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个别价值之间比例的变化

对于耕作不断的改良还有粮食的不断增加和富足肯定会增长对土地除粮食以外可供使用或者可用作装饰的各种生产物的需要。在整个改良过程当中，可以料想获得这两种不同生产物的价值当中只有一种变动。有的时候能够提供地租，有的时候无法提供地租的生产物的价值应当总是伴随那种总是能提供某些地租的生产物的价值成比例地增长。由于技艺以及工业的进步，人们对于服装、住宅的建筑材料、地球上有用的化石以及矿产、贵金属以及宝石的需求愈来愈大，它们应当能够交换到日益增多的粮食，即应当变得越来越贵。这就是这些商品在大多数场合所发生的情况。并且将会是在各种场合对于所有商品将要发生的情况，假如在某些场合并没有特殊的意外事件使其中某些商品的供应仍然以大于需求的比例增加的话。

比如说，一个砂石矿随着四周乡村的不断进步以及人口增长，它的价值也肯定不断地增长，特别是当它是周围地区唯一的一个砂石矿的时候。但是一个银矿的价值，即使在周围1英里内并没有第二个银矿，随着所在的农村的进步其价值也不一定会有所增加。一个砂石矿的产品市场不会超过其方圆几英里的地方，所以对于它的需求常常必须和那个小地区的人口互成比例。不过一个银矿的产品的市场则可以延伸到整个世界。所以，除去世界总的来讲在进步以及人口在不断增加，对于银子的需求就不会因为银矿附近一个大国的进步而增长。不过，假如在进步的过程中，发觉了要比已有的银矿更加富足的新银矿，即使对于银子的需求有所增多，不过由于供应的增长加大，所以银子的真实的价格反会逐渐降低，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数量，比如1磅重的银，可能购买或者支配的劳动量会越来越少。换言之，可以交换的谷物的数量，劳动者维持生活的主要资料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小。

世界上商业发达以及文明的国家是银子非常大的市场。

假如通过一般的改良白银市场的需要就可增长，而同时供应却没有成比例的增加，则银子的价值就在和谷物价值的比例中将渐渐提高。任何一个数量的白银将可以交换到更大量的农作物，也就是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将渐渐变得便宜。相反，假如由于某些意外事件的缘故连着好几年供应的增长远远大于需求，则银子将会变得越来越便宜，那就是说，即使有这些改良，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也将变得越来越贵。

不过，另外一方面，假如银子的供应增长的速度几乎和需求同步，那它就将能购买或者交换到几乎等量的谷物，谷物的平均的货币价格将无论所有改变继续和之前几乎相同。

这三种情况看起来就全部包括了在改良过程当中所能发生的不同的组合情况。并且在过去的四个世纪当中，假如我们能够根据在法国以及在不列颠所发生的情况来评判的话，以上三种不同组合情况好像在欧洲市场上都发生过，并且几乎和我在这儿叙述的次序相同。

过去的四个世纪中有关白银价值的变动的离题论述

第一阶段

在1350年还有之前的一段的时间，英格兰l夸特小麦的平均价格好像一直低于陶衡4盎司的银子，大约合我们今天的货币20先令。之后，似乎从这个价格一直下跌到2盎司白银，大约合我们今天的货币10先令。我们发觉这正是16世纪自开始的时候的价格，并且这个价格好像一直持续到1570年。

在1350年，也就是爱德华三世25年，颁发了所谓“劳动者法规”。在法规的序言中用大量的篇幅抱怨了奴仆的横蛮无礼，迫使主人提高他们的工资。所以，法规规定所有仆人以及劳动者此后应当满足在爱德华三世20年还有其前4年的时候通常所领取的工资以及津贴(津贴在那个时候不仅仅包括服装，同时包括口粮)。由于这个原因，作为其口粮的小麦在任意地方无法超过10便士1蒲式耳，同时雇主有权决定向他们支付小麦还是货币。

所以，在爱德华三世25年，10便士1蒲式耳被当做是一个非常适中的小麦价，所以它要求颁布一个特殊的法规来迫使仆人在交换他们日常的津贴以及口粮的时候接受这个价格。并且在第25年之前的10年，也就是爱德华16年，法规所指的那个时候，它被看做是一个合理的价格。不过在爱德华三世16年，10便士包含有半盎司的申银(陶衡)，接近于我们今天货币的半克朗。因此，陶衡4盎司的白银相等于那个时候的货币的6先令8便士，几乎相当于今天的20先令，应当视作是1夸特即日蒲式耳的合适价格。

关于这个在那个时候被视作是谷物的合适价格，这一法规所提供的证明肯定要比历史学家以及其他作者有关谷物在某些特殊年份异乎寻常的昂贵或者便宜的纪录更加可靠。并且根据那一些纪录非常难做出关于什么可能是它的平均价格的任何的判断。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可以让我们相信，在14世纪的初期，还有其前的某些时候，小麦的通常的价格不少于1夸特4盎司(白银)，而其他的谷物的价格也和它相应。

1309年坎特布里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副院长拉弗·波恩在其就职日曾经举行了一次盛宴。威廉·桑恩不仅仅保存了那一天的菜单，并且记载了非常多项目的价格。在那一次宴席上消费的第一次是53夸特小麦，价格是19镑，也就是7先令2便士1夸特，大约相当于我们现在货币20先令2便士1夸特；第二项是58夸特麦芽酒，价格为17镑10先令，也就是6先令1夸特，大约相当于我们现在货币18先令，第三项是20夸特燕麦，价格为4镑，也就是4先令1夸特，大约相当于我们现在贷币12先令。其中麦芽酒以及燕麦的价格好像高于它们和小麦价格的平均比例。

这些价格之所以被记载并不是因为它们特别昂贵或者特别低廉，而仅仅是作为一次拥有重大意义的有名宴席所花费的大量粮食实际支付的价格的偶然记载。

1262年，亨利三世的第51年，恢复了一个在古代称作面包以及麦酒的法定价格的法规。国王在序言当中说，那一个法令是在国王的祖父的时候由英格兰国王制定的。所以，它很大可能是国王的祖父亨利二世的时候制定的，甚至于还可能古老到诺尔曼征服的时候。法令依据小麦可能发生的价格，规定小麦从那个时候的1夸特1先令到20先令时的面包价格。并且这类法令常常考虑到了所有对于中等价格的偏离，也就是高于或者低于它的价格。所以，10先令包括6盎司白银(陶衡)，大约等于我们现在的货币30先令。依据这个推测，它肯定是这个法令起初颁布的时候被视作1夸特小麦的中等价格。并且随后一直持续到亨利三世第51年。因此假如我们设想那个时候的中等价格不少于这个法令所规定的最高的价格的1／3，或者说不少于含有陶衡4盎司白银当时货币的6先令8便士，是不会有非常大的错误的。

所以，根据这些不同的事实，我们有理由得出一个结论，大约在14世纪中叶还有之前的一段相当长时间，1夸特小麦的平均或者常常价格可推测为白银4盎司(陶衡)之上。

大概从14世纪中叶再到16世纪初，小麦的通常或者平均价格，即所谓的被视作合理的以及适中的价格好像逐渐降低了一半，导致了最终降到白银2盎司(陶衡)左右，大约等于我们现在的货币10先令。直到1570年前后，可能仍维持在这一价格。

在诺萨伯兰五世亨利伯爵1513年所记载的家务开支账上有关小麦有两个不同的价格。其中一个是1夸特6先令18便士，另外一个是5先令8便士。在1512年6先令8便士只包含有2盎司白银(陶衡)，大约相等于我们现在的货币10先令。

从爱德华三世第25年再到伊丽莎白统治开始，在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从不同的法规来看，6先令8便士一直被当做是所谓适中以及合理的价格，是小麦的通常或者平均价格。在那段时间因为几个变化的结果，在那个名义上的金额里，硬币的含银量一直在不断地减少。但是银的价值增长了，足够补偿那个名义上的金额所包含的银量的减少，以至于立法当局也不觉得有必要去考虑这个情况。

所以，在1436年通过了一个法令：每当小麦的价格低于6先令8便士的时候无须特准，小麦就可出口。在1463年又通过了一道法令，假如小麦价格并没有超过6先令8便士，不准许小麦进口。司法当局曾经以为当麦价这样低廉的时候，方便出口，不过当麦价上扬的时候，对于进口则变得慎重了。因此， 6先令8便士的含银量和我们今天货币的13先令4便士的含银量几乎相等(比爱德华三世的时候同一名义数目的含银量减少了1／3)。那个时候6先令8便士曾经被视作所谓适中以及合理的价格。

依据1554年菲力普王以及玛丽女王的第1年以及第2年的法律还有 1558年伊丽莎白第1年的法规，当1夸特小麦的价格多于6先令8便士(在那个时候要比现今的同一名义数目含银量多不到2便士)的时候，小麦的出口就被以相同的方式禁止了。不过很快就发现假如麦价到如此低贱的时候，才不限谷物出口，事实上就等于全部禁止了出口。所以，在1562年也就是伊丽莎白第5年，当1夸特小麦的价值不超过10先令，包含和现今名义数目几乎相同数量的白银的时候，小麦在有一些港口是容许出口的。因此，这个价格在那个时候被视作所谓的适中以及合理的麦价。它和1512年诺萨伯兰家务开支中的价格几乎一致。

在法国，谷物平均的价格在15世纪末以及16世纪初同样要比杜普列·戴·圣莫尔先生有关谷物政策论文的斯文作者所发现的前两个世纪当中的谷价要低许多。在同样的时期，麦价在全欧或许都降低了。

因为耕作不断的改良以及改进的结果，银价随着谷物价格成比例上扬，它的原因可能是：对于银子的需求增多了，而供应却依然像之前一样，或者是供应渐渐减少，而需求却好像之前一样未变；世界上那个时候知名的矿山大多数已经变得枯竭，所以开采的费用大量增加。它或许部分地属于前种情况，部分地属于后种情况。在15世纪末以及16世纪初，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和几百年前相比日益趋向一个较为固定的政府形式，安全保障的增加自然也促进工业的进步。对于贵金属的需求，好像对于各种奢侈品以及装饰品的需求一样自然会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大。年产物的增大肯定要求更多的铸币来让货物流通。富人的数目增加了，肯定要求更多的白银餐具以及其他银饰品。那个时候供应欧洲市场白银的大多数矿山很可能已大大地枯竭，并且开采所需的费用越来越贵，这是非常容易就能够推测出来的。由于欧洲的许多矿山是从罗马时期就开始开采的。

在古时候，从诺尔曼征服的时候起，或许还应从恺撒入侵之日算起，直到美洲金矿的发现，银价一直在不断地下降。这是大多数论述古代商品价格的作者的见解。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部分是因为对于谷物价格以及其他某些土地原生产物价格偶然间进行的观察，部分是因为一种普遍的看法，也就是由于各国银产量伴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长，因此其价值随着量增加而降低。

在他们观察谷物的价格的时候，三种不同的情况似乎常常把他们带进歧途。

第一，在古时候几乎所有的地租都是以实物，也就是以一定量的谷物、牲畜、家禽等等交付的。但是，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地主规定他能够对于佃户任意要求，或者全年交付实物，或者用一定数目的货币来代替。如此所交付的实物可转换成一定数目的货币，在苏格兰这个就叫做价格转换。因为地主总是有权选择收取实物或者收取货币，所以为了佃户的安全起见就需要使转换的价格低于而不是高于市场的平均价格。所以，在很多地方其价格常常仅略高于市场平均价格的一半。

在苏格兰的大多数地区，交纳家禽这一习惯直到现在依然保持着，而在有的地方也还习惯纳牲畜。假如不是公定的谷价制度结束了换价，换价或许在交纳谷物方面还可以继续存在。公定的谷价是依据法定标准，每一年依照不同县区实际的市场价格对于各种不同质量的谷物所评定的一个价格。这一制度照他们的说法在转换谷物地租方面使佃户获得了充分的保障，也让地主更方便，双方都依照当年的公定价格而并不是依据其他任何定价。不过看来一些收集古代谷物价格的作者常常把苏格兰所谓的转换价格误作了实际市场价格。弗利伍德就曾经承认有一次犯了这样的错误。但是，为了著述的原因，他觉得不宜于做出这样的承认，因此直至他把这个转换价格运用了15次之后，他才承认。那一个转换价格是小麦1夸特8先令。这一数目在1423年，他所研究的第一个年头，包含的银量和我们今天的货币16先令的含银数量相等。不过在1562年，在他研究的最后的一年，那一数目的含银量也不比现在的这个名义数目所包含的白银多。

第二，他们有的时候被有些关于法定价格的古代法规在抄写的时候由于抄写人的粗心所造成的错误所误导，有的时候实际上被立法当局所起草的条款所误导。

古代关于法定价格的法令好像首先总是从规定小麦以及大麦的价格处于最低的时候上等面包以及淡色啤酒应有的价格，然后规定在这两种谷物的价格逐渐涨到最低价格以上的时候面包以及淡色啤酒应有的价格。不过这些法规的誊写人似乎常常认为抄写三四个最高以及最低价格就够了。我猜想他们是想凭此来节省劳动，并且判定这些已经足以表明在所有较高的价格中应当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

所以，在亨利三世的第51年关于面包以及淡色啤酒的法令中，面包的价格是依据小麦不同价格，从1夸特1先令到20先令还有那些年代的货币的价格来调整的。不过在拉弗赫先生的刻印法规汇编之前，在所有法规的抄本当中誊写人从没有誊写过超过12先令的价格的法规。因此有些作者被这一不实的誊写所误导。非常自然地做出结论：1夸特6先令大约相等于我们现在货币18先令，是小麦的通常或者平均价格。

在大约同时颁布的刑车法以及颈手枷法中规定淡色啤酒依据大麦价格要从1夸特2先令到4先令，每次上扬6便士调整一次。但是，4先令并没有被视作最高价格，即使那个时候大麦常常会涨到4先令，并且这些价格只是作为其他价格(不论是高一些或者低一些)中应当遵守的并与其保持比例的例子。这一点我们能够从法令的最后一句话：“ebk deinceps crescetur vel’diminuetur per sex denarios”推断出来。这句话文字即使不非常确切，但是意思非常明白：“淡色啤酒的价格刚好是以这种方式根据大麦的价格每次涨跌6便士而上扬或者下跌”。立法当局在起草这一法令的时候本身似乎像誊写员在誊写其他的法令一样粗心大意。

在苏格兰的一部古法律书《皇位的尊严》的古代手稿中，有一个公定的价格法规，其中规定面包的价格按照小麦的不同价格进行调整。具体来说，从每一苏格兰波尔(大约等于英国半夸特)10便士到3先令不等。在被认为是制定该项法令的时候，3苏格兰先令大约等于我们今天的英币9先令。拉迪曼先生似乎从这一点做出了结论，3先令是那时小麦曾经涨到过的最高价格，然而10便士1先令或者最多2先令是那个时候的通常价格。但是查阅手稿后，一切就明白了，所有这些价格都只是作为例子，用以说明小麦以及面包个别价格间应该有的比例。法令的最后的一句是“reliqua iudicabis secundum pra~scfipta habendo respectum ad prefium bladi’，它的意思是“关于谷物价格的其余的情况你可根据上面所写的条款来进行判断”。

第三，他们好像也被小麦在远古的时候有的时候售价非常低廉所误导，觉得既然那个时候其最低价格要比后来一些的时候低得多，则其通常价格肯定也要低非常多。但是，他们可能也发现了在古代它的最高价格也非常高，如其最低廉的价格低于后来所知道的任何的东西的价格一样。

所以，在1270年，弗里伍德为我们提供了1夸特小麦的两个价格。一个是那个时候的货币4镑16先令，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货币14镑8先令，另外一个是6镑8先令，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货币19镑4先令。在15世纪末或者16世纪初无法找出一个和这些过高的价格相近的价格。谷物的价格即使在任何时候都有不同，不过在动乱以及混乱的社会中波动得最剧烈，在那些动乱的社会里所有商业以及通讯的中断妨碍着国家的富裕部分救济贫穷部分。金雀花王朝自从12世纪中叶左右到15世纪末一直统治着英格兰，那个时候的英格兰长期处于混乱状态。某个地区可能富裕，而另外一个不太远的地区由于谷物遭受季节性的某些意外事件的破坏，或者由于邻近某一男爵的入侵或许遭受到饥荒的威胁，假如某敌对于贵族的土地处在这两个地区之间，前者就不会给予后者起码的援助。都铎王朝从15世纪后期直到17世纪初一直统治着英格兰，但是由于都铎王的强有力的管理，并没有一个男爵有足够的武力胆敢扰乱社会安全。

在本章的末尾读者将会发现弗里伍德收集的从1202年到1597年小麦的所有的价格，包括转换为现代货币以及按照时间顺序分成的7个时间段，每一时间段为12年。同一时候，在每一时间段的末尾，读者将发现在那12年当中的平均价格。在那个漫长的时期里，弗里伍德搜集了不到80年的价格，以至于最后一组12年中还缺少了4年的价格。

因此，我从伊顿学院的账本上补充上了1598年、1599年、1600年以及1601年的价格。这是我做的唯一补充。读者将能够看到从13世纪到16世纪中叶每12年的平均价格是在渐渐下降，而到16世纪末又开始上扬。确实，弗里伍德所搜集的价格好像主要是那些特别昂贵或者特别便宜的，所以我不想妄言依据它们可以做出非常可靠的结论。

但是，迄今为止，只有它们可以证明，因此正好肯定了我一直努力希望阐明的东西。弗里伍德自己即使和大多数其他作者一样好像都相信在所有这段时间里银子的价值由于其产量的渐渐增加而一直在下降，但是他所收集的谷物价格一定和这种意见是相左的，但是它们都和杜普列·戴·圣莫尔先生的看法是一致的，同一时候也和我力图说明的相一致。弗里伍德主教以及杜普列·戴·圣莫尔先生好像是以最大的勤奋以及忠诚收集古代各种物品价格的两位作者。多少有些奇怪的是，虽然他们的意见是这样不同，但是他们收集的事实，他们所涉及到谷物的价格最起码能够说是非常准确地吻合。

但是，一些最慎重的作者推测，远古的时代银子的昂贵并不是完全因为谷物的价格低廉，而是因为土地的某一些其他原生产物的价格低廉。听说，谷物作为一种商品，在那个原始年代和其他大多数商品相比较要昂贵得多。我觉得这里指的是牲畜、家禽还有各种猎物等大多数未经制造的商品。在那个贫困以及野蛮的时候，这些东西远低贱于谷物，毫无疑问是真实的。不过这个低廉并不是银价高昂的后果，而是那些商品的价值低贱的结果。即它并不是由于银子在那些年代能够购买或者代表更大量的劳动力，而是由于那一些商品在较为富裕以及进步的年代只能购买或者代表更少量的劳动力。美洲属于西班牙的白银肯定要比欧洲便宜得多。由于陆路以及海路的长途运输，货运以及保险均需花费费用，出产银子的国家要比进口银子的国家的银子便宜。

但是，乌洛阿告知我们，几年之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花21便士就可从三四百头的牛群中任意选一头牛。拜伦先生告知我们16先令(英币)是在智利首都买一匹马的价钱。在一个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国家，因为其中大多数土地完全没有开发，只要用极小量的劳动就可以捕获牲畜、飞禽以及各种猎物，因此它们也只能购买或者支配极小量的劳动。它们的售价非常低并无法说明在那儿银子的真实价值非常高，而只可以说明那一些商品的真实价值非常低。

需要始终牢记，是劳动而并不是任何一种特殊商品或者一类商品是衡量银子以及所有其他商品价值的真正的尺度。

不过在几乎荒芜或者人烟稀少的国家，牲畜、飞禽、各种猎物等，因为它们都是大自然的产物，所以大自然生产的远多于居民所需要的。在这样的状态下，供应经常超过需求。所以，在社会不同的状态，进步的不同阶段，这些商品所代表或者可交换的劳动量很不相同。

在社会各种各样的状态下，进步的每一个阶段，谷物都是人类辛劳的产物。不过每种勤劳的平均产物或多或少总是和平均消费相适应，平均供应和平均需求相适应。

除此之外，在进步的不同阶段，在同样的土壤以及气候条件下，生产相同数量的谷物，按照平均水平，要求接近相同数量的劳动，换言之，要求接近相同数量的价格。在耕作不断改良的状态下，劳动生产力的不断增长或多或少将为牲畜——农业的主要工具——的价格不断上扬所抵消。因此我们尽可放心相同数量的谷物在社会的每一个状态下，在进步的每一个阶段，要比同等数量土地的其他天然生产物都更准确地代表同等数量的劳动。所以，依据观察，在财富以及进步的所有不同阶段，谷物是一个比其他任何商品更加准确的衡量尺度。在所有那些不相同的阶段，我们通过把银子和谷物相比较要比把银子和其他任何的商品相比较更能准确地判断银子的真实价值。

除此之外，谷物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是人们普通喜爱的植物食品，在每个文明国家组成了劳动者的主要食粮。因为农业的扩大，每个国家的土地生产的植物食品要比动物食品多得多，所以各地劳动者主要是依赖这个最便宜而又最为丰富的有益健康的食品过活。除了最繁荣的国家或者劳动报酬最高的地方，鲜肉仅仅是劳动者食品中很少的一部分，家禽则是更小的一部分，猎物则完完全全不存在。在法国，甚至在苏格兰，除了节日以及某一些特殊场合外，贫苦的劳动者极少吃鲜肉，而苏格兰的劳动酬劳略高于法国。因此，劳动的货币价值更多的是取决于作为劳动者食粮的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而不是鲜肉或者任何其他土地原生产物的平均货币价格。所以，金银的真实价值，也就是它们所能购买或者支配的劳动的真实量，更多地取决于它们所能购买的或者支配的谷物的数量，而不是鲜肉或者任何其他土地原生产物的数目。

但是，对于谷物或者其他商品价格的这些少量的观察应当不会误导许多聪明的作者，假如他们并没有遭到流行的见解影响的话。那就是因为白银的数量在各个国家将随着财富的增长而自然增长，所以其价值将随其数量的增加而下降。但是，这个见解看来是全然没有根据的。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贵金属的数量可以由两个不同的原因而增加：(一)供应贵重金属的矿山的产量增多而货源充足；(二)人民劳动的产品的增多，财富增加。这两个因素中的第一个肯定会引起贵重金属的贬值，而第二个就和其无关。

当更加富饶的矿山被发掘后，更大量的贵金属进入了市场，而它们所要换取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数量却和之前完全一样，这样同等数量的金属肯定就只能换取较为小数量的商品了。所以，在任何一个国家，假如贵金属数量的增长是源自于矿产的增加，那么它肯定会引起它们的某些贬值。

反之，当任何一个国家的财富增长的时候，当其劳动的年产物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为了使更多的商品可以流通，肯定就需要更多的铸币，而人民购买得起，因为他们有了更多的商品可和它交换，自然愿意购买更多的银餐具。他们的铸币数目亦将因需要而增加。出于虚荣以及炫耀他们的银餐具，或者出于一样的原因，他们拥有的美丽的雕像、绘画以及其他奢侈品和珍品的数量可能同样增加。不过由于雕刻家以及画家在富裕以及繁荣的时候非常可能要比在贫困以及萧条的时候所得的报酬更要优厚，所以金银也可能变得更值钱一些。

假如偶然发现的更为富饶的矿山未能让金银的价格下降，则金银的价格自然而然是随着每个国家的财富的增长而上扬，因此不论矿山处在什么状态，任何时候富裕国家中金银的价格都要比贫困国家中的高。金银像所有的其他商品一样，当然要寻求能卖到最好价格的市场。而任何商品能卖到最好价格的地方通常是可以出得起最好价格的国家。需要记住，劳动是支付给任何东西的最终价格。在劳动能获得同样优厚报酬的国家，劳动的货币价格也将会和劳动者的食粮价钱成比例。不过金银在一个口粮富足的国家要比在一个口粮供应困难的国家，换言之在富国要比在穷国能换取更多的口粮。假如这两个国家相距非常远，其中的差异便可能更大，虽然金银自然地会从较差的市场流向较好的市场，但是要运输大量的金银或许会十分困难，而又只有运送大量的金银才能让它们在两地的价格接近同一个水平。假如两个国家相距较近，两地价格的差异就会小一些，并且有的时候可能小得都觉察不出来，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运输非常容易。中国是要比欧洲任何部分都富裕得多的国度，但其口粮的价格和欧洲相比却相差非常大。大米在中国的价格要比小麦在欧洲任何地方都还要便宜许多。英格兰要比苏格兰富裕很多的国家，不过谷物的货币价格在这两国相差非常小，小到仅可觉察获得的程度。

就数目来说，苏格兰的谷物一般显得要比英格兰的便宜很多，不过就其质量来说，苏格兰的谷物一定要略微贵一些。苏格兰似乎每年都要从英格兰获得大量的供应，而每种商品的价格在进口国家肯定略微要比在其出口的国家贵一些。因此，英格兰的谷物在苏格兰肯定要比在英格兰贵一些。不过从质量上来说，或者就英格兰小麦所制成的面粉或者麦片的数量以及质量来说，它在苏格兰市场上售出的价格通常不比在市场上与之竞争的苏格兰谷物更昂贵。

在劳动的货币价格上，中国和欧洲的差异要比这两个国家在口粮的货币价格上的差异更加大，由于在欧洲劳动的真实补偿要比在中国高。欧洲的大多数地区都处在进步状态，苏格兰的劳动的货币价格要比英格兰低，是因为劳动的真实补偿低廉得多。苏格兰即使在向富裕迈进，但是进步的步伐要比英格兰慢很多。从苏格兰到英格兰的移民多，而从英格兰移出的移民非常少，这充分证明了两国对于劳动需求的截然不同。不同国家间劳动真实补偿的比例当然并不受他们的实际财富或者贫困所调控，而是受到他们是处于进步、停滞或者衰落的状态所调控。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

因为金银在最富裕的国家当中自然就具有最大的价值，所以它们在最贫穷的国家中自然仅仅具有最小的价值，即所有民族中最为贫穷的民族里，它们基本上没有任何价值。

粮食在大城镇中总是要比在偏远地区贵一些。但是，这并不是银子真正便宜的后果，而是粮食真正昂贵的后果。把银子运到大城镇并不比运往偏远地区需要花费的劳动更少，而把粮食运往大城镇消费的则要多得多。

在非常富裕以及商业非常发达的国家，譬如荷兰还有热那亚地区粮食昂贵，其原因和大城镇粮食昂贵一样。它们无法生产足以养活其居民的粮食。它们在工业方面富裕，在制造方面以及节省劳动的各种机器方面，在制造航运还有其他运输及商业工具和手段方面，都有非常好的手艺以及技巧，不过他们在谷物生产方面却一筹莫展，粮食需要从遥远的国家运来，因此他们必须通过提高它的价格来支付从那些国家运来的运费。把银子运到阿姆斯特丹并不比运往但泽需要的劳动更少，不过运输粮食则费用要多得多。银子的真实价值在那两个地方肯定非常接近，不过粮食的真实价格则非常不同。即使荷兰或者热那亚地区的居民的数目未变，但是他们的富裕程度下降了，他们从遥远的国家供应自己的能力减低了，随着这种衰退出现的肯定是白银数量的减少(无论是作为衰退的原因还是结果)。这个时候谷物的价格不但不会随着白银数量的减少而下降，反而会上扬到饥荒的时候的价格。当我们缺乏生活必需品的时候，我们应当放弃所有奢侈品，因为奢侈品的价格在富裕以及繁荣的时候是一直上扬，在贫困以及萧条的时候下降。而生活必需品的情况则完完全全相反。它们的真实价格，它们所购买或者支配的劳动量在贫困以及萧条的时候上扬，在富裕以及繁荣的时候下降，因为繁荣的时期谷物总是非常富足。谷物是一个必需品，银子仅仅是一件奢侈品。

因此，在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这段时间里，无论贵金属的增长情况如何，贵金属的数量由于财富的增长以及土地的进一步改良也增长了。无论在大不列颠还是欧洲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可能有减少的趋势。假如谁收集了古时候各种东西的价格，无论从对于谷物还是其他商品的价格来观察，他们都没有理由推论说在这段时期银子的价值贬值了，他们更加没有理由根据假定的财富的增长以及土地改良的加大而得出这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