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的英雄故事

第六章 不朽的“精神家园”

第六章

不朽的“精神家园”

摘自《志愿军老兵回忆录》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支援朝鲜,保家卫国,毅然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参与其中的每个志愿军都是为正义与和平而战,为祖国、为中国人民以及朝鲜人民而战。从志愿军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许多,体会到许多。他们看起来都是普通人,但闪耀着无与伦比的精神光辉,就像天上的星辰照亮黑暗的夜空,为人们指引前进的方向。

“志愿军精神”永存

国际主义精神

“国际主义”这个概念,最开始提出的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这个概念也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原则之一。“国际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原则,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是国家或团体在对外活动中进行合作的超越国家界限的一种思想理念。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问题上一直秉持国际主义精神。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严重侵犯、迫害,北朝鲜领袖金日成向中国请求支援。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经过多年战争,全国上下百废待兴,蒋介石政府又在台湾对大陆虎视眈眈,可谓是危机重重。但中国高层领导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怀有的国际主义精神,毅然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志愿军处处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

1952年1月2日,冬天的朝鲜异常寒冷,平安南道成川郡石田里附近的栎沼河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4名朝鲜儿童看河面结了冰,就跑到河面上玩耍起来。栎沼河虽然大部分都已结成冰层,但个别地方的冰层只是薄薄一层,根本无法承受小孩子的重量。

四个小孩子在冰上正玩得开心,只听“扑通”一声,一个名叫崔莹的孩子不幸踩到薄冰,掉进了冰窟窿。其他三个小孩子看到同伴掉进水里吓得大声呼救。

这时志愿军战士罗盛教正好路过河边,听到呼救声,赶忙跑过去。罗盛教一看是小孩子落水了,连忙脱掉身上的棉衣、棉鞋跳到冰窟窿里。当时室外温度只有零下20摄氏度,可想而知水中一定是冰冷刺骨。罗盛教不顾寒冷潜入水中奋力寻找落水的崔莹。找到后,罗盛教使劲将崔莹向冰岸上托,但因周围的冰也都很薄,几次都没有成功。此时罗盛教因寒冷体力已经快耗尽,嘴唇冻得发紫,浑身哆嗦得说不出话来。他铆足全身所有力气,再次将水中的崔莹向岸上托去。幸运的是,另一名战士也已经赶来,帮助他将崔莹拉上了岸。朝鲜小朋友崔莹获救了,而罗盛教却再没有力气浮出水面,年仅21岁的他就这样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之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于1953年6月25日追授罗盛教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战士荣誉勋章,并将其献身的栎沼河改名为“罗盛教河”,崔莹的家乡石田里改名为“罗盛教村”,安葬他的佛体洞山改名为“罗盛教山”。

罗盛教只是志愿军中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战士,但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战士,为了救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国小朋友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闪耀出无比温暖人心的国际主义精神光辉。

除了罗盛教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志愿军战士都闪耀着这样的光辉。当时志愿军的卫生队不仅救助前线的伤员,也替当地朝鲜人民治病。一次一个朝鲜小姑娘突然病重,经过部队医生的检查,发现小姑娘腹部有一个肿瘤,需要立即手术。但是当时血液储备有限,医生只好去询问其他志愿军战士是否有愿意献血的。志愿军战士听说需要献血,纷纷踊跃报名,表示可以抽自己的血。但是大多数战士的血型都与小姑娘不符,最后还是一位年龄不大的女兵和这位小姑娘的血型相同。

这位女兵名叫章紫竹,年龄只比患病的朝鲜小姑娘大两岁。她看到躺在病**的小姑娘,这个和她相仿的年龄,本该是朝气蓬勃、享受青春的小姑娘,此时却因为疾病昏迷在病**,脸色惨白,双目紧闭,呼吸微弱。章紫竹看着这个不知姓名的小姑娘,心中很是难受。同时,她也为自己能帮助到这个小姑娘而感到自豪。

章紫竹立刻躺到小姑娘边上的病**,让医生抽她的血。医生化验完章紫竹的血后,从她身体里抽走400CC的血液。有了这400CC的血液,小姑娘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惨白的面色也渐渐红润。章紫竹看到脱离危险、躺在**休息的朝鲜小姑娘,打心里感到了高兴,并默默地祝福她早日康复。

这只是一件献血的小事,在你我看来,也许和英勇献身的英雄事迹无法相比。但是,就是这样一件小事,却深刻体现出了中国人民与朝鲜人民之间的国际友谊。女战士在献血时,想到的不是国籍,不是利益,而是出于对亲人、对朋友的关怀。朋友遇到困难了,亲人需要帮助了,她便伸出手,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予以帮助。

章紫竹只是一个缩影,只是每个怀抱着国际主义精神的志愿军的缩影,只有抱有这种精神的人,才会拥有如此伟大的情操。她做的事情也许并不轰轰烈烈、可歌可泣,但同样可以敲打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同时可以成为最能紧密连接两国人民感情的纽带。

国际主义精神其实是一种和平的精神,它追求的是国与国之间互惠互利、促进和平繁荣的伟大精神。抗美援朝战争不是一场恶意的、非正义的战争,而是一场中国人民为了帮助友邻、保卫自己国家安全的正义战争。每一名赴朝战士,都不是出于个人利益,而是怀揣着报效祖国、解救受美国以及李承晚统治集团欺凌的北朝鲜人民的信念而奔赴硝烟弥漫的朝鲜半岛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历经血与火的考验,与敌人做斗争,用他们无比刚强的精神与意志震慑了整个世界。可以说,全军上下都是国际主义精神的最高体现者!

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精神”想必大家都不陌生,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提倡的各种民族精神的主要核心。爱国主义是一种崇高的品德,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具有的高尚情怀,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我们从小到大总在说着“爱国”,但究竟什么是爱国,怎么才算爱国?爱国不仅仅一种论调,更是一种付诸实践的行动,它同为国家奉献、为国家尽责紧密相连。

通过阅读前面,我们可以了解到,抗美援朝战争,并不仅仅为帮助北朝鲜人民而爆发的,它同时也是为我们保卫自己的国家而做出的选择。在三年抗美援朝战争中,全国广大青年热烈响应祖国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全军先后掀起四次参军热潮,有207万人参加了志愿军,全国上下都以有机会保家卫国而感到自豪。毛泽东主席曾在抗美援朝胜利结束后说过:“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人民踊跃报名参军。”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全国性质的爱国运动,而抗美援朝取得的最终胜利,是全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所取得的胜利。现在就让我们通过一些英雄人物,来更加深入地体会爱国主义精神所蕴涵的无限力量。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有这样一位战士,他叫伍先华,是某部队二连三班的班长。新中国成立前,他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苦难,是新中国的成立给了他新生活。所以,当听说国家受到威胁时,他毅然决定响应祖国号召,加入志愿军保家卫国,入朝参加战斗。伍先华一直以自己是志愿军而自豪,以有机会保家卫国而骄傲。到了朝鲜之后,他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人民志愿军,立誓一定不负祖国与人民的厚望,在战场上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伍先华入朝后表现英勇,曾先后获得两次三等功。他当了三班班长后更加团结班里每一名战士共同为国家、为人民奋勇战斗。

1952年9月,官岱里反击战即将打响。这场战役要想顺利、有效地展开就必须先将敌人火力最为猛烈的720高地附近的半段坑道的火力消灭。这半段坑道是敌人的指挥所,火力非常密集、强大,如果不消灭这半段坑道,主攻部队根本无法进行总进攻。所以,炸掉敌人这半段坑道的火力点是最为紧迫的任务。上级经过商议,最终决定由伍先华所带领的3班进行这次爆破任务。

9月29日下午,伍先华带领着三班的战士们开始行动。三班战士分成两组迅速向720制高点和半段坑道靠近。两组战士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顺利到达目标地点,准备好炸药手雷,只听“轰”的一声,坑道就被炸开了。就在志愿军以为成功消灭了时,坑道里又开始发出猛烈攻击。看来坑道里的敌人还没有全部消灭。遭受沉重打击的敌人被激怒,集中兵力对720制高点进行冲击,与三班战士们展开激烈战斗。

伍先华与他的战友们一次次将进攻的敌人打退,打到最后,3班只剩下伍先华与另外两名战士。伍先华看着又要准备发起冲锋的敌人皱紧眉头,他知道720高地已经被志愿军拿下,马上就要到发起总攻击的时刻了。伍先华不懂计谋,不会分析战争局势,他只知道,任务要是不完成,会严重影响之后的总进攻计划,这次战役很可能因此以失败告终。他不知道这次战役对抗美援朝有多大意义,但是他决不允许有丝毫影响胜利的危险因素存在,不允许有任何让敌人可以威胁祖国的可能性存在。

想到这里,伍先华暗下决心,他抱起一捆20公斤的炸药包,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攻击,在坑道里穿梭。在接近敌人火力点的时候,伍先华不幸被敌人的机枪击中。伍先华盯着前方的敌人,咬紧牙关,不顾身体的疼痛,继续向前方移动。敌人的火力依旧猛烈,时间每过一分就会多影响胜利一分。就在这危急时刻,伍先华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用尽最后所有力气,拉燃导火索抱着炸药包向敌人扑去。

“轰”的一声巨响,伍先华与坑道里的敌人同归于尽,总攻击的道路被开辟出来。负责总攻的战士忍住心中的悲痛,沿着伍先华用鲜血铺就的胜利道路向敌人发起猛攻,最终取得了胜利。

抗美援朝期间,有许许多多像伍先华一样的英雄战士,他们在战斗中,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与安危,这种无私的大无畏奉献精神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美德之一。

在国内,没能去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中国人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支援着祖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国,最致命的是没有制空权。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人民发出捐献飞机、坦克、大炮的号召。号召一经发出,全国上下立刻掀起一股捐献武器的热潮。每家每户都节衣缩食,将节省出的钱捐给国家购买武器。截至1952年5月底,全国各界人民共捐款55650.37万元,可购买战斗机3710架。就连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都在战后激动地说道:“我们之所以在朝鲜前线赢得了如此伟大的胜利,我国人民的全力支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朝鲜战争的胜利离不开每一位人民群众的支持,离不开每一名战士的浴血奋战。正是因为他们热爱国家,热爱祖国故土,才会不计得失,在祖国深陷困境的时候,奉献自己的一切来支援祖国。爱国主义精神与其说是一种精神更不如说是一种情感,一种深厚的、充满力量的真挚情感。这种情感让我们更加强大,更加优秀,就如同一种不可估量的神秘力量,不断地推动着我们进步,推动着国家前进。

革命忠诚精神

革命忠诚精神是指绝对忠于党,为了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一切的思想,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只有忠诚于党,才能全心全意服务人民,为人民利益无私奉献。

对于军人来说,革命忠诚精神更为重要,因为忠诚于党,对革命军人的成长进步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只有忠诚于党,才能自觉履行革命军人神圣职责,爱军精武、不怕牺牲、英勇善战,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中国人民志愿军个个都是忠诚于党的优秀战士,都是革命忠诚精神的最佳体现者。

朝鲜内战爆发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就悍然插手,帮助李承晚南朝鲜统治集团攻打北朝鲜人民军,并越过三八线不断向北进犯。北朝鲜领袖在迫不得已的情势下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请求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出于长久战略与国际主义精神考虑,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

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在接受出征朝鲜的任命后,坚决拥护党的决定,他说:“我把主席的四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我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定。”

彭德怀司令员对于党中央的决策绝对拥护,并对党任命他为司令员亲自率军入朝没有任何异议。彭总南征北战,戎马半生,经历过无数战役,见识过各种腥风血雨。本该可以告别战乱安心指挥国家建设的时候,却被再次召唤到硝烟弥漫的战场。彭德怀对此没有任何迟疑,他坚信党的英明领导与决策,也坚信自己的选择。正因为他有着如此坚毅的性格与信念,才能率领志愿军战士取得一次又一次战役的胜利,一次又一次打出中国军人的气势,中国人民的精神。

1950年10月25日,彭德怀率领志愿军打响了入朝第一枪,正式展开了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的战斗。当时中国军队的水平在武器装备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而最让人头疼的是中国没有飞机,完全失去了制空权,这使志愿军在战斗中常处于被动。彭德怀虽然也会对美国先进武器和数量庞大的飞机说粗口,但他从未动摇过抗美援朝的信心,他坚信只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武装到牙齿的美军,也只是“纸老虎”而已。

彭德怀针对敌人的出兵路线及习惯,以及敌强我弱的形势,制定出了“分割队伍,个个击破”的作战方针。这种作战方针在多次战役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有着强大武装的敌人经常被志愿军分散成多个小股进行围剿。美军的强大武器经常只能用在撤退行动中。

美国人常常震惊于志愿军的神出鬼没,犹如神兵天降一样向他们发起猛烈进攻。这也许是美国人永远无法想明白的谜题。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志愿军战士有着他们无法比拟的信仰,他们对祖国、对党无比忠诚,对党和领导交予的任务无条件服从,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军人。具有如此精神的军队有着飞机、坦克、大炮这种冰冷机械所无法比拟的巨大力量,在他们面前一切看似无懈可击的敌人都只是徒然叫嚣的“纸老虎”。

1952年10月爆发的上甘岭战役就是一个最好体现。美国人至今仍在研究“为什么就是无法攻陷上甘岭”。在他们看来,“联合国军”拥有超过志愿军数倍的武器装备,有着志愿军所没有的数量庞大的飞机群、坦克群。他们用电脑模拟了无数次,每次模拟结果都显示这该是一场“联合国军”必胜的战争。但是,现实与历史却告诉他们这是错的。

还是那句话,这也许是美国人永远无法想明白的谜题。当“联合国军”对上甘岭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发动进攻,驻守这两个高地的只有两个连,美国认为这将会是一场“轻松”的战役,没想到这场战役一战就是43天。每当他们以为志愿军已经被成吨成吨的炸药、炮弹炸成废墟时,就会发现在还未散去的硝烟中又冲出无数的志愿军向他们发起猛烈的进攻。

每一名战士都坚决遵守着上级下达的命令,拼尽最后一点力气,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坚决完成战略任务,不让敌人靠近阵地一步。他们像是与阵地融为一体,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可以撼动他们。

43天的战役最终以美国失败告终。电脑也许能模拟常识性的东西,却永远模拟不出一个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绝对忠诚的铁血军队所能迸发出的力量。

志愿军战士都是普通的人,他们大多有着年轻的生命,或腼腆或开朗,有许许多多的缺点或优点,但当他们上了战场,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后,仿佛不再是那个有着稚嫩笑容的青年。他们手握钢枪,心中怀着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的忠诚之心,开始向目标无畏的冲锋,势不可挡。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是为了人民和革命事业,在艰难困苦、危急险恶的环境中,不灰心丧气,不悲观动摇,自始至终保持必胜的信心和旺盛的革命斗志,努力争取战争的胜利。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的军队拥有对“胜利”的自信,这种自信会产生强大的力量,一种创造奇迹的力量。

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就是一支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军队,就

是这支军队进行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完成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创举。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也完全将红军的这一精神完全传承下来。

乐观,并不是盲目自信,也不是坐等好运降临。革命乐观主义的“乐观”是一种努力的态度,不管经历怎样的困难,陷入怎样的困境,都从不动摇决心,始终坚信最终的胜利,并为之不断拼搏努力。这样的“乐观”是一种不断推动进步的正面能量。

大家都知道,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最致命的打击来自空中。当时,志愿军没有空军,制空权几乎为零,志愿军很大一部分伤亡都是来自敌人的空军轰炸。面对敌人的先进战争武器,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未动摇过战斗决心,困难大,就付出更多的努力,没有什么可以成为失去信心的借口。上甘岭战役中,敌人的飞机轰炸规模空前浩大,志愿军的战地工事经常晚上建好,白天就被炸毁。这种令人沮丧的困境,的确让志愿军战士紧皱眉头。志愿军没有坐以待毙,当时他们所驻守的阵地多是坚硬地质的石头山,志愿军战士想:如果能在这石头山上挖出坑道,躲避轰炸,储存补给就可以大大减少敌人飞机轰炸给部队带来的破坏。

但是,将一座坚硬无比的石头山挖出一个个“科学合理”的储存、躲避用的坑道,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况且还是在“联合国军”猛烈进攻的前提下,这或许在许多人眼里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志愿军不这样认为,只要他们想,就没有不能完成的事情。

全体战士分工有效地进行开凿石头山的行动,夜以继日,从不停歇。有的战士手都被震裂了,还继续用锤子不停地凿着坚硬的石头。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全军上下的努力,这座看似不可能被“开垦”的石头山被志愿军征服了,建造出一个个防空、防潮的战事坑道。这些坑道,对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获得胜利,始终保存战斗力提供了重要帮助。

面对“联合国军”强大的空中攻势,志愿军不仅在地面采取有效的“防”,也开始积极筹备在空中进行强有力的“攻”。前面我们提到过,新中国刚成立,飞机都没有几架,更别提空军了。但朝鲜半岛的制空权一日不解决,抗美援朝就晚一日胜利结束,和平也就晚一日来临。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人民团结一心,筹钱集资,从苏联购得一批较为先进的战斗机,而苏联也秘密向中国派遣了一批作战经验丰富的优秀空军战斗人员。开战没多久,中国在苏联的支持下迅速培养出一批空军战斗人员。因为时间紧,任务急,这些战斗人员都没有实战经验,就连飞行经验都少得可怜,最多的也只是几十小时的飞行经验。相较“联合国军”方面,对方大部分都是参加过二战的优秀飞行员,不论是飞行经验还是战斗经验都是志愿军飞行员无法相比的。

当时国际上并不看好中国这个“速成”空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更是对此嗤之以鼻。当这支空军第一次征战长空,就惊艳了整个世界,更震慑了美国空军。志愿军空军数量无法与美军相比,所以志愿军空军经常是十几架飞机要与敌人一百架飞机周旋。飞行员们都是从一次次战斗中学习经验,在生与死间勇猛作战。著名的“王海大队”就是中国志愿军空军战士们的一个剪影。“王海大队”在大队长王海的率领下,用6架飞机与敌人60余架飞机周旋,发挥了志愿军战士的高度智慧与飞行技巧,在无一人伤亡的情况下,成功阻击了敌人的轰炸计划,并击毁敌机5架,严重削弱了“联合国军”空军的锐气。

最令中国人民兴奋的还要数美国王牌飞行员乔治·戴维斯的“坠落”。乔治·戴维斯是美国空军引以为傲的空中战斗英雄,拥有丰富且优秀的空中战斗经验。就是这样一位看似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最终却被一个“毫无经验的”、“速成的”中国飞行员所驾驶的飞机击中,坠毁于朝鲜冰冷的土地之上,就此长眠不醒。

中国空军的迅速崛起,使“联合国军”目瞪口呆,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仿佛一夜之间成为了一个空军强国。

究竟是什么让中国能如此迅速地抵抗住美国空军的肆无忌惮、嚣张跋扈,使他们逐渐收敛,甚至最终退却的?这个“什么”,不是某个伟人,不是某种武器,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中国军人独有的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毛泽东主席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困境与敌人并不可怕,只要坚定胜利信念,正确、有效、积极地采取行动,一切困境都将变为顺境,一切困难都将成为通往胜利的阶梯。取得抗美援朝战争最后胜利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是最好的证明。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什么是革命英雄主义?用朱德的话说就是:“革命英雄主义是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对革命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以革命之忧而忧,以革命之乐而乐,赤胆忠心,终身为革命战争事业奋斗,而不斤斤计较、不为个人打算,为了革命的利益和需要,不仅可以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革命英雄主义不是个人英雄主义,不是盲目逞英雄,更不是剥削阶级军队的英雄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与这些最大区别就是:革命英雄主义不论起始点还是最终目的都是服务于人民,而行使过程是在党的科学领导下,由人民支持所进行的。

想拥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就要具有“勇敢”这一品质,只有勇敢,不怕牺牲,才有资格去实现革命英雄主义。革命英雄主义要求军人以炽热的革命热情和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积极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同时又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掌握指导战争规律,驾驭战争。在朝鲜半岛英勇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是这样一支有着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队伍。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虽然算不得乱世,但绝对也是硝烟弥漫的生与死的战场。在这样一个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激烈交锋的战场,孕育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英雄儿女。他们为了人民、为了祖国、为了胜利,不顾个人安危,英勇作战,有的甚至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身上的革命英雄主义光辉照耀着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激励着每一个活着并还在继续奋斗的人。

1952年10月,惨烈的上甘岭战役打响了。597.9高地的2号阵地的表面阵地被敌人占领,志愿军迅速展开阵地争夺战,某连二排战士担任了2号阵地的突击作战任务。二排的排长叫孙占元,他是部队中出了名的好排长。孙占元不仅作战英勇果敢,对待战士也极为热心、贴心,深受战士们的爱戴。

这次突击作战展开没多久,因为受到敌人火力点的拦阻,孙占元与战士们只能伏卧在坑道中隐蔽待击。通过对敌人火力观察,孙占元最终决定先瞄准一个火力点进行爆破,再依次将敌人的火力点各个击破。孙占元手握机枪,先派出一名战士进行爆破活动,他与其余战士进行火力掩护。孙占元的这一办法效果非常好,二排战士很快解决了多个火力点,敌人的优势逐渐失去。

敌人见大事不妙,连忙集结火力展开猛烈反击。孙占元面对疯狂反击的敌人毫不畏惧,沉着应对,有效地组织战士进行战斗。敌人有一个营的兵力,对于只有一个排战斗力的孙占元等人来说,犹如穷凶极恶的狼群,贪婪疯狂地对他们进行猛攻。英勇的志愿军战士不惧怕“狼群”,战士们以坑道作依托,以硝烟作掩护,将攻上来的敌人一次次打退。

敌人像是被孙占元等人彻底激怒,他们不断加大火力,对二排战士进行疯狂地火力压制。炮火声、机枪声震耳欲聋。本该是寂静、黑暗的夜,被不断升空的燃烧弹撕裂开来,瞬间黑夜如白昼,将整个惨烈的阵地清晰地暴露在眼前。硝烟弥漫,子弹与乱石飞溅,二排已有许多战士光荣牺牲。孙占元匍匐在地上,看着眼前的一切。他知道以自己一个排的兵力要对抗武装精良的敌人一个营的兵力是多么困难,但他却不允许自己设想失败,他必须胜利,即使付出一切代价也要获得胜利!

想到这里,孙占元起身穿梭于敌人的火力之间,对敌人的火力点进行了全方位的侦察。侦察回来后,孙占元将余下的战士分为两组,一组进行火力点的爆破,另一组全力阻击准备进攻的敌人。他对这两组战士说:“我们就算只剩下一个人,也要把2号阵地给攻下来!”说完他就像承受着什么剧痛一样,眉头紧蹙,倒吸了一口凉气。

战士易学才发现排长不对劲,低头一看,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孙占元的右腿已经彻底被炮火打断,只有一层皮连着;左腿肌肉被削去了一半,露出了骨头。易学才惊叫到:“排长,你的腿!”

同志们这才发现他们的排长已经身负重伤,大概是在侦察敌情时被敌人的炮火击中了。易学才眼里已经盈满泪水,他劝排长道:“排长,你下去吧,这里交给我们。”

孙占元摆摆手说:“我是排长,任务还没有完成,怎么能中途离开呢。你们去完成你们的任务,我来掩护你们。”说着,已经架好机枪,做好准备。

易学才等人看看排长,再看看不断发起攻击的敌人,心中燃起澎湃的斗志。他们大吼着冲向敌人,去完成排长交给他们的任务。战士们没有回头,他们眼中只有复仇与渴望胜利的火焰,身后排长的机枪声,是激励他们的冲锋号。

易学才所带的小组经过激烈奋战,顺利歼灭敌人。易学才还没等体会胜利的喜悦,就发现排长的机枪声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了。他大声叫着排长的名字,却久久得不到回应。易学才焦急地跑向孙占元,没跑多远,借着战场的火光,他看到了排长血迹斑斑的身躯。他一步一步向排长走去,看到孙占元的身边躺着七八具敌人的尸体,身下还压着一个,而孙占元的身体更是惨不忍睹,他的双腿不自然地拖在后面,伤口被焦土和石渣淤塞着,前额上满是血液和泥土。可以看出,孙占元是在弹药用尽后,从掩护点向前爬行到敌人堆里,拉响手雷与敌人同归于尽。此时的易学才已经泪流满面,他冲着战友们大吼道:“为排长报仇!”紧接着,易学才就向炮火密集处跑去,与战友们一起继续战斗。

在全体战士的努力下,2号阵地被成功收复,与其他部队胜利会合,展开全面反击战。不久,597.9高地的阵地全部胜利收复。

孙占元无疑是英雄儿女的杰出代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许许多多像孙占元一样的战斗英雄,他们勇敢,无畏,在战场上勇往直前,势不可挡。毛主席曾说过:“这个军队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联合国军”或许武器强大,火力猛烈,但是他们仍旧无法战胜一支具有革命英雄主义的人民军队。

中国人民志愿军纪念馆

“中国人民志愿军纪念馆”位于上海奉贤区永福园内,是上海唯一一座全面反映抗美援朝历史的专题纪念馆。2013年3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纪念馆在上海正式对外开馆。由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题词。

纪念馆长百米,占地500平方米,由军史馆、英雄馆、专题馆、影视厅、展示厅三馆两厅组成。主要格局以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坑道风格为主,展出历史照片500余幅,珍贵历史文物200多件,辅以影视设备等现代化陈列设施,生动展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

志愿军纪念广场在永福园建成,广场占地36亩,竖立着毛泽东、毛岸英、彭德怀、陈赓等浮雕铜像,近百米的纪念墙上镌刻着志愿军英雄人物和烈士形象。

沈阳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在沈阳的北部,有一座松柏掩映的烈士陵园。这座陵园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它建于1951年8月,以安葬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122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而闻名中外。他们中有在上甘岭战役中坚守阵地,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最后拉响手雷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排长孙占元;有以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口,掩护主力部队顺利冲上主峰的特级英雄黄继光;有忍受着烈火烧身的剧痛直到牺牲还严守纪律的伟大战士邱少云;有登高英雄杨连第、爆破英雄杨根思;以及许多团级干部和战斗英雄、模范、功臣。

整个烈士陵园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地势居高临下,视野豁达,气氛肃穆。庄严的墓碑,常青的松柏,四季常绿的芳草鲜花陪伴着长眠的烈士。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于1999年10月15日改建落成,是1998年沈阳市精神文明建设十件大事之一,也是沈阳著名的“十景”之一。

走近陵园,可以看见正门的石柱上镶有大块方形的汉白玉石,上面镌刻着郭沫若题写的园名——“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几个大字。步入陵园后,一座气势恢宏的纪念碑耸立在陵园的正中心。纪念碑由花岗石制成,碑的正面是董必武题写的“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12个雄浑刚健的大字,背面刻着郭沫若题诗手迹:“煌煌烈士尽功臣,不灭光辉不朽身,鸭绿江南花胜锦,北陵园畔草成茵。英雄气魄垂千古,国际精神召万民。峻极高山齐仰止,誓将纸虎化为尘。”碑座正中刻有以象征和平的和平鸽构图的“抗美投朝纪念章”浮雕图案,背面刻有四百七十一个字的碑文。纪念碑后面便是烈士墓,分为东、西、北三个墓区,安葬着志愿军烈士。

陵园内东侧设有“烈士遗物陈列室”,陈列烈士遗物217件。其中有邱少云生前用过的冲锋枪、孙占元生前用来杀敌的轻机枪;有杨根思烈士生前受到毛主席邀请赴宴的请柬,以及他们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各种军功章、勋章和参加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时荣获的各种奖品、纪念章等;有郭沫若讴歌黄继光、邱少云的诗词手迹;还有蔡正国副军长牺牲时的血衣,吴国漳、饶惠谭等烈士生前荣获的一级国旗勋章、抗美援朝纪念章和其他烈士生前的衣物、作战用品、学习用品等珍贵的烈士遗物。在陈列室的前面,还有一个90延长米的“大型回廊”,展出了有关烈士英雄事迹的资料。

陵园的正门外东侧是“抗美援朝光辉业绩展览馆”,展出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部分照片、图表等。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不仅仅是几十年前那场跨国战役的纪念,也是人民凭吊先烈、英雄的瞻仰拜谒之地,更是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富有国际精神的美好体现。

每逢清明节,辽宁省、沈阳市、驻沈阳部队、辽宁军区领导和各界人民群众都要前来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平时前来扫墓者也是络绎不绝,每年都达十几万人以上,使这里成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抗美援朝纪念馆(新馆)

抗美援朝纪念馆新馆工程于1991年9月6日兴建,1993年7月27日,即朝鲜停战协定签字40周年落成开馆。

抗美援朝纪念馆新馆由陈列馆、纪念塔、全景画馆三大建筑主体组成的建筑群,融中华民族的传统风格和现代建筑特色于一体。总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790平方米。

陈列馆的平面布局是呈品字形的三层建筑,建筑面积5800平方米,楼高19.4米,上有5个民族风格的小亭,外墙为灰白花岗岩剁斧石贴面。陈列馆的中央为序厅,序厅的正面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浮雕群像为背景,正中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巨型圆雕像,两侧分别是志愿军战歌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陈列馆正门的“抗美援朝纪念馆”七字是郭沫若写的,遒劲而凝重。馆内拥有抗美援朝文物12000余件和历史文物7000余件,其中筛选的实物就有1108件,大到战车、机枪,小到钢笔、纽扣,桩桩件件,都落着战争的烟尘,都染着战士的鲜血……

走进序厅,是巨幅雕塑:毛泽东“英明决策”,彭老总“临危受命”,中华优秀儿女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赴赴,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生动的画面,将你拉进半个世纪前的战争岁月……内设五个展厅,展出了大量的雕塑、模型、照片、实物,展示着人类的正义、尊严和力量,展现了人们对侵略者的憎恨、对生命的热爱和对和平的向往。

抗美援朝运动馆内设两个展厅,主要反映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朝人民友谊馆内设一个展厅,摆满展柜的是朝鲜人民赠送的锦旗,在志愿军帮助朝鲜战后建设时用过的工具,朝鲜人民送给志愿军的衣物、纪念物等等,在这里我看到最多的是刻印在照片上的笑脸,在战争中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和汗水铸就了深刻的友谊,中朝两国的心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英雄模范烈士馆,墙面采用朱红磨光大理石贴面做背景,悬挂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的两名特级英雄、50名一级英雄及中国各省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烈士名册,同

时还陈列着一级模范的少瓷头像。

纪念塔由塔基群房和纪念塔主体组成,塔高53米,象征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塔面用高梁红花岗岩剁斧石贴面。塔基群房建筑面积2900平方米,外墙为灰白色花岗岩蘑菇石贴面。纪念塔正面是邓小平同志题写的“抗美援朝纪念塔”七个鎏金大字,背面是记载志愿军英雄业绩的塔文。

广场北侧,新立一墙,墙上铭刻了作家魏巍亲笔书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那篇著名的文章,这是用血写出的英雄史诗,字字句句抨击着邪恶,歌颂着正义,敲击着每个人的心灵。

全景画馆为高28.4米,直径46米的圆形建筑,建筑面积335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全景画陈列厅,下层为空军专馆和临时展厅。随着全景展区的旋转平台缓缓移动,当年战争残酷的场景几乎真实再现。

黄继光纪念馆

黄继光纪念馆是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黄继光烈士建立的纪念馆,坐落于四川省中江县城东魁山脚下,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是一座仿古园林建筑,由纪念性景区、陈列展览区和办公服务区组成。该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纪念景区位于全馆中间,有门厅、中朝友谊亭和浮雕、题词等纪念性建筑。门厅是中国古牌楼式建筑,上方金字大匾镌刻着董必武同志题写的黄继光纪念馆馆名“黄继光纪念馆”。

基本陈列:

黄继光英雄事迹展

黄继光英雄事迹展分五个部分展出,通过500余件实物、图片、组画、模型等,详细展示了黄继光同志从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的光辉历程。突出地歌颂了他胸怀全局,奋不顾身,为了胜利用胸膛堵住敌人暗堡机枪口的英雄壮举和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珍贵藏品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题词 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董必武、刘伯承、邓小平、郭沫若、谢觉哉、何香凝、张爱萍、秦基伟等的题词。

朝鲜友人赠送的礼品 金日成主席的题词、金日成主席赠送的金龙宝刀、镂空花瓶、人参酒、人参茶、人参精、双面绣等珍贵礼品。

黄继光的遗物

黄继光小时候用过的生活用具、站岗时用过的梭镖、曾经用过的转盘机枪、牺牲时穿过的血衣、牺牲地的坑木和泥土等。

英雄雕塑

跨进纪念馆大门,迎面是层层递升的3层平台。拔地15米的高层平台上挺立着黄继光扑向敌人机枪口一刹那间的英姿的雕塑,它把伟大战士的瞬间的英姿雕凿成了永恒的纪念。塑像映衬于苍崖翠嶂之中,象征着烈士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如苍松翠柏万古长青。塑像两侧分别镶嵌着朝鲜一级国旗勋章和抗美援朝纪念章的模型。塑像后宽大的石岩照壁上镌刻着中朝友好协会会长郭沫若同志的题词“凯歌百代”。像座下宽35米、高9米的山岩石墙上凿刻着邓小平同志题写的“特级英雄黄继光”7个雄浑苍健的大字,与英雄塑像交相辉映。

主题浮雕

题词下是5幅大型汉白玉浮雕,通过表现送子参军、上甘岭请战、上甘岭激战、欢庆胜利、怀念英烈等5个主题,再现了英雄黄继光从参军到壮烈牺牲的过程,呼唤着广大青少年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宁静的幸福生活。宽阔平整的纪念广场和第二层平台是人民群众瞻仰英雄、举行纪念活动的地方。平台两侧为中朝友谊亭,亭中分别悬挂着董必武和郭沫若题写的对联。两个纪念柱、郭沫若题字“凯歌百代”照壁立在像后。观众休息廊等。

附录 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概况

志愿军第38军:1950年10月由东北边防军第38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梁兴初、江拥辉(代),政治委员刘西元、吴岱(代)。辖第112师、第113师、第114师。先后隶属第13兵团、志愿军总部、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该军于1950年10月19日首批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胜利完成任务后,于1953年7月10日回国。该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被誉为“万岁军”。

志愿军第39军:1950年10月由东北边防军第39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吴信泉、张竭诚(代),政治委员徐斌洲、李雪三、石瑛(代)。辖第115师、第116师、第117师。先后隶属第13兵团、志愿军总部、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该军于1950年10月19日首批由辽宁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1953年5月7日回国。

志愿军第40军:1950年10月由东北边防军第40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温玉成,政治委员袁升平。辖第118师、第119师、第120师。先后隶属第13兵团、志愿军总部、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该军于1950年10月19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战役、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1953年7月回国。

志愿军第42军:1950年10月由东北边防军第42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吴瑞林,政治委员周彪、郭成柱。辖第124师、第125师、第126师。先后隶属第13兵团、志愿军总部。该军于1950年10月19日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和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1952年10月30日回国。

志愿军第66军:1950年10月由华北军区第66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肖新槐,政治委员王紫峰。辖第196师、第197师、第198师。隶属志愿军总部。该军于1950年10月25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1951年4月10日回国。

志愿军第50军:1950年10月由东北边防军第50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曾泽生,政治委员徐文烈。辖第148师、第149师、第150师。先后隶属志愿军总部、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该军于1950年10月26日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和辽宁安东(今丹东)两地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1951年4月12日回国休整。同年7月上旬再次入朝,担任朝鲜西海岸防御及抢修机场任务,11月参加西朝鲜湾渡海攻岛作战。1955年4月19日回国。

志愿军第20军:1950年11月由第3野战军第20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张翼翔、政治委员张翼翔(兼)、谭佑铭。辖第58师、第59师、第60师及第89师。隶属第9兵团。该军于1950年11月7日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入朝,参加了第二、五次战役和朝鲜东海岸防御。1952年10月11日回国。该军172团3连连长杨根思(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27军:1950年11月由第3野战军第27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彭德清,政治委员刘浩天、曾如清。辖第79师、第80师、第81师及第94师。隶属第9兵团。该军于1950年11月12日由吉林临江入朝,参加了第二、五次战役和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1952年10月14日回国。

志愿军第26军:1950年11月由第3野战军第26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张仁初,政治委员李耀文。辖第76师、第77师、第78师及第88师。隶属第9兵团。该军于1950年11月19日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入朝,参加了第二、四、五次战役和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1952年6月5日回国。

志愿军第64军:1951年2月由第1野战军第64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曾思玉、唐子安,政治委员王昭、黄文明。辖第190师、第191师、第192师。隶属第19兵团。该军于1951年2月16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和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1953年8月回国。

志愿军第63军:1951年2月由第1野战军第63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傅崇碧,政治委员龙道权。辖第187师、第188师、第189师。隶属第19兵团。该军于1951年2月17日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1953年9月回国。

志愿军第65军:1951年2月由第1野战军第65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肖应堂,政治委员王道邦,后军长兼政治委员王道邦。辖第193师、第194师、第195师。隶属第19兵团。该军于1951年2月22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1953年10月回国。

志愿军第60军:1951年3月由第2野战军第60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韦杰、张祖谅,政治委员袁子钦。辖第179师、第180师、第181师。先后隶属第3兵团、第20兵团。该军于1951年3月17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1953年9月回国。

志愿军第12军:1951年3月由第2野战军第12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曾绍山,政治委员李震。辖第31师、第34师、第35师。隶属第3兵团。该军于1951年3月21日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年夏秋防御战术、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及上甘岭战役、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1954年4月25日回国。该军100团2连班长伍先华(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爆破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104团4连副排长杨春增(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91团5连战士胡修道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杀敌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15军:1951年3月由第2野战军第15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秦基伟、李成芳(代),政治委员谷景生。辖第29师、第44师、第45师。隶属第3兵团。该军于1951年3月25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及上甘岭战役、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1954年5月回国。该军135团2营通信员黄继光(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称号;135团7连排长孙占元(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87团9连邱少云(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47军:1951年4月由第4野战军第47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曹里怀、张天云,政治委员李人林、刘贤权、陈发洪(代)。辖第139师、第140师、第141师。先后隶属志愿军总部、第9兵团。该军于1951年4月11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和1953年春上浦防东山作战。1954年9月24日回国。该军141师侦察连文书罗盛教(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爱民模范”称号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志愿军第67军:1951年6月由华北军区第67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李湘、邱蔚,政治委员旷伏兆。辖第199师。第200师、第201师。隶属第20兵团。该军于1951年6月21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1954年9月29日回国。该军595团1连战士李家发(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68军:1951年6月由华北军区第68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陈仿仁,政治委员李呈瑞。辖第202师、第203师、第204师。隶属第20兵团,该军于1951年6月24日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参加了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5年4月9日回国。该军607团侦察排副排长杨育才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36军:1951年9月由华北军区第36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王建业(代),政治委员康健民。辖第106师、第107师。隶属第23兵团。该军于1951年9月7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入朝,主要担负机场的抢修、维护和警戒任务。1951年11月30日回国。

志愿军第37军:1951年9月由华北军区第37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张世珍,政治委员帅荣。辖第109师、第110师。隶属第23兵团。该军于1951年9月7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入朝,主要担负机场的抢修、维护和警戒任务。1951年11月30日回国。

志愿军第23军:1952年9月由第3野战军第23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钟国楚、吴瑞山,政治委员卢胜、谢福林。辖第67师、第69师、第73师。先后隶属第9兵团、第19兵团。该军于1952年9月5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8年3月回国。该军200团9连战士许家朋(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24军:1952年9月由第3野战军第24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兼政治委员皮定均、张震(代)。辖第70师、第72师、第74师。隶属第9兵团。该军于1952年9月12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5年10月回国。

志愿军第46军:1952年9月由第4野战军第46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肖全夫,政治委员吴保山。辖第133师、第136师、第137师。先后隶属志愿军总部、第19兵团。该军于1952年9月15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5年10月回国。

志愿军第16军:1952年12月由第2野战军第16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尹先炳、潘焱,政治委员陈云开、戴润生。辖第32师、第46师、第47师。先后隶属第9兵团、第19兵团。该军于1952年12月28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和夏季反击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8年4月回国。

志愿军第1军:1952年12月由第1野战军第1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黄新廷、唐金龙,政治委员梁仁芥、颜金生。辖第1师、第2师、第7师。先后隶属第19兵团、志愿军总部。该军于1953年1月22日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入朝,参加了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8年10月回国。

志愿军第54军:1952年12月由第4野战军第54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丁盛,政治委员谢明、谢家祥。辖第130师、第134师、第135师。先后隶属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第20兵团。该军于1953年2月2日入朝,参加了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和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8年7月回国。

志愿军第21军:1952年12月由第3野战军第21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吴泳湘、谢振华,政治委员谢福林、吴融峰。辖第61师、第62师、第63师。隶属第20兵团。该军于1953年3月14日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参加了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和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8年7月回国。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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