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 社会风险：科学的预见
第一节 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 社会风险：科学的预见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在现实生活和未来道路上，我们还面临着一些可以预见和不可预见的矛盾、问题及风险，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和解决。
一、主要的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
（一）思想道德领域的问题比较突出
1．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法治意识比较淡薄。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相信宗教迷信，精神空虚；有的还参与宗教活动，到处烧香拜佛、做礼拜，大搞占卜、风水、巫术等封建迷信，“不信马列信鬼神”；有的人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精神不振，意志消沉、心理颓废；有的人没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不足，精神萎靡不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有的沉迷权力、金钱、美色，崇拜金钱、地位，追求眼前利益，及时行乐；有的脱离群众、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搞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极少数人腐化堕落，道德败坏。在现实生活中，不少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比较淡薄，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知法犯法等还比较普遍，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不尊崇宪法、不敬畏法律、不信仰法治，政治生态受到严重破坏。
2．封建迷信、伪科学等错误思想沉渣泛起，敌对势力加紧渗透。我国有着较长的封建传统，封建迷信在历史上十分盛行。近年来，封建迷信在各地有所抬头，伪科学泛滥；“**”“实际神”“全能神”“呼喊派”等邪教组织，蛊惑人心，扰乱社会。某些西方大国利用互联网和西方主流媒体以及众多的文化产品，加紧对我国开展意识形态渗透，输出所谓的“普世价值”，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丑化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其中以全面否定新中国历史为重点的历史虚无主义，以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以稍加改良为特征的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蓄意夸大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妄图颠覆党的领导和人民政权，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3．历史虚无主义有抬头趋势。（1）否定中国的革命历史。有人主张“告别革命”，认为革命容易使人发狂，失掉理性，是一种能量的消耗。而改良才是一种能量的滋润，是最好的；改良可以成功，革命一定失败。当这种错误看法受到批评的时候，他们又说，并没有否定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但否定“革命是历史必由之路”（即认为革命是历史必然性）、“革命神圣”、“造反有理”、“革命可以改变一切”等观念。无论怎样，否定革命即否定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和中国人民的巨大牺牲。（2）极力抹黑革命领袖，否定和丑化英雄人物。例如，打着科学的幌子，说“人体承受机枪枪口的冲击力而不倒，违背人体物理规律”，“燃烧弹下，神经元的反应难以控制”，因此“邱少云、黄继光根本不存在，是杜撰出来的英雄”。还说“狼牙山五壮士欺压村民”“雷锋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政治偶像”“赖宁亲手放火又救火成英雄”等。（3）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例如，有人说国民党才是全民族抗战的领导力量，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是“游而不击”；有的人还污蔑共产党“窃取了抗战胜利果实”。有人宣称，中国经济文化落后根本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搞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民粹主义”等。从一定程度上说，否定了历史就否定了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存在，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最大危害。
（二）贫富差距问题严峻，实现共同富裕任重道远
当前，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不少。（1）地区发展很不平衡。改革开放前即存在地区发展差距。1952年，东部10省GDP占全国的比重为42.4%，中部6省占23.8%，西部12省区占20.6%，东北3省占13.7%；到1978年，东部地区比重提高到43.6%，中部地区下降到21.6%，西部和东北地区基本持平。但是，1978—2010年，全国GDP由3456亿元扩大到40万亿元，东部10省市比重由占43.6%上升到53.1%，提高9.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由21.6%下降为19.7%，下降1.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由20.8%下降为18.6%，下降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由14.0%下降为8.6%，下降5.4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最大。在东部地区内部，也存在着不均衡现象。天津、上海和河北省比重下降，北京和海南基本持平，福建略有提高，广东、浙江、江苏和山东则大幅度提高。4省合计占全国GDP比重由1978年的21.5%提高到2006年的39.7%，提高了18.2个百分点，几乎接近1倍，是东部地区比重提高的主要原因。随着经济发展及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地区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也在显著扩大。东西部差距存在历史因素，也存在政策因素，而且这种差距是处于变动之中的。东西部差距是共同富裕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促进平衡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机遇。（2）收入分配不公平，贫富差距过大。贫富差距在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即系数越大，两极分化越严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几年实已超过0.5。2015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这是基尼系数自2009年来连续第6年下降，不过，这一数字仍然超过国际公认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3）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待改善。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还存在不均等现象，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远低于城市；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异大，东部地区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社会成员之间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比较突出的是进城农民工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远低于城市户籍居民。另外，城乡基本公共设施供给差距大。水、电、路、通讯、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在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4）社会保障水平比较低且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有了很大发展。我国社会保障总支出、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等均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其中非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幅度较大。但是，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整体偏低，并且各个省区市之间社会保障水平差距很大，而且这种差距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特点。特别是，从公平性上看，目前的社会保障虽已具有了普惠性，但局部领域的差距还在扩大。从广受诟病的企业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双轨制”，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地区分割统筹情形下的缴费负担不公，以及城乡居民社保待遇的巨大差异，都表明城乡分割、地区分割、群体分割的制度安排有问题，造成的是社会保障资源配置失衡与社会保障权益不公，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的加剧，正在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和社会生态的日益重要的因素。作为共同富裕的一项重要指标，我国社会保障水平和质量需要进一步提升。
（三）腐败问题依然严峻复杂
我国有着很悠久的封建主义传统，一般老百姓都认为官员贪污点是很正常的，只要不太过分也就不了了之了，社会对腐败问题的容忍度是很高的。这种传统文化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腐败的蔓延。同时，我国又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各种制度都处于不断被动和完善之中，也给腐败分子带来可乘之机。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腐化现象可能在某些文化中比另一些文化中更普遍，但在绝大多数文化中，腐化现象在现代化进程的最激烈阶段，就会最广泛地蔓延于整个官场。”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对腐败问题的容忍度是不同的。欧洲现代法治国家对腐败行为实行的是“轻刑必罚”策略，也就是说凡是涉及腐败行为，一经发现，无论涉及谁，无论数额多少，无论什么性质，必将受到相应的惩处。整个社会对贪污行为持零容忍的社会心理。根据大量的犯罪学调查显示，贪污腐败犯罪的人对判刑的可能性的关注远胜于对判刑轻重的关注。一般来说，一个贪污腐败犯罪的官员，他总是担心被查处，受到惩罚。至于他受到何等程度的处罚，哪怕是很重的处罚也只是在其案发被查处后才给予关注的。因此，对贪污腐败行为必罚的效果远比“重刑”的效果好。对腐败者来说要害不在于判多少年的刑罚或是否被判处死刑，而在于被送上法庭的可能性有多大。对于防治腐败的成效来说，关键指标不在于每年对多少腐败分子判处死刑或其他刑罚，而在于有多少隐案的犯罪分子受到惩处。当前，大多数群众对党和政府官员的腐败深恶痛绝，也往往把反腐败的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官员身上，由此也加重了对官员的不信任，产生了很强的对立情绪，产生了“有官必腐”的社会情绪。我们要在全社会形成反腐败的社会文化氛围，积极引导社会心理，实现对腐败现象的“零容忍”，消除群众的对立和不信任情绪。
当然，这些问题仍然是发展中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逐步得到解决。
二、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路径及方法
（一）抓好意识形态工作，为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提供思想舆论环境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和管理权，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的前途和命运。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要选拔一批具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政治立场坚定、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干部，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岗位上来。我们要科学把握意识形态工作规律，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宣传纪律，加强对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管理，加大文化市场管控力度，确保正确的文化发展方向。
我们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要制定爱国主义教育总体规划，不断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系统性和计划性。要在国民教育和干部教育中，进一步明确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积极探索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内容、新途径、新方法、新机制。要运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户外广告、手机等多种载体，生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融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贯彻到干部和群众的学习工作、生产生活之中，引导人们从具体事情做起，从基本规范做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艺工作者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文以载道、正面引导、以文化人，讴歌人民，讴歌时代，讴歌理想，更好地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要进一步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以先进的思想观念引导文化创造活动，在全社会充分彰显文化创造精神、释放文化创造活力、提升文化创造品质。要为人民群众搭建丰富的文化创造平台、提供广阔的文化表现舞台。要加强信息时代网络法律体系建设，尽快制定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反网络犯罪法》和《电子商务法》等，做到凡是网络涉及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电子商务、个人隐私、未成年保护等方面都有法可依。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是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的核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对西方思潮的批判性研究，正确处理指导思想一元化和文化思潮多样发展的关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于经济社会各方面政策措施及其实践之中，成为我们制定法律法规、制度设计、决策部署及实施公共管理的价值准则，不断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强国”形象。
目前，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些
国家和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攻击的工具，这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保障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应采取经济、政治、行政、法律、教育等手段，积极主动地采取有效战略应对。要重视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各级干部和青年学生的教育，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道德教育，使各级干部和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良好品质，自觉增强抵制各种腐朽思想和敌对势力的影响。要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持民族自信和历史自信，让中国梦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价值追求。
（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实现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防止两极分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物质基础，促进社会和谐，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要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产为主的转变，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推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优化配置，不断提高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国有企业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和运用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是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根基。要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坚持党的建设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实现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工作对接，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体现和加强。要把党组织的机构设置、职责分工、工作任务和运作规范纳入企业的管理体制、管理制度、工作规范之中，使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组织化、制度化、科学化、具体化。
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继续完善初次分配机制，建立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联动机制，健全政府促进就业责任制度；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促进中低收入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加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建立健全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加快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集中更多财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促进教育公平力度；建立健全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要推动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等。
（三）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败斗争
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在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不断增强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我们党始终面临的重大课题，是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要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个问题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大问题。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全党动手。习近平同志指出，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各级党委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有全面领导责任。要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发挥好纪检、监察、司法、审计等机关和部门的职能作用，共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支持纪检监察机关开展工作，关心爱护纪检监察干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履行职责能力和水平，更好发挥监督检查作用。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