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回忆：朝鲜战场的岁月
第五章
回忆：朝鲜战场的岁月
抗美援朝一战，数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参与其中。这是一场对近现代中国影响极深的战争，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对这场鲜血与战火的历史久久难忘，甚至某些记忆、某段往事已经深入骨髓，融入血液，成为生命中不可磨灭的烙印。
战争结束之后，许多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将士都用文字记录了当年的峥嵘岁月，他们用文字将大家带入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
彭德怀：回忆五次战役
1950年10月，彭德怀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军出征朝鲜，吹响了抗美援朝的号角。彭德怀以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才能，打出了一次又一次漂亮仗，解决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急。在这里，我们节选了彭德怀元帅回忆录中的一部分，以此展示抗美援朝战争最高指挥者眼中的五次战役。
1950年10月1日国庆节后，4日午，北京突然派来飞机，令我立即上飞机去北京开会，一分钟也不准停留。当日午后四点左右到达北京中南海，中央正在开会，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听别的同志告诉我，当毛主席让大家着重摆摆出兵的不利情况以后，主席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我刚到，未发言，内心想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散会后，中央管理科的同志把我送到北京饭店。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想着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我利于对付日本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为本国建设前途来想，也应当出兵。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强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救援朝鲜，那又怎样显示得出强大呢？为了鼓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要出兵；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威力也要出兵。“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我把主席的四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鲜处于危急时刻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者。我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拥护主席这一英明决策。
第二天下午，中央又在颐年堂开会，在其他同志发言后，我讲了几句：“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主席决定我去朝鲜，我也没有推诿。散会后在南海畔，有人向我说：“看来还不服老哟！”
……
1950年10月18日黄昏时，我随志愿军第一批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十九日晨到拉古哨电站，20日晨到达北镇西北之小山沟。当时，敌乘汽车、坦克追击，先头一部已抵鸭绿江。21日晨我四十军之某师通过北镇不远，即与李承晚伪军遭遇。第一次战役是一个不期遭遇战，我立即改变原先行军部署，利用我军特有的灵活机动，在北镇云山地区消灭了李承晚伪军一部，打退美伪军的追击，立稳了足跟。25日即胜利结束了第一次战役。美、英军和伪军利用机械化迅即退清川江与德川地区集结，构筑野战工事，我们未跟踪猛追，因为仅消灭伪军六、七个营和美军一小部，还没有消灭敌之主力，敌机械化部队运动迅速，构筑工事亦快，主要是坦克部队，已交织成防御体系。以志愿军现在技术装备去向敌军进行阵地战，是不利的，甚至可能打一个败仗。
……
我们当时采取了故意示弱，纵敌、骄敌和诱敌深入的战术。我以小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而我主力控制在北镇东西地区，利用有利地形，在离敌进攻出发地三十公里左右，隐蔽构筑反击阵地。11月中旬×日，麦克阿瑟坐飞机侦察，其总部又对所属广播：“要加紧准备，打到鸭绿江，回去过圣诞节。”我军判断敌即将进攻，一切准备就绪。11月20日前后，敌向我猛烈进攻，我按上述部署作战。以小部队节节抗击，引敌进攻。待敌进至云山、龟城线，我预定战场反击阵地前沿，时近黄昏，乘其立足未稳之际，又是一天疲劳之时，以小部插入敌军后方，我兵力、火力预先适当配备，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入敌阵，用手榴弹、刺刀与敌短兵混战，使敌优势火力不能发挥，我军奋勇冲杀，打得敌军人翻马倒，车辆横七竖八，阻塞于途。此种打法，敌军未见过，也是出敌不意，是我争取第二次战役胜利的正确战术方针，舍此没有第二种好办法。
此役胜利很大，报销了敌军汽车6000辆以上，坦克，炮车千数百辆。但这些装备，被敌大量凝固汽油弹所烧毁，故缴获只是小部。敌军狼奔豕突，放弃平壤，退回三八线。此役确定了抗美战争的胜利基础，恢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
……
在第二次战役胜利后，即乘胜追击，至12月中旬，我已隐蔽接近“三八线”。经过严密侦察，作好各种攻击准备，乘1951年元旦前夕（1950年12月31日晚），一举突破“三八线”，夺取汉城，飞渡汉江，收复仁川港，将敌逐至“三七线”。
敌改变计划，从日本和国内抽调之新生兵力，共约4个师，集结洛东江预设防线，从欧洲抽调老兵补充；从东线咸镜方面撤退之兵力，亦集结于洛东江；机械化部队每天只退30公里，恰是我军一夜行程。敌军一切一切在诱我攻坚，待我军疲惫消耗，从正面反击，从侧翼登陆截击，断我军归路。
志愿军入朝后，连续经过三次大战役，又值严冬，历时3个月，既无空军，又缺高射炮掩护，敌人利用飞机轰炸，长射程大炮昼夜轰击，我在白天根本不能通行，也未曾休息一天，疲劳之甚可想见。运输线延长，供应非常困难。战斗的和非战斗的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急需休整补充，准备再战。这时，我已有三个军进入汉江以南，接近“三七线”；主力位于汉江以北“三八线”及以南地区休整待机，构筑工事，以防敌反攻，并准备长期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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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进至“三七线”（水原一线），即行停止攻击。敌见诱我深入洛东江预设坚固阵地不成，于1月下旬举行反攻，我集结五个军举行迎击。此役消灭敌军约两个师，大部分是李伪军，小部分是法、比、卢森堡混合部队，约2000人左右，美军只一个多营，但把敌反攻打退了。1951年2、3月间利用短暂的几天时间（来回七天）回到北京，向主席报告了朝鲜战况和请示战略方针，说明朝鲜战争不能速胜，须在2月15号以前将汉江南岸背水之五十军，撤回北岸。这次主席给了抗美援朝战争一个明确的指示，即“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这就有了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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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积极诱我军深入洛东江失败后，于2月中旬大举向北进攻。我采取节节抗击，艰苦战斗，经过约40天，敌推进到“三八线”。我在西线举行反攻，把敌打回汉城附近。这是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但敌不再放弃汉城了，在东线进至“三八线”，敌亦不撤退，向汉城摆成梯阶队形。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部共同组织力量将东线之敌打退。有一个军进得过远（接近三七线），接济不上，粮食异常困难，撤回时很疲劳；还有六十军之一个师，在转移时，部署不周，遭敌机和机械化兵团包围袭击，损失3000人。这是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所遭受的损失，也是全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一次损失。
第五次战役规模是很大的，敌我双方兵力都在百万。没有消灭美军一个团的建制，只消灭一个营的建制有六七处；消灭伪军一个师，其余消灭的都是不成建制的。一般包围美军一个团，全部歼灭要两天时间，原因是我军技术装备太落后，他的空军和地面机械化部队拼命救援。全歼美军一个整团，一人也未跑掉，只在第二次战役中有过一次，其余都是消灭营的建制多。一般夜晚包围不能歼灭时，第二日白天他就有办法救援出去。在这时毛主席来了一个电报，指示对美军作战的口不能张得太大，必须采取敲牛皮糖的办法，一点一点去敲。这个办法很好，但须要有一过渡办法，使阵地稳固起来。站不稳脚就无法去敲别人。由第四次到第五次战役结束，经两月多的激烈战斗，敌军也就相当疲劳了；我军阵地已开始形成，并逐渐巩固起来，地面防御战转变为地下固守防御战。在作战形式上，我方进一步构筑坑道纵深工事，沿着“三八”线逐步完成。坑道工事的加强，敌攻不破我阵地，（上甘岭阵地的出现即是一例）使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均被挫败。我集中兵力可以有选择、有准备地攻破敌阵地，学会了既利用坑道工事为掩护进行防御战，又利用坑道工事进行阵地进攻战。构筑稳固的阵地战，在1951年夏秋出现了，对敌军进行主席指示的“敲牛皮糖”战术开始了。即集中最大限度的火力、兵力，做好隐蔽进攻阵地，每次歼灭敌一部，大多是敌一个营。打了不少这样的歼灭仗，每月大概打四五次，集中起来就不少了，而且真正学会了阵地攻坚战。最后一次阵地突破战，是停战前一夜（1953年7月下旬某夜），我方以4个军一夜突破敌人25公里宽和深的坑道工事体系，消灭伪军4个师大部，美军一个重炮团。我们打出了这样一套阵地积极防御的新战术，即劣势装备的我军，进攻敌阵地时，能攻得破；防御时，能守得住；能攻能守，掌握战场主动。这是革命军队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相结合的表现，为持久的阵地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此战胜利，迫使敌方联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请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书上签字，克拉克和他的僚属说：“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在签字时心中想：先例既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说来，也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
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是丰富的。在完全没有空军掩护下的后方勤务工作，其经验也是宝贵的。在反细菌战中，也取得了不少经验。
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兄弟般地相互支持。在三年的共同斗争当中，我军与朝鲜人民及朝鲜人民军之间用鲜血凝结起来的战斗友谊是更加巩固了，国际主义的感情是更加深厚了。
摘自《彭德怀自述》
杨得志：上将的战场回忆
抗美援朝爆发后，杨得志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副司令员、司令员。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
刚入朝时，杨得志上将率领十九兵团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战略任务，经过了各种大小战役的洗礼。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杨得志上将一起回顾那段历史。
……
朝鲜的4月，仍然寒气袭人。我的车在前，志民的车在后。道路虽然难走，车速仍在50迈之上，那时候夜间行车，会经常碰到敌机的袭击。为了防止遭到空袭，往往把吉普车的篷盖去掉，安排专人在车上观察敌机。这次，也是如此。警卫员郭长荣和段友荣担负着这个任务。大概走了一半路程时，他们俩几乎同时喊道：“有敌机！”不一会儿就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司机李根忠侧耳听听，说：“是‘挂灯笼’的夜航机。”说着踩了下油门，又加快了车速。这时，敌机果然抛下了几颗照明弹。也就在照明弹亮起来的瞬间，我发现前边一辆卡车风驰电掣般迎面开了过来，“不好”两个字还未喊出口，山崩地裂般的一声巨响。我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钻心的疼痛使我十分艰难地睁开了眼睛，只见志民半跪在我身边，而我却斜依在郭长荣的身上。我抓住志民的手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站了起来。志民问：“怎么样？”我活动了一下手脚，除了疼痛没有其他感觉，便说：“腿没断就没有事。”我看了看郭长荣，问：“你伤着了吗？他们俩怎么样？”小郭没有回答，他好像在抽泣，我知道他在为我担心。忙说：“没关系，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嘛！”志民告诉我：都没有大伤。我和小郭、小段被甩出去十多米，李根忠的胸口被方向盘顶了一下。他说：“太危险了，车的保险杠都撞弯了！”这时，段友荣一手提着卡宾枪一手抓着一个战士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
小段抓着的战士是卡车司机。
他大喊大叫地批评那位司机，甚至嚷着：“我枪毙了你！”志民赶上去把司机拉到我面前，我问：“你伤着没有？”司机低着头不说话。志民问他：“是不是连续行军打盹了？”司机点了点头，仍然没有说话。我说：“这下清醒了，快检查一下你的车，走吧，不过以后要注意呀！”司机这才抬起头来，哽咽说：“首长是哪个部队的？你的车让我撞坏了，坐我的车，我把你送回去吧。”小段没好气地问：“你是哪个部队的？”司机说：“十九兵团的。”我说：“那好，我们是一个部队的，你走吧。”司机朝我敬了个举手礼，说：“对不起首长。我回连队要检查的。”说罢便走了。小段看着走了的司机，问我：“就这么让他走了？”我说：“怎么，你还真要枪毙人呀？来，把我扶到政委的车上，我们先走，你们在这里等着车来接。”
志民在车上开玩笑地说：“你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我说：“不求后福，但愿别再来一次吧。”
……
那时看一场演出很不容易。记得天津曲艺队在兵团第一次演出的场地选在一个山坡上，汽灯、马灯挂在树上。几个山顶都安置了防空哨。规定敌机到了放两枪，赶快灭灯；敌机走了，放一枪，再亮灯演出。那天常宝坤的相声刚开了个头，就听几个山头几乎同时都“乒乒”响起了枪声。随着枪声传来了敌机的轰响。当山坡上最后一盏马灯熄灭时，6架敌机上的绿灯、红灯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前三架抛下几颗照明弹就跑了，后边的3架也没了踪影。经验告诉我们，后3架敌机肯定是潜入斜侧的高空在窥视目标。选准攻击点后，他们就会恶狼一样扑来。我们一边命令部队准备射击，一边组织力量全力保护慰问团同志的安全。
果然不出所料，3架敌机在照明弹熄灭的瞬间，吼叫着俯冲下来。几乎同时，我们的地面武器也组成了空中火网。看得出这也是敌机始料不及的，第二架险些撞在正在调头的第一架身上。3架敌机丢下几颗炸弹逃窜了。炸弹离演出的山坡还远，稍事平静之后，马灯又亮了。曲艺队的同志坚持要继续演出。我和志民、维山几个同志商量，还是不演为好。因为敌机吃了亏，往往还要回来报复的。我们要对祖国派来的亲人负责。演出虽然未能继续进行，但慰问团同志们带来的祖国人民的关心、爱护、期望和深深的情意，指战员们是完全体会到了。所以，当后来听说常宝坤等同志牺牲于敌机轰炸之中时，许多并没有看过他们演出的战士，都感情真挚地举起拳头，高喊着“为亲人报仇！”的口号冲向敌群！
……
马良山位于临津江西北汀湾，与高阳岱、中高栈、高旺山连成一线。这一地区由我六十四军设防。
在敌人大举向我东线进攻的时候，我们就估计到敌将以更大的兵力向我西线进攻，威胁我开城翼侧，为夺取我开城战略要地创造条件。我们对此做了充分准备。将六十五军调入开城地区，加强保卫开城的部署，后又调六十三军进入长和洞，华藏洞地区，准备协同六十五军打击向开城进犯之敌。四十七军在夜月山、天德山一带设防。“志司”还为主要防御方向的第一梯队各军增强了反坦克火器和高射火器。
这时，从开城传来了我担任开城中立区警戒任务的排长姚庆祥同志被美李匪军杀害的消息。
事情发生在8月19日早晨。姚庆祥同志率我方军事警察执行正常巡逻任务时，突然遭到敌人袭击。这是非法侵入中立区，埋伏在丛林里的数十名美李匪军干出来的残忍暴行。在姚庆祥和战士王仁元受重伤的情况下，敌人竟向姚庆祥同志的前额连射两枪，我们的姚庆祥同志光荣地牺牲了。他的鲜血染红了中立区的土地。美李匪军抢走了他的手枪，钢笔、手表、日记本。我们向美方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惩办凶手。但美方在事实面前不仅百般抵赖，还变本加厉，派出飞机轰炸扫射中朝谈判代表团住所。
敌人破坏停战谈判的罪恶行动使我全军将士义愤填膺，从机关到连队乃至每个哨位都发出了强烈要求：
“不能让烈士的血白流！”
“为姚庆祥同志报仇！”
敌人明
目张胆地破坏和谈，使我们更加明确地预感到他们要有重大的军事行动。我与各军“前指”一一通了电话，要他们严阵以待，要严惩侵略者。并再三强调“志司”关于“坚守防御，节节抗击，反复争夺，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
果然，美第三师，以两个步兵团配合坦克60辆，在一百余门火炮支援下，首先向我四十七军防守的夜月山、天德山地段进攻，其重点向我一个步兵连防守的夜月山阵地。这就开始了敌人所谓的“秋季攻势”。
战斗第一天，敌连续猛攻21小时，我前沿指战员在炮火支援下连续击退敌14次冲击，杀伤敌800余人；但敌以大量炮火摧毁我全部工事，最后坚守主峰的一个排全部英勇牺牲。敌占去我夜月山阵地。
接着，敌集中美骑兵第一师全部、步兵第三师两个团（含菲律宾、泰国部队各一部）、英联邦第一师（由原英第二十八、第二十九旅及加拿大第二十五旅合编而成）、配属坦克二百余辆，并在105毫米以上口径火炮300余门及大量航空兵支援下，向我六十四军、四十七军防卫的高旺山到天德山一线40公里正面上实施猛攻。
美骑兵一师并非骑兵，而是一支装备精良的机械化部队，号称“华盛顿首创开国部队”，是美军的所谓王牌部队。但是，这张王牌在朝鲜战场上已经被我们打得举不起来了，这次依仗着大量重炮，想为它的王牌挽回些面子。
四十七军打得很好。他们以坚决的抗击与连续的反冲击大量杀伤敌人。每一阵地均经数次至十数次反复争夺。射击英雄郑月光一天中就击毙敌人112名。守卫在某高地上的七班，巧妙地躲过敌人上千多发炮弹，击退敌一个营的7次冲击。被我俘虏的美炮兵校正机驾驶员西弗冷说：“当我在空中侦察时，你们的阵地真变成一片焦土了。而在我被俘的时候，我才看到遍地是你们的人。”在敌人每天将万余发炮弹倾泻在我阵地上的这次进攻中，美骑一师为主的“联合国军”，仅在这一地区就“联合”丢下了6700多条生命。
在我六十四军防御的正面，进攻的敌军是英联邦第一师。其进攻重点为高旺山、马良山。他们用集中兵力，火力逐点攻击的战术，集中其优势炮火首先对我阵地进行猛烈轰击。马良山317高地和216.8高地，仅4个小时的时间就落弹二万多发，地面被削平一米之多。同时敌八架飞机轮番轰炸，投掷凝固汽油弹，而后实施步兵进攻。阵地上的工事虽遭破坏，但我指战员仍顽强抗击，白天利用弹坑战斗，夜间组织反冲击。
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同志在电话中向我报告了这一情况，并汇报了他们根据敌情变化了的战斗方案。我一问，才知道他率领军前进指挥所已经进至离前沿不到十公里的元通山。我同意了他的作战方案，提醒他要注意安全，并要他充分发挥炮兵威力。接着我又给炮八师黄登保副师长挂了电话，要他掌握时机，切实给步兵以有力的支援。
这场战斗是非常激烈的。守卫在216.8高地的五七一团七连，在副连长阎志钢的带领下，打退了敌人23次集团冲锋。英联邦二十九旅丢下了600多具尸体。守卫在另一高地的一等功臣班全班负伤，弹药将尽，仍继续抗击，全歼敌人一个连。电话员朱德禄27次接通被炮弹炸断的电话线。最后一次查线时左手四个指头被打断。他忍着剧痛以牙代手，接通了线路，保证了指挥所的指挥，使前沿部队获得了杀敌150多名的胜利。
敌人逐点攻击，我军逐山坚守，经过节节抗击，反复争夺，每个高地前面都横七竖八躺满了敌人的尸体。后来“志司”首长表扬马良山阻击战是“一座山岭一个堡垒”。新华社还以此为题发了通讯。
在马良山阻击战中我炮兵发挥了强大威力。战斗开始，他们就紧密配合步兵准确大量地杀伤敌人。当敌以两个营的兵力，在20多架飞机、4辆战车的配合下，向我216.8高地发起进攻，妄图迂回到马良山侧后；另在216.8高地西侧的金尺洞，集中了约一个营的兵力策应其正面攻击时，我炮兵部队便用猛烈的炮火首先打乱金尺洞的敌人，接着，又配合步兵连续13次打垮冲锋的敌人。最后的一次炮击尤为猛烈，一排炮弹接着一排炮掸，从山腰一直平铺到山脚下，起初还能听得出炮弹的出膛声、爆炸声，后来只能听到山岳震动的轰鸣。向山上蠕动的敌人被我步兵阻击，乱成一团，争相逃命。侥幸逃脱的少数敌人刚跑到公路上，又遭我炮火轰击，只得赶忙往回跑，猬集在216.8高地下面的一片树林里。炮弹又像暴雨一样落进了树林。一个炸断了左腿的英皇家苏格兰边防团上尉，被我俘虏后十分不解地打听：“你们的炮兵长着什么样的眼睛？”不止一次地赞叹：“厉害！真没想到志愿军的炮火这样厉害！”美联社记者向国内发的一则新闻叹息：“马良山阻击战是联军西线的‘伤心岭’。”
……
摘自《杨得志回忆录》
秦基伟：上甘岭的记忆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秦基伟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曾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等职。
上甘岭战役是抗美援朝著名战役之一，这一战让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威名震慑世界，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士气。第十五军是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的主力军，身为第十五军军长的秦基伟对这场战役的印象要比其他人深刻许多。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上甘岭战役进行了全面的记录以及客观的分析，为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重要帮助。
……
上甘岭战役，是一场特殊的战役，它既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量，又是两种世界观、两种价值观、两种思想体系的较量。它由高地之争最终发展成为规模巨大的战役，由最初的营、连战斗，磁石般地吸引双方力量，最后我十五军全军投入，并加强了十二军部分部队；敌人方面参战总兵力六万人以上，可见该战役牵引力之大。战役刚刚开始时，朝鲜其他战场上还有一些战斗，等上甘岭战役进入**，其他战斗几乎都告暂停，上甘岭就像一根**的神经末梢，动一动，痛全身，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这片面积仅3.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后有人说上甘岭战役是“在小山头上打大仗”，是“朝鲜战场的淮海战役”，这些话是有一定根据的。
下面，我谈谈对上甘岭战役的一些认识。
在上甘岭战役之前，我们也判断出敌人在九月间会发动秋季攻势，估计要从日本调来骑一师，汇合已经同我们交手的部队，大约有四五个师的兵力，向我发动战役进攻。至于攻势重点，我们分析最大的可能在四十四师正面（平康方向），企图夺取西方山、斗流峰。那里地形平坦，不宜布阵，易攻难守，一旦突破，机械化部队可**，我全军防线都将为之牵动，战斗持续时间可达20天至1个月。我们估计敌人重点进攻五圣山的可能性较小，因为五圣山地势险峻，便于我军防守，如果敌人将攻势重点放在五圣山，就必须从日本调动力量，只凭在朝力量是不够的。而且，在五圣山这样的防御阵地上，我们也比较容易粉碎敌人的进攻。因此，我们虽然在五圣山一线做了防御准备，但不是重点准备。
到了9月下旬，敌人在日本的部队尚无调动迹象，而我军在整个朝鲜战线上发动了一连串的战术反击，我们估计敌人大规模战役进攻的可能性不存在了，于是，对以下两个情况产生了忽视和错觉：
一、敌人于8月底在五圣山前进行准备，我们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认为这准备有虚假成分，敌不至于在五圣山前大举进攻。
二、在上甘岭战役发起的前8天，也就是10月6日，韩二师三十二团二营一名上士向我军投降，供出三十二团要配合美军在十月八日进攻。因为美七师在西方山正面虎视眈眈，所以我们继续估计敌人进攻可能在西方山，命令四十四师加强准备，严阵以待。也考虑到五圣山当面韩军会做些配合行动，但认为规模不会太大，所以只令四十五师一三五团作了一般的准备，仍然没有做战役性的防御准备。出于错觉和判断失误，我们的精力仍集中在反击注字洞南山，结果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赢得了战斗发起的突然性。我军在14日战斗开始时没能回过手来给敌以沉重打击，从而拉长了战斗持续时间。
战役时间拉长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对敌人在战斗中边打边补缺乏足够认识。敌人，特别是韩军，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兵员和军官，可以源源补充。
韩二师在战斗开始前有12000人，战役过程中伤亡惨重，经过不断补充，到战役结束，还有11000余人，可以说屡打不少。
由于我们对敌边打边补的力量估计不足，在战斗开始的第一周内，我虽伤亡大，但看到敌人伤亡更大，便认为敌人不久就要收兵。特别是当阵地被敌人占领后，脑子发热，想一巴掌把他打下去。所以我对崔建功师长讲了那样的话，打不下来不要回来见我。我这句话放出去不要紧，下面脑子更热，一股血气上来就拼命，增大了伤亡。当然，打了一阵，冷静下来一想，发觉不对，敌人拉的架势很大，不是一下就能收场的，要稳住阵脚，同敌人打持久战。
25日，军指挥部在道德洞召开作战会议，一是决心打，二是研究了怎么打，三是打成个什么样，心里都有了数，兵力作了调整，后勤保障有了加强。可以说，是这次会议决定了上甘岭战役的最佳结果。
较之国内外大的攻防战役，上甘岭战役是比较特殊的，它的特殊性在于：
一、集中大量军队使用于很小的地区。
按作战建制部队计算，在3.7平方公里的地区内，敌人先后直接投入战斗的兵力就有60000余人，我方直接投入战斗的兵力43000余人。这样的兵力密度，是近代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整个朝鲜战争的兵力动员规模在世界近代战争史上仅次于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法战争和日俄战争。而上甘岭战役的兵力密度，不仅比朝鲜战争一至五次战役大得多，而且也是其他四大战争中任何战役所没有的。另外，在双方的背后，各有一支庞大的保障和配合队伍。近两百万兵力助战。
二、炮兵在战役中的作用增大。
此役中，敌军投入轻重火炮共1600多门，我军轻重火炮也有500多门。“联合国军”还动用了3000架次飞机和170辆坦克，弹药的消耗成了天文数字。仅敌人一方就向上甘岭两个小小山头倾泻了190余万发炮弹和5000多枚炸弹，最多一天高达30万余发炮弹，平均每秒钟落弹6发。每平方米土地上要承受76枚炮（炸）弹的轰击。如果历史地比较一下，这个数字触目惊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北法登陆后的一个月中，创造了共计发射炮弹58万发的纪录，以日计算的话每天只有2万发，而其散布面积长达15000公里。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为了攻占硫磺岛，使用火力最猛烈的那天，也只有3万发。在上甘岭战役中，我们在装备上虽然不能同敌人比，但在精神气质上，绝不示弱，全力以赴东拼西凑，也先后发射了40万余发炮弹，在单位火力密度上也创造了自己作战的最高纪录。敌人说：“打炮像下雨，连小石头也躲不过”。表面工事被摧毁了，草木被打光了，坑道被打短了，山头的岩石被打成了半米多深的粉末。上甘岭的上空，差不多每天都是昏天黑地，硝烟缭绕，如此炮火密度，古今中外罕见。战役最后胜负，炮兵起了很大作用。
三、消耗了大量的物资器材。
四、作战持续时间长。
上甘岭地区作战从战术性发展到战役性的规模，持续了43天。战斗是敌人挑起的，但发展成战役规模，还打不打，怎么打，就不是他们说了能算的。到了最后，敌人几乎是被迫的硬着头皮往“无底洞”里填，我军的坑道筑城则显示了坚韧的持续力。
上甘岭战役的意义，我有几点认识：
上甘岭战役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金化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军事打击。美七师、韩二师均被我打残废了，不得不把美二十五师和已经被我痛打得不堪一击的韩九师换上来。这样，敌人在朝鲜战场上就处于更大的被动状况，将朝鲜战场上的战略对峙，更加有效地稳定在北纬三十八度线上，并加速了朝鲜停战谈判的历史进程。
从政治角度讲，上甘岭战役紧张阶段，美国正在大选，广大选民十分厌恶这场战争。尤其是上甘岭战役，使美军越陷越深，仆从国欲退不能，美国国内怨声四起。当然，也有人在上甘岭战役中占了便宜，这个人便是艾森豪威尔。艾氏在发表竞选演说时宣布，如果他能当选总统，他的政府将优先结束朝鲜战争，并说：“只有如此，我才能最好地学会如何在和平的事业中为美国人民服务，我将前往朝鲜。”这一番娓娓动听的许诺，立即博得美国人民喝彩，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呼声顿时上涨。从一定意义上说，上甘岭战役帮助了艾森豪威尔，给了他一个“射门”的机会，使他关键的时候猛踢一脚，进了漂亮的一球。上甘岭战役之所以能取得伟大的胜利，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主席英明的战略指导思想的胜利，是志司、兵团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方针的胜利。
五次战役后，我们落实毛主席的指示“零敲牛皮糖”，不断地消耗敌人，积小胜为大胜，争取时间。毛主席的这个指示通过实践证明是很英明的，特别是在1952年以后，朝鲜战场上不断成排、成连、成营的歼灭敌人，不仅从实力上削弱了敌人，更从心理上威慑了敌人，为上甘岭战役取得全胜奠定了基础。在上甘岭战役过程中，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始终对战事进展密切关注，不断发来电报，进行战役指导，对我将士给予了巨大鼓励和鞭策。志司和兵团直接调兵遣将，全力支援上甘岭，给了我们无限的力量和信心。
二、一切参战部队发扬了高度的团结战斗精神，表现了特殊的英勇顽强与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造成了为国争光慷慨赴死的壮烈气氛。邱少云、黄继光、孙占元等人的壮举，不仅使敌魂惊魄动，就是在我军战史上，这样的行为也不多见。他们表现了志愿军战士的伟大气魄，在战斗异常紧张艰苦的情况下，发扬了勇敢和智慧相结合的作风，作战技巧出神入化，献身精神一往无前。有如此奋不顾身浴血死战的将士，敌人焉有不败之理。以后，南朝鲜国防部编写的《韩国战争史》第3卷《对峙中期》一书中，把上甘岭战役称为“摊牌计划”，自称受挫，并承认中共十五军防御意志坚韧不拔，因此三角高地（即597.9高地）战役始终没有进展，反而使中共军打成漂亮仗而自豪。
三、大量的炮兵参战，炮火准确猛烈，为上甘岭战役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在朝鲜战场上我军的武器装备仍处于相当的劣势，但从志司到兵团乃至军、师，都尽了最大努力，将炮兵集中使用于上甘岭战场。而且，凡参战部队炮兵均组织得较好，快、准、狠，不仅本身战术俏皮，同步兵的协调也十分默契。步兵部队上下都感到满意。正如毛主席在论述朝鲜战争局势及其特点时指出的那样：“……在10月中，敌人曾以两个半师兵力向金化以北上甘岭的3平方公里的我军两个阵举行连续攻击，直打到11月底，敌人伤亡2万多人，每天发弹2万多发，有时多至30万发，每天并出动坦克、飞机助战，但两个阵地最后仍在我手，敌人未能夺取寸土。由于阵地战斗这样激烈，敌我的炮火均尽量集中。我歼敌一个连，平均每天需集中30多门炮，消耗炮弹近1万发。过去3个月中，我已消耗炮弹240余万发。今年秋季作战，我取得如此胜利，除由于官兵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外，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制胜要素。”
四、坚固和完善的坑道体系，是保证上甘岭战役持久防御从而制胜的重要条件。我军担任平、金、淮地区防御任务之后，首先树立了正确的防御指导思想，进行了大规模的筑城作业，建设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在上甘岭战役中，坑道发挥了巨大作用。首先是有效地保存了有生力量，削弱了敌人火力优势的作用。客观上使我与敌在装备上的高度悬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从而为我挫败和战胜敌人提供了物质基础。战役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坚固的坑道工事做依托，在敌人以绝对优势火力对我实施疯狂的、持续的、旷世罕见的猛烈轰击下，要夺取战役的最终胜利，将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其次，坑道工事也为我长期固守和与敌反复争夺创造了有利条件。
即使我表面阵地被敌占领，部队也仍能坚守坑道，从坑道内不断以小分队主动出击，零敲碎打的收拾敌人，破坏其修筑工事，使占领我表面阵地的敌人，如坐火山之上，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利用坑道囤积了大量粮弹，从而保证坑道分队的生存，不仅大量消耗阵前之敌，也为最后的反攻储备了有生力量。
五、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是以十五军第四十五、二十九师为主体，各兄弟部队配合参战的结果。我特别要强调的是，第十二军的
参战，是取得上甘岭作战最后胜利的保证。十二军是在战斗最紧张、最艰苦的情况下投入战斗的。当时，十五军的二梯队已经拉上去了，敌人又调来了韩九师三个团，韩二师集中最后力量，加上美军空降一八七团、埃塞俄比亚营、哥伦比亚营等投入战斗，597.9高地的战斗发展到决战阶段。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李德生同志的到来，三十一师投入战斗，使我们更加增强了取得战役全胜的信心。
可以说，十二军部队的参战，保障了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
这次战役，虽然最初主要投入了四十五师，但在我十五军内部，也是密切配合，情同手足，出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这里不妨略举一二。
为了有力支援上甘岭作战，坚守西方山、斗牛峰的四十四师部队，一方面严阵以待，一方面积极出击。师长向守志同志说，敌人在东边打，我们在西边打；敌人打我上甘岭两个山头，我们也打敌人几个山头。这是对上甘岭作战的直接配合，也是对四十五师的最好支援。十月六日，一三〇团一举攻占上佳山无名高地，全歼美七师一个加强排，此后敌以一个营的兵力同我反复争夺，但上佳山阵地始终为我控制，在上甘岭战斗异常激烈时期，牵动了敌人的神经。一三二团以391高地与敌反复争夺，为了达到牵制目的，他们忽而放弃阵地，让敌蜂拥而至，忽而飞兵奇袭，将敌大量杀伤，再唿哨撤离。
如此这般，在一个多月的反复争夺战中，他们三进三出南峰，前后共歼敌三千八百余人，创造了成建制歼灭敌一个团的范例。有人把这种战法譬喻为“玩猴术”——我依托北峰，遥控南峰，恰似用一条绳子套住敌人的脖子，使它无法脱身，既站不住脚，又走不掉，只能蹦跶。
除上佳山和391高地战斗外，还有381东北无名高地战斗等，四十四师部队寻机而出，遇敌便打，西方山的枪炮声热辣辣地温暖了五圣山我四十五师部队的心。除了战斗上的配合以外，四十四师还先后派出两个慰问团，往五圣山上送菜送弹药。
在上甘岭战役中，十五军的另一支精锐二十九师，发扬了无私的品格和无畏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共同作战。根据兵力部署要求，他们以一个团配属四十四师，坚守西方山，以两个团配合四十五师，后又配合三十一师战斗在上甘岭。当战役处于最艰苦阶段时，他们把上万斤萝卜、西红柿送到四十五师；在大反击前，师政委王新亲自率领两个营，把几万发炮弹和手榴弹送上五圣山。他们可以说是我十五军的一支没有机械化的机动部队，哪里情况紧急，哪里需要，他们就飞驰哪里。
一句话，没有兄弟部队的伴奏，上甘岭的锣鼓就不会敲得这么动听。
六、上甘岭战役的胜利，还仰仗于后勤保障有力。
上甘岭战役越打越大，其他战线上就相对安静下来，整个朝鲜都在看着上甘岭打。所以我们要什么，上级给什么。志司后勤司令员洪学智同志亲自抓上甘岭的后勤保障，二分部全力以赴，使我十五军“兵马壮、粮弹足”，战役过程中的粮弹供应，满足了战斗所需要的大量消耗。运输部队在敌火下昼夜不停的前运弹药、后转伤员，是战役胜利的重要保证。
七、在上甘岭战役中，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援和鼓舞。
加强给我们的火炮，有许多是祖国亲人捐献的。当时我国还处于困难时期，父老乡亲们可以说是勒紧裤腰带，从牙缝里抠出一点钱，支援我们打仗。战斗紧张时，祖国慰问团来到我军，带来了祖国人民的关怀。物资力量是可贵的，精神力量更可贵，它时时在鼓励并警示我们前方的同志，身后就是祖国，背后就是亲人，为了祖国的安宁，亲人的幸福，就是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忍受，再大的牺牲，我们也绝不能后退。
战役中，朝鲜人民踊跃支前，也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在支前的队伍里，大部分都是老人和妇女，其中有一个21岁的姑娘叫石吉荣，是朝鲜民主青年同盟盟员。在支前中，她的左腿被美军飞机炸断了，康复出院后不能运送弹药伤员，便在转运伤员的路边设了一个茶水站，自己拄着拐杖给伤员送水喂水，每天早晨顶着月亮开始，晚上顶着星星收工，一直干了40多天。
还有一个叫李春实的姑娘，因为担架队只要男同志，她便同另外三个姑娘女扮男装，自己做了一副担架，到火线救护所抬伤员。
在许许多多支前事迹中，最让人难忘的，还是朴在根老人。我们干部战士，都喊他阿爸基，他的确是一位很好的阿爸基。在上甘岭战役中，他带头参加了担架队，抢运伤员，像爱护自己的儿子一样精心护理我们的伤员。一次，担架队遇上敌人空袭，周围都是炸弹，躲避不及，朴在根毫不犹豫地扑在伤员身上。伤员保住了，朴在根老人却被弹片穿透背部，后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光荣牺牲。
还有一位被称作“志愿军的妈妈”的老人咸在福，五十多岁了。战争爆发后，她的老伴、儿子、儿媳先后为战争捐躯。她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孙女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临时伤员转运站，凡从她家里经过的伤员，都受到她悉心的照料和无微不至的护理，那种慈母般的温情，使身处异国又负伤带疾的战士无比感动，可以说伤病先从精神上被治好一半。
正是有了以上诸多因素，才有了上甘岭战役的伟大胜利。上甘岭战役不仅从军事上打垮了敌人的攻势，也打出了我军的指挥艺术、战斗作风和团结精神。打出了国威军威。以后有人说过，美国人真正认识中国人，是从上甘岭开始的。这话不一定准确，但是，在上甘岭战役中，我们所体现的“不怕牺牲，艰苦顽强，友爱团结，机智灵活”的战斗精神，尤其是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的确使敌人大为震惊。我们这支军队是什么样的群体呵！烈火烧身而纹丝不动直至牺牲的有，以胸膛堵枪眼的有，抱着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的有，用身体给战友当枪架的有，用身体当电话线的有，把生的希望无私地让给战友、把死的威胁坦然留给自己的也有。所有这些，灼痛了西方人的视野。对于中国人，他们应该重新认识了，必须刮目相看了。
摘自《秦基伟回忆录》
王振海：“我”眼中的毛岸英
这篇关于毛岸英烈士的回忆记录的作者是王振海，他是原志愿军司令部参谋。从他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儿子的真实生活是那么平凡，又那么的不平凡。毛岸英，不仅仅是伟人的儿子，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
1950年10月，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学习结业时，突然接到要我到刚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当测绘参谋的调令。在由各单位抽调人员组成的志愿军总部，大家虽然还不太熟悉，但毛主席送自己的亲生儿子毛岸英到朝鲜当志愿军、而且还在总部和我们一起工作的消息，大家都已知道，而且很想尽快与他认识。
为了精简机构，彭总决定，志愿军总部同十三兵团总部合并。彭总办公室的党员和我所在的作战处的党员共同组成一个党支部。在入朝后的第一次党组织生活会上，我们不但认识了毛岸英同志，而且在选举党支部成员时，大家还一致选举作战处副处长杨迪任书记、他任副书记。起初，大家因为他是毛主席的儿子，在他面前总是显得有些拘束，但毛岸英对我们不但和蔼可亲，而且非常尊重我们。他说：我是参军才几天的新兵，要向大家学习。几天后我们才知道，毛岸英根本不是新兵，他在苏联军事院校毕业后，分到苏军坦克部队当了中尉，在对德国法西斯作战中十分英勇而且与苏联红军一道一直打到柏林。毛岸英虚心诚恳、和蔼可亲的态度，赢得了大家更多的尊重。
有两件有关毛岸英的真实故事，至今使我难以忘怀。
第一件事：由于战争期间用水非常紧张，毛岸英洗脸漱口非常节约用水，他每天一共只用一军用口盅的水。他先用一点水漱口、刷牙，然后用剩下的水把毛巾打湿擦擦脸就完事。毛岸英战地洗脸漱口法很快在我们当中得到了推广。
第二件事：有一天我们驻地的朝鲜里委员长（村长）到志愿军总部反映说：“有几位志愿军喝醉了酒，对朝鲜老百姓又打又骂，还砸东西。”大家听了都对这少数害群之马愤怒万分。毛岸英说：“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让我带几个同志去了解一下情况再说。”说完，他就同几个同志随朝鲜里委员长出发调查情况去了。不久，毛岸英回来了。他告诉我们说：“几个特务冒充志愿军，打人、骂人、砸东西，想挑拨我们的军民关系。现在特务已被抓起来交朝鲜政府处理了。”大家对岸英同志遇事不乱、沉着冷静、注意调查研究的好作风称赞不已。
1950年11月25日中午，作战处徐良科长要我立即标一份敌我军力部署图给首长送去。突然，我们听到敌机轰炸声和燃烧弹引起的大火烧得木头房和玻璃破碎的噼里啪啦的声音。我们立即放下工作冲出房子救人。程普同志的脸烧伤了，李振基同志的裤子被烧着了，人却没有受伤。但最令人震惊的是敬爱的毛泽东主席的儿子、我们的党支部副书记毛岸英同志和时任国家副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的高岗的侄儿高瑞欣同志，都被美帝扔的凝固汽油弹残忍地烧死了。
毛岸英、高瑞欣的死，让大家悲愤不已。我们决心更好地搞好工作，用实际行动悼念他们。
摘自《志愿军老兵回忆录》
马秀兰：一个女战士的回忆
修路
五十年前，我在二野工兵第七团宣传队工作。正当部队翻越二郎山述军西藏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我部奉命撤至四川省资中县待命，经过短期整训，部队于1951年元月奔赴朝鲜。我们部队的任务是抢修被敌机炸断的桥梁、公路，保证运输线的畅通。本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我们工兵的老本行，但入朝以后，敌人的狂轰滥炸，给我们的筑路工程造成极大的困难，经常是我们修，敌人炸，刚修好的路再次被炸断，我们就接着抢修。就这样修了炸，炸了再修。著名的大同江大桥，由于地处交通枢纽，因而成了敌人的重点轰炸目标。然而任凭敌机炸弹炸，机枪扫，我们的口号是“人在桥在”，纵有千难万险，也一定要保证前方的供应不断。就这样，通往前方的道路和桥梁。被我们英勇的志愿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死死守护着，被告为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铁运输线。
生活
战争条件下的生活是紧张的艰苦的，但也充满了乐趣。抛开战争的残酷，单说冬季的严寒对我们就是一个考验。几个四川籍的战士从来没有见过“大雪纷飞”是个什么样子。零下几下度的严寒使每个人眉毛和眼睫毛上都结上一层霜，即使戴上口罩，外层也会结上冰壳，如果在和平年代，这些“南蛮子”不知会有多大的惊喜呢？然而，此时此地，战斗的豪情却完全代替了初见大雪的惊喜。每天早晨，我们扛着铁镐凿开冰河，取水洗脸，那个时候真的
不感到苦，反而感到无比快乐，因为我们勇敢坚强，我们所向披靡，我们有取得战争胜利的信心。
有一段时间，许多同志患了夜盲症，一到天黑就什么也看不清了。原来这是出于缺乏某种维生素引起的。在缺乏医疗条件的情况下，炊事班的同志就采来马尾松枝用大行军锅熬水让大家喝。据说这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经验。夜间照明用的蜡烛没有了，就用松树明子当灯使。我们宣传队的化妆品没有了，就用行军锅底的灰和凡土林调在一起用来画眉；演老头的同志没有胡须，就剪下马毛、牛毛粘在一起，再用胶水贴到上唇处。等到卸妆时，可把“老头”弄惨了，住下撕“胡须”时直痛得大嘴一咧一咧的。
回忆在朝鲜的那段日子，谁在敌机轰炸时弹片从耳旁飞道过却没有受伤，谁在晚上演出时出由于夜盲症看不清路而掉入深坑，一桩桩一件件，都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记忆里。与战友们在一起，没有了战争的严酷，只留下了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
摘自《历史的回声 纪念抗美援朝五十周年》
志愿军老兵：可爱的朝鲜人民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期间，朝鲜人民曾多次帮助志愿军战士。他们勇敢、坚毅的品质温暖着前线战士的心。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60年了，我仍一直惦记着那位用她身体保护我的朝鲜老大娘。
我们部队参加了开城阻击战，当时我只有17岁，调到一营一连当通信员。一连阵地在太方洞前石山上。1952年2月的一天早上，我们正在吃早饭，连长王德仙叫我：“小王，吃完饭，马上把信送到营部，连部通信员高福样已经负伤啦，只有你马上去！”我一听，放下碗站起来，二话没说，拿上信和冲锋枪，准备出发。连长又说：“你人小，为了安全，万一有什么事无人知道，叫文书刁玉龙与你一块去！”
我和文书走出坑道口，抬头一看前方到处是厚厚的积雪，前进的道路已经被敌人封锁了。两人跳进交通壕冲了过去。文书是有经验的老兵，很关心我，他不断提醒我保管好信件（信是用纸写的便条）。我们两人顺山边连滚带爬地跑进营部。我双手把信交给营教导员赵洪潮同志，他见我们俩在喘粗气，说：“你们俩先坐下休息一下。”我和文书坐在子弹箱子上。教导员看了信后对我们俩说：“你们来的原路已经过不去了，敌人封锁死了，为了安全，你们要绕道回去。”我和文书走出营部防空洞，顺山边路到拐弯处一看，前面的去路已被成群的炮弹覆盖了，全是离地面4—5米高就在空中炸了。空炸杀伤力最大，就像撒渔网一样闪着火花，浓烟滚滚。文书马上说：“我们到河边岩腔下面等一下再走。”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文书便连喊带推地将我推倒在坎下，炮弹就爆炸了。“没有事吗？”我全力打量了一下说：“没事！”文书又说：“我们快跑到山边那防空洞躲一下再走。”
我俩顺山坡路过去，到防空洞前一看，洞里面有个朝鲜老大娘和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大娘见我们累得直喘，用手往地上拍了两下说：“安晓西约（要我们坐下）。”洞身很小，大娘和小孩坐在洞最里面，我和文书面对面地坐在洞口，我左手边紧靠小孩，三人都面向小孩。突然四发炮弹落在防空洞口左侧5米处炸了，两块弹片同时崩在洞口的柱子上，还有一片弹片崩在我右边的枪托上。洞子上面的泥土往下掉。大娘用两眼扫了一下我和文书，忙站起来把紧靠我左边的小女孩推到洞子最里面。为了我的安全，大娘用双手拉住我的左胳膊，把我推到洞子最里面紧靠小女孩坐，大娘出来坐我的右边，靠近洞口，用她的身体严严挡住我的身体。
我刚离开原来坐的地方，接连两发炮弹就落在洞口左侧爆炸了，一块弹片刚好崩在我原来坐的地方，弹片把地上崩了一个圆坑。文书“哎呀”一声：“小王，要不是这位老大娘把你推到里面坐，这块弹片肯定崩在你身上，好险呀！今天算你命大。你要好好感谢这位老大娘！”老大娘看了一下地上那个坑，又抬头看了我一下笑着说：“够强！（危险的意思）”我心里非常感激这位大娘，是她保护了我。又过了一会儿，朝鲜老大娘东看西看，发现我的棉裤刮破了，棉花露在外面，便用手将露在外边的棉花慢慢地给塞了进去，又用针线给我缝好，用手轻轻地拍了两下，看到我俩微微地笑了。我用朝语说：“阿妈妮（大娘）玛斯米达！（谢谢你）”她忙说：“苏歇可斯米达（没有关系）。”
这时，正在我们头顶上，数架敌人校正机发出怪难听的声音，来回在我阵地上空探寻我方的目标，指引敌方炮火向我射击。外面的爆炸声，震得防空洞直颤抖，吓得小女孩双手抱着直哭，大娘仍用她的身体挡住我。文书坐在我的斜对面，身体紧靠在墙边，卷着祖国人民送去的前牌烟丝，放在嘴里吸得正得劲，闭着两眼，好像吸得很舒服。小女孩看见他两个鼻孔冒出两股白烟，给逗笑了。文书说：“你听外面的爆炸声，真比过年还热闹。”这时大娘两眼泪汪汪的对我们说：她的房子被美军飞机炸毁了，一个儿子也给炸死了。这时她难过得说不出话来，我们都为她的遭遇而难过。停了好久，她又说了一句：“还有一个儿子在当人民军。”文书说：“是侵略者给朝鲜人民带来灾难。如不打败侵略者，敌人到了我们可爱的祖国，祖国人民同样遭受这样的灾难。”大娘伸出大拇指向我们俩说：“志愿军好！”
这时文书将头伸出洞口两边看了一下情况，说：“现在敌人枪炮打得稀疏了，我们想法冲回去！”正准备走时，大娘依依不舍地看着我们，她双手把冲锋枪从地上拿起来给我，又轻轻地抬了一下我背上的枪，她和小孩望着我们离开。当我和文书走到拐弯的地方回过头去看，大娘和小女孩举起双手向我们送行。
我们跳进一条深的交通壕，迎面碰见了电话班长，他见到我们俩，他第一句话是：“连长和指导员（高勇）未见你们回来，可把他们担心死了，怕你们俩出了什么事，叫我专程来找你们，这下好了，总算见到你们俩！”三人高高兴兴地往回走，我刚走到坑道口前，王德仙连长迎面出来，抬头一看，高兴地说：“你俩回来啦！你们把信送到营部，安全回来就算完成任务！”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