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三章 十年民生
第三章
十年民生
十年，对于历史只是弹指一挥间，对于百姓却是实实在在的3650天。十六大以来的十年，党中央坚持民生优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人民群众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全体人民切实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高峡出平湖”
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一百英里而达四川之低地，即地学家所谓红盆地也。此宜昌以上迄于江源一部分河流，两岸岩石束江，使窄且深，平均深有六寻（三十六英尺），最深有至三十寻者。急流与滩石，沿流皆是。
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可得而致。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便希望利用西方战时的工业设备和科学技术发展中国实业。这一年，他在上海用英文撰写了《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补助世界战后整顿实业之方法》，意在引起国际实业界的响应。随后，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建设》杂志。上文便出自孙中山在《建设》杂志上发表的《实业计划》之“改良现存水路及运河”一节中，这便是中国人最早的关于三峡工程的设想。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三峡工程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勘测、规划、设计与科研工作。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到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新一代中央领导人，无一不专程深入三峡视察。毛泽东更是在畅游长江并乘兴写下《水调歌头·游泳》，使“更立西江石壁，高峡出平湖”成为人们对三峡工程的美好向往。
出于种种原因，修建三峡工程的计划屡屡搁置，但新中国对三峡工程的论证和筹措却从未停止。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对重工业及高新技术的掌握能力也逐渐站在了世界前列，修建三峡工程的条件终于成熟了。1982年，邓小平果断表态：“看准了就要下决心，不要动摇。”
1992年4月3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七届五次会议上，2633名与会代表对是否修建三峡大坝进行了投票表决。当天下午3时，随着会场内传来的阵阵掌声，大会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拉开了这座世界工程的序幕。
1994年12月14日，当今世界第一大的水电工程——三峡大坝工程正式动工。三峡大坝的坝址位于西陵峡中段的湖北省宜昌市境内的三斗坪，距下游水利枢纽工程38公里。
三峡大坝工程包括主体建筑物工程及导流工程两部分，经国家正式批准的三峡工程初步设计静态总概算为954.6亿元人民币（按1993年5月末价格计算），其中枢纽工程500.9亿元；113万移民的安置费300.7亿元；输变电工程153亿元。三峡工程建设资金来源采用多元化的方法筹集。包括：三峡工程建设基金、葛洲坝电厂发电收入、三峡电站施工期发电收入、国家政策性银行贷款、商业银行贷款、企业债券、国外出口信贷及商贷、股份化集资。
三峡工程分三个阶段完成全部施工任务，自1993年到2009年共17年，到2009年工程全部完工。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坝顶总长3035米，坝顶高程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总库容393亿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量221.5亿立方米，能够抵御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配有26台发电机的两个电站年均发电量849亿度。航运能力将从现有的1000万吨提高到5000万吨，万吨级船队可直达重庆，同时运输成本也将降低35%。
在三峡工程建设中，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亲临工地视察，对工程建设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并分别留下了题词：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建好宏伟三峡工程、向参加三峡工程的广大建设者致敬。
——江泽民
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用现代方式建设好三峡工程、功在当代，利及千秋。
——李鹏
质量是三峡工程的生命，质量责任重于泰山、千年大计，国运所系。
——朱镕基
2006年5月，三峡大坝全线建成。从最初的设想、勘察、规划、论证、开工直至最终建成，经历了近百年。在这漫长的梦想、企盼、争论、等待和拼搏相互交织的岁月里，三峡工程载浮载沉，几起几落，最终成为了中国实施跨世纪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一个成功实践。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主要建筑物由大坝、水电站、通航建筑物三大部分组成，是治理开发长江的关键工程，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它是新时期中国在经济、科技、工业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集中展示，在建设过程中就已经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主要有：
1.三峡水库总库容393亿立方米，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水库调洪可消减洪峰流量达每秒2.7万～3.3万立方米，能有效控制长江上游洪水，保护长江中下游荆江地区1500万人口、2300万亩土地，是世界上防洪效益最为显著的水利工程。
2.三峡水电站总装机182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846.8亿千瓦时，是世界上最大的电站。
3.三峡大坝坝轴线全长2309.47米，泄流坝段长483米，水电站机组70万千瓦×26台，双线5级船闸＋升船机，无论单项、总体都是世界上建筑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
4.三峡工程主体建筑物土石方挖填量约1.34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量2794万立方米，钢筋制安46.30万吨，金结制安25.65万吨，是世界上工程量最大的水利工程。
5.三峡工程2000年混凝土浇筑量为548.17万立方米，月浇筑量最高达55万立方米，创造了混凝土浇筑的世界记录，是世界上施工难度最大的水利工程。
6.三峡工程截流流量9010立方米/秒，施工导流最大洪峰流量79000立方米/秒，是施工期流量最大的水利工程。
7.三峡工程泄洪闸最大泄洪能力10.25万立方米/秒，是世界上泄洪能力最大的泄洪闸。
8.三峡工程的双线5级、总水头113米的船闸，是世界上级数最多、总水头最高的内河船闸。
9.三峡工程升船机的有效尺寸为120×18×3.5米，最大升程113米，船箱带水重量达11800吨，过船吨位3000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难度最高的升船机。
10.三峡工程水库动态移民达113万人，是世界上水库移民最多、工作也最为艰巨的移民建设工程。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是毛泽东1956年三次畅游长江之后写下的气势磅礴、豪情满怀的光辉诗篇。如今，伟人当年的畅想终于在三峡建设者的手中化作了美好的现实。
“天路”——青藏铁路
这是一片遥远、神秘、圣洁的土地——南有喜马拉雅山，北有昆仑山，东面是崇山深壑的横断山脉，作为世界上最大、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青藏高原海拔大多超过3500米。冰峰雪山、戈壁荒漠、常年冻土、高寒缺氧，使得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成为令人胆寒的“天路”。
1300多年前，年轻的文成公主带着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和大量的种子、农具、织物以及诗文、医药等书籍，从今天的西安到拉萨，走了近三年。
100年前，一名贵族将一辆汽车拆成了零件，用骆驼运进了拉萨，这便是拉萨的第一辆汽车。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这辆汽车从来没有开出过拉萨，因为没有路。
50多年前，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曾动用4万多头骆驼组成大型驮队向西藏运输物资，平均每行进1公里，就要消耗掉12匹“沙漠之舟”。
兴建进藏铁路，把西藏地区与其他兄弟地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高原人民的期盼，也是全国人民的心愿。
江泽民曾指出，“修建进藏铁路，从政治、军事上看是十分必要的，从发展旅游、促进西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看也是非常有利的”。他说，“无论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国防安全，还是从促进民族团结，更有力地打击达赖集团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考虑，我们都应该下决心尽快开工修建进藏铁路”。
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共和国的决策者们就已经开始了对进藏铁路建设的研究。1955年，铁道部和铁道兵相关部门开展了进藏铁路勘测设计工作。得知修筑进藏铁路的最大困难是冻土、缺氧和经济能力三个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目前修进藏铁路是有一些困难，但有困难不等于永远不修。50年代不行，60年代差不多吧？我想再迟也不能超过70年代，大家要有一个规划。
1973年，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说：“青藏铁路修不通，我睡不着觉。”他坚定地说，青藏铁路要修，要修到拉萨去，要修到中尼边境去。毛泽东的话像是一声号角，1974年3月，铁道兵第七师、第十师6.2万名指战员走上高原，展开了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建设大会战。与此同时，勘测设计大军在1000多公里的格尔木至拉萨段，展开勘测设计大会战。经过5年艰苦奋战，1979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铺通，并于1984年正式投入运营。
光阴荏苒，转眼已是世纪之交。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飞速发展，修筑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的条件已经成熟。2001年6月29日，盼望已久的青藏铁路在格尔木和拉萨同时开工。消息传出，世界震惊。
这是人类铁路建设史上亘古未有的穿越：从格尔木到拉萨，1142公里的铁路线，经过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段达960公里，穿越连续多年冻土区500公里，所经地区大部分属于生命禁区和无人区。
这是对一系列极限的一次英勇冲击：建设者们既面临生命禁区的生存极限、高海拔和多年冻土这个铁路建设难度的极限，又面临高原环境保护的极限。多年冻土、高寒缺氧和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难题，挑战着建设者的身体、智慧和心理的极限。
在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心系高原，牵挂着青藏铁路建设大军。胡锦涛多次就科技创新、环境保护、职工生活等问题作出重要指示。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十分关心工程进展，有的领导同志专程前往拉萨出席开工和铺通典礼，有的还前往施工现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看望、慰问奋战在雪域高原的工程建设者。
在党和国家的关注下，青藏铁路的建设工地成为了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大课堂。建设者们发扬伟大的青藏铁路精神，顽强拼搏，开拓进取，无私奉献，挑战极限，创造出一个个让世界惊叹的奇迹。《人民日报》曾就青藏铁路的修建发表评论说：
这是一条以人为本之路——
坚持先生存、再生产，对所有参建人员进行严格体检，在低海拔地区“习服”适应后逐步“阶梯式”升高，严格限制作业时间和劳动强度，免费发放防寒用品和抗缺氧药物；铁路沿线建立144个三级医疗机构，职工生病半个小时内可以得到有效治疗；农民工实行与职工统一的饮食标准、居住条件和医疗待遇，并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沿线建立17座制氧站、配置25个高压氧舱，职工每人每天平均强制性吸氧不低于2小时……数十万人次的筑路大军，在高寒缺氧环境中艰苦鏖战5年，无一例因高原病死亡。
这是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在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修建铁路，是前无古人的探索性工程。青藏铁路的建设者们，在茫茫戈壁和荒漠上写下了自主创新的壮美诗篇。整个工程先后安排大量资金用于冻土研究，组织众多专家对昆仑山、北麓河、沱沱河、清水河等冻土工程实验段展开科研攻关，取得了重大进展。如今的青藏铁路，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冻土研究基地。大量新设备、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的使用，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投入数千万元，围绕施工难点，确立近80个科研课题进行攻关，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创造了多项世界铁路之最，填补了国内多项技术空白……
这是一条生态保护之路——
湛湛蓝的天空，清澈的湖水，珍稀的野生动物——青藏高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牵动着建设者们的心。保护好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在全国工程建设中首次引进环保监理，首次与地方环保部门签订环境保护责任书，首次为野生动物开辟迁徙通道，在4500米以上高海拔地段成功地开展了大面积草皮移植和种草试验，为产仔的藏羚羊停工让路……整个青藏铁路建设中，仅环境保护的投入就达15.4亿元，占工程总投资的4.6%。青藏铁路沿线的冻土、植被、湿地、自然景观、江河水质和野生动物迁徙条件都得到了有效保护。
2005年10月12日，在“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当天，中国的“钢铁天路”——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的最后一排铁轨，稳稳地落在与布达拉宫相望的拉萨火车站，青藏铁路至此全线铺通。
2006年7月1日上午10时，青藏铁路通车庆祝大会在格尔木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庆祝大会会场并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说：
……这一巨大成就的取得，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重要体现。这一事实再一次充分说明，只要我们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
必须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大力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青藏铁路建设面临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难题。解决这些难题，世界上没有现在现成的经验。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体建设人员在充分借鉴世界铁路先进技术的同时，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开展大量科学试验，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为进行多年冻土施工、发展高原医学事业、保护生态环境积累了宝贵经验。
这一事实再一次充分说明，中华民族是富有创造精神的民族，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科技实力、攀登世界科技高峰，我们就一定能够为世界科技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无可否认，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向历史交出的答卷，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带领人民完成的成功跨越！从此，高路入云端，天堑变通途！
告别“皇粮国税”
2006年2月22日，国家邮政局公开发行了一张面值80分的纪念邮票，名字叫做《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庆祝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这张邮票的发行意味着在中国沿袭2000年之久的这项传统税收的正式终结。
农业税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俗称“公粮”。它的起源很早，中国过去称田赋，西方国家称地租税或土地税。据史料记载，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汉初形成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颁布了农业税条例，并实施至今。这一古老的税种，已延续了2600年。
尽管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改革，以扩大纳税面，让有地产、有钱财的人多纳税，但由于吏治腐败，负担最终转嫁到农民头上。即使是屡被提起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也只是短暂的轻徭薄赋，历代封建统治者始终未能跳出农民负担越减越重的“黄宗羲定律”。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税收一直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国库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税收。从现代意义来看，农业税一直被农民称为“皇粮国税”，尽管农民负担问题一直困扰中国，但农民一直认为纳税是一种义务，甚至是天经地义的，对农业税未有对抗心理。但是，由于
农业征税、缴税成本太大，这种成本有时候甚至超过了税收本身。以农业税为载体，派生出从农民、农村、农业摄取剩余的税费的品种多得令人眼花缭乱，这本身就对中国农民形成了极不公平的税收负担。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农业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农村发展处在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
2004年至2012年，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布9个中央一号文件，分别就农民增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稳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水利建设、农业科技发展进行政策安排，促进了粮食产量“八连增”，农民增收“八连快”，农村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迅速发展。这其中，最有历史意义的当数农业补贴制度和全面取消农业税。
2000年，国家从安徽开始试点并逐步扩大范围，到2003年在中国大陆全境铺开，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乡统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2001年至2004年，全国减免农业税234亿元，免征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68亿元，核定农业税灾歉减免160亿元。
从2004年开始，改革进入深化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清理化解乡村不良债务；取消牧业税和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实行取消农业税试点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对种粮农户实行直接补贴、对粮食主产区的农户实行良种补贴和对购买大型农机具户的农户给予补贴；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吉林、黑龙江8个省份全部或部分免征了农业税，河北等11个粮食主产区降低农业税税率三个百分点，其他地方降低农业税税率一个百分点。
同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农村税费改革会议上指出：
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关键是积极稳妥地推进配套改革。要改革乡镇机构，精简人员，进一步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改革农村教育体制，有效配置教育资源，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改革县乡财政体制，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村社会事业的投入。建立健全减轻农民负担的监管机制，规范经营性服务收费，规范农村中小学教育收费，规范“一事一议”筹资筹劳，防止减免农业税后农民负担又从其他“口子”冒出来。通过改革，确保基层组织有效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等事业健康发展，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
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是我国农村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变革，涉及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这项改革的重大意义和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要积极稳妥，分步实施，有条不紊地推进改革；要统筹兼顾，配套推进，注重制度创新和完善机制；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有针对性地分层次搞好试点工作；要正确处理农村税费改革中的一些重大关系，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确保税费改革顺利进行。
在党中央的部署下，2005年，全国有28个省份全面免征了农业税，河北、山东、云南也按中央要求将农业税税率降到2%以下。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自1958年6月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延续了2600年的按地亩向农民征税的制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9亿农民永远告别种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
全面取消农业税，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是得民心、顺民意的重大德政，体现了党中央对广大农民的关爱、对农村繁荣的关心、对农业发展的关注。取消农业税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超过1335亿元。在中国总体上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取消农业税对破解“三农”难题、根本上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瓶颈”制约意义重大。它是中央“少取、多予、放活”方针的集中体现，是中央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战略的重大突破。
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出台的一系列强农惠农的新举措，促进了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粮食生产取得历史罕见的“八连增”，农民收入实现了历史上首次“八连快”。据统计，2004～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的增幅超过6%，年均递增8.6%；粮食产量由2003年的8614亿斤，增长到到2011年的11，424亿斤，增长2810亿斤，8年总增幅为32.6%，2007～2011年连续五年粮食产量超过1万亿斤。
免除学杂费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却承载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特别是贫困地区多，人口居住分散，办学条件极差。但是中国却创造了“穷国办大教育”的历史性奇迹，这奇迹的实现正是依赖于义务教育的全面实施。
义务教育起源于德国。宗教领袖马丁·路德是最早提出义务教育概念的人。改革胜利后，为使人们都有学习《圣经》的能力，路德颁布了义务教育法。1619年，德国魏玛公布的学校法令规定：父母应送其6至12岁的子女入学，这是最早的义务教育。在1763年到1819年，德国基本完善了义务教育法规。工业革命后，义务教育发挥着使人们掌握工业知识的任务，义务教育的时间也由最早的3个月至6个月，发展到6年，直至现在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9年。
根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有关统计资料，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有近60个国家实施义务教育法。各国实施义务教育的年限长短，大体是由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决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以后正式颁行的国家宪法中，都明确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义务教育，即依法律规定适龄儿童和青少年都必须接受，国家、社会、家庭必须予以保证的国民教育，为现代生产发展和现代生活所必需，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该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确定推行义务教育的步骤。该法于同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一项教育法，标志着中国已确立了义务教育制度。
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核心，是发展基础教育所必不可少的措施，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和城乡协调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义务教育是国家对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实施的一定年限的学校教育，它具有强制性、公益性、统一性等特点：
强制性又叫义务性。让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是学校、家长和社会的义务。谁违反这个义务，谁就要受到法律的规范。家长不送学生上学，家长要承担责任；学校不接受适龄儿童、少年上学，学校要承担责任；学校不提供相应的条件，也要受到法律的规范。如修订的义务教育第七条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
公益性就是明确规定“不收学费、杂费”。公益性和免费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对农村而言，从今年到明年要全部免除学费、杂费，但是对城市而言，这还需要一个过程。实际上，要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杂费，就涉及到很大的财政问题，如修订的义务教育第二条规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
统一性是贯穿始终的一个理念。在新教育法中，从始至终强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义务教育，这个统一包括要制定统一的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设置标准、教学标准、经费标准、建设标准、学生公用经费的标准等等。这些与统一相关的内容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到法律的修改中来。如修订的义务教育第四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
但是，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的义务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做到真正的“公益性”，例如耳熟能详的学杂费。
学杂费指学费，以及学校其他的一些管理费用。由财务管理部门统一收取并打印票据。杂费包括选课费、教材费、课本资料费、住宿费、水电费、服装费等各项代收费，以及证件工本费、重修费、补考费、学籍异动费、毕业电子注册费等。
学费、杂费是否有本质的区别，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中国《义务教育法》似乎是把学费和杂费区分开来的。如《义务教育法》第十条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则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可收取杂费。”“学费”与“杂费”如果无本质区别，这两个法律规定则存在自相矛盾的可能。实践证明，杂费的收取成为义务教育管理中最无章可循、最不规范的收费行为，成为滥收费、乱收费的主要领域，极大地损害了义务教育的社会形象。但是，在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杂费却支撑着广大中小学的运转，特别在农村中小学，杂费已成为它们主要或唯一的公用经费来源。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1997年因家境贫困缴不起学杂费而失学的，约占辍学总数的30%。这就是说，在当年5000万失学学生中，有1500万是因为经济原因放下书包的。由于经济原因而辍学的比例还在上升，特别是初中阶段。据统计，1997～1999年湖南省辍学的7290名初中学生中因经济原因而辍学的达58.16%。
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把教育问题，特别是农村教育问题摆在了“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加强和发展农村教育、义务教育。
正如胡锦涛在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所说的那样：“教育是国计，也是民生；教育是今天，更是明天。”同时，他在中共十七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也进一步强调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此，国家加快了义务教育免费的进程。
2005年，国家首先在592个重点贫困县实施学杂费免除试点。2006年，试点扩大至西部农村和部分中部农村地区。2007年，国家开始对农村义务教育1.5亿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和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其中780万贫困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农民的教育负担得到切实的减轻，平均每年每个小学生家庭减负140元，初中生减负180元。广大农民群众高兴地说：“种田不纳税，上学不缴费，农民得实惠，和谐好社会。”2008年，国家全面免除全国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两免一补”政策加快了普及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的步伐，普及义务教育取得跨越式发展，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2006年，国家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新义务教育法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义务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是对中国依法普及义务教育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指导和保障义务教育事业发展的制度与准则。在很多方面有创新、有突破，为中国义务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十七大后，国家再度加大对全国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相继建立了完备的教育保障基础。随后，国家大手笔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展试点，按照学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试点覆盖680个县，惠及约2600万学生。到2011年，中国初步建立起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较为完整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基本实现了“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去学习机会”的承诺。
随着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越来越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源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科技、教育、人才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民族素质竞争。教育对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发展科学技术、培养人才具有基础性作用。
教育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恰如胡锦涛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所言：“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全党全国要积极行动起来，坚持育人为本，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提高质量为核心，推动教育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发展，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这是孟子见梁惠王时所说的一段话，讲的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历代执政者必须重视的问题：社会保障。即，要做到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
两千三百多年前，中国处于生产力低下、战争频繁的战国时期，孟子提到的包括养老在内的社会保障，是低水平的。比如五十岁的人能穿丝帛衣服，七十岁的人能吃上肉，头发已白的老人不需要挑着担子跋涉在道路上。但就是这样的低水平，对孟子而言，也只是一个梦。农耕社会大部分人生活在农村，科技欠发达，商品交流不频繁，有限的土地难以承载过多的人口，再加上专制社会政治清明时期总是十分短暂，政府对居民的养老保障，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法定义务，养儿防老是不得已的选择。可以说，孟子的梦，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难以实现，是历史的局限使然。
新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也有相当的改善。但这其中不和谐的是，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年年增长，用于官员阶层的“三公”支出占相当大的比例，另一方面还有相当多的人“老无所养”。这些人“老无所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社会缺少足够的财富，也有财富的分配方式欠公平的因素。
20世纪末，中国出台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对低保对象的确立、申办程序、申请条件、资金来源、办理流程、退出机制等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由此正式确立。中共十六大以后，城市低保制度建设步伐显著加快，各地都制订了相关的低保政策和法规。到2003年，城市低保制度在全国基本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覆盖2200多万人，共支出低保资金150余亿元，且基本上做到了应保尽保。不仅如此，中国的城市低保制度还进入更加完善的转型期，实现了一系列的转变：从生活救助向综合救助的转变，从平均主义救助向分类救助的转变，从普遍型救助向选择型救助的转变，从维持型救助向发展型救助的转变，从不太规范的救助向比较规范的救助的转变。
城市低保制度建立后，全国各地还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物价上涨幅度等因素，对低保标准进行适时的调整，以确保低保户的基本生活保障不因物价因素而受到大的影响。例如徐州市自从1997年建立城市低保制度后，到2010年，连续10次提高保障标准，从最初的283元提高到320元。从2010年7月1日起，徐州市又将纳入低保的残疾人、
单身人员和70岁以上的老年人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340元相应提高到384元，纳入低保的困难企业军转干部本人的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425元提高到480元。
据民政部的统计，到2011年底，中国共有城市低保对象1145.7万户、2276.8万人。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城市低保资金659.9亿元，比上年增长25.8％，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502.0亿元，占总支出的76.1％。2011年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为每人每月287.6元，比上年增长14.5%；全国城市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240.3元（含一次**补贴），比上年提高27.1％。在城市“三无”救济方面，2011年城市“三无”救济19.3万人，比上年增长30.9%。
在此基础上，2007年7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通知指出：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
2007年底，全国农村低保制度基本建立，中国农村低保事业迈出关键性步伐。到2011年底，中国有农村低保对象2672.8万户、5305.7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91.7万人，增长了1.8%。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农村低保资金667.7亿元，比上年增长50.0%，其中中央补助资金502.6亿元，占总支出的75.3%。2011年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为每人每月143.2元，比上年提高26.2元，增长22.4%；全国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106.1元（含一次**补贴），比上年提高43.4％。
中国的城乡低保制度从无到有，从重点救助到全面覆盖，从形式单一到综合救助，基本上实现了应保尽保，有力地保障了中国城乡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需要，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使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开始面临考验。医疗保障制度是涉及人群最广、运行机制最复杂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因此，以它为核心的医疗改革，至今仍然是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级难题”。
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主要针对的是传统医疗保障制度社会化程度严重不足、国家财政和企业负担过重的弊端，采取渐进改革的方式，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开，不断扩大覆盖面，以确保改革顺利、平稳进行，最小化地影响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问题。
进入新世纪后，国务院提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改革与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同步进行，此项决策被称为“三项改革”并举，从而使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医改主要内容整体推进，弥补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可能存在的疏漏。2002年，除西藏外，全国所有地级统筹地区全部启动此项改革，参保人数共计9400万。2003年4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企业的积极努力下，2003年参保人数突破1亿。
此后，连续几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达了关于城镇灵活就业人员、混合所有制企业和非公所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农民工等人员参加医疗保险的意见，使那些最容易被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忽略的人群，及时纳入到医疗保障制度中来，保障他们应得的权益，也使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逐步扩展到所有应覆盖的人群。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从2003年6月起开始试点，首批全国确定了304个试点县，覆盖农村人口9300余万人。为推动试点工作顺利进行，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会议。会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做出指示。胡锦涛指出：“这是一件为民、便民、利民的大好事。望加强领导，完善试点，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改善服务，造福农民。”
此后，试点地区逐年增加，2004年全国试点县、市增加到333个，2005年做到每个地（市）至少有一个试点县，全国试点县达到641个，覆盖人数达2.25亿人，实际参加农民1.63亿万人，参合率达到72.6%。2007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进入了全面推广阶段。到年底，全国2448个县（市、区）已基本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7.3亿农民，参合率达85.9%。2008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比原初设计提前两年实现了全覆盖。同时，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于2007年启动；2008年扩大试点，到11月，全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过亿；2009年试点城市达到80%以上；2010年在全国全面推开，逐步覆盖了全体城镇非从业居民。
截至2011年9月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了95%以上的城乡居民，参保人数增加到12.95亿人。为此，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刊文称，中国全民基本医保制度是“地球上覆盖面最广的医保项目”，“世界上没有其他哪个国家能够在5至6年里达到这种成就”。
为了生命的质量
塑料袋，可以说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易耗品，每人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的塑料购物袋。但是，塑料袋在为每个人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由于过量使用及回收处理不到位等原因，造成了严重的能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特别是超薄塑料袋容易破损，大多被随意丢弃，成为“白色污染”的主要来源。
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旅游区、江河中、公路和铁路两侧，人们总是能或多或少地看到废弃塑料垃圾的视觉污染。这些废塑料散落在地面上，或随风挂在树枝上飘扬、或漂浮在水面，污染环境、传播疾病。除此之外，由于塑料结构稳定，不易被天然微生物菌破坏，在自然环境中长期不分离。这就意味着废塑料垃圾如不加以回收，将在环境中变成污染物永久存在并不断累积。废弃塑料垃圾在环境中的危害有以下几个方面：
影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废塑料制品混在土壤中不断累积，会影响农作物吸收养分和水分，导致农作物减产；漂浮在长江中的塑料制品给水源取用带来很大困难，造成泵抽空和堵塞，给工业生产和水电站造成巨大损失。如葛洲坝水电站，每天因清理漂浮的塑料垃圾，停机损失发电20万千瓦/时。如继续让塑料垃圾污染水体，那对发电造成的损失，将不堪设想。
对动物生存构成威胁。抛弃在陆地上或水体中的废塑料制品，被动物当作食物吞入，导致动物死亡。在动物园、牧区、农村、海洋中，此类情况已屡见不鲜。
废塑料随垃圾填埋不仅会占用大量土地，而且被占用的土地长期得不到恢复，影响土地的可持续利用。进入生活垃圾中的废塑料制品很难回收利用，如果将其填埋，200年的时间不降解，会导致大片土地被长期占用，加剧了土地资源的压力。不仅我们这代要被垃圾包围、也会使子孙后代失去生存的空间。
影响了垃圾的综合利用。混有塑料的生活垃圾不适用于堆肥，要从垃圾中分拣出来废塑料，这样又增加了堆肥成本。污染了的废塑料因无法保证质量，其利用价值也很低。
随意丢弃的塑料垃圾增加了环境卫生部门的工作强度和压力，塑料垃圾还很易携带细菌、传播疾病等。
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从源头上采取有力措施，督促企业生产耐用、易于回收的塑料购物袋，引导、鼓励群众合理使用塑料购物袋，促进资源综合利用，保护生态环境，进一步推进节能减排工作，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于2007年12月31日发布了《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该通知被群众称为“限塑令”。
《通知》规定：禁止生产、销售、使用超薄塑料购物袋；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加强对限产限售限用塑料购物袋的监督检查；提高废塑料的回收利用水平；大力营造限产限售限用塑料购物袋的良好氛围；强化地方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责任。
事实上，对超薄塑料袋的限制，中国早在1999年就开始了，有北京、天津、江苏、辽宁等十多个省市陆续“试水”。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大型超市、商家也自行推出塑料袋有偿使用的规定。在有“香格里拉”之称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从2001年起禁用塑料购物袋，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禁用塑料购物袋的地区。
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为彰显绿色奥运，北京市在奥运村中使用800多万个绿色生物可降解塑料袋，包括40万个黑色垃圾桶塑料袋、750万个放在运动员房间内的白色塑料袋和20万个医用黄色塑料袋，都是使用可降解材料制成的。
但是，“限塑令”效果的呈现，显然需要一个过程，也存在执法上的多种难处。但要真正让“限塑令”落到实处，政府相关部门必须采取刚性的监管措施。一是要对购物袋的材质严格把关，一定要使用环保的、可循环利用的材料；二是对于目前因现实条件还无法完全以环保材质替代的地区，在尽量减少塑料袋使用的前提下，严格定价标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各种经营机构进行抽查，完善相关奖惩机制，不可使“限塑令”沦为一纸空文。
正如商务部商业改革司副司长门晓伟所说，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是一场消费革命，目的是为了减少塑料袋的使用，鼓励使用竹篮子、布袋子等替代品，节约能源和资源，保护环境。限制塑料购物袋生产、销售和使用，不可避免地会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不便，但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造福子孙后代，作出一点牺牲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与塑料袋所造成的可视“白色污染”相比，吸烟的危害则可以称作是“无形杀手”。“饭后一根烟，赛似活神仙”，殊不知这句“老烟民”们口口相传的“秘诀”，伤害了多少人的健康。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在“烟文化”的熏陶下，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烟”似乎成为具有男人魅力的象征之一。现代人类随着工业文明的推动，物质文明在极大丰富的前提下，压力也越来越大，许多女性对“吸烟”也趋之若鹜，人们仿佛在“烟气”中寻找到了一丝解脱，当他们意识到其实“烟”的危害非常大的同时，也知道它正一步步的吞噬着我们的健康，但却永远摆脱不了它的**。
如今，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吸烟者肺癌的发病率比普通人高20～25倍，且与吸烟的量和吸烟时间的长短正相关。香烟燃烧的烟雾中含有的化学物质超过上千种，其中已经确定的致癌物质有4-苯并芘、尼古丁、焦油等。此外，放射性元素钋-210、碳-14及砷、镍等也都有致癌作用。通过降低焦油含量或加用过滤嘴使烟草中致癌成分发生改变，则肺癌的组织学类型也能发生改变，更证明吸烟与肺癌的发生密切相关。当尼古丁被吸入人体内后，会对心脏与血管等组织产生不良作用，使交感神经因异常兴奋，而引起血管收缩，心脏不得不加快作用，于是血压也就升高。有学者做过这样的报告，只抽一两根香烟，就会使血压的指数发生变化，那么要是一年中抽上好几十包，这样几十年累积下来，必定会产生不良影响。
同时，研究还表明，每点燃一支香烟，将释放4000种有毒有害物质，其中部分毒害成分将残存于废弃烟头中，包括氨、醋酸、钋-210（Po-210）、醋酸纤维素以及塑料材料。尽管单个烟头中的有害成分含量不高，但由于废弃烟头总量庞大，其对环境的危害不容忽视。此外，小小的烟头往往会成为森林火灾的罪魁祸首。烟头虽小，威力甚大。随意的一扔，有可能就是几亿的损失和无法挽回的环境代价。
正因为吸烟有着诸多危害，截至2006年10月，世界上已经有154个国家和地区颁布了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其中爱尔兰是世界上第一个立法规定无烟工作场所的国家。加拿大和美国也通过省或者州级立法措施实现无烟化。中国香港自2007年1月1日起，绝大部分工作场所和公众场所的室内区域实施禁烟。
中国是世界知名的“烟草大王”，吸烟人数更是高居世界首位。2007年5月29日，卫生部发布了《2007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报告指出：
我国有5.4亿人遭受被动吸烟之害，其中15岁以下儿童有1.8亿，每年死于被动吸烟的人数超过10万，而被动吸烟危害的知晓率却只有35%。二手烟既包括吸烟者吐出来的主流烟雾，也包括从纸烟、雪茄或烟斗中直接冒出来的侧流烟。二手烟中包含4000多种物质，其中包括40多种与癌症有关的有毒物质。在二手烟中，许多化合物在侧流烟中的释放率往往高于主流烟。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表明，吸烟对人类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主要导致哮喘、肺炎、肺癌、高血压、心脏病和生殖发育等。其中，二手烟对被动吸烟者的危害一点也不比主动吸烟者轻，特别是对少年儿童的危害尤其严重。调查显示，在我国，被动吸烟的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和儿童，尽管她们自己并不吸烟，但经常在家庭、公共场所遭受他人的二手烟。除此之外，职场、会场等，也经常会成为二手烟泛滥的场所。身处这种场所的人，虽然没有直接吸食香烟，可是若将二手烟吸入体内，仍能对身体造成危害，甚至比直接吸烟者受到的危害还要大。
为了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提倡社会公德，减少吸烟造成的危害，北京市在2008年3月24日召开的人民政府第2次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若干规定》，决定于当年5月1日起，率先实行公共场所禁烟。
在这份《规定》中，详细划分了十大公共场所的禁烟范围：
（一）医疗机构的室内区域；
（二）托儿所、幼儿园；
（三）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
（四）高等学校和其他教育、培训机构的教学区域；
（五）影剧院、音乐厅、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科技馆、档案馆、少年宫、纪念馆等科教、文化、艺术场所；
（六）商业、金融业、邮政业和电信业的营业厅；
（七）公共汽车、出租车、轨道交通等公共交通工具内及其售票厅、室内站台；
（八）对社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
（九）体育馆、健身馆；
（十）健身场，体育场的比赛区和座席区。
但是，“禁烟令”真正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早在2008年1月份，人民网曾就“北京禁烟范围将扩大”为题，发起了网络调查，初期结果拥护者过半。不过，时隔几月再次查看这个调查结果，却发现有57.2%的被调查者“坚决反对”，理由是：餐厅、通道都不让抽，何处吸烟？——这是一些烟民的“心声”。
“这个政策有它的道理，很多人不吸烟，讨厌烟的味道等，这可以理解。但不能这么一刀切的就禁烟了。有很多其他的处理方法，比如说全天限制时段等。要不然一开始恐怕难，什么都得有一个过程。”调查中，一名老烟民如是说。
诚然，要做到全面禁烟确实阻碍重重。但为了生命的质量，实行禁烟势在必行。2011年5月，中国卫生部印发了修订后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修订后的实施细则第十八条规定，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室外公共场所设置的吸烟区不得位于行人必经的通道上。公共场所不得设置自动售烟机。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开展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并配备专（兼）职人员对吸烟者进行劝阻。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国家控烟办主任杨功焕已经勾勒出未来五年“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的路线图：在室内公共场所看不到有人吸烟、闻不到烟味；所有公共场所看不到和听不到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不再有向青少年销售香烟或由青少年销售烟草制品的现象。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第21个“世界无烟日”所提出的口号那样：“烟草致命如水火无情，控烟履约可挽救生命。”为了生命的质量，也为了你我的健康，全面禁烟，请从今日开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