从小舢板上拽着胳膊抻着腿地拉上码头的样子依然清清楚楚地就在眼前，耳边似乎还有海水的滴滴答答的声音。

好像是七月的天气，她穿什么衣服已记不大清了，只记得她浑身湿得非常彻底不留死角。衣服**地紧贴在身上，不知为什么她始终将两只胳膊交叉地抱在胸前，这个姿势使她看上去既傲慢无理又冷漠不恭，像蔑视整整一码头的人。

码头上的人们表情复杂地望着这个浑身滴答着海水的漂亮女人，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失去了他们以往那种朴素实在、助人为乐的好品质，眼睁睁地望着这个需要帮助的女人竟没人做出善意之举。他们像是被眼前这个将两臂抱在胸前的傲慢无理又冷漠不恭的漂亮女人震住了，露出了偏远地带的小家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