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畅通“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渠道
七、畅通“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渠道
《管子 明法》中说：“下情不上通，谓之塞。”把国策政令准确明白地传达下去，是为“上情下达”；把社情民意真实及时地反映上来，是为“下情上传”。作好决策，需要领导干部了解社情民意，使决策能够有的放矢；执行决策，需要理解吃透决策内容，在执行中不走样、不打折扣。如何将“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结合起来，形成双向互动沟通的态势，使党的主张和群众的意愿有机统一起来，需要基层领导干部起一种桥梁作用。这种作用发挥得好，就能促进社会和谐。
“上情下达”就是要高瞻远瞩，把握全局，了解宏观，“吃透”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积极宣传贯彻。“下情上传”就是要树立群众观点，深入基层，扎根群众，体察民情，了解民声，表达民意，排解民难，使政策决策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我国目前正处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人民群众迫切需要了解党和政府有关国计民生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和政府有关国计民生的路线、方针、政策也需要向人民群众作及时的宣传和解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群众在政策实施中的意见和愿望，党和政府也需要及时掌握。
相对而言，“上情下达”容易做到、做好，而“下情上传”实现起来就比较困难。社情民意通道能否畅通的关键在于，政府部门及官员们是否真正树立起为群众服务的意识，是否真正关心百姓的疾苦，是否真正承担起责任。
有些干部为了自己的“政绩”和仕途，惯于隐恶扬善，欺上瞒下，特别是一旦在自己辖区内发生重大事故，总要遮遮掩掩，严加封锁，对上则常常谎报、虚报、瞒报，把问题控制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本地媒体严加监控，责令“失语”；对外地和中央媒体，往往左推右挡，不惜威胁利诱，力求家丑不致外扬。对于越级向上反映实情的干部和群众，则采取多种手段予以打击报复，以儆效尤。若是上级乃至中央领导前来视察，则报喜不报忧，只安排看一些“吃小灶”的点，展示其光明面，隐蔽其阴暗面。正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隔离层”，所以下情上传困难重重。
有些干部，“官”念很足，而“民”念不强，对群众的呼声、疾苦充耳不闻。这不仅让好政策执行起来变了形，更会引起百姓不满，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医学上有句俗语，叫“通则不痛”。民意渠道通了，群众心气顺了，社会自然也就和谐了。
做好“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需要摆脱“官本位”的思想束缚，广开言路，畅通民主渠道，使群众的意见和呼声能及时向上级反映。重大事项在决策之前，能交给群众讨论，切实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要注意倾听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少数人的意见。重大决策要征询社会各界的意见，听取群众的评价，了解群众的满意度。要不断扩大群众在组织工作中的参与率，广泛集中社会各界对党的建设、干部工作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切实摸清情况，把准脉搏，集中群众智慧，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
做好“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需要建立工作沟通协调机制，畅通各种信息渠道，主动加强与各方面的沟通协调，做到横向同步，上下联动，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整体合力。例如，各级人大作为权力机关，除了立法功能以外，各级人民代表也负有把人民的意愿反映上来的责任，各级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各级政协委员也负有反映各阶层人士意愿的责任。要认真发挥人大和人民政协的作用，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了解人民的意愿和呼声，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充分考虑社情民意，制定出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政策。
做好“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需要扑下身子，深入基层、贴近百姓，倾听人民的声音。我国设立的各级信访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我们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要善于利用信访机构反映上来的问题，充分了解人民的意愿和需求，了解社情民意。现代社会中，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各界的呼声，在媒体中都会有所反映，特别是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兴起，不仅反映着社情民意，甚至还可能左右舆论，对政府的各项工作和政策制定产生影响，要善于利用媒体，不仅要通过媒体传达政策，还要通过媒体了解民情，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加完善。
“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下情上传”做好了，民意得到了及时的反馈，政府制定的大政方针才具有针对性，才具有科学性。同样，决策科学了，依此制定的方针政策才能更好地在基层、在地方贯彻实施，才能更好地“上情下达”。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集中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宣传好；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心声是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依据，必须反映好。做好“上情下达”与“下情上传”工作，并且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对党和政府各项政策的宣传要讲针对性、务实性、长期性，使之内化到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去。对群众最期盼、最需要解决的事情要及时反映，推动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断改进工作。
一个领导干部能否做到“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落实，关系到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案例精研
周恩来的沟通协调艺术
周恩来总理是20世纪影响中国的几位历史伟人之一，不论是在革命斗争中，还是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几乎没有一个重要时刻看不到他的身影。人们赞美他无私奉献的精神、渊博的知识、惊人的工作效率、谦逊平等的待人态度，更佩服他过人的智慧、机智的谈吐、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可以说，精于沟通、善于协调是他成为成功的政治家的重要原因。
协调全局的高手
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文中，号召干部要重点研究的一个领导艺术，就是“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周恩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是总揽全局的高手。
我们不妨以周恩来同志领导新中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为例，看看他是怎样从全局着眼进行协调的。周恩来同志长于及时准确地捕捉到世界上最重要的信息，把我国放在世界的全局中加以思考。他讲过
，世界已经处于新技术革命前夕，这次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技术和微电子技术为先导，比蒸汽机和电的出现对于产业革命的意义更为重大。因此，他领导制订了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规划，并亲自领导“两弹”上天的事业。“两弹”上天，是涉及很多部、省、工厂的几十万人的大工程。经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批准，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门委员会领导这项系统工程。周恩来在领导“两弹”上天的过程中，一方面，从全局上协调各部、省工厂组织人力、物力，一环扣一环地按照计划协同作战，以保证任务的按时完成。另一方面，在“两弹”研制基地，组建了总体设计部，在每项工程实施以前他都要求总设计师拿出多种方案，由总体设计部对各种方案进行可行性分析和严密论证。然后，由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周恩来有一套总调度系统，按照总体设计要求，分解任务，规定工程各部门，按年、月、日、数量、质量的要求，保质按时完成任务，从而实现了我国“两弹”上天的总体设计。
在协调中发展，是周恩来的协调艺术的根本指导思想。20世纪60年代，面对“三年困难时期”出现的困境，周恩来指出“在我国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大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不协调现象，为了巩固已有的成绩，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新的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有一个较长的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根据周恩来、陈云等同志的建议，党中央采取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既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又为长远打算，适当地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关系，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国防事业的关系，财政信贷和物资的关系，以及各个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内部的关系。实践结果证明，我们不仅顺利地渡过了困难时期，而且使国民经济重新走上了协调发展的道路。
1960年底，我国出现了粮食供应极端困难的局面，京、津、沪、沈等大城市粮食库存只够供应几天，有的城市甚至只够供应一天。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周恩来作为我们国家的“总管家”，一方面亲自抓每一起难度较大的省、市、自治区的粮食调拨，以保证各方面的应急需要；另一方面，权衡利弊得失，突破吃进口粮的禁区，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这既可以减少产粮区的调出，又可以保证重灾区的粮食供应，避免了京、津、沪、沈等大城市粮食脱销的危险，还补充了部分国家库存。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周恩来又提出了“以出养进”的思想，就是我国出口好大米、好大豆，然后可以换回差不多二倍数量的小麦。执行“以出养进”的结果，既保持了我国粮食局势的基本稳定，又增加了我国外汇收入。
妙语如珠化解矛盾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著作《领袖们》中这样记录周恩来留给他的印象：“1972年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是我得到的最深刻印象之一。通过多次长时间的正式会谈和非正式交谈，我终于了解了他，并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敬意。他待人很谦虚，但沉着坚定。他优雅的举止，直率而从容的姿态，都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风度。在个人交往和政治关系中，他都忠实地遵循着中国人古老的信条：决不‘伤人情面’。”“除了共进午餐、晚宴和其他公开活动之外，在面对面的正式会谈中，我与周恩来会晤了15个小时以上。他有四个特点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精力充沛、准备充分；谈判中显示出高超的技巧；在压力下表现得泰然自若。”“在我们所有的会谈中，周恩来总是镇定自若。他从来不提高讲话的调门，不敲桌子，也不以中止谈判相威胁来迫使对方让步。周恩来的沉着冷静，我认为主要归功于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经历，但也反映出他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尼克松的回忆，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周恩来高超的沟通艺术。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当尼克松走下飞机和周恩来握手的这一历史性时刻，周恩来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和我握手，25年没交往了啊！”这是多么得体而又充满诗意的语言，它既有无限的欣慰，又有良多的感慨，在这冬去春来的早春二月，含苞待放之花就已在两位伟人的心中怒放了。机场没有隆重热烈欢迎场面，尼克松虽有瞬间的不悦，但听到周恩来这句话也就烟消云散了。在宾馆和尼克松举行会谈时，周恩来说：“在您楼上的餐厅里有一幅毛主席手书的《题庐山仙人洞照》，最后一句是‘无限风光在险峰’。您是冒着一定的风险来中国的。然而正如诗中所述，在危岩之上，正有着无限优美的风光。”尼克松听了激动不已地说：“最成功的政治，则比优美的散文更富有诗意。”
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招待外宾。客人们对中国菜肴花样之繁多，风味之独特，味道之鲜美，都大为赞赏。这时，上来一道汤菜，汤里的冬笋、蘑菇、红菜、荸荠等都雕成各种图案，色、香、味俱佳，堪称是工艺品。然而汤里飘着按民族图案“卍”刻成的冬笋片，却让客人们大吃一惊。他们当即问周恩来：“为什么这道汤里有法西斯标志？”周恩来也发现了问题，感到很突然。但他随即态度自若地将汤中那片图案翻过来，解释说：“这不是法西斯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叫‘万’字，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语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友好热烈了。周恩来冷静沉着，机智处理，运用妙语解释，风趣幽默地让突发性事故烟消云散，且增添了友好热烈气氛，充分显示出高超的语言艺术。
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期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安排了一次鸡尾酒会，在会上周恩来第一次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直接接触。莫洛托夫谈到中国政府对它在国际事务中的一些合法权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抱怨时，艾登知道所指为何，他首先回答说：“中国人是有许多埋怨的……但是现在的情况似乎不是联合王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我们。”说完，他很得意地看周恩来。周恩来朝艾登莞尔一笑回答说：“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联合王国，而是联合王国在联合国中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这一点拨，艾登顿
时醒悟过来，知道周恩来指的是在联合国不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实际等于赞成两个中国的存在。艾登自知理亏，只好说：“英国对中国也有不满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不谈这些吧，否则影响我们的午餐。”
艾登虽知理亏，但不甘认输，他又换个话题说：“美国不喜欢你们，因为你们在朝鲜把他们搞得太惨了。”又说“不仅如此，美国还抱怨你们接管了他们的企业。”他又貌似公允地说：“其实美国也冻结了你们在美国的财产。”“而且美国在华投资也不大。”这是说美国并没有吃亏。接着又说：“真正吃亏的是我们英国，因为我们英国在中国有10亿左右英镑的投资，抱怨的应该是英国。”说完他又有几分得意地看着周恩来，周恩来一听就知道，艾登说美国只是借题发挥，其真实意图是说我们在抗美援朝期间冻结英国在华资产是不合理的。
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揭露说：“你们还要抱怨？你们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在中国取得特权后，到现在已经110多年，投资的利润早已赚够了。如果两国一算账，恐怕你们还要倒给我们。”艾登未曾想到周恩来话锋如此咄咄逼人，有些坐不住了，周恩来和缓地说：“还是不要算的好。”艾登也勉强笑了笑说：“但愿如此。”
唇枪舌剑应对挑衅
不论是在与各界人士的交往中，还是在外交谈判中，周恩来的沟通艺术总是能够掷地有声，语惊四座，常使陷于僵局的谈判或会议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他的应答艺术，精巧绝伦，高超无比，可谓空前绝后。
1938年，在蒋介石主持的武汉军事会议上，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戴笠向周恩来发难，诬蔑说：“武汉局势动荡不安，人心纷乱，政府无治，军事委员会没有统一军令、统一训令，你们共产党不能不说起了不良作用！”
周恩来立即反驳道：“戴先生，俗话说，军中无戏言，我们共产党最重视客观实际。要论武汉局势，我认为恰恰是大好的，好就好在工、民、商、学、兵等人民群众已经行动起来，实行全民抗日救国运动！至于说谈到政府无治、令行不止，就恰是贵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没有遵循孙中山总理的遗训，没有执行两党共同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所引起的！”
“请你也讲具体事实。”戴笠说。
“好！”周恩来沉着地回答。他说：“大敌当前，人民抗日，而你们却暗地调查群众组织，你们强行解散抗日团体，逮捕反对贩运日货的爱国青年、工人与学生，你们还用重金收买坏人，散发诬蔑共产党，中伤国共关系的宣传品！”周恩来一气呵成，气势千钧，搞得戴笠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1946年，在国共两党重庆谈判之后，周恩来又受党中央和毛泽东重托，亲率中共代表团到南京与国民党再次进行谈判。周恩来在谈判桌上的雄辩才能，使得对手深为折服。有一次，谈判进行没几个回合，周恩来把对方的谬论驳得体无完肤，一败涂地。对方恼羞成怒，声嘶力竭地叫嚷同共产党谈判是“对牛弹琴”。周恩来听罢，不动声色，只是轻蔑地一笑，然后慢条斯理地说：“对—牛弹琴！”
1957年1月，周恩来赴波兰、匈牙利调解苏联和波、匈两国矛盾后，返回莫斯科，会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粗鲁地谩骂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当即严肃地批评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对兄弟党的领导人，不能这样，有什么话当面讲，不能在背后随便怀疑别人，这不利于兄弟国家的团结。”赫鲁晓夫涨红着脸盛气凌人地说：“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周恩来迅捷而巧妙地回敬他说：“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出身工人阶级，我出身资产阶级，但是，你我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赫鲁晓夫理屈词穷，自讨没趣。
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访问印度。在一次谈判中，印方提出这样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什么时候成为中国的领土的？”周恩来当即答道：“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讲，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
印方却说：“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严肃地说：“中国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了，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建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成为一个国家呢？这显然是荒谬的！700来年与100多年哪个历史长？”周恩来通过700来年与100来年的数字比较，驳得印方哑口无言，尴尬之极。
平等尊重展现风度
不论是在国际交往中，还是和国内人士打交道，周恩来都十分重视尊重他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取得了良好的沟通效果。
20世纪50年代初，有一次一个朝鲜工会代表团来访，周恩来接见他们并合影留念。周恩来的座位本来安排在前排正中。周恩来不肯，他要当时的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与客人坐正中，他对刘宁一说，今天你是正式主人，我是陪客。结果他真的坐在旁边，后来在报上也就这样发照片。
1958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新会农民周汉生用水稻与高粱杂交获得一种优良水稻新品种，周恩来很重视。6月30日，他专门带了一位专家飞赴广州，又转来新会。在实验田旁周恩来见到了这位农民。那个时代生活条件还很差，乡干部和农民一律都是赤脚，周恩来的穿着也就比他们多着一双布鞋，只是衣服稍整洁一些。接待人员找了一把小竹椅，一个小方竹凳放在地头，本意让总理坐小竹椅，不想周恩来一到就坐在小凳上，把小椅子推给周汉生，还说你长年蹲田头，太辛苦。这就是周恩来的作风，尽量为他人着想，决不摆什么架子。现在这张照片还挂在周恩来展室的墙上，成了现在人们难以理解的场景。
1959年10月，周恩来亲临包钢为刚刚落成的一号高炉建成出铁剪彩。剪完彩，他指着高炉问当地同志，“高炉”用蒙古语怎么说。翻译告诉他叫“乌恩德尔召合”，他立即高声对在场的同志们说：“在内蒙古大草原有了这么大的‘乌恩德尔召合’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很了不起啊！”1965年，周恩来视察新疆，每到一地见了汉族干部就问学会维吾尔语没有，见了少数民族干部就问会不会汉语。他说：“不能通话，怎么能够交心，谈问题呢？”短短几天他就学会了好些维吾尔语，见了维吾尔族同志，就用维语问候。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