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
变革
虽然用“政治白痴”来形容我这个人有点过分，但无论如何，我绝对不是一个政治家。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说他根本不问政治，或者一点都不关心政治，好像也不太可能。我曾阴差阳错地当过几年“官”，与政治多多少少的沾过一点边。但不管怎么搞，政治在我手中总是一塌糊涂，所以搞来搞去，我还是个政治的门外汉。既然是政治的门外汉，写关于政治方面的文章当然就是个外行，也就是说，我这种人永远也成不了政论家。不过当今也确实有这样的“政论家”，其实他们也不懂政治，却偏偏把自己打扮成政客的样子，在那里对政治问题大发议论。我忽然想学一学这种人了。接连写了十几篇散文，大多是回忆性的，当然是以叙述和描写为主。偶有议论，也是就事论事；偶有抒情，也是有感而发。写来写去，觉得有些“江郎才尽”了。但“才”虽尽，“意”犹未尽，这个“意”，就是自己想说的话。所以，这篇散文，我想一改前面的风格，也学学政论家的样子，就“家事国事天下事”说说自己的所思所想。虽有班门弄斧之嫌，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其实我这里的所谓“论”，也未必全是“政论”，只不过是信马由缰地说说自己的心里话而已。“政”，自然难免涉及；于“政”之外，也会多有捎带。所以严格说来，我这篇文章终究不是什么“政论”，充其量也就是一篇“杂说”。尽管风格与前有所不同，仍可把它归入散文之列。
这篇散文的标题我用的是“变革”，而没用我们通常所说的“改革”。其实，“改”和“变”是近义词，“改革”和“变革”似乎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这样用，说来说去，还是跟我脑子里装着几个外语词有关。我想起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戈尔巴乔夫把苏联的改革称为“перестройка”，这个词的意思是“重建”，译成“变革”比较准确。而“改革”，俄文写作“реформа”，英文写作“reform”，这个词的拉丁文的本义是“改良”，说到这里，就联想到另外一个词：“革命”。“革命”，俄文写作“революция”，英文写作“revolution”，这个词的本义是“旋转”，它的力度应该更强一点。毋庸置疑，“变革”的力度在“革命”与“改良”之间，所以用“变革”来描绘当今中国社会的变化应该更准确一些。
“改革”（或曰“变革”）与“革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纵观世界历史，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无不伴随着重大的改革；而每一次改革所付出的代价与产生的后果，绝不亚于一次扭转乾坤的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而革命所伴随的重大改革是人所共知的：第三等级成为社会的主流，贵族和僧侣则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不是对旧秩序的重组又是什么？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一举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此举之于革命，可谓伟矣！然而，正是由于与之相伴随的改革运动进行得不彻底，所以只是推翻了一个皇帝，并没有动摇封建制度的根基，以致各种封建思想乃至封建体制一直流传至今。对今天的某些现状，早已作古的孙老先生可谓难辞其咎。但是，无论如何，革命和改革总是得民心的，正如孙先生自己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革命家、改革家永远是赢家。不管他们的个人命运如何，他们开创的事业是势不可挡的。罗伯斯庇尔是赢家，孙中山是赢家，邓小平则是更大的赢家。中国乃至世界的民主进程，经济的不断繁荣，是上述论断的铁证。
邓小平先生以一个革命家的雄伟胆略，顶住了国内外的各种压力，毅然提出“改革开放”的治国方略，从而使中国走上了一条自强之路。如今，改革开放的成效已经有目共睹：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国内老百姓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更是明显提高。因此，我们有理由期望，邓先生的继承者永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而且改革开放的力度应该越来越大。只有这样，这条路才能越走越宽广。同时，我们也确信，这条路上的每一个领路人都将以赢家的形象彪名史册。湛湛青天，彤彤红日将属于他们。
不错，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艰难的，在这个历程中也确实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于是，有人怀疑了，认为这些问题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于是，他们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应该走回头路。这样的主张是荒唐的！不但我们的领路人认为荒唐，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也都会认为荒唐，因为回头路是一条死路，是一条反动之路，是一条把国人重新带入深渊的路。如果将来某一天，真的出现了一个主张走回头路的领导人，人民一定会起来打倒他。任何一次革命，或者一次改革，在其进程中，出现大大小小的问题是在所难免的。邓小平先生说得好：窗子打开了，新鲜空气进来了，总会有几只苍蝇飞进来。
还有一种与上述观点截然相反的观点。如果说上一个观点是“左”的话，那么，这一个观点就是右了。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当今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源于我们的制度，源于共产党的领导。想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全盘西化，走西方的道路。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倒是习近平的“鞋子论”讲得有理有据，恰如其分。
关于共产党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产生与发展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不是理论家，无力也无权对此进行详细的论述。不过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绝非偶然，它是正急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资产阶级与蓬勃崛起的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必然产物；二是把“communism”这个词译为“共产主义”，当初的翻译就有误。这可能受到日语的一些影响，也可能是最初的中文译者在理解上出现了一些偏差。据我所知，“com”这个前缀（俄语写作“ком”）是“和谐”或“综合”的意思。如果当初按照这个意思翻译，就不会让国人产生诸如“共产共妻”之类的联想，也不会让它的余毒流传至今。有些国人，特别是台湾地区的中国人，仍把“共产主义”、“共产党”这些词当做贬义词，一提起来还心有余悸。
共产主义思想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建立了共产党，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在这里，我不揣冒昧，想谈一谈这个问题。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繁荣，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直到清朝的鼎盛时期，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但是我们的前人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中国人理应主宰世界。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以外的土地都是蛮荒之地，华夏民族以外的民族都是野蛮民族，这才出现了“蛮”、“夷”、“狄”、“番”、“胡”这些带有明显歧视性的字眼。于是，形成了一种观念：故步自封；造就了一种模式：闭关自守。连很早就在我国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也逐渐被封建传统思想扼杀掉了。这样，当洋人依靠着船坚炮利打开我们的大门的时候，我们就措手不及了。在洋人那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力越来越强；而我们却仍然在那里固守封建主义这块阵地，国力越来越弱。最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中国人有爱国这个优良传统，中华民族历来都有精英。于是，在中国近代史上，随时都能听到救国救民的呼声，随时都能看到可歌可泣的事迹。那些为振兴中华而不惜牺牲的民族英雄以及由他们所领导的救国团体就应运而生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和陈独秀及其领导的共产党。
不过，恕我直言，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先天不足，后天又没有补充足够的营养，所以，一路走来，跌跌撞撞，沟沟坎坎，走了太多的弯路，承受了沉重的打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独立办党，致使成为国内外一些势力的附庸。在国外，听命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指令；在国内，过多地依附于国民党左派。这样，当共产国际不顾中国国情而瞎指挥时，当国民党左派急遽向右转时，中国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以前遭受那么大的损失就不是偶然的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地区掌握政权以后由于治国经验不足以及其他原因，仍然走了不少弯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民生改善的速度和综合国力增强的速度一直非常迟缓。改革开放以来，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中，官员腐败是最严重，也是老百姓最深恶痛绝的。长此以往，可能带来亡党亡国的严重后果，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这个问题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顽疾，从封建帝王到国民党政权，都没有从这个怪圈里逃脱出来。此外，公民意识淡薄，社会公德缺失等，也都在不可忽视之列。至于我们经常见到的某些现象，如应试教育、交通违规、食品安全、金钱至上、不学无识、弄虚作假、亲情疏远乃至见死不救等等，实际上都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些大问题的具体体现。当然，那些属于犯罪范畴的现象，则不是我今天所要论述的内容了。
这些问题的产生，不是共产党的错，不是社会主义的错，更不是改革开放的错。我认为，关键在于我们的思想教育出了问题。那么，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呢？当然能。解决的途径有两条，要双管齐下，相互作用。一条是向外学习，一条是发扬传统，二者相辅相成。向外学习，主要是学习那些发达国家的治国理念，管理经验，法制建设等等。当然，不能生搬硬套，不能搞全盘西化，而是要为我所用，即所谓“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或者称为“洋为中用”。发扬传统也要“古为今用”,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思想教育，我不是一味地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是学者们研究的对象；作为一种世界观，是共产党人的信仰。不能要求全体国民都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你总不能让佛教徒或者基督徒也信奉马克思主义吧！现在有些贪官，落马受审，总是痛哭流涕地说，之所以走上这条路，是因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坚定了。我认为这仅仅是一部分原因。难道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就一定要走贪腐的道路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个人道德修养问题。谈到个人道德修养，思想教育在这里就应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了。用什么进行思想教育呢？用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中的精粹。我认为，“忠、孝、节、悌、礼、义、廉、耻”就是这种精粹的具体内容。我想谈谈自己对这八个字的理解。如果有朝一日真用得上这八个字的时候，我的理解可能会多多少少起到一些辅助的作用。
“忠”。在封建帝王时代，“忠”，指的是“忠君”。不过在那个时代，君主就是国家的代表，国家的象征，所以忠君就是爱国。现在我们谈“忠”，把“忠君”那层意思去掉，而把“爱国”这层意思保留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忠”字赋予了新义。我想，不会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是牵强附会吧。
“爱国”，这确实是个大话题。没有比这个话题更大的，也没有比这个话题更严肃的。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国人的爱国之心，认为只有投靠日本鬼子的汉奸才不爱国。可是近几年，我的这种信心有一点动摇了，因为我看到了一些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听到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语言。某艺人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旗子穿到身上；一些大学生身穿美国大兵的服装招摇过市；有些人张口闭口就是中国如何不民主，中国人如何不文明，甚至在“中国人”前面加上“你们”这样一个同位语，却忘了他自己就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言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提及就觉得脸红，而那些言者、行者，也是中国人，却心安理得，毫无愧意。这是民族的悲哀，这是国家的悲哀。我这样讲，绝非危言耸听，因为上述言行，虽然不敢
说是普遍现象，却也绝对不是个别现象，所以悲哀之余，忧虑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算不上是杞人忧天吧。
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出现过那么多民族英雄，正义斗士。他们有的杀身成仁，有的舍生取义，其言其行，可歌可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高山景行；“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响遏行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言犹在耳。不知那些言或行于爱国精神有悖者，面对这些仁人志士将作何感想。
不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确实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我们的经济还不算发达，我们的民主与法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正因为如此，我们中国人才任重而道远，我们才更应该同心同德，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而不是去埋怨，更不应该站在外人的立场上去说三道四。咱们有些人不是很欣赏西方的所谓“民主”吗？他们认为，在西方国家，民众拥有言论自由，可以对政府，对国家领导人指指点点，甚至可以反对政府的政策。在这里，我不禁要讲几句：且不说他们的所谓“言论自由”有多少局限性，就算这种“自由”是实实在在的，可是（我们姑且以美国为例），有多少美国人支持外国颠覆自己的国家政权？我小的时候，家乡那座城市曾经是殷汝耕的所谓“防共自治政府”的首府。当时年龄虽小，却也还记得日本人趾高气扬的样子，也算尝过当亡国奴的滋味吧！难道我们能让这样的悲剧重演吗？当今世界的某些地方也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这样的悲剧。外来势力颠覆了这些国家原有的政权，扶植起依附于颠覆者的傀儡政权。那里的状况如何，我们即使没有亲见，也总有耳闻吧？在我泱泱中华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状况！希望某些怀有阴暗心理的国人三思。至于那些在国内犯了法，跑到外国去，在外国主子的唆使和荫庇下，声嘶力竭地辱骂自己国家的“人”，给他戴上一顶“卖国贼”的帽子太轻了，而叫他一声“狗”才显得更确切。
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可以对当权者有意见，甚至反对当权者的政策，但是，你不能不爱国，更不能卖国。中国即使有千疮百孔，它也是我们的祖国。我们必须努力呵护它，建设它；不能鄙视它，更不能抛弃它。如果一旦有外敌入侵，或者有人图谋分裂祖国，到那时，只要我们的当权者不是卖国贼，每个中国人就应该支持国家的领导人，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共同抵御外侮，反对分裂。如果你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你就应该体现在这样的具体行动上，而不是相反。这就是我对爱国的理解，这就是我之所谓“忠”。
当然，作为当权者，也应该做好如下两件事：一是努力让我们的祖国更可爱，二是要大张旗鼓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认为，当今中国大陆的领导层正在努力做着这两件事，而且已经初见成效，这是有目共睹的。比如，三十多年来，领导层没有再折腾，没有搞政治运动，没有大喊“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一门心思地搞建设，让我们的国家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快的一段时期。解放初期，我见过国民的笑脸，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笑脸消失了。当笑容重新出现在国民脸上时，我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爱国者。偶尔我也光顾一下商城、超市之类的场所，尽管很少购物（对购物，我既无兴趣，又无能力），但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看到徜徉在柜台之间的购物者的笑脸，看到销售者那既彬彬有礼又温情可爱的态度，再回忆起计划经济时期那种百业凋零、惨不忍睹的景象，对比之余，难免百感交集。最近，领导层提出的诸如“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口号，更加让人精神振奋。但是，引用一句某些官员常讲的套话：“既要看到进步，又要看到不足。”这种“不足”，既有发展的不足，又有教育的不足。部分国民的爱国心不足，甚至崇洋媚外，其根源恐怕就在于此。我确信，只要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所期待的景象是会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国家的可爱与国民的爱国，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这样，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人，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爱国主义者不是民族主义者，我们在提倡爱国的同时，必须警惕极端民族主义的抬头，我们绝对不能走极右的、民粹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同全盘西化的道路一样，也是一条绝路，一条死路。地球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在整个宇宙中，它只是沧海一粟，或者说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几十年前，毛泽东就把地球称之为“小小寰球”。在信息和交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应该说它变得更小了，正像有些人所形容的那样，我们的地球已经成了“地球村”。既然是一个“村”，我们就要甘当这个“村”里的“村民”，而且要当一个好“村民”。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博大的胸怀，当今，我们更要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张开我们的手臂，去包容全世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地区，一座城市，只有包容，才能发展，才能壮大。举例说明，美国是最善于包容的国家，所以它能发展成世界的头号强国，成为唯一的能够称霸世界的国家。某些宗教极端势力，企图固守那些早已过时的所谓“传统”，拒绝接受任何新鲜事物，拒绝融入这个国际大家庭，所以他们就走进了死胡同，最后只能从恐怖主义那里去寻求出路。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城市，如北京和深圳，包容力度大，所以发展就快；有些城市，甚至是曾经以“国际化大都市”著称的城市，其包容力度远远小于北京和深圳，故步自封，夜郎自大，老子天下第一，好像这个地球上只有他们这一个城市，这样，其发展状况就与其历史地位和现实地位极不相称。经验也好，教训也好，都值得我们去记取。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就要有大国的气度，一定要在包容天下的同时发展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会一往无前，所向披靡。
既然是在讲“爱国”这个话题，我很自然地就想到了海峡对岸的同胞及其当政者。现在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但“分久必合”，国家总是要统一的，这样的先例在华夏历史上并不罕见。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对“中华民国”尚有记忆，或者说还寄托一丝情结。对岸既然还名其国号曰“中华民国”，则其当政者理应继承其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共同投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洪流中来，而不是满足于偏安一隅，在别人的卵翼下甘当三四流角色，让百姓们也过着二等国民的日子。党派、制度、价值观等不应该成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障碍。至于搞“台独”，制造民族分裂，那就是民族的罪人，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望对岸的政治人物们三思。
关于“爱国”，也就是“忠”，应该说我讲了不少。因为“忠”在八个字中是“纲”，其余七个字则为“目”。“纲举目张”，把“忠”讲透了，别的字就好讲了，也就用不着这么多的笔墨了。
“孝”。以孝治国，在中国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中华民族这一传统观念，应该说是一种很先进的思想。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孝”则是维护家庭稳定的关键。几千年来，中国社会虽历经动荡，屡有朝代更迭，但国家一直没有分裂，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以孝治国”则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欧洲也曾统一过，最终还是分裂为大大小小的数十个国家，其中大的不过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中等省份，小的甚至不如中国的一个小县。我不是历史学家，不敢妄自分析其中的原因，不过我想，他们在“孝”这个问题上与我们所存在的观念差异，很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在欧洲的上流社会中，孩子一到成年，父母便把他们推荐给社会，从此，两代人之间的感情就开始淡漠，于是就出现了一些中国人难以理解的现象。比如，没有预约，父母到子女家去，子女可以不接待；父子同桌吃饭，最后分别付款，等等。不管人们对这个问题有多少这样那样的议论，我总是坚持认为，“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不能丢。我这样讲，是因为我内心有忧虑感，甚至有危机感。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讲究“亲不亲，阶级分”，于是出现了儿子把老子推上批判台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比以前提高了，但是物欲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开始膨胀，为私利而抛弃亲情的现象也屡有耳闻。各种媒体经常曝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兄弟姐妹住豪宅，老人住猪圈；餐桌上摆满了珍馐美味，狗可以坐在餐桌旁大吃大嚼，老人却只能躲在角落里吞咽残羹冷炙……人心不古啊！这种现象如果继续下去，甚至进一步普遍化，其后果难以想象。我不赞成诸如“老莱娱亲”或“郭巨埋儿”这样的愚孝，但是让“孝”字深入人心，则是政府、社会乃至学校、媒体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的政府正在关注养老问题，这是好事。老年人也未必在经济上都依靠子女的赡养。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孝”这种观念，这种思想，这种教育，不能缺失。晚辈对长辈的孝养、孝敬、孝志必须深刻铭记在心，不可须臾置于脑后。我相信，宣传教育到位，再辅以其他手段，不孝的现象会大大减少。当权者们，多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吧！建设“和谐社会”也好，实现“中国梦”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好，都离不开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以孝为本、和谐家庭则是社会安定与社会和谐的保证。多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比多喊一些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口号要实际得多，其收效自然也会大得多。
“节”。传统意义上的“节”，主要指妻子对丈夫要忠贞守节，当然也包括对所有女人的各方面的贞节要求。总而言之，这个“节”字，在传统意义上是针对妇女的，这当然具有明显的性别歧视色彩。在当今社会，我们不妨化腐朽为神奇，给这个“节”字赋予全新的意义。对一对夫妻而言，“节”，不应该只是对女方的要求，而应该是对夫妻双方的要求。也就是说，夫妻双方都要互相对对方负责任，忠于对方，共同维护家庭的稳定。我当然不主张勉强维持行将破裂的婚姻，“爱情是婚姻的基础”这个观点我也不反对，但绝对不能以此为借口把婚姻当做儿戏。当前，还是那句话，我们对“节”的教育，与对“忠”的教育和“孝”的教育一样，都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可以说是缺失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本来不正常的现象，人们反倒习以为常了。离婚、包二奶、第三者插足，比比皆是。“相濡以沫”、“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这些成语人们反倒觉得陌生了。不“贞”，也是一个危险信号。社会的细胞如果一个个破裂了，整个社会也就破裂了，又何谈和谐？
“悌”，即兄弟姐妹和睦相处，互爱互助。这同样是家庭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关于“悌”的佳话比比皆是，孔融让梨的故事家喻户晓。就连文艺作品也有很多是以兄弟情深为主题的，像老舍先生的《黑白李》，讲的不就是一对双胞胎，弟弟为哥哥赴死的故事吗！兄弟阋墙、同室操戈的事例也有，但这些历来都是被当做反面典型而遭人唾骂和鞭挞的。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亲情的民族，这一点从我们的语言上也能看出来。在我们汉语中，表示亲情关系的名词比欧洲语言中要多得多。近年来，改革开放了，我们从外国学到了不少好的东西，但也有些人良莠不分，把外来的糟粕当做精华啧啧称道。现在社会上有些现象与这些混乱的思想不无关系。兄弟坐在一起吃顿饭也要讲究AA制，为了父母留下来的一套房产，兄弟姐妹打得头破血流，对簿公堂。我认为，这不仅是丧失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念的问题，还说明有这种行为的人缺少自立精神，不愿努力奋斗，期盼坐享其成。我经常嘱咐自己的女婿，无论其他兄弟们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自己都要掌握一条原则：绝不与他们争什么。为人要厚道，致富靠自己。我还有一种感觉，某些不应该发生的事在某些人
身上发生了，除了他们从外面学了一些不该学的东西以外，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翻开报刊杂志，浏览网上信息，观看电视节目，负面的东西太多了。我不主张报喜不报忧，但为提振民族精神，充分发挥正能量，我建议那些在这方面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记者们、作家们、教师们多做一些正面的工作吧！
上面我简略地论述了一下八个字中的前四个字。这四个字，除“忠”字外，另外三个字讲的都是家庭层面上的道德观。正如我前面强调过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了，社会也就和谐了。看来，我们的先人很早以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把家庭道德看得如此重要，与爱国紧密相连。在提倡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让我们好好继承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份宝贵财产吧！已经丢掉的把它捡起来；还拿在手中的，就好好呵护它。让不和谐的声音，不和谐的举止远离我们！
这后面四个字，主要讲的是个人与社会的相处之道。中国自古好称“礼仪之邦”，所以才出现了“礼尚往来”、“礼贤下士”、“克己复礼”等成语。甚至一些俗语，像“礼轻仁义重”“、礼多人不怪”等也都离不开一个“礼”字。我上小学的时候，放学，见到父母要敬礼，见到邻居要敬礼；上学，见到老师要敬礼，对悬挂在墙上的领袖像也要敬礼。记得当时有这么一句顺口溜：“歪戴帽，不说理，见到老师不敬礼。”意思是说，“见到老师不敬礼”就是一种不说理的行为，即使在街上，见到老师也是要敬礼的。一直到上大学，放假回家，在街上见到我的中小学老师，我还要深深地给他们鞠上一躬。写到这里，我不禁要问，现在的中小学生见到老师还敬礼吗？鞠躬、行礼，本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现在我们把它丢了，倒是日本人、韩国人把它继承下来了，我不知道这叫可笑还是可悲。至于我们是怎么把它丟的，我说不清楚，让能说清楚的人去说吧！当然“，礼”，并不简单的是“敬礼”“、行礼”这种形式问题，我们在很多生活小节上都可以体现这个“礼”字。有些人不是很崇尚西方的东西吗？其实，西方人也是讲究“礼”的，他们的“礼”，就是“礼节”、“礼貌”、“礼让”。一些礼节性的语言，像“你好”、“请”、“谢谢”、“对不起”、“打扰了”等等是经常挂在他们的口头上的。至于“女士优先”、“礼让出行”等所谓“绅士风度”，与其说是礼貌的表现，不如说它体现了一个人的高素质。我不想描述国人在某些方面的表现，总之，我感觉，有些东西是不尽如人意的。“礼仪之邦”的子民，在这个“礼”字上应该比“洋鬼子”做得更好才对。我满怀期望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如果说“礼”字让人想到的是“温良恭俭让”，那么“义”字让人想到的就是“仁义礼智信”了，或者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民间所讲的“义气”。当然，“义气”不能包含“义”字的全部内容，但它比诸如“舍生取义”之类的说法更让人容易理解。毛泽东说过，一个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这个“精神”，当然，包含的不仅仅是一个“义”字，不过我认为，这个“义”在他老人家所谓的“精神”中应该占很大的比重。从字面上讲，这个“义”字，涵盖着“正义”、“道义”、“情义”等内容，所以才出现了“义不容辞”、“义愤填膺”、“义无反顾”、“义正词严”、“见义勇为”等成语。我认为，一个讲究“义”字的人，应该对国家，对社会尽义务；对亲人、友人乃至素不相识的人都要负责任、讲信用；对恶人、恶行要嫉恶如仇，对国家与民族的敌人要敢于迎头痛击。这样的人，才能堂堂正正地站在这个世上；这样的人，才能“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人，才不会背叛信仰当叛徒，背叛国家当汉奸；这样的人，在战场上才会勇往直前，视死如归，而不是贪生怕死，或退却，或投降。这样的人，才会成为毛泽东所讲的那样，“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二战名将麦克阿瑟也说过：“只有不怕死的人，才有资格活着。”他讲的是战场上的军人。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这个道理。我是个老年人，就说几句关于老年人的话。孔子讲，老年“戒之在得”。这个“得”，对年轻一点的人来讲可能主要是指贪名、贪利、贪功、贪色之类的想法和做法；而对于老年人来讲，主要是指“贪生怕死”。为什么现在社会上出现了那么多“养生”骗子？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抓住了一部分老年人“贪生怕死”这种心理状态，又是讲座，又是出书，又是卖药，从中沽名牟利。其实他们那一套所谓“养生秘诀”是相当小儿科的。关于这个问题，在前面的文章中我曾经议论过，现在，我用几句顺口溜把他们那一套简略地概括一下：“早睡早起，坚持锻炼；戒烟忌酒，饮食清淡；定期查体，防止病变；有病早治，勤跑医院。”明眼人很容易看得出来，这无非就是一些套话，我们姑且称之为“养生套话”，它与“政治套话”同属一类，只不过是出于不同人之口而已。这些“养生套话”明明是在骗人，可我们有些老年人，也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有知识的老年人，偏偏就愿意信这些骗人的话，言听计从，身体力行，甚至一次小小的感冒也要跑到大医院去，问病求医，打针输液。有时候我想，难道死就真的那么可怕吗？我七十多岁，在老年人里算是年轻的，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怕死。生又何欢，死又何惧？一个人，干干净净地来了，又干干净净地走，这不就是自然规律吗？所以退休以后十几年来，我从来没有踏过医院的门槛，没有查过一次身体，活得坦然自在。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知老之将至”，至理名言！更何况，每个人的生理机能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完全按照同一种模式去养生，这既不符合中医的养生理论，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一切顺其自然，相信冥冥中自有定数。这样，你的心态平静下来了，身体的抵抗力也就增强了，反倒可以更长寿一些也未可知。我说这些话好像走了题，其实没有。不贪生怕死的人才有“义”，有“义”的人必不贪生怕死。一个人从懂事那一天起，一直到生命结束，无论哪个年龄段，都不能贪生怕死，这才叫“义”，老年人也不例外。“越老越怕死”，有人说这是一种正常心理，我认为，这是一条悖论。“死而无憾，死得其所”，这就是我对死的态度，愿以此与诸同龄者共勉。持这种态度的老人，必能善终。不被吓死，不被治死，心安理得地寿终正寝，这才是一条正路。
“廉”。这个字好理解，“廉洁”嘛！但是，好懂未必好做。这个“廉”字，首先是用来束缚当权者的，因为当权者最容易不“廉”。中国历朝历代，封建帝王也好，达官贵人也好，都没有被这个“廉”字束缚住。“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这是一个最形象地写照吧！共和以后又怎么样呢？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也没有从这个规律中逃脱出来。当然，自古至今都有清官廉吏；同样，自古至今也有不少贪官污吏。为什么？因为权力是攫取财富的最好工具。有人说，官员以权谋私是华人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这种现象不可能彻底根除。说“不可能彻底根除”，这个观点我同意，因为贪腐现象，不仅存在于华人社会，在其他族群的社会里也有。但不能以“不能彻底根除”为借口把以权谋私合理化。我觉得，当今中国大陆有相当一部分官员的头脑里有这种意识，这应该是这种现象屡禁不绝的原因之一。不能彻底根除，但总应该让它最小化吧，更不能让它普遍化。我不敢说这种现象在当今中国大陆的官员中已经普遍化了，因为我手头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与这种现象的最小化还有相当大的一段距离。民间有这么一则笑话，说把科级以上的干部全部枪毙，可能会冤枉一部分人；但如果枪毙一半，就会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漏网。话可能尖刻一点，不过这种笑话能在民间流传这件事本身，就很耐人寻味。我相信，国家的最高领导层是不愿意看到这种现象的，他们本身也许能够在廉洁奉公这一点上以身作则，因为他们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利益。他们不会不知道，如果任贪腐现象泛滥，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但是，恕我直言，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自上而下，在惩治贪腐这个问题上，力度不大，作为不够。失去监督和管控的权力比洪水猛兽更危险。作为一介草民，每当我想起这种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都不免胆战心惊，当政者们应该比我更加诚惶诚恐。治这种病的药方就用不着我来开了，当政者们心知肚明。同样的华人社会，香港、台湾、新加坡，在这个“廉”字上为什么比我们中国大陆做得好得多呢？我们且不管他们采用了什么手段，还是先想一想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做吧。我觉得，除了制度保障以外，宣传教育工作同样重要。与前面提到的几个字一样，也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从儿童时代开始就接受这个“廉”字的教育。言传身教，耳濡目染，说古道今，身体力行，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气氛，一个廉洁的社会就肯定会出现在我们面前。虽不敢说立竿见影，说指日可待并不为过。人们遵守交通规则意识的转变，我认为可以为此提供一个例证。
“耻”。这个字虽然放在八个字的最后，但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面的七个字，而且它所包含的内容也是多层面的。
首先，这是一个道德观念。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把这些弄清楚了，就叫“知耻”。道德观念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它不受地域、国家、民族、价值观、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制约。比如杀人放火、**偷盗属于“无耻”行为（我这里用的是广义的“无耻”, “违法”、“犯罪”、“缺德”等内容均涵盖其中），用一句广告词来说，“地球人都知道”。不间断地进行“知耻”教育，并对“无耻”行为进行严厉惩处，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无耻”（广义的）现象就会大大减少。
其次，“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大善积于小善，大恶生于小恶。如果能够通过教育及其他手段，让我们的社会形成这样一种氛围：善事无论大小，人人趋之若鹜，且褒扬之声不绝于耳；恶事无论大小，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且为千夫所指。这样，就是人人知耻；这样，就是社会和谐。
另外，知错就改，也是“知耻”的重要内容。中国有句古话：“知耻近乎勇”，可见我们的先人把“知耻”看得多么重要，而在这句话里，“知耻”主要是指知错就改。人人都会犯错误，有些错误是故意犯的，大部分错误都是无意间犯的，也就是说，很多人在犯错误时或犯错误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自己对是否已犯错误处于浑然不知的状态。后来，或者由于自己觉悟，或者由于外人指出，才知道自己犯错误了。这时，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表现。一种是正确的：虚心承认，坚决改正；另一种是错上加错：死不认账，死要面子活受罪。这样的例子很多，小到老师在课堂上读错了字，当学生指出时，有的老师不仅虚心承认，坚决改正，而且还对学生表示谢意；有的则千方百计为自己的错误进行狡辩，并对学生表示不满。大到德国与日本对二战罪行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
还是像我前面所表达的那样，如果我们的思想品德教育把重点放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上，其所发挥的作用会比单纯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好得多。当然，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不仅仅是我这里提到的八个字，我不过是以这八个字为例子在这里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我不是编教材的，但我希望那些编纂思想品德课教材的先生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多考虑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当然，具体内容，我想，他们会比我考虑得更全面，更实际。我热切期待着这样的好教材。海峡对岸的同仁们做得好像比我们要好一些。即使在那些主张“台独”的人们搞所谓“去中国化”的时候，在他们的教材中所包含的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内容比我们的也要多一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