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节：第六章 农业经济理论问题的论争与发展(5)

上述几方面问题，都是事关我国农业合作化道路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能在正常的氛围下开展党内外的讨论，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允许各地农民群众因地制宜，广泛探索，反复试验、比较、选择，优胜劣汰，必定能在我国农村探索出一条适合国情、形式多样、生命力更加旺盛的农业合作化道路来。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人们所企望的那样，在"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在不断批"右倾"、批"反冒进"，从而不断升温的"左"的思潮推动下；不考虑全国各地千差万别的条件，不听取党内外的一些正确意见，按着统一的模式，仅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完成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的合作化，接着又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在全国实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民公社化。

一时间，在全国农村，"共产风"、"浮夸风"劲吹，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摧残。

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利用行政权力在我国农村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带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军事共产主义色彩和超社会发展阶段空想色彩的联合体。

"共产风"是人民公社诸多弊端最集中的表现，而"共产风"之所以连绵不断、越刮越凶，则是与人民公社制度所具有的"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凭行政命令办事（即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让农民都吃"公共食堂"、搞"供给制"的平均主义分配、不讲经济效益、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等特点所造成的，而其产生的最终根源则是与一些最高决策者在"大跃进"、"浮夸风"的"左"的迷雾下，越来越陷入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空想直接相关。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27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我国经济理论界对人民公社制度也有过一些探讨。

在讨论中虽然也曾有人对当时就普遍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向人民公社过渡是否走在了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前面；在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产品做基础，能否过早否定按劳付酬，实行按需分配；人民公社能否消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等等问题提出过质疑，参见关梦觉《关于高级农业合作社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新建设》1956年7月号；张磊《我国现阶段生产关系是否走到了生产力前面》，《光明日报》1956年10月17日；王松霈《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经济研究》编辑部、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理论研究所编印（1985）。

但从整个讨论看，基本上也是在"左"倾错误思潮的影响下进行的，是为人民公社这种畸形儿的诞生寻找理论根据的。

参见王松霈《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经济研究》编辑部、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理论研究所编印（1985）。

人民公社运动的直接结果是农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再加上发动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大跃进"运动，搞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放高产卫星"，等等，无视科学的主观唯心论，结果造成整个农村生产的大滑坡，主要农牧业产品大幅度减产，出现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危机，从而直接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严重灾难，全国饿死和营养不良的人口达上千万之巨。

当时党内决策层中一些有识之士挺身而出，为民请命，慷慨陈词，指斥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违背了客观规律，"共产风"、"浮夸风"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但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从而错过了纠正错误的一次大好时机。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30、35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