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节：狱里狱外 我的人生档案狱里狱外(42)

我从原来羁押的亚尔培路二号上海中统本部押解到蓬莱路警察局看守所，是同年中秋节以后的第二个晚上，当天夜里，在这里又碰上从威海卫路富通印刷公司押解来的一批“犯人”。

原来，我们这案是“《学生新报》案”。

我们被捕以后，九月十九日又发生了“富通印刷公司案”，现在这两班人马“会师”了。

我在这里，碰到当时在富通印刷公司任总会计的罗平同志，他是一个文艺爱好者，也写些诗(解放初，他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名叫《在秘密监狱里的诗》)。

因此也是我的一个读者。

我们一见如故。

他对我说：“你和你老婆给抓进来的第二天，我就在《时代日报》上看到消息了……”我听了，仿佛吃了一粒定心丸，得到很大的安慰。

因为，当时正进入国民党所说的什么“勘乱”时期，进步报刊早已纷纷被封闭查禁。

只有这家《时代日报》因为打的是“苏商”招牌，国民党政府顾忌和苏联的邦交关系，所以才能巍然独存。

这时，它已成为进步文化界唯一的一个发表文章的阵地和得到外界讯息联系的窗口。

我所交往的朋友，都是它的基本读者。

他们从报上知道了我们夫妇被捕的消息，就像是读了一份地下党组织发布的通告，当然就不会再来我们住处走动了，这样他们不会受到株连之灾，我的官司也可以“简单”一些。

因为在旧社会吃过官司的朋友都知道，反动军警宪特抓去某人后，在案发的地方总要派人留守，以便捉拿“同党”，一网打尽。

我这个认识和估计，后来一九四八年冬出狱后，见到相熟的朋友们时，都得到了证实，《时代日报》这条小消息帮了他们大忙。

比如当时该报记者顾征南同志，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后，通过胡风认识了我。

在我被捕前，我还把两篇小说稿交给了他。

在我被捕前几天，他和恋人小方同志来看我们时说，他们定于九月十九日结婚，邀我们参加婚礼，举行婚礼的地点还未决定，等决定了，在婚礼前一天再来通知我们。

一九四八年冬，我出狱后他才对我说，在我们被捕的第二天，他们本来准备告诉我们婚礼地址，但是早晨一觉醒来，看到刚送来的当天《时代日报》后，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我们夫妇昨夜被捕了，所以，他们没有再去我们住所。

后来他到报馆上班，听到楼适夷同志说，昨天深夜两点钟，他正发完稿，准备回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告诉他说，贾植芳夫妇在住处和同住的几个学生一块被捕了，要他们在明天的报上发一个消息。

当时楼适夷同志还来不及问打电话的人的姓名，电话就挂断了。

放下电话，他就赶写了一条消息发排。

这个神秘的电话，是谁打给楼适夷的呢?三十年后，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一九七八年秋天，我解除“监督”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

一天下午，突然有一位身材短小的中年人来看我，他一见我，好像发现了奇迹般的，惊喜交加地对我说：“贾先生，你还认识我吧?我叫李平。”

我看着他矮而发胖的身子，半秃的头顶，一时如坠五里雾中，愣住了。

只能说出两个字：“你是……”他不无伤感地对我说：“怪不得你不认识我了，因为我们失掉联系三十年了。

我就是一九四七年和你们一块住在吴淞路义丰里的三个小青年中的那个李平，任敏高中的同学。”

他这么一说，我的记忆大门一下子被打开了。

原来，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七日我被国民党中统局特务逮捕时的住处，是在虹口区吴淞路义丰里九十一号的楼房；义丰里那时是一个日侨集中区，这个九十一号，每层有近十个房间，听说原来是一家日本旅馆，后来成了一个中日混居的大杂院。

这里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日侨。

其中二楼有三个房间是《学生新报》的社址，与我们同时被捕的杜青禄同志，当时在日侨管理处混个小差事，他的单位在这里给他分了三间房子。

他是一个单身青年，自己住在狄思威路(今溧阳路)一个朋友的亭子间里，他将这三间分来的房子，把它们作为《学生新报》的社址，因为他自己也是这个报纸的工作人员。

后来报纸被迫停刊，青禄就将其中靠阳台的一间让给我们夫妇住。

二楼楼梯口的一间，则借给段力佩同志住，老段这时是牛庄路上一个中学的校长；剩下的与我的住室相邻的那间，除堆了旧报纸外，由《学生新报》的小朱(上海法学院女同学)和《时事新报》的一位女记者廖某同住。

这时，在二楼上另一头的一个房间里，住着三个单身小青年，除了此时此刻站在我面前的头顶半秃的李平外，还有小黄(名字已记不起来)和肺病已然到了晚期的刘兆文同志。

他们三位原来是我妻子任敏抗战时期在四川上中学时的同班同学，因此在这里相遇后，就一见如故地来往起来了。

这三位青年是抗战胜利后，在旧政协时代才从国民党集中营放出来的，由于长期监禁和酷刑，他们一起辗转到上海滩后，身体已极度衰弱，他们相依为命地过着清苦的生活，由小李、小黄当教员，共同养活卧床不起的小刘。

我们被捕的那夜，特务到狄思威路捉来了杜青禄，再转到义丰里捉我们，同住的小朱和小廖同时被捕。

特务还搜查了段力佩同志的家，碰巧那天他外出未归，所以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