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进入四十年代之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池田笃纪译，大亚细亚建设社1940年出版）、《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矢野安房译其大意，兴亚资料·政治篇，第13号，1940年，东京）等著作相继在日本翻译出版。

《乡村建设理论》的译者池田笃纪，当时为新民会中央总会设计部企划科副科长。他1909年出生，1929年毕业于东京外语学校后到北京清华大学留学，入外务省工作。1939年11月，他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为王克敏）山东省行政视察团的成员之一，在行政委员会调查所工作，随团来到济南。他在济南见到他的同学冈宗义，听冈宗义说到梁漱溟的事，并与朱经古（译者将其视为梁漱溟“门下之伟才”）多有过从。冈宗义和朱经古分别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梁漱溟先生教育文集》（在《乡村建设理论》译本的正文之前付有唐现之《梁漱溟先生教育文录编者赘言》）赠送给了池田笃纪。池田在东京外国语学校就读时曾经醉心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次得到梁漱溟的著作自然高兴。11月底回到北京之后，他决意向日本青年宣传梁漱溟的思想。于是在恢弘塾面向十几位青年每周一次以《乡村建设理论》为中心讲解梁漱溟的人格与思想。有人建议他将讲稿拿到大亚细亚建设社出版。1940年3月，他加入了新民会，梁漱溟有关乡村建设的观点被认为“对新民会很有参考意义”，新民会的副会长、陆军中将安藤纪三郎为之作序，在笠木良明的支持下，讲稿于1940年10月初在该社公开出版。

安藤纪三郎在该书的序中表示，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深入到“满洲社会”的县级单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满洲国”；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要更加进一步深入到乡村这一基层组织，以中国社会的最基层为基础，建设亚洲新秩序。他称梁漱溟为“中国社会革新在实践上的一异才”，称该书是“以维护和发展从中国民族文化的本性本质所流露涌现出来的东西为基础而谋求中国社会的解放和发展的心血之作、魂魄之作。”指出出版该书的日文译本，在中国研究著作泛滥之际，无论是对著者、译者还是发行者而言都可谓“得其人、其处、其时”。

《乡村建设理论》日译本中，译者增加了《梁漱溟氏的人物与思想》《乡村建设理论解说》两篇绪论。译者视梁漱溟为“圣人（圣者）”“圣侠”，而抑制不住对他的“敬慕之念”。《乡村建设理论解说》中原原本本地译出了该书的目录，但是正如译者所说的，日译本的正文并非完全原原本本地按照原著的样子展开。其中最明显之处是在“认识篇”中增加了两个子目：“中国不能按照日本的发展路线前进的两个理由”和“将来的中国不能步日本近代资本主义路线后尘的三项理由”。

我们知道，新民会是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建立的傀儡组织。汉奸王克敏为会长，张燕卿是副会长，缪斌为中央指导部长。在华北沦陷区各省、市、县都设立有分会，宣扬“中日亲善”“东亚新秩序”及“新民主义”等。这本“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的《乡村建设理论》被讴歌这场企图毁灭中国的侵华战争为“圣战”、为“旨在转变世界史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战争”的帮凶所“崇敬”和“陶醉”并大加宣扬，这的确是一个天大的历史玩笑。从字面上看，我们很难怀疑他们的真诚，他们也同样毫不掩饰自己“全身心致力于培育新民会”，毫不掩饰自己满腔的“亚洲新秩序建设的血与魂”。要弄清这个历史玩笑的真相，无疑是一件十分有趣也很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