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上

论社会转型期的统一战线_三、社会转型期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三、社会转型期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社会结构转型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影响,不只是表现为社会分化为统一战线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客观基础以及社会整合的需要成为统一战线的客观依据,还表现在统一战线领域的扩大、功能的转换和组织基础的削弱等方面,使得转型期的统一战线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1.统一战线的范围从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和文化领域。如前所述,我国原有的社会体系是一个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社会各个领域均以政治领域为中心,并围绕着它运转。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社会问题也都成了政治问题,各种社会矛盾也往往通过政治的方式来解决。统一战线工作当然也局限于政治领域,但是通过政治方式解决的不仅仅是政治领域的矛盾,也解决了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矛盾,可以说是一抓就灵。

进入转型期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方面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分离,统一战线开始了一个从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和文化领域的过程,经济领域、特别是文化领域也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舞台是转型期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特点。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和文化领域从政治领域的分离,政治领域所控制和拥有的社会资源急剧地减少,不仅原有的政治领域的统一战线无法解决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矛盾,而且极大地降低了政治领域统一战线工作的影响力。所以,伴随着统一战线领域的扩大,不仅要探讨经济和文化领域统一战线的特点和规律,还必须加强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统一战线工作的整合和贯通。有效整合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资源是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社会转型期作用的重要条件。

2.统一战线工作的组织基础逐步削弱。社会转型前,社会组织高度单位化、一元化是我国社会的一大特色。由于国家垄断了资源,每个单位都依赖国家,每个成员都依靠于单位;每个单位不仅是生产组织,而且是政治、生活、福利

机构,具有严密的控制性,单位体系成为执政党和国家控制社会成员的间接工具。单位体系也是统战部门开展统战工作的组织基础。改革开放前,依托这一严密的单位体系,统一战线工作可以有效地开展。改革开放后,社会组织结构有了很大变化:一是组织自主性增强,国家的行政指令作用大大削弱;二是组织的非政治性和经济色彩大大增强,逐步向利益型和专业型单位转化;三是组织的开放度增加,一些新兴组织中成员与组织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在基层组织减弱了对国家的依赖,大量社会成员摆脱了对单位和其他劳动组织的人身依附关系后,国家通过组织结构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力度大大降低,传统的组织管理系统松弛化,组织的社会动员力量明显下降。这些变化极大地削弱了统一战线工作原来赖以开展的组织基础,尤以基层统战工作为甚,从而使转型期统一战线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

3.统一战线的社会功能从控制为主向整合为主转变。社会转型前以政治领域为基础的社会整合是一种基于纵向权力关系的等级控制。这种社会整合,借助体制的力量,对社会加以横向分割,把社会经济关系转化为行政关系,以维持上层对下层、中心对边缘的有效控制以保证社会行动的统一和有序。统一战线,作为社会整合的一种方式,这一时期也承担着社会控制的职能,把各种可能的异质性因素强制纳入既定制度的框架内,以达到社会的一元化状态。在社会转型期,经济领域成为社会整合的基础,社会整合转而依靠经济因素的有机结合、各个社会领域的功能互补和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统一战线的社会职能,就是通过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群体之间、社会领域之间以及相关单位之间的关系,增进多元社会主体和各种异质性因素之间的联系,克服中国社会原有的离散性,增加社会整合的深度和广度,实现现代社会的有机整合。由控制为主向整合为主的转变,是社会转型对统一战线功能的新要求。当前统一战线工作在一定

程度上还延续着控制这一习惯性思维,难以适应转型期社会整合的需要。

4、农民工应该被纳入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如前所述,作为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和对象的特殊群体,往往不仅是以社会的异质性因素出现的,而且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社会的精英群体或强势群体。这些群体或异质性因素跟现存的制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一方面现存的制度如果不作调整,这些群体的需要在其框架内很难得到满足;另一方面,这些异质性因素如果不被纳入到现存制度框架内,就会威胁到制度的稳定。统一战线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两者的中介,有助于实现特殊群体和现存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和相互调适,因而增强了现存制度的弹性和容量,减小了新的社会群体对既定秩序的冲击并引导新的社会群体健康发展。农民工是与私营企业主阶层同时出现的数量更为庞大的新的社会群体,其出现是社会异质性因素增加的重要表现。有的社会学家指出,对中国社会稳定威胁最大的,不是新的社会阶层,不是下岗待业群体,而是农民工。一方面,农民工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将会使其缺乏稳定而长期的预期,在丧失原有的文化价值和组织归属地的同时,很可能会陷入一种“游民化”的状态,从而对整个社会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另一方面,尽管人们对农民工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尽管这个群体目前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农民工无疑是整个农民阶级中的精英群体,知识的、技能的、意识的或者体力的。历史证明,一个精英群体如果在现有制度体系内长期找不到他们的位置,他们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会在很多方面威胁现存制度的稳定。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应该把农民工纳入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这样既可以引导农民工作为新的社会群体的健康发展,也可以改善农民工作为精英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以及现存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强执政党对农民工阶层的整合。

(此文载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