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翻译现代性：跨境的翻译_第二部分小结
第二部分小结
《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的首个中译本的相似之处首先在于，它们都由同一译者在相近的时间译出。《在路上》主要由黄雨石和施咸荣译出，而《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则是由施咸荣独力完成。《在路上》的中译本翻译出版于1962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中译本翻译出版于1963年，《等待戈多》的中译本翻译出版于1965年。其次，这三个中译本在外部环境、翻译目的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的首个中译本的翻译、出版，处于中国完成资本的国有化、集体化而翻译也逐渐体制化之时。都是以内部书的形式出版发行，由国家扮演赞助人的角色。第三，译者的前言和译后记都十分鲜明地为“批判”指引方向。可见，《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翻译出版的目的都是为了使翻译成为维护社会主义现代化合法性的战场。
然而，同样的译者的三个译本也有较大的不同。通过本部分对译本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路上》的删改幅度最大。在《在路上》的译介中，1949-79的意识形态、社会准则、语言准则和诗学理念在石荣本这一《在路上》的第一个中译本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突显在译者的“自我审查”中。《麦田里的守望者》改动最小，不过也有移情的意象发挥。在《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译介中，施咸荣不仅对题目的翻译考虑到了意象问题，而且保留具有个人化语言表达（即使这样的个人化语言是粗口或粗俗的口语化表达），极大地冲击了所谓“社会主义文学”书面语的规范。《等待戈多》的翻译在英文本和法文本之间作出了自己的调整，并注重诗意的传递。在《等待戈多》的译介中，翻译唤起了译者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深深忧虑，在中国书写了《等待戈多》的更具悲剧命运感的文本，使原文在目标文化中以新的面目“活下去”。当然，这些不同与《在路上》是集体翻译，而《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是施咸荣的个人译作可能有很大的关系。进行集体翻译的译者在相互协调、风格统一的需要之下，在对原著的不同理解、接受程度之下，不得不相互妥协。
通过与台湾译本、后毛时代大陆新译本的比较更可看出，在整个翻译行为中，黄雨石和施咸荣倾向于删改有关“性”的语言和情节，并突出中心人物，体现了被牢牢嵌入知识分子的知识体系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诗学理念。台湾的译者以及文革后大陆的译者没有这方面的顾忌。但是同样是翻译西方现代派作品，黄雨石、施咸荣能够从意象出发抓住原著精髓，可能是后世的译者所不及的。这从现在施咸荣译本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也被台湾采用可见一斑，说明了施译对原著的把握得到译界的广泛认可。通过将三个译本分别与它们后来的台湾译本、大陆新译本进行对比，可以看出翻译很难说是一种真空中的行为，或者说“纯的翻译”是几乎不存在的。1960年代的译者受到诸多限制、背负政治包袱，然而忠实翻译“反面教材”以便进行批判的保护伞保护了译者的主体性，新时代的译者则受到市场的限制、要取悦大众亦不轻松。这些都是阻碍跨境的文学译介的因素。
令人惊奇的是译者在主体地位步步沦陷的情况下，依然保有部分的主体性，虽然这样的主体性被压缩到了极致。以批判
为翻译大背景的译介，既融合了内化于译者的翻译行为的国家意识（意识形态、诗学理念、语言规范等），也让译者在大动荡之中、在集体身份的阴影之下有了一个小小的安静书桌。他们的翻译不能背离通过批判西方的现代性文本以建立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合法性的大原则，却在具体翻译的时候寄托了自我的情感。这使得在毛时代进行的《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的翻译变得更加复杂。 如果说，在这三个文本得以译介之初，是因为急进的社会主义需要揭露和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阴暗面”，试图通过纳入“体制”的翻译来建立自身的现代化道路的合法性，结果却是从翻译文学这根政治神经的末梢反映出“异化”。无论是内化于译者的翻译的国家意识，还是译者不自觉的“移情”，结果是使这三部与当时中国意识形态极不相符的文本被译介过来，并为读者所喜爱。《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中的“不安的自由”本来是用来批判的“反面教材”，结果却让人思考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生态度，唤起对于命运悲剧的深层反思。
译者的内化了国家意识的自我审查使得译本更符合中国读者的口味，而第一部分中所说的“不安的自由”以一种更接近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的姿态被传递了过来。译者把 On the Road译成“在路上”，让中国青年体会到精神流浪；把 Waiting for Godot翻译成等待戈多，成为存在的意义的代名词。最为曲折的则是原题 Catcher in the Rye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将Catcher译成“守望者”，中间至少经历了几个意象的传递，但是最终归结到一种为他人的姿态。这种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翻译保留了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全新的“话语构成”的因素，同时为这种新的“话语构成”打上了“反面教材”的安全伞，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实质上为80年代所谓的“自我启蒙”、“告别革命”与中国社会的个人化进程打开了沉重的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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