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进入军委、政治局1

父亲1973年2月回京，3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工作，转眼间十个月过去了。

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家全部重新安定。邓林分配到北京画院从事绘画的本职工作，并与有色金属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吴建常结了婚。至此，三个女儿的婚事都已完成，父母亲非常满意。朴方在三零一医院继续治疗。邓楠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工作。我和飞飞转到北京上学。我进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学习，飞飞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父亲恢复工作后，首先把老秘书王瑞林从江西中办干校调回北京，回到他的身边。后来又陆续把老警卫员张宝忠和老公务员邓型筠等人调回，加上从江西时就来了的公务员老吴，几乎所有的老工作人员都已回来。

家里最宝贝的还是小孙女眠眠。爷爷指着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说：“现在有了孙女，你们都不算什么了！”弄得我们挺不服气的。我的奶奶因为有了第四代，已经正式“晋升”为老祖祖。她总是护着眠眠说：“就她一个人小些嘛！”老祖祖向来以会带孩子闻名，她以前的格言是：“要想小儿安，常带三分饥和寒。”就是说带孩子吃饭不要撑着了、穿衣服不要捂着了，这样孩子才会健康。不过可能因为年纪大了吧，她把原来那些相当科学的喂养方法全都“废除”了。每顿给眠眠喂饭，老祖祖都会使劲地喂。其实，岂止是喂，简直就是使劲地塞。结果让这个小家伙长得又圆又胖的，手腕上都起了一圈小肥肉沟沟。妈妈则按一贯作风，凡事都要用科学方式。说要补钙，就把眠眠放在一个小竹推车上，天天推到院子里晒太阳。一个夏天过去，眠眠晒得黑黑的。妈妈又说，为了以后头发好，要剃光头。结果把一个原本挺斯的小女孩儿，弄得圆圆的脑袋又光又黑又亮，活像个黑李逵。爷爷现在忙了，但是每天早上一起床，他就要去看孙女，好像进行什么朝觐仪式似的。

在花园村，原来我们家只住一栋楼的一个半边儿，但家里的人口实在太多了，根本住不下。一开始国管局只允许我们在周末人多时借住一下隔壁的那套，也就是临时在那里打打地铺。后来父亲恢复副总理的工作后，国管局干脆把整个一栋楼都让我们家住了。这样就宽敞多了。刚到北京时，花园村院子里，只有我们一家人住。后来李井泉解放后，也搬了进来，住在我们前楼。他们家人口也挺多的。我们两家的人都熟，大人孩子们常常相互串串门子，花园村的院子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花园村的这些房子，原来是准备给一些“新领导”们住的。没想到，新的“领导”一个都还没来，却让一些“打道回府”的老干部进驻了，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到了1973年12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已下定决心，在更大程度上重用邓小平。

12月12日到22日，**连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为了吸取**事件的教训，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提出将八大军区的司令员进行对调。在这同一个会议上，**提议，让邓小平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12日，**在会上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又说：“（邓）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他批评道，以前“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以后改了吧”。

14日，**在会上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12月15日，**在他的书房与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军区司令员谈话。他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参谋长（指邓小平）。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转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12月18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传达**关于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的讲话。政治局会议赞成**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

12月21日，**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谈话时说，朱德是“红司令”。“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搞的。我是听了**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的话，整了罗瑞卿呢。”

12月22日，中央根据毛的意见，周恩来亲笔代中央起草件发出通知，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同日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

这次会后，父亲不仅恢复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而且还进入军委，参加军委的领导工作。这一个安排，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让邓小平进国务院，帮助周恩来做政府、哪怕外交方面的工作，是料想之中的事。因为“革”前邓小平本来就是国务院副总理。可是，让邓小平参与军委的工作，则谁也没有想到。虽然解放前邓小平长期在部队工作，也有战功，但解放后他主要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没有军队实职，曾经担任过没有实体的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决定让邓小平参与管政又管军。这样一来，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国务院的工作，由周恩来和邓小平主持；军队的工作，由叶剑英和邓小平主持。这样一个部署，实际上对以周恩来为首的老干部形成了有力的支持。

王洪虽然被提拔了上来，并得到**的刻意栽培，但毕竟新来乍到，在党、政、军机构内都还没能插上手，更不要说掌握实权。邓小平刚刚回来，却一下子在党、政、军都有了职务有了实权。**到底要怎样安排这个接班人的问题呢？要知道，到了这一年——也就是1973年——的12月26日，**就要满八十高龄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何况八十呢。**事件后，**大病一场，身体健康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他要对“后事”有所安排，可又难于进行安排。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他把权力进行了划分：让能够继承他的路线的王洪主持党的工作，让能做实际工作的邓小平主持行政及军队方面的工作。但是，为了制衡和“稳定”，他又不会让任何人独掌一个方面的大权。在党的最高机构中，他加进了邓小平等老干部去制衡“革”势力；在政府和军队中，他又掺进了王洪和张春桥等以平衡老干部势力。经过这样一个安排，**可能认为，政治天平上已经势均力敌，可以达到应有的平衡了。**这样的安排，是一番苦心的安排，也是一个根本不可能稳固的安排。**太自信了，他本以为，这样一个安排完全可以安安稳稳地福及“身后”了。他绝对没有想到，这个精心设计的政治的天平，没有等到“身后”，在他的“生前”，由他亲眼看着，就倾斜失衡了。

不管我们今天怎样地议论和评述，总而言之，在1973年底，**不但重新起用了邓小平，而且赋予了邓小平以更重的担子和更大的权力。他是希望邓小平在周恩来不能工作时，接替周恩来的工作。偌大一个国家机器，总得要有人来操作运转吧。

有理由认为，在“革”进行了七年多的时间后，**想以新的政治格局安定形势。从内心来讲，他渴望着快点达到“大治”，他不愿意再“闹”了，更不愿意再大乱了。

乱乱哄哄地闹了七年多，全国人民早已思安思定，连**也开始思安思定。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些靠“革”起家的动乱势力，却不肯就此罢休。他们这些人，论“”不会治国，要“武”不能打仗，没有了动乱，就没有了他们生存的基础。更何况，**死了，他们认为夺取大权的机会来到了，怎么能甘心看着那些已经被他们打倒了的老干部重新回来掌权？**一伙要想除掉这批老干部，首要的，就一定要把为首的周恩来先行除掉。于是，他们借助“批林批孔”掀起运动，其意所向，既不在林，也不在孔，而在批“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