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第四章 批判刘、邓2

父亲“犯错误”,我们这些孩子都很不理解。一次,大姐邓林问父亲:“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运动?”此时,父亲能回答什么呢?他只说了一句:“你们自己考虑。”父亲“犯错误”,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分别在各自的学校作检查和受批判,有的还被关了起来,限制了人身自由。批判能不能结束,何时结束,进一步将发展到何等程度,我们心中全然无数。

**批了**和邓小平,但到了这时,他还没有下定决心将**和邓小平像彭、罗、陆、杨一样地彻底打倒。而且,对刘、邓两人,他正在考虑着进行有区别的处理。

对于**,**既已改选**作为接班人,那么原定为接班人的**,是肯定要去掉的,只是处理到一个什么程度的问题。

对于邓小平,**原来是很赏识的,一直想委以重任。但“大跃进”失败以后,邓小平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逐渐与“左”的做法疏离,使**对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一线领导开始产生不满。这种不满日益加深,并随着事态的发展而演变成为进行人事更替的决心。“革”初期,在**决定确立**为接班人的时候,他还没想彻底去掉邓小平,他曾希望继续用邓,并希望邓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选择。为此,**曾找邓谈了一次话。父亲后来回忆:“‘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和**谈崩了,就注定了**在其上升的道路上,绝不容邓。**深知,**对邓小平的不满与对**的不满是不同的,不仅程度不同,而且性质也不同。这种不同,对于如何处理邓,是相当重要的。去掉刘之后,邓就成为**最大的心头之患。工于心计的**知道,要除掉邓,还需竭尽一切之能事,不断加紧加重对邓的攻击和批判。12月6日,在一次会议上,**讲话,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把刘、邓的问题大大升级。

与此同时,看到**虽然批判了刘、邓,但尚未有进一步彻底打倒的准备,陈伯达、康生及**等中央革大员,便联合**集团,谋于密室,企图掀起一场更大的波澜,誓欲置刘、邓于死地而后快。

12月18日,**公开鼓动打倒**。

同日,张春桥把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叫到中南海密谈,布置进一步打倒刘、邓的具体措施。

12月25日,也就是在1966年快要结束的最后几天,清华大学五千名师生冒着严寒示威游行到**,召开了一场彻底打倒刘、邓的誓师大会。

12月27日,北京高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等造反派头头用激烈恶毒的语言对刘、邓进行诬蔑和攻击。

由此,各地造反派纷起呼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更加声势浩大的打倒刘、邓的新狂潮。

1966年,一个奇特而又非同寻常的年头。

这一年,将作为极其特殊的一页,以突如其来地开始了一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革命造反”大运动而载入史册。

这一年,崇尚不断革命理想的**,以其无边的想象力和实践精神,让全世界都睁大了眼睛,见识到了“群众革命”的强大威力。

革命尚未有穷期。在这一年的最后几天,**像先哲一样预言,下一年——也就是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

这预言,像一个巨大的符咒,笼罩在辽阔神州大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