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作精神奋不顾身

1905年，秋瑾离开日本归国。她回到绍兴，看望了已离别一年之久的老母亲。几年东西奔波，南北驱驰，难道就是为了一个温暖的家庭吗？就是为了一个安静的教书环境吗？不，她不能继续呆在家里。又想起宣誓那天晚上，中山先生嘱咐她说：“你是浙江的支部长，浙江的事由你做主啦！”于是第二天，她便找到了嘉兴的褚辅成，决定自己先到湖州当教员。

1906年的3月，秋瑾来到浔溪，担任女学的生理教员。

秋瑾讲课很注意理解，深入浅出；又注重启发，循循善诱，学生们很爱听她讲的课。一次，她偶然间发现一个女孩徘徊在教室许久。询问下才知道她是一个童养媳，交不起学费，只能望尘莫及。秋瑾为人善良，帮她交了学费也让她能够正正当当的读书。她就是吴明，后来成为秋瑾的助手，在秋瑾就义后，改名为吴惠秋，有永不忘师恩的意思。

校长徐自华也是秋瑾的朋友。徐自华出身官府之家，婚后，丈夫英年早逝。她勇敢的冲出家庭束缚，投身于社会，成立了女子学校。她经常和秋瑾在一起互诉各自童年不幸的命运。但大多时候，她们都是作些诗词联句表达内心的感情。秋瑾还时常向她灌输一些女权思想。

一天，秋瑾收到革命党人陈天华的来信，说要约她一同去南洋的爪哇一带任教，并约于苏州面谈一切相关事宜。秋瑾不顾徐自华的挽留，执意前去苏州面议。回来时，徐自华看她眉飞色舞、精神焕发的样子，知道这里再也留不住她了。学生们听到老师要走的消息，都禁不住围着她哭着拉着舍不得她离开。看着这群懂事的孩子，她不禁感动了：“孩子们，你们太好了！我也舍不得离开你们！”可她不能割舍不下这一时的感情，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等待着她，更沉重的担子等着她去挑。

5月中旬，秋瑾到达上海，租了一所虹口祥庆里的民宅住下。将一个“蠡城学社”的牌子挂在门口掩护革命活动。周围都有自己人活动的据点。6月中旬，传来孙中山先生在去南洋的途中，船泊黄浦江中，不能上岸的消息。只能用名片召集各地革命党到船上会面。秋瑾和陈伯平一起乘小船，登上海轮，再次见到孙中山先生，她又向上次那样激动得紧紧握住他的手。孙中山先生询问她回国以后的情况时，她一愁不展抱怨地说：“国内真不比日本，群众的思想十分落后！不肯离家呢！”“哪里都会像日本一样呢？海外也是如此喽！”孙中山先生感慨地说，“不要着急，慢慢来。”孙中山先生得知她正在筹办一张专门给妇女阅读的报纸，非常高兴，并希望能以此把太太小姐们从深闺中唤醒。还不停的叮嘱她们活动时一定要谨慎小心，同志间互相保持联系，彼此有个照应。万一有什么事，可以八方呼应。孙先生还特别提醒她分辨清楚那些“假路货”，切不可被他们骗了。秋瑾十分感动，知道孙先生下南洋需要很多钱路费，可他又身无分文。秋瑾把先前同志们凑集的一千元钱，送到孙先生手中。

1906年下半年，国内革命形势逐渐进入**。同盟会会员相继由东京潜入内地，秘密组织暴动。清朝官吏也感到局势紧迫，草木皆兵，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革命的火种从湖南点燃。然后位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的萍乡、浏阳、醴陵三县人民首先掀起了抗清斗争。天下将要大乱了，一场革命马上就要爆发了！

人和煤号的后院有一间库房，里面乱七杂八地堆着什物。再里面隐藏着一个密室，此刻正进行着一个秘密会议。

出席的有陈其美、秋瑾、宁调元、杨卓林和李发群等人。大家纷纷发表个人意见，分析当前形势，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会议最后决定：只要湖南一有动静，他们便分头在各地举兵呼应。并分配了各自的任务：陈其美负责上海、苏州和江宁；秋瑾负责浙江和安徽；宁调元则居中负责各地的联系；杨卓林负责扬州方面的事宜。会后，大家便离开分头准备去了。

浙江的所有会党群众，早就做好准备，只待绍兴的命令了；绍兴的王金发、竺绍康也一直等待着位于上海的秋瑾发出命令；秋瑾在周昌记客栈，同样等待着湖南的令下。如此一直等待着，春节过去了，传来了刘道一被害的消息；不久，又听说禹之谟被害，胡瑛、宁调元、杨卓林分别于湖北、湖南南京被捕。形势严峻，接应之事，已成泡影，不能再坐以待命了。原先的计划已经失去了意义。只能自己动手，干起来了。

春节前，秋瑾匆匆回到绍兴，见了一面已卧榻数月的母亲。她扑在母亲床前，痛哭流涕，愧疚自己不能尽孝。但她马上又以饱满的斗志投入到新的工作中。秋瑾趁此假期，访问了绍兴府的头面人物。无论是学界的、商界的、绅界的，还是官界的，她都作了礼节性拜访，其中拜访的第一位便是绍兴知府贵福。

“时下单讲维新，已是很不够的啦，朝廷已经下诏，要预备立宪。本府为八县之首，责无旁贷呀！”刚一见面，秋瑾便开门见山，试探贵福。可贵福一向狡猾奸诈，没有露出一丝破绽，“是啦，是啦，在下是极端仰慕维新的啦。”此番话与王子裕的谈话比较起来，显得更是推心置腹。

王子裕早在1905年就创办了《绍兴白话报》，在绍兴社会推广新学思想，功劳不小。秋瑾一见到他除了夸奖他，更谦虚地请教：“你看绍界当前最不易解决的是什么呀？”

“绍界上接杭城，下通金(华)处(州)。前者开通，后者闭塞，绍城居中。……这里的新旧冲突，互成水火，其胜败得失，就要看哪方得天时地利了。”王子裕侃侃而谈。“我若是取人和呢？”秋瑾接着他的话说。“此棋可谓高人一筹了。”王子裕钦佩地五体投地。可他又考虑要人和就必须得等待机会，太慢了。秋瑾马上提醒：“我意，从其成丁六年开始。新风一入其头脑，立收翻然改进、弃旧图新之效。如何？”

“这就是有远大的眼光啦。哈哈！”王子裕露出满意的笑容。

秋瑾通过此番拜访，对此地的情况心中有了数：“绍兴整个社会都比较开明，官府亦不敢公然反抗，只要加以利用，发展起来颇有前途。绍兴处背山面水的地势，可进可退，可攻可守；大通学堂又是徐锡麟一手创办的，已经教学两年。学生毕业后各回其乡，成为当地的骨干分子。事情一起，一呼即应。有这样好的条件为何不利用呢”

“留在绍兴吧。”秋瑾下了决心。

开学之前，中学堂要举办一次恳亲会，邀请秋瑾进行一段演说。讲些什么呢？她琢磨着：我同盟会的宗旨就是讲求革命，虽然不可公开发表，但只要话中点明变革之意、奋起之心便可，还是从受压迫讲起较为恰当。外族压迫，列强压迫，内外交迫，乃是我民族灾难之源，以理晓之，以情动之，这些莘莘学子，岂能不受感动？

她每次站在讲台上，都显得十分激动：“诸位！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她转身在黑板上赫然写了三个大字“雪国耻”。她从鸦片战争讲起，一直到甲午战争，庚子事变，联军入京，清朝政府卖国求和。讲得包含深情、声泪俱下，激动时不禁在桌上猛的击了一拳。底下的学生也是心潮澎湃，有的紧握拳头，有的用手在桌上搓来搓去，有的用力咬住嘴唇……她话题一转：“诸君，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都是有志气的人！我们要振作精神，发愤图强，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外敌！……”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晌午，讲者滔滔不绝，听者聚精会神，毫无倦容。她考虑到时间不宜过长，才停了下来，在一片掌声中走下讲台。学生们走在街上还余兴未了，相互议论：“难得，难得。真是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从此，秋瑾的名声愈传愈响，各学堂争相请她去演讲。秋瑾当然不会放过这些宣传革命主张的大好机会，所以即使再忙也不会拒绝，在各学堂演讲了三、四次。人们不仅称赞她的口才，还对她渊博的知识口口称道，于是总结出16个字评价她：上天下地，古今中外，旁征博引，纵横议论。

离开学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还一直没有人出任大通学堂的校董一职。徐锡麟赴日后，接任的几位校董都只能勉强管理着，可仍小事故仍不时发生。当初，徐锡麟在杭州告别时就有意请秋瑾多多关注大通的发展。现在，秋瑾既然已经决定以绍兴作为以后活动的核心，自然要以大通学堂为根据地了。

大通学堂校董会的黄介卿前来拜访秋瑾，谈话中流露出想请秋瑾出任校董的意思。秋瑾客气地接受了这份职务。3月23日，大通学堂举行开学典礼。学生一律身着校服，整齐的列队站在校园两旁，军乐队的西洋号“哒哒，哒哒”地响个不停。各校纷纷派来代表参加典礼，都坐在会客室休息。邀请的宾客中还包括贵福、山阴知县李钟岳、会稽知县李瑞年等。秋瑾招呼着他们，把他们安排到大厅居中的座位，其余依次坐好。秋瑾致词后，请几位知县讲话。几位知县无非是“这个……这个……”一阵官腔，吐不出什么新鲜词，惹得学生们直想笑。

接着是献礼的项目，贵福“呼”地突然站起身来，潇洒的一摆手：“来！——”四个仆役附和着抬来两方匾额。贵福颇为得意，李瑞年更是阿谀奉承，反而李钟岳却表现出一脸的不屑，说话也冷冰冰的。

等待献礼完毕，秋瑾又站起身；“诸位！大通创办迄今，教师尽力，学生好学，故尔成绩斐然。只是地方无财力之济，学生有断炊之虞。鄙人欲为师生请命，请诸位大人输财兴学……”秋瑾话未说完，贵福先是吃惊的“啊”了一声，左顾右盼说：“这个……这个……请各位万勿，这个，这个推却啦……”李瑞年气的直吹胡子，李钟岳则目不斜视。

秋瑾挂着微笑：“今天只报数目即可，不必现银！”半天，无人出声。学生们眼睛都盯着这边。贵福迫不得已说了一句：“十两！”讪讪地低下头。

“八两！八两！”两边附和道。“七两！”“六两！”“五两！”数目在逐渐减少。书记员的笔飞快地在记录数目。快结束时，学生们统一换上兵服，背枪，直挺挺地站立在最后一排，教师分列两旁。军乐队又开始奏起洋乐，忽的灯光一闪，摄影作为留念。秋瑾起立说：“就这样吧！以后，本学堂将相片免费馈赠给各位！”

秋瑾的出色表现，迅速扩大了大通学堂的影响力，使之在社会上赢得越来越高的声誉。浙江的革命党人已经形成了一个以绍兴为核心的集团力量，而大通学堂俨然早已是一处坚实的大本营了。看着自己取得的成绩，秋瑾对未来的事业充满了信心。

秋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不断地问自己，学生、会党对于我们的革命事业就足够了吗？自己未来事业的主要力量就只有这些吗？秋瑾深思熟虑了很久，决定增大队伍规模，打算沟通军界。大通有一批毕业生都分配在军队里，他们手里都握有最先进的武器。只要他们肯反抗，谁也挡不住。

2月间，她来到杭州。通过会里内线的帮助，秋瑾接触到了即将毕业成为军官的学生，并成功将他们发展为革命的新力量。另外，秋瑾还同督公所建立了内部联系，甚至抚院的卫队中都有自己人。同时她又制定了新的计划，将重点转移到发展省二标中的将校，并使人与之接近。

杭州抚院的前边，有一条叫过军桥的小弄。路西有一家名叫荣庆堂的小小客栈。秋瑾就住在天井里边的一间小客房里。她经常站在窗前，观察过往行人。如果外面来了可疑的人或是来了自己人，都由茶房通过约定好的“暗语”通知秋瑾。无论什么事情都在一间阴暗的小屋子里进行，行动极为隐秘。

3月间，秋瑾南下视察浙南山区的情况，返回绍兴后又匆忙赶往杭州，她想尽早建立起军队中的骨干力量。她赶到杭州不久，恰好接到东京有人要求与她会面的报告。他们约在孤山附近的周庄见面，那属于私人花园，游人很少，也是个集会的好地方。

相约之人是黄郛，是同赵正平、吴恩豫一起来浙见秋瑾的。他向秋瑾等几位同志转告了孙中山先生的意思：既是革命，但应同是一家。秋瑾这才知道原来浙江各同盟会员之间并非都保持联系，各自行动。她十分赞成统一行动的计划，非常高兴的接着提出：“至于人选问题，还需要考虑才是。”

“人选问题，前天已与众位商议过了。会长说，拟请朱介人兄担任，副会长则由顾乃彬兄担任。这浙江一省之重任，就系于先生之肩上啦！”黄郛见事情发展地相当顺利，自然心情愉快。

秋瑾举起酒杯，向全体人员说：“来！全省之重任，今后都在各位身上啦！让我们同心同德，矢信矢忠！”大家都呼应着以示庆贺。

仅三个月的时间，秋瑾便完成了大量的工作，巩固了大本营，联系了会党，增加了新军，形势非常乐观。可是以后要如何发展呢？她决定抽出时间去一趟安徽，与徐锡麟仔细商讨一下。

秋瑾从上海乘轮船直赴安庆，虽然是逆水行舟，却仍然没有耽误，只一昼夜的工夫，便到了目的地。她会见了徐锡麟，互道问侯一番，老友相逢不胜激动。午饭后，两人稍做休息，便迅速进入了正题。

徐锡麟对自己的工作很有信心，相信“此事之成已握有七八分”。秋瑾没料到只半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如此卓越的成绩，当然也很兴奋。“吾浙前景如何？”徐锡麟对浙江的情况也很关心。

秋瑾将分别后自己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汇报似都说了，其中关于大通学堂和打入军界之事特别乐观。徐锡麟听得不由地感叹：“到底是本乡本土，事情好做多了。我在这里是‘独在异乡为异客’，难找强有力的左臂右臂呀！”

这番话倒使秋瑾想起了昔日见过面的两个人：马子胜和陈伯平。他们不正是最好的人选吗？于是将他二人推荐给徐锡麟。然后两人又谋划5月下旬择期出师，分头举事的计划。秋瑾充满了自信，她认为未来一定是乐观的，“拼得此身，舍此头颅，为我汉族祖业之复兴，即使功败垂成，也不过上得断头台罢了！”

秋瑾在加紧准备，革命党人也在安排一切，清政府里里外外也没有停歇。7月1日，武义起义军遭阻击；7月3日，永康起义军遭破坏；7月5日，金华起义军遭围堵。形势变得十分紧迫，秋瑾立即派人通知起义军，举事的日期改为7月19日(农历六月初十日)。秋瑾赴杭州、上海、再返杭州、又返绍兴……马不停蹄的联络各地的负责人。最终，仍是无可挽回，大局崩溃，一发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