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子始于南宋还是北宋?

宋朝的统一，消除了封建割据，为商业交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随着经济的发达，商业的繁荣，需要大量的货币流通。北宋每年铸造大量的铜、铁钱，仍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起初，在川陕一带使用铁钱，但铁钱分量重而价值贱，小钱每10贯，重65斤，折大钱1贯，重12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商贩，尤其是大商人，甚感不便，客观上需要一种容易携带的轻便的货币。于是就产生了“交子”。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设交子务于益州，由国家发行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规定每界(期)发行额为1256340贯，准备金为36万贯。交子以三年为一界，当界满时，制造新交子，调换旧交子，而不换的旧交子，就成为一文不值的废纸。

到南宋时，纸币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铜料不足，鼓铸日稀”，铸钱大量减少。同时，由于大量铜钱被富商销毁，铸成铜器，获取厚利。而许多豪富之家，也皆“以积钱相尚，多者至累百钜万，而少者亦不下数十万缗”。有的铜钱被偷运到北方金朝统治地区，更有许多铜钱被偷运到高丽、日本及东南亚国家。于是社会上铜钱缺少，发生钱荒。纸币就应运而生，会子在各地广泛流通。

现代出版的历史著作，如郭沫若、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以及断代史，中国货币史、辞书等等，都认为我国最早的纸币是北宋发行的交子，到南宋时流通的纸币是会子。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都持这种观点。如中国历史研究会编的《中国通史简编》、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中国史稿编写组编的《中国史稿》、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浙江省高等师范院校协作编写组编的《中国通史讲义》、刘泽华等编的《中国古代史》以及《辞海》会子条目、《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会子条目，还有记叙颇详的彭信威著的《中国货币史》等等。他们都认为“北宋时交子只在部分地区行使，南宋的纸币交子和会子在各地广泛流通”。他们指出会子产生的原因是：“南宋境内发生严重的钱荒。”于是杭州的豪右便“私置便钱会子”，作为轻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以弥补铜钱流通量的不足，名称叫做便钱会子。“后来钱处和主持临安府，才收回官营。其后钱处和调为户部侍郎，于是由户部接办。”时间是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起初只通行于两浙，后来通行到淮浙湖北京西等区，纳税和交易，多可使用。几乎成了一种法币。”由此可见，纸币会子，在南宋的统治区，成了与铜钱并行流通的一种轻货币。会子的面额分为四种，最初以一贯为一会，后来增发二百文、三百文及五百文三种，以三年为一界。从以上所引各种著作来看，我国的纸币最早是北宋的交子与南宋的会子，是我国最早的货币，似乎已成定论。

予嵩撰文《北宋的会子》一文(载《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提出新的论点。认为“会子在北宋末年已经出现并使用，行用的地点主要在首都东京(开封)，也包括东京以外的一些地方”。他据《宋会要辑稿·刑法·禁法》记载：“(政和三年)十月一日，尚书省言，访闻诸色人多将京城内私下寄附钱、物、会子之类，出城及于诸处行使，有害钞法，诏：寄附钱，会子辄出新城外行用者，徒二年，许人告，赏钱以会子所会钱赏之。”作者认为这段重要的经济史料，因用法律禁约的形式，记入刑法类，而为治经济史者所难见，故往往被忽略过去。作者认为当时东京已首先出现了会子所及会子。这些会子在东京新城以内是政府允许行用的。而“诸色人”将会子带到城外甚至“诸处”使用，有损于官府钞法的利益，因而受到禁止。

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这段史料被发现，传统的看法，受到了冲击。因而使会子的出现，究竟是始于南宋，还是源于北宋，有待于研究中国古代或中国货币史的学者、专家，作进一步的探讨。

(蔡继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