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明的线路_二、文明的周期
二、文明的周期
人类活动的节奏具有相对稳定的频率，这种频率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地加快。当然，人类活动并不是单一整体的机械运动，而是具有多层次的结构。譬如，在政治、经济、文化这三个领域里，人类活动所表现出的节律就有很大的差异。在经济领域，人们在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所表现的积极性最大，活动频率相对较高；在文化领域，人们在从事精神财富和观念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活动频率相对较低，文化的变迁和文化模式的选择具有较大的周期；在政治领域，人们在从事社会管理和矛盾冲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活动频率处于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之间。
为什么三个领域里的活动频率会出现很大的不同呢？
第一，人类的生存首先要解决吃、穿、住等基本问题，因而人们投入到经济领域里的时间和精力也相对地最多，人们在经济领域里发挥的创造力也最大，同时，经济领域里大部分产品的生产周期都比较短，而且随着科学的进步，技术更新速度越来越快，迫使人们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这种种特点决定了在经济领域人们的活动频率较高。
第二，文化领域主要是人类精神和观念的生产和传播的领域，该领域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一方面受到经济领域的推动和制约，另一方面又可以超越经济领域的制约，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内在逻辑发展，其发展速度相对缓慢，频率相对稳定。俗话说：十年树，百年人。如果把种植看成是经济生产，把教育看成是文化的传承，则此句话刚好说明了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在周期和频率上的长短区别。
第三，在政治领域，一方面，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活动要反映经济活动的情况，并为经济服务，所以政治活动不可能超越经济活动的频率，政治活动必须根据经济状况而采取相应的调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另一方面，政治活动总是依靠一定的文化传统和底蕴，并对文化的发展方向提出自己的功利性要求，因而相对于文化领域，政治活动具有相当高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总是不失时机地利用各种社会力量，有计划地均衡社会各个领域的整合与力量对比，并有节奏地推动社会各个领域的整体性发展，政治活动最终会体现在文化领域之中，因此政治活动的频率会大于文化活动的频率。所以，政治领域的活动频率是对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折中，处于两者之间。
如果从时间序列分析这些活动频率或周期的结构和形态，则人类活动的节奏可以描述为波形函数，在单位时间内，节奏快的波长较短，节奏慢的波长较长。例如，人们的经济活动频率快，波长就相对短，文化活动频率慢，波长就相对长，政治活动频率正好处于两者之间，波长也就表现为中等。因此，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用“经济快波”、“文化慢波”和“政治中波”来描述上述人类活动频率
的差异现象。
（一）经济快波
这可以从生产的周期、资本的周期、投资信心、消费需求和行为等现象中表现出来。在一个经济共同体中，由于不断有新的技术工艺和新的组织的加入，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而旧的技术和旧的组织不断随之解体，经济共同体处于较快的震荡之中。经济快波最典型的特征可以从世界各大证券市场的指数波动得到显示，证券市场的指数波动快、周期短，当然，证券指数包含的层次较多，在短波中体现出经济增长的长波特征，在长波之中又覆盖和包含众多的短波。
通过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分析，可以得到经济发展的周期特征。经济序列的分解因子包括长期趋势T（理想条件下系统内部资源、技术、制度、劳动力的生产水平的综合），周期因子C（实际经济发展围绕长期趋势做周期性的上下波动），季节因子S（气候、节假日等季节性变化），不规则因子I（偶然因素的综合）等四个方面。通过分析发现，其他三个因子相对都比较固定，只有周期因子C是最值得研究的。周期因子就是我们探讨的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
关于经济周期理论，早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杰夫在《经济生活中的长波》一文中提出经济周期的长波理论，该理论研究的地位迅速得到理论界的肯定，但造成经济长波现象的内在动因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有的学者强调经济机制内部对社会生产的调节作用，如福雷斯特等人的动态非平衡模型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部门有着很明显的增长与跌落的波动，两个高峰之间的间隔时间大约为50年，在这50年当中，包括10年的大危机，30年的投资活跃与经济增长， 10年的经济不稳定；还有罗斯托的相对价格长波论，曼德尔的利润变动长波论等等。西方许多学者不同意资本主义自身内部生产体制能够造成经济的周期波动，他们更强调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和冲击的作用，如熊彼特的长波技术论，认为一种新的技术创新能够带来其他企业效仿的创新浪潮，从而引起整个社会生产的繁荣与萧条；还有门斯的长波变形理论和弗里曼的劳动就业长波论都是对熊彼特长波技术论的有益补充和发展。除了强调经济机制内部的原因和技术创新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其他非经济原因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茨基认为政府周期性地制止爬行通货膨胀而引起经济的波动，而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基认为整个社会对未来经济走向的理性预期才是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本原因。
概括起来，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自然（包括技术方面）因素，一个是社会（包括经济制度、政治法律方面）因素。
上述几种理论都有一定的解释力，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周期波动的某些原因和动力，但是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大约50年的衰荣周期。作者认为，生产力因素是首要的力量，首先要承认造成经济周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运动的结果。其次，要动态地看待生产周期问题，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技术创新步伐的加快，技术创新和技术更新频率不断提高，这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情况了。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大爆炸把人类带入知识经济社会，在知识经济社会里，经济周期的波动具有新的特征。一方面，知识经济有利于减轻工业社会经济危机带来的危害强度，另一方面，知识经济也可能会引起虚拟经济和泡沫经济的危害。
关键的一点是
，我们在承认生产周期的社会因素的同时，不要忘记人作为一种生物体的存在，其自身的寿命也是十分有限的，人均经济生活寿命不会超过50年。人的生理寿命对经济生活寿命、政治生命和文化生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生理寿命直接决定经济生活寿命，而对文化生命只是间接的影响，政治生命则处于两者之间。一个人生理寿命的结束，首先意味着经济生活的结束（其实在衰老过程中就已经渐渐地淡出了经济生活）。而文化生命则不同，文化生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出了人的生理寿命，一个人的死亡并不说明他的文化生命也死亡了，他的精神可以流传下来，孔子生活在2000多年前，但是他的文化生命至今活跃在今日世界之中。
经济周期是客观的历史现象，这种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和克服。例如，国家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弱化波动振幅，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来增强企业的自我约束能力，通过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来缓解经济低谷时的就业压力，通过培育扶持高新技术产业来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等等。
20世纪40年代以前，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奉行不干预政策，经济在获得较快发展的同时，也表现出较大的波动。因为在经济的扩张过程中，按照投资乘数理论，经济可以在短期内得到膨胀，这种膨胀是比较脆弱的，一旦遇到资源的瓶颈，就会逐渐滑入谷底，甚至出现负增长的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迫使西方国家采取国家干预宏观经济的政策。这充分说明，当自由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其自身的波动力量越来越大，需要有一个引导和控制的力量，逆向经济趋势采取经济政策，来熨平周期性的波动，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以保证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资料表明，美国英国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经济大危机之前的经济周期特征和大危机之后有明显的不同，前者表现为周期短、频度高、膨胀期短、衰退期长，而后者则表现为周期较长、频度减小、膨胀期加长、衰退期缩短。这些情况说明，政府利用政治力量干预经济运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经济周期的波动，并能实现经济的良好发展。
实际上，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讨论过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周期性问题。1825年，当时资本主义的头号国家英国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从那以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呈周期性的爆发。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激化，造成生产的过剩和群众有限消费能力的对立，导致商品流通的阻滞和市场的萧条，最终引发经济危机。在危机期间，生产压缩，产品被廉价处理，政府采取生活救济和生产扶持等协调手段，可以逐渐缓解矛盾的对立，于是经济开始复苏、高涨，直至下一次经济危机的到来，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周期运动的模式。马克思曾以此成功预言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到来。
（二）文化慢波
这可通过人类文明发展的进度，社会制度、宗教伦理、法律观念、道德意识、科学成果、哲学思潮的变迁反映出来。关于人类发展的进度问题，摩尔根把人类社会分为幼稚时期、蒙昧时期、野蛮时期（又分三个阶段）、文明时期，他认为文明的进步有自身的法则，“人类法则进度始终是按照几何比例的”
，这种几何比例一方面表现为历史发展的时间跨度在逐步缩小，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技术发明和经验知识的进步含量的缩小。从时间长度来看，幼稚时期比蒙昧时期长，蒙昧时期又比野蛮时期长，文明时期最短，期间的时间长度是按照几何级数的比例递减的。从技术发明和经验知识上看，每一项知识的获得，就变成了进一步获取新知识的动力，一直发展到错综复杂的现代知识。所以，人类尽管在最早一个时期的进步速度最慢，在最近一个时期进步速度最快，但是这两个时期的成果同文明发展的历程的关系来比较，那么早期的文化含量可能是最大的。“除了人类的发展进度必然沿着几何比例这一论据以外，我们还从古代技术的遗迹中普遍地发现一种渐进式的比例，在制度方面也同样能够看出这种比例。人类经历蒙昧时期的时间长于此后的全部经历，而文明时期所占据的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小片断，在人类学上的这一结论是极为重要的。”
在人类文明起源的早期，各文明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文明的产生、发展遵循自身的内在逻辑，可能因为地理优势而兴盛，也可能因为偶然的因素而灭亡，一个文明消失了，另一个文明可能在前一个文明的基础上产生，也可能完全互不干扰。古代很多民族的文明，在经历了自身的鼎盛周期之后，纷纷消失在众多的文化丛林之中，如玛雅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埃及文化等等，从产生、兴盛到灭亡，都经历了较长的一个时间周期。
通过对希腊文明和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可以发现，作为文明的发源地，两者都具备农业耕作的良好地理条件。实际上，把农耕作为各民族文明的起点，这一点已经得到众多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认同。通过其他民族发展史的比较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规律，即所有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几乎都要经历三个发展周期，第一个周期是传统文化的萌发期，第二个周期是传统文化的展开期，第三个周期是传统文化的确立时期。
在中国，除了可以按照上述三个文化周期划分历史阶段以外，还可以根据社会发展的繁荣程度，划分出三次大的文化兴盛时期，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是唐宋年间，第三次是“五四运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纷乱，诸侯群起，社会出现百家争鸣的良好景象；唐宋年间，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进入一个空前的兴盛时期；“五四运动”时期，国家的衰败和西洋文明的侵入，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自救行动，知识分子的思想在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全面碰撞和融合中产生有史以来最灿烂的火花。
由于每个文明有自身的发展周期，因而文明之间的交流也会呈现一定的周期现象。例如，西方古典文明曾经在中国有几次大的传播阶段，有学者概括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明清之际，这个阶段的交流主要通过中国西部的丝绸之路，中国民众只是模糊地知道西方还有国家，甚至描述为传说和神话；第二个阶段是明清之际到鸦片战争，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西方的传教活动，他们介绍和翻译一些西方古典名著，使得中国的民众开始了解古希腊、古罗
马的文明；第三个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个时候中国人开始改变被动局面，主动地翻译和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和人文知识；第四个阶段是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这个时候国人在大量介绍和吸收西方知识的同时，开始反思本土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融合问题，分化出许多不同的理念，并引起一些论战。第五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时期，前半部分主要受到苏联的影响，后半部分是改革开放以来，直接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有保留地吸收和借鉴西方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
综观这五个阶段，每一次传播阶段既有融合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这也反映中国在对待西方文明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的一种谨慎的选择态度。从时间纵轴上看，这种文化的传播和融合时间跨度大，对社会形态和观念的影响深远而缓慢，体现出文化慢波的特征。文化慢波虽然在节律上比经济快波和政治中波都要慢，但是它深沉的姿态却容易形成文化发展的慢波优势，作为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稳定力量。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化慢波不是固定不变的，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迁，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明清之际的第一个时期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率正在加速，尤其是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里，传统文化受到经济的强大干预，逐渐出现文化慢波的异化。
所谓文化慢波的异化，作者认为，在市场经济里，经济的驱动力十分强大，文化发展失去了一定的独立性，在某种意义上依附于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是一种快波周期，因而文化在屈从经济发展周期过程中也呈现周期缩短的现象，异化为快波节律。例如当代世界的各种时尚和文化潮流，都体现出文化慢波的异化情形，即文化形态和文化主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在非本真地变迁，人们的情绪和对生活的理解与态度也在跟随这种潮流非本真地漂移。文化出现快波现象，是人类失去精神根基感的主要表现。
（三）政治中波
这是处于经济和文化之间的一种集体节奏现象。政治周期是综合的，也是自觉的，是对经济快波的一种反映，也是对文化慢波的一种激励，这是社会整体现象的纽带，使得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有机地协调起来。政治中波包括思想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内容，既体现观念的一面，也体现物质力量的一面，表现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各种制度、法律体系、政府行为等。
从宏观上看，政治中波表现为较大规模的政治制度革命和各种体制的改革活动。例如日本近代以来出现三次大的社会发展周期，都是政治运动高度自觉的结果，第一个周期从明治维新开始，历时43年，通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政治体制推行富国强兵的扩张路线，取得了成功。第二个周期从大正时代开始，历时33年，由于扩张政策造成国内民众生活的巨大牺牲，国内出现人权危机，于是开始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和人权自由；但由于国内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使得极端军国主义趁势抬头，实行法西斯主义统治，把国家推向战争的边缘。第三个周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冷战结束之间，历时45年，日本在美国的保护和干预下，发奋图强，致力于经济建设，走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上述三个周期大约以40年为社会转型的波动周期。
从日本近代的周期性发展轨迹可以看出，政治力量作为一种高度自觉的社会整体现象，在协调和控制社会过程中，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一方面能够利用文化发展的慢波优势，作为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稳定力量，另一方面又能够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从而刺激经济短波的快速发展。
在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困惑历代统治者的，是各王朝无法摆脱的初兴后亡的历史“周期律”。中国人喜欢用分与合、兴与亡作为社会周期运动的标准。中国人有“300年必有王者兴”的说法，认为每个王朝大约等于300年（以统一王朝的兴替时间为标准），西汉（前206—公元23）东汉（公元23—220）各200年左右，合起来约400年，唐（公元618—907）、宋（公元960—1279）、明（公元1368—1644）、清（公元1644—1911）各有300年左右。有的人认为封建社会以800年为周期（以社会大规模的分与合的运动为标准），第一周期从战国开始到西晋灭亡（前475—公元317），历时790年，第二周期从东晋、十六国到北宋灭亡（公元317—1127），历时810年，第三周期是南宋到辛亥革命（公元1127—1911），历时784年，在这三个大尺度周期中，包含了300年王朝兴替的周期，同时封建土地私有化程度，农民战争爆发的频率都呈现周期性的反复。总之，决定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周期运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所谓的300年周期或者800年周期都是相对而言，其原因有必然的也有偶然的，必然的原因是生产力的跳跃性发展对社会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偶然的原因也可能是外来的压力和内部的腐败。
每一个统治者都想试图跳出历史周期律，跳出灭亡的命运，实现江山永固。这种周期律具有一定的历史普遍性，一般情况下很难超越，表现出历史上朝代更迭的节律，同时，政治活动体现人类对社会的整体控制能力和自觉能力，当政治体制合理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可以局部打破历史周期律的制约，实现长时间的政治稳定。抗战胜利前夕，黄炎培和毛泽东曾谈论过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从微观角度看，政治中波可以从国家政策的出台、领导人的活动、新法律的制定、政府组织的改革和行政活动体现出来。这种政治活动的频率取决于经济活动的结果和文化活动的要求，政治活动的频率可以从侧面反映出经济运行情况以及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协和状况。
经济快波、政治中波、文化慢波是反映人类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中的活动节律的差异，三者之间互相包容互为动力，经济快波是政治中波和文化慢波的动力，反过来经济快波又为政治中波和经济快波所包容，并从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中体现出来。总之，经济快波在受到政治力量的控制和社会其他力量的干预之后，作阻尼运动逐渐加大波长，从而促进了政治中波和文化慢波的形成。从大尺度时间跨度看，人类社会的所有活动最终都表现为大周期的文化活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