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出现的关于现代中国思想的著作中，梁漱溟的名字频频出现，评价不一。如神谷正男在《现代中国的思想潮流》（载1939年4月《亚洲问题讲座》）一文中指出：“五四前后，在北京大学与胡适并称的梁漱溟，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超越地域政治背景的传统主义思想潮流的唯一名著。此后他转向指导农村运动而未能够发展其哲学，但是现在他被西方人视为中国唯一的哲学家。”[8]又如小竹文夫在《现代支那思想》中说到，梁漱溟的思想“在其立论的根底上虽然特别能够让东方人产生共鸣，但其在所论的事实及条理方面有许多矛盾之处，不能说论证严密。仅就其在民主与科学呼声日盛之中，批判西洋文明而推崇东方文化这一点，即使其缺乏明确的理论，也决不可忽视其影响。”[9]而福井康顺的《现代中国的伦理思想》（1943年11月《岩波伦理讲座》）则重视梁漱溟“独特的佛学思想”，说梁漱溟等保守派思想家“都倾向于持独善之说，而未与论敌进行真正的辩驳”。

与以上的这些泛泛而论相比，四十年代有两篇专门研究梁漱溟的论文更值得注意。这两篇文章都出自京都中国学者之手，一篇是木村英一的《梁漱溟的思想——关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东亚人文学报》第3卷3号，1944年。以下称“木村文”），作者在文末“附记”：“此稿本来打算进一步论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思想与此后村治论思想的关系及其社会历史意义。现在因故就此搁笔，虽然从内容和体裁上看都尚未完结，其以村治论为中心的后半生的思想，只好留待他日再论。”另一篇是小野川秀美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论的形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科学》第2卷2号，1948年。以下称“小野川文”）。在该论文的一个注释中，小野川秀美说：“关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一般性内容，木村副教授在《梁漱溟的思想——关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作了很好的介绍。本文参照了此文。”木村英一此后侧重于中国道教、佛教思想研究，没有看到其续篇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小野川文可以说就是其续篇。这两篇论文描绘出了梁漱溟思想的基本面貌，为日本的梁漱溟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要而言之，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这两篇文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梁漱溟的生平与思想。木村文中详细地介绍了梁漱溟的思想发展历程，并从文化观、哲学观、比较哲学的原理、中国人生活态度的优劣以及现代中国人应持的态度等方面详细地分析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思想。关于梁漱溟的生平，作者说中日之间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就没有听到梁漱溟的消息了，并听说梁漱溟已经于去年（1943年）去世了，因此而不胜感叹。小野川文则详细地论述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形成及主要内容。两者都将东西文化论和乡村建设作为梁漱溟一生的两个思想巅峰，并着力阐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木村文指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梁漱溟一生中的两本主要著作之一，是他前半生思想的顶峰，同时也是形成他后半生村治运动的理论根据之一。”小野川文强调“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论与其对东西文化的独特见解相表里。乡村建设运动可以说是对其东西文化见解的实践。”也就是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论的成立过程是与其如何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紧密联系，并随之而展开的。”他指出梁漱溟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乡村建设理论》的转变“即梁漱溟关心的重点由文化问题移向了政治问题”。

第二，两者都重视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上阐述梁漱溟思想的性质和特点。木村文中指出梁漱溟探讨文化的究极问题之难能可贵和理所当然。“在具有深厚的文化遗产而如今遭受列强无端侵略的灾难而面临着生存危机的中国，知识分子抱着这种深重的忧患意识而反思自己的国家和文化的前途与命运时，首先力图透视中国文化的究极地位和价值，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他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虽然难以避免其启蒙性质，对这一问题也还有待于进行充分的学术性研究，“但是梁氏出色的直觉与作为思想家的优秀素质，同他的真诚的人格与忧国的热情相互辉映而发出照人的光彩。”而且“此书是以东西文化比较的形式而吐露自己的经世之志，而决不是以单纯的学问研究为能事。”另外，木村文还指出：“从尝试对中国思想进行新的研究和解释这一点上看，此书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具有同样的价值。”

小野川文更加从中国近代化的道路选择与对古代的认识的关系中来把握梁漱溟的思想特质，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围绕着回归古代与否定古代而展开的，指出“梁漱溟的思想与其说是一种中体西用论，不如说更加有向古代复归的倾向。”他分析说，梁漱溟所谓的古代，并非其具体相，而是被“情义”性所纯化了的理想世界。梁漱溟片面强调“情义化”的一面，这可以看成是有意识地将中国古代社会与西方社会相互对比，通过强调两者的对决来说明古代的优越性。从为了对决而被纯化的古代所抽取出来的，是以“情义”为基调的“中国式的民治”，这正是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根据所在。而轻视身份化与重视情义化，也使得梁漱溟的思想带有一种独特的民主主义的性格，虽然在以“伦理情义”与“义务关系”为基调这一点上，与西方的民主主义有根本的不同，但其目标在于“多数势力的开发、多数政治之形成”。因此关于梁漱溟思想的性质，小野川文认为从梁漱溟之给予孔子的教化与儒家的礼乐运动以极高的评价来看，其乡村建设运动之标榜“新礼俗之创造”，也无非是强调儒教道德的情义方面而致力于儒教的现代复兴罢了。而木村文在揭示梁漱溟的哲学观与文化观时，不仅注意到西方思想对梁漱溟的影响，而且更加着重强调其思想中唯识学的深厚根基。

小野川文还将梁漱溟的“复古”与民族主义作了区分，指明梁漱溟的“民族自觉”虽然也是民族意识高扬的一种表现，但是其内容与民族主义不同。立足于民族主义基础上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中体西用论是其主流。而梁漱溟的思想毕竟是以五四运动背景下的东西文化论为根基的，其核心不是民族而是文化。即使同样是文化问题，与中体西用论之“复古”也存在着重要差别。他有意识地强调古代的复活，同时其结论却归结到与西方文化的“沟通调和”。“情义”的“民治”与民主主义就有相通的一面。然而这种古代的复活，在现实中能否再次成为近代化的媒体？这种社会与文化的革新运动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为近代化的动积极力？作者认为这些问题大概只有靠历史本身来解决。

以上提到的梁漱溟思想中的儒佛关系、中西关系、古今关系及其关于政治、民族、文化相互关系的论述，这些问题即使在今天依然是梁漱溟研究，甚至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中心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