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节：狱里狱外 我的人生档案狱里狱外(41)

这就是我们会师的第一个夜间，所知道的老陈和敌人血的战斗的故事……

长篇《人的证据》第二部之一章；一九四九年八月写于胶东旅中三、 出狱前后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七日在上海，我被国民党中统局抓起来投入监牢，在监牢里熬了一年多。

先是关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二号上海中统局本部。

两个月后转到蓬莱路的国民党警察局里，楼下关刑事犯，楼上关政治犯，我是“政治犯”，关在楼上。

这是我第三次吃政治官司(也是第二次吃国民党的政治官司。

当中一次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夕，我以策反罪被徐州日伪警察局特高科逮捕关押)，是写文章写出来的官司。

那年，纪念五四运动，地下学联办了一个《学生新报》，出了一个“五四特刊”，请一些人写文章，诸如马叙伦、郭沫若等；我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给战斗者》，在这份小报上刊登出来。

我在文章中说，参加五四运动的那些青年，抛头颅、洒热血，但这些热血却染红了一些人的顶子；所以我们还得继承五四精神，继续战斗，要用对付野兽的办法对付这些野兽等等。

当时正值国民党“勘乱”时期，学生们掀起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斗争。

我的文章自然被认为是煽动学潮，大逆不道。

经人告密，我被抓起来了。

当时领头抓我、审我的特务名叫苏麟阁，这是在监房关押时经难友们一再证实的姓名。

初解放时，即一九五〇年秋，当时上海《解放日报》等报刊登出了一条新闻，说是这个中统老牌特务，解放后潜伏下来，终于在镇江被我公安局逮捕，经过审讯已处决，并公布了他的主要罪行内容——逮捕和迫害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卢子扬、陈子涛、骆何民、吴二男、杜青禄、贾植芳等人，我和杜青禄同志被列入“进步人士”名内。

刚关进监狱的两个夜晚，特务们连续对我审问了两次，即宣布我是“社会败类”、“共产党走狗”。

之后就再未审问过。

到了一九四八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才又被提审。

这次审问我的显然是一个上面派来的高级特务，他有四十多岁，无锡口音，穿一身笔挺的灰色西装，身边还有一个对他毕恭毕敬的青年特务陪着。

这个上面来的高级特务，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他吸着“绿炮台”香烟(当时的一种高级烟)，看我坐下后，他递给我一支烟。

他吸过一口烟后对我说：“你来的时间也不算少了，我们也不是吃干饭的，你是什么人你清楚，我们也有数。

现在长话短说，我们认为你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帮我们把胡风抓来，或者你不好意思，就把他的住址说给我们也行；至于另一条路嘛，我不说你也知道。

据我们了解，你不是第一次吃这种官司，也算一个‘老鬼’(上海方言，音：巨。

意指老资格)了。”

我不假考虑地回答说：“抗战胜利后我流落在上海滩，失了业，为了弄口饭吃，我写些小文章，到处投稿。

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文化界人，包括你说的那个什么胡风，真是非常抱歉了！”这两个特务听了我的回答，一起仰着身子哈哈笑开了，我也紧跟着“哈哈哈”，突然那个穿灰色洋服的特务停止了笑声，把面孔伸向我，瞪起眼睛问我：“照这么说，我们是冤枉你了？”我说：“那天晚上我在家里喝酒，被你们抓来了，难道喝酒犯法?”这个特务一边向后仰着身子，一边说：“你说的太天真了，咱们不要再磨牙了，反正两条道路任你选，你不过才三十出头吧，太可惜了！……”

过了大约一个多月，一个留着小平头的小特务(他也是来抓我的特务之一，听同监难友说，是这里的行动队的)把我叫去。

我一进门，他就站起来对我直截了当地说：“怎么样?考虑好了吧?”我说：“没什么可考虑的!”他干笑了一声说：“算了，你不要再装糊涂了!——这么吧，你如果觉得这么办不方便，我们再提一个办法，你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反共宣言也行。”

我回答说：“我反共不反共是一回事，你把我反共作为释放我的条件，用手枪逼我反，我不反!你怎么办都行。

抗战时我也做过军人，上过前线，脑袋是有一个，谁要，我就给谁!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样，我又被押回监房，听候魔鬼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