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翻译现代性：跨境的翻译_五 1949-79：译者的特殊性

五 1949-79：译者的特殊性

翻译的体制化使得翻译成为一种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复杂勾连。在这一章中，我将检视1949-79的译者，进一步说明在极端政治化的情况下，译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仍然有自主性，但翻译也绝不是中立的、非政治性的、远离意识形态斗争的行为。

体制内的译者在1949-79年间扮演什么角色，他们又有哪些特殊性，这是本节所关注的。毛中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关系已经被很多学者探讨过。从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在毛泽东的“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理念之下，知识精英是要被打倒的，他们的“纯文学”自然也多多少少受到批判，但是“通俗文学”也并不因此就获得出头天，反而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进入一个更为尴尬的位置。知识分子与官方的关系十分微妙。简单来说，摆在进入到新中国语境的知识分子面前的选择是，进入体制内，或者徘徊在体制外。后者的境遇往往是经济上的困顿、写作不被承认和新的作品难以面世。刘志荣通过“被边缘化的文学路的延续”、“从现实战斗精神到现代反抗意识”、“民间意识、文人心态与文学精神”、“‘共名’时代的个人觉醒”对1949-76年间，已成名作家（如沈从文）和新生代作家（如白洋淀诗群）不能公开发表的作品的讨论，眼光独到地梳理了知识分子的传统在时代底层的延续和演变，提出在一个一体化的时代，文学和知识分子精神仍然有其多元性的遗存。然而，译者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声音和身份认同却很少得到应有的关注。

对于毛时代的译者的研究最为全面的是孙致礼，他提出仅在1949-1966年间，就有大约270位翻译工作者参加了英美文学的翻译工作，而由于文革特殊年代的限制，这270位译者也是1949-1979年间，中国翻译英美文学的主力。虽然孙致礼对他们进行了简单的分类研究，但是莎剧翻译家、诗歌翻译家、小说翻译家以及综合性翻译家都是依照原文的性质划分的，而他只是蜻蜓点水地提到这段时期译者总的表现为“加强了组织计划性”，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没有深入。

本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1949-79的译者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群体，经历了体制化的过程，虽然有多元性的遗存，但是他们的自主性更多是相对于原文而言，而非相对于国家而言。在全能主义式的体制化社会中，译者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促进信息的流通，更重要的是为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提供合法化解释，因而译者的主体性选择是在符合国家行为和体制要求的前提下进行。

前文提到的翻译的体制化作为译者面临的最直接的历史境遇对译者的影响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对于译者来说，政府赞助人掌握一切使译者完全不必考虑出版和收益问题，虽然常常赶工，译作的质量都很有保证。集体身份解决了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知识分子穿衣吃饭的基本物质需要，使他们从生活的重压下解放出来。领着政府工资、住着公家房子、子女也上公家学校的译者们受人尊敬，生活水平即使不说高于、至少也不会低于绝大部分的中国人。虽然，这种地位和生活上的优越性很快被一系列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打破了。

另一方面，对于译者来说，集体身份缓和了译者与赞助人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一致，但是意味着个人署名权的牺牲。从文革开始，由于四人帮是从上海发家，翻译的中心阵地从北京转到上海，常常由所谓“翻译连”当作革命任务进行突击，译者几乎完全丧失了署名权。有趣的是，这种署名权的一步步沦丧，大多不是出于强迫，而是风气使然。当黄雨石和施咸荣翻译《在路上》的时候，他们尚还联合署名“石荣”，算是与译作有那么一点松散的联系。而到了后期，大多数黄皮书的署名已经变成了“天津外语翻译学院”之类，或者如《斯大林和法国共产党(1941-1947)》译者署名“齐伐修”（齐来讨伐修正主义）, 《斯大林评传》的译者署名“齐干”（一齐干），这类配合时代主题的署名。

如前所述，体制化通过控制原著的流通模糊作者的创造性和著作权的同时，也否定了译者作为一种特殊的跨境的作者的创造性和著作权。韦努蒂从法律和伦理的角度指出这种“译者的隐形”的不合理性。他在承认作者的原创性和著作权的同时，也呼吁译者的原创性和著作权得到应有的承认，实际上提升了译者和译作的文化地位。但是让译者“显形”并没有那么容易。压制译者和译作的，不仅仅是著作权法。以笔名的方式、尤其是集体笔名的方式署名，或许说明了著作权不是译者主体性的唯一诉求和实现途径。

1949-79中国的例子可以说明体制化和译者的主体性是交互作用的，译者所持的美学假设受到了接受文化（目标系统）的社会准则和文学传统极大的影响。翻译体制内的译者大多通过翻译理念上的反思来强调自身的主体性，不过这些译者，并非始终有权利选择翻译什么以及如何翻译。所以在翻译格局中，呈现出一种既受到毛时代翻译体制局限性的影响又借助体制推行自己的翻译理念的主体间性。

（一）黄雨石

黄雨石（黄爱）是一个体制内的译者。黄雨石在清华外国语文研究所时候的导师是钱钟书，他开始翻译也与钱钟书有不解之缘。他在1950年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研究所结业后随钱钟书参与中国意识形态输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英译毛泽东选集。1954年转入中国规模最大、影响力也最大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新中国的出版事业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这也是体制内的最大的出版机构。

黄雨石的绝大多数的翻译生涯都是在翻译体制化下度过的。他从1954年开始加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到1981年退休，一直在这里工作，并在1979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他不仅翻译了作为黄皮书出版的《愤怒的回顾》、《椅子》、《老妇还乡》等一批现代派剧本，而且为《在路上》、《往上爬》写了“译后记”。他的译作还包括，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泰戈尔的《沉船》、巴特勒的《众生之路》、康拉德的《黑暗深处》、劳伦斯《虹》、《奥凯西戏剧集》、格林的《第三个人》、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与其子黄宜思合译）等等。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英语编辑，他也编辑、校改和审定了相当数量的翻译稿子。这些成就使他在2004年获得中国“资深翻译家”称号。

译者身处体制内并非意味着译者与体制没有任何冲突。从黄雨石的译著来看，很多都是如今家喻户晓的优秀译本，而涉及的范围多是现代主义的作品。这是他参与黄皮书、灰皮书的选题和翻译工作的心血，也是造成他在一系列运动中受到政治上的冲击的原因。在文革中，黄雨石被揪出来当作“搞黄中之黄”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受到严厉的批判。据黄宜思说，黄雨石常常教导他们要懂得“人生是一场悲剧的道理”。不过这并不代表黄雨石因此就有了消极避世的想法，有的时候他甚至会不顾官方意识形态的高压，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

译者与体制冲突的结果之一，是有的时候，有些译文因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关系而得不到出版。比如前面说到的法斯特（Howard Fast）的《斯巴达克思》的黄雨石译本，由于法斯特在1958年退出美国共产党，编辑好的译著终究不能得到出版，译者的劳动成果付诸流水。不过，翻译得体制化让译者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那就是出版与否与译者的经济利益无关。所以黄雨石在得知自己译的《斯巴达克思》不能出版之后，大度地说，“工作做了就行了，何况我还得了几个稿费钱呢”。这在外国的译者看来大概是不可思议的。

翻译体制化操纵了译者的命运。当1971年林彪事件后，黄雨石终于从干校回京，他不能重回原职而是被分到了版本图书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命运，仅仅在版本图书馆的临时编译室就有几十个专家学者，比如绿原、萧乾、于干、邓蜀生、沈凤威、刘邦琛、尚永清、陈步、高士彦、陈代熙等等。在这里，他们共同翻译了文革后期的一些“内部书”，如《光荣与梦想》、《俄国海军史》、《基辛格传》、《卡特传》等。看来，中国的译者继承了传统儒家的能屈能伸的平常心。

（二）“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黄雨石的实践翻译观

从1954年开始翻译，到1981年退休，黄雨石主要的翻译实践都处于意识形态至上的时期，因此作为他的翻译实践的总结，他的《英汉文学翻译探索》受到时代的社会准则和文学传统的影响。归纳起来，黄雨石的核心理念来自马建忠的“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并具体提出自己的三个理念：风格统一论、以义译为主的实践翻译观、和译者修养论。

黄雨石提出的合乎标准的翻译应是“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这原本是《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在“拟设翻译院议”中提出的。不过黄雨石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标准，即必须“随时注意做到使译文在涵义、功能、语气、时态、逻辑、文体等六个方面全都与原文一致”。译文如果在这六个方面与原文都没有明显的抵触或差异，这句译文便可以说已达到了“适如其所译”的要求。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以下观点：

第一，黄雨石认为翻译必须“传神达意”，必须译出原文神韵（风格），这是首要的，为了保持风格统一，即使译者有所创作，也是对原文的“忠实”。可见其对风格统一的重视。

根据他的个人体会，黄雨石将翻译中所要传达的“神韵”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一，特别富于联想的词句和难以传达的微言妙语。二，说话（或写作）人有意或无意透露出的弦外之音。三，整段文字的特殊气氛。在他看来，尽管属于第一类的“较高级的神韵”，可说是在翻译中难以再现，而属于第二、第三两类的“普通的神韵”——实际也就是林语堂所讲“原文之字神句气与言外之意”，再加上整段文字的气氛等——则是一般译者都能够而且应该力求对之“忠实”的。他强调“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随便一句外文都有难以传达的神韵”。实际上，译文必须传神，必须译出原文神韵，首先是针对那些二、三类的“普通的神韵”而言。通过他的分析，译文传递与原文统一的风格不再是难以捉摸、虚无缥缈的，而有了比较具体的内容。他的最核心的原则是，不论译文说法如何变化，决不应任意增减，自然更不能偏离原文的基本涵义。

对于译者施展自己的创作才华是否是翻译的初衷的问题，黄雨石认为为了保持风格的统一，这是十分必要的。按傅雷先生的说法，“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那就是说最优秀的译文也不可能恰到好处地完全呈现原文的“韵味”。但是黄雨石认为“把省略的词补进去，把有些译文改得更贴近原文一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他更进一步引用培茨在《现代翻译》提出的观点来说明译者的修养可以提升译作的水平：“在翻译界长期流行的一种神话是：任何翻译作品，永远不能达到原作的水平。但要知道，任何一部原作，本身也是翻译，就是说，也是先有意念，后译成文字的。那么，只要译者能按照相同的思路重新掌握原作的思想，而他同时又具有不次于原作者的写作能力，他为什么不能达到和原作相同的水平！而如果他的写作能力更胜于原作者，那他的译作又为什么一定不能更高于原作？”因此，译者应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以传神达意，必要时甚至可以完全抛弃原文的语言形式，恰如其分地用译文表达出来。

在黄雨石看来，“文字”之“信”并不是翻译的最高目标，“神韵”之“信”更为重要。这种自主权对翻译有积极的影响，我们可以在钟玲评价王红公（Kenneth Roxroth）的翻译中得到印证。钟玲提到王红公翻译杜甫诗歌时参考的材料，大多不是杜甫的中文原文，而是别人译的杜诗的英文译本、法文译本，或德文译本。“奇怪的是，王红公译文之中，译的最动人、最优美的，反而常是他自由发挥、与原文差异极大的片段”。王红公曾表示“他希望他的译文能忠于原作的精神，而且译文本身必须是有水准的英文诗”。不过，这里也可以看出，黄雨石对风格的看法虽然在翻译实践中给了译者更大的自主权，但这种自主权是相对于原文，而对接受文化（目标系统）的社会准则和文学传统的影响只字未提。两个有趣的问题是：首先，他是否真的在翻译实践的时候是这样做的？他是否在翻译中曾任意增减？其次，当原文的基本涵义与国家意识形态冲突的时候，这一翻译理论又是如何为翻译目的服务的？

第二，在翻译策略上，黄雨石认为，实际上不是说任何一句原文都既可“直译”，又可“义译”，任凭译者选择。在翻译实践中其实不太可能分辨出这两种翻译方法。

在直译和义译的问题上，黄雨石认为翻译理论应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的影响。黄雨石提出自鲁迅以来，在中国的翻译理论界，始终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即重直译。因为鲁迅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所以毛时代的学者往往维护鲁迅，茅盾甚至说，鲁迅提倡直译是把翻译“提高到政治斗争的原则问题来处理的”。近来的学者，比如张君玫等分析了鲁迅“宁信而不顺”的提出有特定的历史和心理原因。黄雨石比张更早地指出了这一点，并且认为重直译的态度本是对翻译事业的负责态度，对作者和读者的责任心，是社会责任感的表现。但是有些人所重的“直译”完全可能就是另一些人所讲的“意（义）译”，所以会使整个问题显得混乱。他认为之前的学者由于意识形态的制约，所以宁愿说直译、义译可以不分（如“直译不能不是意译，而意译也不能不是直译”），宁愿为直译重新定义（如“所谓直译是指真正的意译”或“真正的直译……是要用最恰当的中国话表现原意”），却不愿直斥“直译”之说为非，不愿为义译正名，浪费了众多的精力。

黄雨石明确地反对完全的“直译”，并为了说清义译不等同于不负责任的“胡译”、“乱译”, 。黄雨石对“直译”和“义译”做了定义和区分。黄雨石提出，仅只是为了划出一条明确的，而且是唯一可信的界限来，他认为学者们有必要承认：所谓直译就是逐字译，也就是英语的word-for-word translation。由于这是一种字对字的翻译，所以，一、不必一定考虑整个句子的涵义；二、译文完全保留下原文的语言形式——做到和原文字面相似，结构相同。至于义译，当然便是与直译相反，首先是译出原文涵义，sense-for-sense，不一定要保留原文形式，不要求做到和原文字面相同、结构相同的翻译了。别的所谓划分法，黄认为是

根本不存在的。

与之相关，在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上，黄雨石认为合格译者越少空谈理论越好，否则说得天花乱坠，结果只不过是更增加一重重迷雾而已。要搞好翻译必须脚踏实地地学（永不停止地提高中外文修养），脚踏实地地实践（逐步积累越来越多的经验），以使自己的作品日益提高，以达到接近完美的地步，所有那些“高论”或“捷径”在他看来，全都无补于实际。所以黄雨石质疑严复的“信、达、雅”三难说，提出严复的“信、达、雅” 虽早有人撰文指明其非，但直到今天，仍然被不少人奉为“圭臬”。黄认为，“译事三难：信、达、雅”的提法本身便包含着极大的逻辑混乱。严复明确地说要做到“雅”，就必须“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这显然是不能普适的。即使有人强辩说“雅”不过是要求文字优美罢了，那么离开原文空谈译文文字优美，显然也是不妥的。而“信”和“达”并非两难，而是难在难于兼顾。“一句恰到好处的译文，对原文而言为信，对译文读者而言为达：信是达的基础，达是信的表象。”在黄雨石看来，信和达只是由于严复不可能理直气壮宣扬翻译可以完全不顾原文而不得不顺便提出的陪衬罢了。而且严复本人也曾找台阶下，在《天演论》“译例序”中补充说，“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

黄雨石反对理论具有普适性的观点，在他自己的理论建构中也有体现。在他看来，一种翻译理论是不可能普遍适用于任何语言的翻译实践，所以他对自己提倡的“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的翻译原则也提出了限定条件。包括：1）仅适用于英汉互译，其他语言不在适用范围；对于黄雨石来说，汉译英和英译汉看似很相近，实际却简直是完全隔行的两种工作，更不用说其它语言的对译。2）一般的文学翻译，在他的概念中指的是科技作品以外的其他的著作的翻译。3）不适用于诗歌和哲学的翻译。

那么，在黄雨石看来，一个人的中、外文修养必须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能算胜任翻译呢？他提出了两点基本的条件。首先，一个合格的译者必须精通外文，能够充分理解一部作品的主旨、细节、倾向和风格等。不过，“只要能做到和一个具有一般或较高文学修养的读者相仿也便行了。因为我们还能依靠反复阅读、思考以及多方查问等办法来加以弥补。”其次，他尖锐地指出凡读过书的中国人自然都会写中文的想法是绝对错误的。“无论如何，把自身能力的不足——对原文理解不透，汉语修养不高——全笼而统之地归之为‘翻译难而又难’或翻译不可能，那是决无根据的。”

在这一问题上，黄雨石显然受到了当时流行的翻译理念的影响。当时中国翻译界对西方的翻译理念不甚感冒，所流行的翻译思想大多来自苏联和中国内部。黄雨石认为一个合格的译者的能力“总的讲来不能低于一位普通作家。而且在多方摆弄文字的能力方面他甚至应高于一般作家才行。”这一观念受到楚柯夫斯基、朱自清、茅盾等人的影响。朱自清认为“只有文学家才能胜任翻译文学作品”。茅盾认为“翻译文学书的人一定要他就是有些创作天才的人”。苏联作家楚柯夫斯基提出的“小说的译者应是作家，是语言大师”。所以黄雨石认为一个合格的译者应该有能力适应各种不同原作者的需要，译者必须比一般作家：1）占有更多的汉语词汇，不乱用文言词。2）更善于摆弄文句。3）更善于有意识地使用各种文体，（如叙事体、抒情体、描绘体、公文体、口语体等等）和各种风格（如典雅的风格，通俗的和朴实的风格，或意在卖弄的风格等等）。4）更具有极其敏锐的词感、语感——简单地说，也就是对于某个词是否用得其所，某个句子从逻辑、时态、语态、汉语习惯等等方面来讲有无问题，某些用语和句式是否适用于某类文体等等都必须十分**，略一读过便能对这些问题有所体察。但是黄雨石强调不能设想靠翻译来“改造”我们自身，翻译对丰富本国语言的作用不宜过分夸大。

综上，黄雨石的翻译风格统一论、义译说和译者修养论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在翻译风格上，黄雨石认为翻译最重要的是“传神达意”。在翻译策略上，直译和义译的问题在这里得到比较彻底的解说。因为最终目的是“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译者在实践时只要能保证思想内容的忠实传神，大可施展才华，灵活运用。至于翻译和实践的关系，他认为错误的理论或者僵硬地理解理论是影响翻译质量的关键。一些翻译上的具体问题，比如涵义欠贴切、中文欠圆熟、语气欠妥当、用词欠准确等，是译者修养的问题。在书中，黄雨石反复奉劝大家远离所谓“传授翻译技巧的书”，致力于提高中外文修养。总之，黄雨石的翻译观将马建忠的“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层面，并且受到中国传统译论和苏联翻译理念的影响。

（三）施咸荣

施咸荣也是一位毛时代的翻译体制内的译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从施咸荣的生平来看，他的成长是毛时代拥护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施咸荣，籍贯是浙江省鄞县人，1927年4月11日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上海著名的天主教会学校“圣芳济”，施咸荣打下了英文和法语基础。施咸荣的坎坷命运始于幼年丧父。这不仅使他切身感受到贫寒的普通家庭的种种艰辛，也可能是他后来对革命和通俗文艺感兴趣的原因。1946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施咸荣也从圣芳济学院毕业。怀着报国热情，施咸荣投考了上海临时大学农艺系，希望能解决农村凋敝这一在他看来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但是农艺系和他理想之中的救治农村相去甚远。1947年他退学重又考入南京的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际，施咸荣没有跟随大半的外交系同学前往台湾，而是选择了留下。他来到北京，重新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在清华大学外文系，由于他外语基础本来就不错，所以得以在课余时间开始了写作和翻译，读书期间已出版3本译作。临毕业之际，由于国家对大学院系进行调整，他再次转学，在北京大学西语系的英语专业毕业。1953年毕业之后，施正式加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开始长达二十八年的编辑生涯。这一职位使他在毛时代翻译“体制化”最重要的产物之一的“黄皮书”的选题和翻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文革结束后，施咸荣曾担任过很多职位，比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之类。1981年，施咸荣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社会文化室主任。1984年获富布赖特基金资助，访学哈佛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这次访学经历使他近距离地接触孕育当代美国文学的文化环境。在当时较少有学者走出国门的情况下，更加奠定了其在美国文学研究中的地位。1985年，在文革前后波谲云诡的政治环境中浮沉了大半辈子的施咸荣成为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起，施咸荣开始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和《美国研究》杂志副主编，直至辞世。

施咸荣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真心拥护，并且大力宣传。施咸荣展现出对革命的认识的第一篇署名文章，是1950年《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上发表的关于北京郊区的土改运动的英文评论。这份报纸是外资在上海生命力最顽强的报纸，主编鲍威尔父子对中国革命抱有同情态度。1949年后，英文报刊中凡是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的都被接管，其它的一些也因为“劳资纠纷”停刊（如《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 1949年6月停刊），或“涉嫌造谣”停刊（如《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 1951年3月31日停刊）。只有《密勒氏评论报》一直出版至1953年，成为当时中国大陆发行的唯一外资报刊。1949年后，在信息极度闭塞的情况下，有读者写信给小鲍威尔说：“通过《密勒氏评论报》，新中国给他们形成一种印象：中国人民忙于修建水坝、夷平高山，总体上在重建自己的国家，他们没有时间放松和娱乐。”施咸荣的文章无疑也是向外界传递这一正面信息的报道之一。此外，施咸荣对革命的支持也展现在1963年8月8日毛泽东第一次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之后不久，施咸荣在官方期刊《红旗》上发表的专文〈一股革命的火焰在燃烧〉。

根据施亮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施咸荣和黄雨石（原名黄爱）都在“黄皮书”的出版中起过重要作用。与黄雨石类似，从1953年到1981年，施咸荣也一直在最大的官方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在其子施亮的回忆中，他与黄雨石共同主持了黄皮书的编辑工作：

其实，“黄皮书”是后人的称谓，而当时则是名为“内部书”。先父施咸荣与他的同事黄爱先生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工作，为了研究与介绍西方现代文学的各种流派，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共同主持编辑了这批书。这些书是限定发行范围的，仅供文艺界一定级别的领导与研究西方文学的专家学者做“内部参考”之用。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多年后施亮回忆的译介目的与官方目的的差异——在本文第四章的官方的描述中，西方现代文学是“反动”的，在了解和研究的同时，要“有力地加以揭露和批判”，而在施亮的回忆中，目的却是“研究与介绍西方现代文学的各种流派”。那么，当时的译者是否目的明确地是“为了研究与介绍西方现代文学的各种流派”？作为体制内的译者和编辑的施咸荣和黄爱是否真的介绍了西方现代文学的流派？他们是如何处理西方现代文学的问题何和手法的呢？第六至八章对翻译文本的分析将会是最好的回答。而在下一节，我将通过对“通俗文学”看法的不同进一步探讨施咸荣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合作。

（四）“通俗文学”的沉浮：施咸荣的翻译为读者的翻译观

施咸荣应该是四九后中国最早致力于为“通俗文学”正名的学者之一，对于读者和“通俗文学”看法的分歧也是他与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深层冲突。

“通俗文学”在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的视域内，根本就是一个现代性概念，指的是由现代文化工业批量生产的、投入市场流通的文学产品；而在中国喜欢“历史化”的情结下，通俗文学显然不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Roberta Raine曾总结了东西方语境下“通俗文学”的不同。在西方语境下，有很多不同的术语被用来描述“通俗文学”（popular fiction），其中一些都带有贬义，比如垃圾小说（junk fiction），一次性材料（throwaway materials），低俗小说（pulp fiction），庸俗文学（low-brow literature）等。另外一些则不带贬义，比如畅销书（best sellers），类型小说（genre fiction），当代小说（contemporary fiction）和白话小说（vernacular fiction）。而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对通俗文学的认识仅仅是这类文学的流行和低俗。

“通俗文学”面临尴尬的位置，是因为当时的革命现代主义下“大众”被升华为“人民”，通俗文学失去的不只是土壤，也是全部的合法性。革命和通俗文学的矛盾早在中国抗战后期就出现了。在1942年，《万象》杂志曾展开过一场关于“通俗文学运动”的讨论。主编陈蝶衣在发动这场讨论时首先写了《通俗文学运动》一文，试图调和新旧对立的矛盾。他说：“所谓的通俗文学，并不只是要求作者把作品写的通俗一些就算，还要作者更进一步地和大众在一起生活，向大众学习，学习大众的的语言，接受大众的精神遗产，移入大众的感情、趣味，而艺术地表现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倡导通俗文学的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使新的思想和正确的意识可以藉通俗文学而介绍给一般大众读者”。这是一种意见，而且就这篇文章看来，是很革命，很要求“进步”的一种意见。不过新文学那派似乎没有领情。到了毛的文艺思想体系下，这种意见也没有被官方意识形态接纳。所以，1949年后通俗文学的代表鸳蝴文学整体性地破碎为革命大叙事的“边角点缀”，鸳鸯蝴蝶派作家受到全面压制，失去了出版阵地与聚集写作的舆论环境。1949后，以鸳鸯蝴蝶派作家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作家，被当作“旧文人”而不是“作家”，无法进入“文联”或者“作协”等官方机构（有固定薪金的单位），经济上迅速陷入困顿。在这一过程中，党的高层领袖未有任何直接文件或指示下达对鸳蝴作家的处理意见。张均认为其原因可能是，虽然鸳蝴文学的市场占有优于新文学，但其话语类型属于一种“安全的叙述”，所以直接被官方遗忘了。但是，从我们前面对毛时代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文学叙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神话的历史任务决定了“民间”恰好是官方希望大刀阔斧进行改造的场所，“通俗文学”即使愿意小修小补地进行改良，也注定是不合时宜的。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的“通俗文学”也很难进入翻译的视野。单纯以“进步”的意识形态评判文学的危险在于，在1949-79翻译完全体制化、读者完全依赖译本的情况下，这很可能造成对文学整体认识的偏差，使其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本身就不准确。朱虹指出， 50年代“美国‘文学地理’被相当随便地重新调整为只有战斗的‘进步文学’或激进主义的‘暴露黑暗’的文学……因此，霍华德·法斯特、艾伯特·马尔兹、兰斯顿·休斯、西奥多·德莱塞、瓦尔特·惠特曼、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都被放在‘暴露政治与黑暗’这张‘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同时，一些重要作家如亨利·詹姆斯或威廉·福克纳，则大多遭到忽视或被当作颓废作家而一笔勾销。”朱虹进而提出，这种观点不仅造成对美国文学的误解，也对中国的当代文艺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使批评片面化、一边倒的同时，也束缚创作的自由。施咸荣对通俗文学的接纳和对文学作品艺术价值的敏锐认识，使他在以文学而非政治的眼光出版黄皮书的过程中，不仅挑选并翻译了如《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这样对中国影响深远的作品，而且也纠正了毛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人的知识结构中对外国文学的偏颇认识，产生出迫切的阅读愿望。

施咸荣推动“通俗文学”是在社会准则和文学传统之内进行的，与毛时代的意识形态要求没有正面冲突。施咸荣的第一部译文合集《马戏团到了镇上》中的〈马戏团到了镇上〉，是一个儿童故事，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故事的作者马尔兹（Albert Maltz,1908-1985）是美国左翼作家代表人物。讲述的故事也有一定进步性：马戏团到了镇上，爱迪和亚伦没有钱买票，于是跑去和其他孩子一样想用劳力换取免费看马戏的机会，一开始他们等了很久，好容易等到马戏团来到却不愿雇他们，在他们快要失望的时候，起了大风，马戏团的督促员不得不请他们帮忙，但是他们干活干得太累了，马戏开始的时候却睡着了，揭露了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向钱看，孩子们“没有文化娱乐”。这个故事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有群众喜欢看的跌宕起伏的情节转折，还有马戏带来的画面感和新鲜感。它是通俗的，也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以此改编的连环画也很受欢迎。

更多的时候，施咸荣对“通俗文学”的推动是借助体制的力量进行的。七十年代末期，施咸荣借助毛主席对黑人运动高度评价之机，与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董衡巽、朱虹、李文俊等撰写了《美国文学简史》，对黑人文学和美国现代主义文学从文学的角度作出评介。1972年施咸荣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回京，组织并参与翻译了在七十年代读者中有广泛影响的《战争风云》。这部1971年在美国出版的小说以战争为题材，穿插爱情，在1971,1972年连续好几个月荣登美国畅销书的榜首，后来又被拍成电视、电影，是一部典型的西方语境意义上的通俗小说。施咸荣通过翻译引入了西方语境意义上的“通俗文学”，一定意义上承认消遣娱乐的心理需求，承认世俗性、当下性、感官性都是大众意识的一部分，“人民”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地被还原为“大众”。

施咸荣试图通过对西方语境意义上的通俗文学的译介传递其背后的现代性，尤其是“商品性”。这在“中国语境”中很长一段时期都得不到承认，译者本身也深受其限制。施咸荣从社会学意义上关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通俗文学生产，和通俗文学的读者。在施咸荣看来，真正优秀的通俗小说并不比“纯文学作品”的艺术地位低，应该介绍大量优秀和健康的外国文学通俗读物取代那些出版市场初兴时候的低俗、色情作品。比如《汤姆叔叔的小屋》他认为与其说是政治小说，不如说是宗教小说，就是一本很好的畅销书。还有《飘》也是畅销书。作为“通俗读物”，畅销书的“商品性”并不意味着其在文学上就不可取。

施咸荣借鉴西方的观念，将侦探-犯罪-惊险小说、科幻小说、政治小说、历史小说、言情小说、恐怖小说、西部小说都归入通俗小说范畴。1983年，他组织翻译了美国研究通俗文化的专家托马斯·英奇（Thomas Inge）所编的《美国通俗文化简史》，后收入由他主编的《外国通俗文库》。他的宏大计划是准备写一部外国的通俗文学史，进行中国通俗文学与外国通俗文学的比较研究。基于这种思想，他与漓江出版社合作，主编了“外国通俗文库”，出版了英、美、日等西方国家约二十余种小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假若明天来临》、《烈药》、《百分之七溶液》、《偷宝石的猫》、《斯巴达克思》、《七十一号街幽灵》（英文版被改编成《伯恩的身份》三部曲）等。他还曾经想研究关于电影电视文学剧本方面的问题，但是最终未能进行这个大计划。但是《人民日报》、《南方日报》、《文汇读书周报》等都对此颇为关注，说是“欢迎专家入俗”，一时间使“通俗文学”成为社会话题。

施咸荣比较特别的翻译理念是，译者不应该有自己的风格，但是可以采取“模仿”做法：即找一位与原作者风格上相近的中国当代作家，对其风格进行模仿。他在翻译的时候，一边翻译，一边会阅读风格相近的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模仿他的风格，吸收他的词汇。”这意味着他以“归化”的翻译策略为主，强调接受文化（目标系统）的社会准则和文学传统。通过在翻译中引入选定的本土作家的词汇、风格，也接受了当中的诗学理念。

施咸荣敏锐地觉察到文学不可能是创作主体／生产主体和接受主体／消费主体其中任何一方的“自言自语”，而翻译更是让这一文学形式成为一个复调结构的复杂性。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所说，“创作主体对接受主体的依赖取消了艺术高高在上的姿态，使艺术走向生活、走向芸芸众生，这是一种自下而下的、艺术民主的革命”。施咸荣正是通过精心的挑选和忠实而流畅的翻译将通俗文学带回到民众的视野。

（五）结语：译者的主体间性

正如多元系统理论所言，接受文化（目标系统）的社会准则和文学传统“决定了译者所持的美学假设，从而影响翻译过程”。在黄雨石和施咸荣的共同作用下，《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于1962、1963和1965年出版。在翻译、出版这三部西方现代派代表作的例子中，译者的文学“品味”与意识形态作用下的社会“规范”很难被分得一清二楚，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混杂恰好体现了 “翻译的主体间性”。这里，笔者所说的“翻译的主体间性”指的是翻译处于主体与客体、个人与集体、自我与他者的交互作用之下。一方面，译者借助特定的意识形态要求来摆脱原文的控制，另一方面，译者又借助原文来对抗意识形态的操控。

换句话说，所谓的“译者的主体性”是复杂的交互作用下产生的一种现象，用“反抗”抑或“操纵”来解释恐怕都不够准确。在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的一篇影响深远的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中，他修正了自己在《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一书中提出的他者的存在会使自我丧失自为性的观点，而对“主体间性”做了更多的说明。在他原来的观点中，人在被抛入这个世界的同时，就被他者包围了，他者的存在打破了自为存在的本来秩序，于是他者的存在意味着冲突的永恒存在。而与“冲突论”不同，“主体间性”提倡要了解自我就要与他者接触，并强调在这种接触中人的主动性和自由意志。

无论是黄雨石对“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的传神达意的要求，对译者修养的强调，还是施咸荣对通俗文学的推广，对读者的重视和培养，都是具有主体间性的，并在他们的翻译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在下文对《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的珍贵的内部发行的版本和相关档案资料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正如Folkart和赫曼斯所说的那样，译者在译本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迹。那不时浮出译本水面的主体间性，既涵容了译者的自我审查，也为读者的情感参与开启了对话与思辨之门。

黄雨石和施咸荣的翻译思想的相似之处在于，二人在开始翻译实践之初，即处于“翻译是一项光荣而伟大的政治任务”的大环境之中，所以他们对作品的思想、内容都特别重视，强调翻译中对内容、思想、风格的理解的重要性。而鉴于受众对于外国文学的接受度（苏联文学除外）不是很高，他们在翻译《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等待戈多》的同时对被翻译作品的背景、思想、内容做了很多带有介绍性质和“价值判断”的工作。在翻译的时候坚持义译和坚持重视读者的翻译观，保护了译者相对于原文的自主性。不论如何，透过翻译的变色眼镜，极端革命的中国的读者得以审视这些资本主义的“异化”的现代派的作品，并最终发现了“自我实现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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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