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
为官
说“为官”，要先从“算命”说起。“算命先生”，解放前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不在少数。无论是在街头摆卦摊的、相面的、测字的，还是走街串巷，吹笛打板的盲人，可谓比比皆是。解放以后，共产党大力破除迷信，很长一段时间，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几乎绝迹了。最近几年，这些人又重新抬头，当然，这已经是“新生代”了。我现在住的是高校的家属宿舍，校门外整个一条街上，卦摊随处可见。他们大行其道，骗人骗己，打着所谓“麻衣神相”、“奇门遁甲”、“易经八卦”的幌子，为人测婚姻、测职业、测前途，甚至测生死。其实，这些人打的那些幌子，他们自己根本就一窍不通，不过凭着三寸不烂之舌骗财而已。年轻的学子们为自己的前途担忧，明知上当，却偏要问上一卦，为的是从骗人者那里听几句好话，寻求一点精神安慰。有时我在街上走，也产生过冲动，想去揭穿这些骗子的骗局，可转念一想，他们这种行骗行为对社会危害不大，还可以用骗来的那几个钱维持生计，为国家减轻了发放救济的负担。更何况，如果他们把卦摊都撤掉，那些想来寻求精神安慰的学生们也会感到失落。这些想法让我打消了那种冲动的念头，让他们自生自灭吧！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他们的市场也自然就没有了，我又何苦做这种煞风景的事呢！
解放前，我的祖母笃信这些算命先生，尤其是那些吹笛打板的盲人，经常把他们领到家里来听他们叽叽哇哇地讲，甚至咿咿呀呀地唱，祖母则在一旁不停地点头称赞先生算得灵。记得有一次，祖母牵着一个盲人进了家，说要给我算上一卦。小孩子好奇心强，巴不得听他讲一通，唱一段，于是高高兴兴地坐在了盲人身边。他在我脸上和头顶上抚摸了一阵子，然后问生辰八字，然后又自言自语，口中念念有词，最后，终于开口讲起来了。他讲了很多，我大都不记得了，无非是一些夸赞的话语。但有一点我记得还很清楚，那就是他摸着我的头顶说：“双顶夹鸡蛋，不做知府做知县。这孩子将来是当官的料。”家乡方言，管头发上的“旋儿”叫“顶”。大部分人的头发上都只有一个“顶”，生有两个“顶”的就为数不多了，也有极少数人头上生有三个“顶”。家乡有这样一个顺口溜：“一个顶的横（读去声，意为‘蛮横’），两个顶的拧（读去声，意为‘倔强’），三个顶的打架不要命。”不知这种说法是否有根据，不过对我来讲，这种说法还真是准确。我头上生有两个“顶”，我这个人的性格确实很倔强。我这两个“顶”生在头的最顶部，两个“顶”的中间有鸡蛋那么大的距离，这就是那个盲人算命者所说的“双顶夹鸡蛋”。当官呢，也不幸被他言中了。从上学到退休，五十多年，一直“官运缠身”。当然，我没当过什么大官，没当上“知府”，也没当上“知县”。不过，按照中国大陆的干部级别，我做到了“正处级”，如果牵强附会一下，也可以算是“知县”吧！我这个人生性散漫，不适于当官，也不愿意当官，可是“官运”偏偏要来找我，让我怎么办？可别忘了我头上那两个“顶”，别忘了我那倔强的性格。这种人当官，不闹出故事来才怪呢！岂止“故事”，说“事故”也毫不为过。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当班长。不知道为什么，班上的同学，有年龄比我长的，有个子比我高的，有力气比我大的，有说话比我响的，也有组织能力比我强的，老师却偏偏看上了我这个年龄不大，个子不高，又瘦弱不堪的小男孩，让我当班长。长大以后渐渐想明白了，当时老师可能看上了我唯一的优点——学习好。这符合大部分当老师的所具有的心态和理念。当然，我这个当老师的与那些“大部分”不同，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来没有过这种心态和理念，这是题外话。可在当时，我并不认为学习好是我的什么优点，因为上学以前，我就读完了好几册国语课本，学会了常用的加减乘除，甚至其他同学根本没有接触过的英语我都有了一定的基础。那“来来来，来上学，大家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大家去游戏”之类的简单课文，我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中华民国国歌》、《中国童子军军歌》、《三民主义小唱》、《放学歌》这些一年级必学的歌曲，我也是上学前学会的。入学伊始，一切驾轻就熟，当然也就不足为怪了。小孩子懂什么，老师让当班长就当呗！别看小学一年级的班长，当起来也不是件容易事。首先，早晨要早去。每个同学一进教室，第一件事就是向孙中山和蒋介石两位领袖的肖像鞠躬，然后就到我这里来签到，等老师进教室以后，再向老师汇报情况。这大概也是老师偷懒的一种办法吧。我这个人从小就不喜欢打小报告，对老师自然也是报喜不报忧。有的同学一进教室就急着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忘了给领袖鞠躬。这种情况如果汇报给老师，这样的同学是要挨打的。可我从来没有汇报过。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班上有这样的同学，他们本来对我当班长就不服气，再加上我没有如实汇报违纪同学的状况，这样他们就抓住了把柄，偷偷向老师打了小报告。后果很严重，那个没鞠躬的同学挨了一顿板子，我这个没汇报的班长也让老师用竹棍打了一下脖颈——这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惩罚，老师并没有因此免去我的班长“职务”。我这个班长照当不误，那些打小报告的同学也没捞到什么好处。每天放学的时候，刚出校门的一段路是要以班为单位排队行进的。班长走在队伍外面，监督队伍排得是否整齐，带领同学喊口号。除“一、二、三、四”外，也有一些现在听起来不太合时宜的口号。“排队靠边儿，大小是官儿”，可说实在话，我真不愿意靠这个“边儿”。有一次，为了看后面的队伍是否整齐，我退着走路，碰到路边的一块石头上，摔了一跤，引来同学们的一片笑声。第二天，又有人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老师。都说“法不责众”，当时大家都笑了，罚谁呢？但老师有办法——“责众”。那一堂课，除我和那位打报告的同学之外，其余同学都不许坐，一直站到下课。这一次，汇报者还真得了一点好处，可我这个当班长的心里总觉得有点对不住大家。你看，小学一年级的班长，这应该说是个称不上官的“官”，可让我一当，就出了这么多“事故”，以后“仕途”不顺，也就顺理成章了。
上了十六年学，除了班长，也当过一些其他方面的“官”。小学时，当过童子军的“官”，当过少先队的“官”；中学时，当过班长兼团支部书记，可谓“党政一把手”；大学时，当过学生会主席。参加工作以后，也当过诸如教研组长、年级组长、工会主席之类的“官”。可真正称得上是“当官”，应该说是当中学校长和大学系主任了，因为这些官位，正如前面我讲过的，按照中国大陆干部级别的制度和政策，属“正处级”，这也许就是我小时候那位盲人算命先生所说的“知县”吧！如果说在学校里当个校长，当个系主任也算是“当官”的话，这种“当官”也算是“仕途”的话，那么，我的“仕途”，怎么说呢，不能用“不顺”或“一帆风顺”一言以蔽之。准确一点，应该说是“有趣”。这个“趣”，不是“过官瘾”的乐趣（说实在话，我还真没有“官瘾”），而是“斗争”的乐趣。感兴趣吧？那就听我说说。
在民间，把这种正处级干部叫做“县团级”，如果是在封建时代，这就是县太爷一级的七品芝麻官了。可就是这种“官”，也不是我主动要当的，更不是像有些人那样，不择手段地巴结上去的。说来有些不可思议。那是动乱结束以后，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也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这时，自上而下吹来了一阵风，说要“重视知识”，因而就要“重用知识分子”。别看我所学的专业是外语，但由于我的基础和一段时间以来积累的教学经验，在我家乡那座城市的中学语文教学界，我可算得上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在学生中口碑好不说，就是在素来秉承“文人相轻”理念的同行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们推举我当上了市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的副理事长，也被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聘为常务理事。也许就是因为我的教学能力和我头上这些闪闪发光的学术头衔成了上级让我担任学校领导的原因。就这样，我糊里糊涂
地走马上任了。当时，我连共产党员都不是，也不知怎么搞的，校长刚当了两三个月，我就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对当官无欲无求的人当上了“官”，这让某些热衷于当官且出自名校并早就入了党的同事气愤不已。他们认为自己的条件比我强得多，埋怨上级领导太没有伯乐的眼光了。但他们毕竟也是无回天之力的知识分子，只能无可奈何地面对这个他们不愿意面对的现实。
有些话说得好，诸如“无私才能无畏”，诸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欣赏这些说法，因为我对此有切身体会。因为对“当官”无欲无求，因为一直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于一名教师，因为我最热爱的是教学、科研、写作、翻译这些纯业务性的工作，因为我厌恶那些拉杂琐碎的行政事务，尤其厌恶那些吃吃喝喝、吹吹拍拍、迎来送往的应酬，所以从“当官”的第一天起，我就不怕丢官，甚至巴不得丢官。是别人把我推到这个“官位”上来的，我又不愿意让人说我“不识抬举”，所以我这个“官”当得实在是勉为其难。这一点，那些“跑官”、“买官”的人当然不会理解，因为他们把“当官”看得太重要了。我不敢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比，也不敢与“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太白比，但在对待“当官”这个问题上，我称得上“潇洒”。基于这种理念，当然我也不会以权谋私。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前前后后“当官”的时间不算短，有一段时间还确实拥有过一些不大不小的权力，但我同样确实做到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像某些人那样心口不一。这恐怕与我不把“当官”作为最大的追求有着因果关系。既然我不怕丢官，就没有必要去“媚上”，于是自觉不自觉地做了一些让我上面的官不太高兴的事。
那一年，教育部发了十条规定，其中包括不允许“统考”，不允许“排队”，不允许按分数高低来评价教师等内容。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某些领导，把“统考”、“排队”等工作作为管理教育的主要手段，因为这种管理手段既省事，又可以赢得他们的上司的赏识。其实，他们不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危害，只是因为这样做能让他们获得最直接、最切近的利益，所以他们才乐此不疲。当时，我们那里的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部的十条规定置若罔闻，“统考”照“统”不误。这不是“阳奉阴违”，简直就是“唱对台戏”了。于是，我这个不怕丢官的校长与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唱起了“对台戏”——坚决抵制统考。这是我上任伊始做的第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教育局领导也曾派人，特别是派一些与我熟悉甚至是与我私交不错的人来做我的工作，但我就是不买账。我认定的事，想让我回头，不管你是神仙二大爷还是什么人，都不可能做到。我的这一举动让教育局的领导大大地丢了面子，也在我的同行——其他中学的校长——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我的态度很坚决：教育部刚发了文件，我按教育部的规定做，何错之有？进行统考——你错；抵制统考——我对。我毫不退让地向他们表示：你们有权免去我这个校长的职务，这我无话可说；但只要让我当这个校长，在不违反党和国家政策的前提下，这所学校的事就是我说了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无论哪一级领导，越过我这个校长，对学校的事务横加干涉，我绝不允许。这个表态成了我的挡箭牌，在以后多次抵制上级错误决定的时候，我都要把这番话搬出来。当时的领导对我痛恨到何种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们并没有免我的职。首先，他们刚任命我时间不长，马上就免职，无异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其次，在这件事情上，明显他们是理亏的，一旦闹大，对他们也没有好处；另外，当时我在市里的教育界正处于大红大紫时期——优秀共产党员、敬业领导干部、市人大代表、市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长、学科带头人等等多顶帽子都戴在我的头上。如果此时此刻免了我的职，弄不好他们会引火烧身。他们与我不同，我是被拉进官场的，不怕丢官，甚至巴不得丢官；而他们是职业当官的，知道官场的水有多深，善于耍权术。而且，他们一旦丢了官，又能干什么呢？所以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彼此心知肚明，又都不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此后见面，仍然免不了“今天天气哈哈哈”。
我又想议论几句了。
把优秀知识分子推上领导岗位是好事，但要用得得当。不能让他们为当官而当官，把当官当成一种奖励，搞“学而优则仕”那一套。确实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旦上了领导岗位，官僚主义比那些职业政客还严重，趾高气扬，颐指气使，尸位素餐，夸大政绩，甚至贪污受贿，腐败堕落。这样的“知识分子”最好永远不让他们当官。当然，大部分知识分子不是这样的。他们虽然被推上了领导岗位，但知识分子的本色不变，仍然把从事自己的专业作为立命之本，做领导工作也是为了把事业搞得更好。一档电视访谈节目介绍过安徽与我同姓的一位教授，搞农业研究的。他为了寻找并研究“魔芋”这种植物，花光了自己的全部积蓄，而他的研究成果则解决了几千万人的吃饭问题。后来，上级派他到一个县里去当县长。在第一次接风会上，他就给了当地领导一个下马威：刚一坐下来，就掏出二十元人民币，放在饭桌上，然后就正襟危坐，杯箸一动不动。当县长期间，每年有多一半的时间在田地里与农民一起摸爬滚打。他为什么能这么做？因为看重事业，心里装着民众，厌恶官场应酬，不怕丢官。我不敢把自己与这位老先生相提并论，但在注重实效、不怕丢官这一点上与他堪称知音。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在上任不久就做出这种让领导大跌眼镜的事来。
另外，我认为，领导机关做出了规定，只要这个规定是正确的，就要极力督促下属认真贯彻执行。以那次统考为例。为什么教育部刚刚发出禁令，一个基层的教育行政部门就敢顶风对着干？我想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他们心知肚明，即使这么做了，上级也不会把他们怎么样，而这样做，既迎合了地方行政领导的意图，又达到了给教师施加压力，从而让他们更加顺从的目的，何乐而不为？如果教育部有权惩治那些敢于顶风对着干的任何一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我想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因为那些当官的唯恐自己的“政绩”得不到彰显而导致仕途不顺，当然更怕丢官。这已经涉及到在我们这个体制下的干部管理制度问题了，我不好说三道四。还有一个例子，也涉及到教育部。前几年，教育部也发了一个禁令，说不允许大学生在外面租房。我住的这个小区是高校的家属宿舍，禁令已经发出几年了，可在这里租房的学生有增无减，他们以方便学习、考研复习等为借口，而真实目的是摆脱羁绊、贪图享乐。有的成双成对，买菜做饭，甚至养了狗，俨然一对夫妻，过起了小日子。这还学什么习，考什么研！教育部的禁令不又成了一纸空文吗？如此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一个行业的全国最高领导部门，权威何在？很多官员的腐败，其实也是这种现象推而广之的结果。腐败的成本太低，而收益太高。不改变这种现状，消除腐败，谈何容易。长此以往，伊于胡底！
议论告一段落，接着说我当校长期间的那些事。
有一个国家级的剧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巡演，演出一个关于青少年思想教育方面的剧目，剧名和内容都记不起来了。市里有关部门要求各中小学包场观看演出，教育行政部门抓住了这个时机，想从中赚一点蝇头小利。他们从剧场按“批发价”买来了所属中小学全体师生的戏票，然后按“零售价”卖给各学校，要求各校按人头把票从教育局买回来。我认为，看戏是一种娱乐活动，即使是“寓教于乐”，它的功能首先还是“乐”，所以我向师生提出：看与不看，完全自愿。把要求看的人数统计上来，直接到剧场售票处去买票。教育局的票是按所属学校全体师生的人数从剧场“批发”来的，我这所学校四千多名师生的戏票就“积压”在教育局了。局长派人到学校来，我讲了我们的理由。这样一来，教育局的这笔买卖不但没赚，反而赔了，因为剧场拒绝退票。可想而知，我这一举动又让教育局的领导大为光火，可他
们又无奈我何，于是积怨越来越深。
我当校长的那所中学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创建的一所完全中学，占地面积二百多亩，师生四千余人，应该算是一所比较大的中学了。学校不是衙门，没有“衙门口，向南开”的讲究，它的正门是朝西的。与校门相对的那条街，比胡同宽，比大街窄，两侧都是居民，没有机关单位、厂矿企业，甚至连一家大的商店都没有。从我们这所学校的正门走出去，穿过居民区，要走一公里多的路，才能到达繁华商业街。区里的环卫部门要搞“门前三包”，把任务分给了各主管部门。所谓“门前三包”，就是各单位要保证自己门前那十几平方米的面积要干净整洁，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就是这么一件好事，也让我和教育局产生了分歧。他们给我分配“门前三包”任务时，让我们从校门口一直“包”到商业街，整个居民区的那条街道都“包”给了我们。我马上提出质疑，他们也有自己的理由，说这条街道两侧没有任何单位，又不能把“门前三包”的任务分配给居民，所以只能让我们多“包”一点。我说，如果这一公里多的小街都算是我们的话，那我就在小街与商业街的交口处盖一间房作为我们学校的传达室。结果是：教育局从环卫部门那里领了任务，到我这里又卡了壳。无奈之下，教育局只好每天派几个工作人员来打扫那条小街。每次我在那条小街上走，看到那些一边干活一边发牢骚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心里暗笑。一个单位的领导，让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忍受那么多尴尬，这个单位的领导似乎已经“罪不可赦”了，可有什么办法呢？这个“官”不是我巴结上去的，我做的那些事又样样在理，干脆你们就用自己手中的那点权力免去我这个校长的职务吧！这样不就把你们升官发财之路上的这块绊脚石搬掉了吗？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日盼夜盼的“免职令”就是迟迟下不来。最后还是我自己下定决心，辞去了这个“人嫌我烦”的校长职务，跑到莫斯科去干我的翻译工作了。
想当官的当不成，不想当官的却偏偏“官星照命”。到大学以后，想一心一意地搞我的教学、科研和翻译工作，再也不去当什么官了。可事与愿违，刚进高校不久，系里的老主任就退居二线，我阴差阳错地又当上了系主任。于是，“人嫌我烦”的日子又开始了。
在其位，谋其政。要干吗，总不能尸位素餐吧！正因为如此，我的“系主任生涯”也是从打架开始的。打字员向我反映，系里的那台电脑太老旧了。每天要打印大量的资料，既有俄文的，又有中文的和英文的。但老旧的电脑打字速度太慢，打字员希望换一台新电脑。当时最好型号的电脑是“486”，我听说学校正好新进了一批“486”，马上跑到校外办去交涉。外办主任理直气壮地告诉我，学校只给外办系统分配来两台“486”，都给了英语系。一股血气马上提高了我的嗓门，与外办主任据理力争起来。这位外办主任此前大概没有遇见过如此蛮横的俄语系系主任，硬是从英语系要回来一台给了俄语系。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不仅是打字员，系里几乎所有的行政人员都鼓掌欢呼起来。这是我当上系主任不久打的第一场架，也是给俄语系办的第一件好事。
在高校当系主任还有一个既艰巨又麻烦的任务——创收。俄语作为小语种，创收的来源不多。主要有两个途经：一是往国外派翻译，系里从他们的收入中提成；二是办班，主要是办自考班和职称班。我初来乍到，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后来偶尔在市党报上看到英语系发的一则办班广告，受到了启发，也照此炮制，在报纸上发出广告来。英语系广告的落款的“外语系”，这让我很不服气，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发的广告落款也是“外语系”。英语系系主任依仗自己是大语种，气势汹汹地来质问我。我自然有一百个理由来回答他：“你英语是外语，我俄语就不是外语了吗？如果你的落款是‘英语系’，我的落款自然也是‘俄语系’，彼此相安无事。现在的这结果难道不是你们造成的吗？”那位老兄哑口无言，悻悻而去。
我这个当老师的，从来都把学生当成亲人，当上了领导依然本性不改。我把自己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了学生，可以给他们增加一个晚自习的处所，也减轻一点图书馆阅览室的负担。我那间办公室位于楼道尽头，暖气管道也到了末端。一到供暖季节，必须不时打开放水阀，才能保证暖气的温度。学生们疏忽，有一个晚上，他们离开的时候忘记了关闭放水阀。第二天早晨，满楼道流的都是水，也殃及了楼下电子计算机的机房。机房主任上来兴师问罪，我忙不迭地赔礼道歉，并要求学生下去帮助整理。后来，这位机房主任的一句话惹恼了我。他说：“你别拿学生当借口，学生不如我那些电脑值钱！”我立刻变了脸：“青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你那几百台电脑都毁掉，也抵不上我一个学生！”说着，马上把那些准备下去帮助整理的学生叫回来，然后一个“滚”字，把那位机房主任打发走了。
在一次校长主持的系主任会议上，我又禁不住发火了。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一位主任埋怨学生不愿意上公共课，并强调他们的课有多么重要，不是其他学科所能比的。我发言了：“学生不愿意上你们的课，说明你们的课上得不好。同样是公共课为什么公共外语课学生们都不缺席呢？再说，你们的学科真的有你说的那么难吗？咱们不妨换一下：把你的课本给我，让我备一个星期的课，我可以教得比你好；把我的课本给你，让你备一年，你如果能上一节课，我就拜你为师。”只见那位主任满脸通红，无言以对。校长急忙站出来解围。
你看我这个“官”，当得多么“潇洒”。说来说去，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喜欢打架，只不过是爱较个真儿，爱讲个理儿，底气还在于不怕丢官。不过，要谈到“政绩”，我当领导期间，也不能说政绩平平，更不能说没有尽职尽责。首先，我在学校当领导，无论中学还是大学，从来没有当官做老爷。不像有的人，一当上领导就忘了自己是老师，一节课都不上了。我当领导，先后十几年，课一直照上不误。在中学当校长期间，我教高三语文，两个班，每周十二课时；在大学当系主任，更是一节课都没少上过。教学任务最繁重的一年，三个年级三个班，每周十三课时，当时的科研、翻译任务与系里的政务同样繁重。占据领导岗位十几年，一直是业务、政务两不误，并没有因为我不怕丢官就对自己应尽的职责稍有懈怠。无论在中学，在大学，我总是提前半个小时到单位，各处查看，谨防疏漏。校园里或者楼道里有一块纸屑我都要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为了解决城市学生的就业问题，我千方百计努力，在我任职的那所中学的高中部添设了职业班。为此，我走京都，串省城，求援，取经。那一个暑假，我一天都没有休。职业班开设起来了，连续几届毕业生都在市、区两级企业找到了工作。在大学，我们俄语系是个小系，四个年级只有一百六十名学生，三十多位教职员工。可就是这样一个小系，在我当系主任期间，多次在全校规模的各种活动中夺魁。我当领导，没有谋过一分钱的私利，却时时刻刻想着教职员工的福利。中学教师是要求坐班的，可在我当校长期间，在学校里实行弹性工作时间。只要老师把课上好，我从来没有在时间上对老师有过太苛刻的要求，没有因为哪位老师晚来一会儿或者早走一会儿而批评他甚至扣发他的奖金。但对老师的工作，我的要求是严格的。预备铃响过之后，该进课堂的老师不进课堂，我要严厉批评他；考试监场迟到的老师，我要扣他的奖金。我当官，不为名，不为利，更不为过“官瘾”，只为对得起自己的责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因此，我没有向任何人讨好过，无论是上级还是下级。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是举国上下纷纷把“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和“正能量”这些说法当做口头禅大谈特谈的时候。我赞成这些说法，但我反对仅仅把这些说法当成口头禅，当成套话。我希望这些说法能激励我们在富民强邦的路上多发挥一点作用，能荡涤我们内心深处那些污泥浊水，更应让那些形形色色的为官者或引以为戒，或奉为座右铭。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