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二）

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二）||五、学术与治术兼包《周礼》一书，体大思精，学术与治术无所不包，因而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后儒叹为‘非圣贤不能作‘，诚非无稽之谈。

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1:5回复此发言30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所谓‘学术‘，是说该书从来就是今古文之争的焦点。

汉代经籍，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的称为‘今文经‘，用六国古文书写的称为‘古文经‘。

汉初在孔子府宅的夹壁中发现的文献，以及在民间征得的文献大多是古文经，而立于学官的都是今文经。

今文经与古文经的记载不尽一致，因而双方时有争论。

汉代古文学以《周礼》为大宗，今文学以《礼记王制》为大宗。

为此，《周礼》每每成为论战中的焦点，加之它传授端绪不明，屡屡受到今文学家的诘难，如著名经师何休就贬之为‘六国阴谋之书‘；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则指斥它出于王莽篡汉时刘歆的伪造。

相反，褒之者如刘歆、郑玄等则誉之为‘周公之典‘。

尽管如此，《周礼》依然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

唐人为‘九经‘作疏，其中最好的一部就是贾公彦的《周礼疏》，受到朱熹的赞赏。

清儒为‘十三经‘作新疏，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冠绝一世，至今无有出其右者。

历代学者围绕《周礼》真伪等问题所作的种种考索，更是浩繁之至。

所谓治术，是说《周礼》作为一部治国纲领，成为历代政治家取法的楷模。

古人言必称三代，三代之英在周。

古人笃信《周礼》出自周公，书中完善的官制体系和丰富的治国思想，成为帝王、文人取之不尽的人文。

《周礼》的许多礼制，影响百代。

如从隋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礼》的‘六官‘设置的。

唐代将六部之名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

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等，也都是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而成。

又如‘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都城格局，成为历代帝王向往的楷模。

但历朝都城，大都沿用前朝旧址，故其格局难以刷新。

元始祖忽必烈建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乃以《周礼》为范本，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

以后，明、清两朝不仅沿用不废，还仿照《周礼》，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今日的布局。

朝鲜的汉城，同样有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乃是海外依仿《周礼》建都的典范。

《周礼》一书含有丰富的治国思想，《天官》概括为‘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等十大法则，并在地官、春官、夏官、秋官的叙官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详密严谨，宏纤毕贯，对于提升后世的行政管理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周礼》对官员、百姓，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辅的方针，不仅显示了相当成熟的政治思想，而且有着驾驭百官的管理技巧。

管理府库财物的措施，严密细致，相互制约，体现了高超的运筹智慧。

书中有许多至今犹有生命力的，可以借鉴的制度。

历史上每逢重大变革之际，多有把《周礼》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从中寻找变法或改革的思想武器者，如西汉的王莽改制、六朝的宇文周革典、北宋的王安石等，变法无不以《周礼》为圭臬。

清末，外患内忧交逼，为挽救颓势，孙诒让作《周官政要》，证明《周礼》所蕴涵的治国之道不亚于西方。

朝鲜时代后期的著名学者丁若镛（号茶山），曾撰作三十万言的《经世遗表》，主张用《周礼》改革朝鲜的政治制度。

任何一位空想家都不可能脱离现实来勾画理想国的蓝图，《周礼》也是如此，在理想化的框架之下，作者利用了大量历史材料加以填充。

不过，作者在使用时往往根据需要作了加工和改造，这是读《周礼》时必须注意的，这也正是此书的复杂之处。

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1:5回复此发言31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贯串生死的人生礼仪——《仪礼《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七贯串生死的人生礼仪——《仪礼》《仪礼》是现存最早的关于礼仪的典籍。

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年），初置五经博士，《仪礼》即居其一。

入唐，有‘九经‘；至宋，有《十三经》；《仪礼》均在其中，是为儒家经邦治国的煌煌大典之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

一、《仪礼》的名称、传本和今古文问题《仪礼》在‘三礼‘中，成书最早，而且首先取得经的地位，是礼的本经。

《仪礼》本名《礼》。

《汉书景十三王传》：‘献王所得书皆先秦古文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其中的《礼》，就是指《仪礼》。

《汉书艺文志》也只称‘《礼》‘，不称‘《仪礼》‘。

汉人还每每有把《仪礼》称为《礼记》的，如《史记孔子世家》说‘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出‘，此处的《礼记》，指的就是《仪礼》。

《后汉书卢植传》也称《仪礼》为《礼记》。

此外，郭璞注《尔雅》称引《仪礼》文学，屡屡称之为《礼记》，这可能是《仪礼》的经文之后大多附有‘记‘的缘故。

何休《公羊》注在引用《仪礼》经文或记时，则每每混称，而不加区别。

据清儒段玉裁考证，汉代《礼》十七篇的标题前，并没有‘仪‘字。

东晋元帝时，荀崧奏请置《仪礼》博士，才开始有《仪礼》之名，但尚未成为通称。

如唐人张参《五经文学》引《仪礼》文字很多，但都只说‘见《礼经》‘。

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礼经》用《仪礼》之名，于是成为通称，沿用至今。

但《礼经》之名也依然使用。

学者还每每称《仪礼》为《士礼》，原因是先秦好以篇首的几个字作为篇名或书名，《仪礼》十七篇的首篇是《士冠礼》，所以以其篇首之字而名之为《士礼》。

也有学者认为，《士礼》的得名当由内容而起，因为《仪礼》所记，以士的礼仪为主。

汉代《仪礼》的传本有四种，即大戴本、小戴本、庆普本和刘向《别录》本，四种传本都将《仪礼》十七篇分为冠婚、朝聘、丧祭、射乡等四类，但是十七篇的顺序只有《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三篇是相同的，其余各篇则不尽相同。

四种传本的篇序，戴德本以冠、昏、丧、祭、乡、射、朝、聘等八条大纲为序排列各篇，《丧服》一篇相传为子夏所作、故列在最后。

刘向《别录》本则将有关冠、昏、乡、射、朝、聘的十篇居先，而将有关丧、祭的七篇列后，这可能是前十篇为吉礼，后七篇属凶礼的缘故，全书依吉、凶、人神为序。

戴圣本的次序最为混乱，几乎没有条理可寻。

1957年，甘肃武威磨嘴子号汉墓出土一批西汉晚期抄写的《仪礼》竹、木简，共49支。

据简的形制及内容，可以分为甲、乙、丙三种文本。

甲本木简包括《士相见》、《服传》、《特牲》、《少牢》、《有可》、《燕礼》、《泰射》等七篇；乙本木简只有《服传》一篇；丙本为竹简，只有《丧服》一篇。

其篇次不仅与今本《仪礼》不同，而且与二戴本不同，有学者认为，这可能就是东汉时即已失传的后（苍）氏之庆普传本。

从文字上看，丙本的《丧服》为单经本，经文之下没有传文；而甲本和乙本的《服传》都只有传文而没有经文，即所谓‘单传本‘，与今天所见经、传合一的文本不同，证明西汉时经文和传文是各自独立成书的。

郑玄注《仪礼》时，认为二戴本‘尊卑吉凶杂乱‘，不可取从；而刘向《别录》本‘尊卑吉凶次第伦序‘，所以采用的是刘向《别录》本。

《仪礼》十七篇的内容，及于上古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

宋人王应麟依照《周礼春官大宗伯》对礼的划分方法，将十七篇分为四类：《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等三篇记祭祀鬼神、祈求福佑之礼，属于吉礼；《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等四篇记丧葬之礼，属于凶礼；《士相见礼》、《聘礼》、《觐礼》等三篇记宾主相见之礼，属于宾礼；《士冠礼》、《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公食大夫礼》等七篇记冠昏、宾射、燕飨之礼，属于嘉礼。

其实，《仪礼》的篇数至今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

郑玄引刘向《别录》，说《仪礼》为十七篇，但又说《别录》称《既夕礼》为《士丧礼下篇》，称《有司彻》为《少牢下篇》，如此，则《别录》所见《仪礼》应该只有十五篇，可能另有两篇已经失传。

王充在《论衡谢短》篇中说‘今《礼经》十六‘，这是他所见《仪礼》的篇数。

而荀悦《汉纪》则说：‘高堂生传《士礼》十八篇。

‘可谓莫衷一是。

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1:58回复此发言32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据《汉书艺文志》，汉代的《仪礼》有古文经和今文经两种。

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

《汉书艺文志》目录：‘《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

‘前者为古文，后者为今文。

所谓《礼古经》，出于鲁淹中（或说出于孔子壁中），有五十六篇。

‘《经》七十篇‘，即高堂生所传的十七篇《士礼》，‘七十‘乃‘十七‘之误倒。

今文经只有十七篇。

比古文经少三十九篇。

今、古文《仪礼》都有的十七篇，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文字上有差异，因此，《仪礼》实际上无所谓今古文的问题。

古文经多出的三十九篇，因不在当时通行的礼经之中，人们多不传习，后来渐渐失传了，人们称其为‘逸礼‘，其面貌今已不可知，甚至连篇名也很难考索。

《周礼》、《礼记》的郑玄注，以及其它一些古书的注疏中，曾经提到《天子巡狩礼》、《朝贡礼》、《烝尝礼》、《王居明堂礼》、《古大明堂礼》等篇名，王应麟认为就是三十九篇‘逸礼‘之属。

元儒吴澄又将这些文字分类汇辑，附在《仪礼》各篇之后。

但也有学者认为，三十九篇‘逸礼‘传授不明，又无师说，可能是子虚乌有之物。

清人邵懿辰认为，后人所引及吴氏所辑，内容与十七篇所记不相类，文字也不古朴，很可能是后人的伪作，而不是当时通行的礼。

二、《仪礼》的作者与撰作年代关于《仪礼》一书的作者及其年代，自古以来就存在分歧。

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是孔子所作。

古代的学者大都踵此二说。

如崔灵恩、陆德明、贾公彦、郑樵、朱熹、胡培翚等都持周公手作说，他们根据《礼记明堂位》‘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

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的记载，认定周公所制的‘礼‘，就是《仪礼》及《周官》等书，是周公损益三代制度而写成的；他们还认为，《仪礼》词意简严，仪节详备，非周公不能作。

而司马迁、班固等则认为《仪礼》是孔子所作，说孔子慨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因而追迹三代之礼而作此书。

以上两说，以孔子作《仪礼》说比较合理。

据《礼记杂记》记载，恤由死后，鲁哀公曾派孺悲向孔子学习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

也就是说，《仪礼》的《士丧礼》在这时经过孔子的传授被正式记录下来了。

皮锡瑞《三礼通论》、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据此认为，这是孔子作《仪礼》的明证，并进而推论其余十六篇也是孔子所作。

他们还认为，《仪礼》文字风格与《论语》非常相似，其内容与孔子的礼学思想也完全一致，例如孔子很重视冠、昏、丧、祭、朝、聘、乡、射等八礼，而《仪礼》十七篇正是记述这八种礼仪的，这不能说是巧合。

邵懿辰等断言，《仪礼》十七篇并不是经历了秦火而残存的篇数，而是孔子教授弟子的原典，十七篇的内容已经足以总揽礼的大纲。

但是，也有学者怀疑《杂记》所记的真实性，清人崔述《丰镐考信录》就说：‘今《士丧礼》未必即孔子之所书。

‘从周代金文以及《尚书》、《逸周书》、《国语》、《左传》、《毛诗》等文献看，周代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程式化的仪礼，贵族们经常举行各种典礼，如冠礼、觐礼、聘礼、飨礼、丧礼等，其仪节与《仪礼》所见有相同或相似之处。

近人沈文倬先生认为，《礼记杂记》所说的《士丧礼》，实际上包括《丧服》、《士丧礼》、《士虞礼》、《既夕礼》等四篇，后三篇记述的是丧礼的连续过程，《丧服》记述的是丧礼中的服饰，内容贯通，缺一不可，著成的年代应该比较相近，大约在鲁哀公末年至曾悼公初年，即周元王、定王之际。

而《仪礼》一书，则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到4世纪中期的一百多年中，由孔门弟子及后学陆续撰作的。

沈说较为公允。

《仪礼》十七篇，除《士相见礼》、《大射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四篇之外，其余各篇之末都有‘记‘。

一般认为，记是孔门七十子之徒所作。

《丧服》一篇体例较为特殊，经与记均分章分节，其下又有‘传‘。

传统的说法认为，‘传‘是孔子门人子夏所作。

但是，也有人认为，此子夏为汉代人，与孔子的门人子夏同名，而非一人。

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1:58回复此发言33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三、《仪礼》的传授与研习据《史记》记载，西汉初最早传授《仪礼》的是高堂生。

《汉书儒林传》：‘汉兴，然后诸儒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

……诸学多言礼，而高堂生最本。

礼固自孔子是，而其经不具。

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

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

‘一般认为，高堂生把《仪礼》传给萧奋，萧奋传给孟卿，孟卿传给后苍，后苍传给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这就是汉代的《礼》学的所谓五传弟子。

但是，《史记儒林传》所记，在萧奋只前还有徐氏，萧奋之《礼》当得自徐氏，徐氏与高堂生的关系不详。

《礼》为五经之一，最初的《礼》博士是谁，今已不可考。

宣帝时，博士后苍以《诗》、《礼》名世。

据《汉书艺文志》，后苍以《礼》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

……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普之学‘。

西汉政府设立的《易》、《诗》、《春秋》‘五经博士‘，都是今文经学。

《礼》也不例外，大、小戴及庆氏三家也都是今文经学，其中，大、小戴列于学官，庆氏不立于学官。

最早为《仪礼》全书作注是的郑玄，此前只有少数人为《仪礼》的某些篇作过注，如马融作的《丧服注》即其例。

郑玄的情况已在介绍《周礼》时谈到，此处不再重复。

郑玄的《仪礼注》和《周礼注》一样，文字精审，要言不烦，博综众家，兼采今古文，受到广泛的欢迎，成为《仪礼》研究的不祧之祖。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严辨宗法血统，《仪礼丧服》根据服丧者的嫡庶亲疏身份，对丧服的样式作了严格的规定，因而《丧服》研究成为当时的时尚，著述极多。

唐代学者在总结两汉、魏晋南北朝经学的基础上作《九经疏》，其中的《仪礼》疏是由贾公彦做的。

遗憾的是，尽管贾氏的《周礼疏》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但《仪礼疏》得到的评价并不高，原因是魏晋时《丧服》独盛，其它各篇研究较差，所以贾氏作《仪礼疏》时，《丧服》一篇所引章疏有袁准、孔伦等十几家，材料比较丰富，而其余各篇所引，只有南齐的黄庆、隋的李孟哲两家，详略十分悬殊，而且黄、李二家的注水平也不高，连贾氏自己都不满意。

唐以《易》、《诗》、《书》、《三礼》、《三传》等‘九经‘，考课取士。

按经文自数的多少，将‘九经‘分为三等，《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谷梁》为小经。

由于《礼记》的字数比《左传》少，所以，攻大经者竟相读《礼记》；中经与小经之中，《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或文字艰深，或经义晦涩，难收速效，故鲜有攻读者，这是‘三礼‘之学中衰的重要原因。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宣布废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仪礼》也在废罢之列。

古代科举分房阅卷，从此之后，再无《仪礼》之房，因此，诵习《仪礼》的学者寥若晨星，《仪礼》屡经翻刻，讹脱衍倒之处在在多有，但由于诵习者少，很少有人问津。

朱熹曾慨叹：《仪礼》人所罕读，难得善本。

元、明两朝，学者高谈心性理气，多不愿研究以名物制度为主的《仪礼》，所以《仪礼》之学益微，不绝如缕。

有清一代，是《仪礼》之学的极盛期，名家迭出，著述宏富，学术水平也远超前贤。

清代的《仪礼》研究，始于顾炎武。

康熙初，顾炎武以唐开成石经校明北监本‘十三经‘，发现《仪礼》一脱误最多，他在《九经误字》中曾详加胪列。

稍后，张尔岐作《仪礼郑注句读》，附《监本正误》、《石经正误》二卷，详校《仪礼》经注之误。

其后有许多学者致力于《仪礼》的校勘和研究，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仪礼》的原貌基本恢复，为《仪礼》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代《仪礼》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胡培翬的《仪礼正义》。

胡培翬，安徽绩溪人，自祖父胡匡衷起，一门四世皆致力于《仪礼》研究，积淀深厚。

胡培翬本人又以四十年之功，作《仪礼正义》四十卷，成为《仪礼》研究集大成的著作。

胡氏把自己的工作概括为四点：一、‘补注‘，即补充郑注之不足；二、‘申注‘，即申述郑注之义蕴；三、‘附注‘，与郑注相异而义又可通的说法，附而存之，以资研究；四、‘订注‘，即订正郑注的错误。

此书不仅对以往《仪礼》研究的成果作了全面总结，解决了许多难点，而且新见迭出，使《仪礼》研究跃上了全新的台阶。

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1:58回复此发言34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四、《仪礼》的价值《仪礼》一书，记载的是先秦的礼仪制度，时过境迁，它是否已经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了呢？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仪礼》作为一部上古的经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此书材料，来源甚古，内容也比较可靠，而且涉及面广，从冠婚飨射到朝聘丧葬，无所不备，犹如一幅古代社会生活的长卷，是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之一。

书中记载的古代宫室、车旗、服饰、饮食、丧葬之制，以及各种礼乐器的形制、组合方式等等尤其详尽，考古学家在研究上古遗址及出土器物时，每每要质正于《仪礼》。

《仪礼》还保存了相当丰富的上古语汇，为语言、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价值很高的资料。

《仪礼》对于上古史的研究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古代中国是宗法制社，大到政治制度，小到一家一族，无不浸润于其中。

《仪礼》对宗法制度的的阐述，是封建宗法制的理论形态，要深刻把握古代中国的特质，就不能不求于此。

此外，《仪礼》所记各种礼典，对于研究古人的伦理思想、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等，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其次，尽管宋代以后，《仪礼》一书在学术界受到冷落，但在皇室的礼仪制度中，《仪礼》始终是作为圣人之典而受到尊重的。

从唐代的开元礼到宋代的《政和五礼新仪》、《大明集礼》，乃至《大清会典》，皇室主要成员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聘礼、觐礼等，都是以《仪礼》作为蓝本，加以损益而成的。

再次，由于佛教的传入，使民间的传统生活习惯发生很大变化，如果听之任之，则中国的传统文化将有全面佛教化的可能。

宋代的有识之士如司马光、朱熹等，意识到《仪礼》中的礼制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典型，如果它从中国社会彻底消失，那将是儒家文化的彻底消失。

他们顺应时势、对《仪礼》进行删繁就简，取精用弘的改革，摘取其中最能体现儒家人文精神的冠、婚、丧、祭诸礼，率先实行，并在士大夫阶层中加以提倡，收到了比较积极的成效。

可见，《仪礼》在宋代时还起过捍卫民族文化的作用。

最后，《仪礼》在在今天还有没有价值可言呢？回答是肯定的。

但这并不是说要恢复《仪礼》的制度，而是说应该利用《仪礼》礼义中的合理内核。

《仪礼》中的许多礼仪，是儒家精心研究的结晶，有许多思想至今没有过时。

对于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该保持应有的尊重，并以科学的态度加以总结，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用。

今礼之中有古义，人们不自知罢了；古礼也可以今用，这正是我们应该象王安石、朱熹那样，认真研究的课题。

有关《仪礼》中的礼仪，我们将在后面作比较详细的介绍，此处从略。

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1:58回复此发言35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阐发礼义的妙语集萃——《礼记》《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八阐发礼义的妙语集萃——《礼记》在《三礼》中，《礼记》最晚取得经的地位，但却是后来居上，成为礼学大宗，大有取代《仪礼》、《周礼》之势。

《礼记》多格言妙语，文字生动，富有哲理，所以受到广泛欢迎。

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到，中国士民很少有不受它的影响的。

一、《礼记》的成书古人把解释经典的文字称为‘记‘，《礼记》原本是《仪礼》的‘记‘。

《仪礼》的记有两种，一种是附于《仪礼》各篇正文之后的‘记‘，旨在对仪节的语焉不详之处作补充，而不涉及礼所蕴涵的深意。

文字多为零句散语，不相连缀。

另一种是单行的记，各自独立成篇，既有对孔子言论的追记，也有礼学思想的阐发，还有对古代制度的描述等，内容要丰富得多，数量也明显超过前者，《礼记》各篇就属于这一类。

单行的‘记‘战国时期很流行，但秦火之后，一度销声匿迹。

西汉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得到一批‘古文先秦旧书‘，其中有‘礼记‘，但未提及篇数。

《汉书艺文志》礼类有‘《记》百三十一篇‘，当是献王所得《礼记》的篇数。

西汉时，《记》是依附于《礼经》而流传的，性质类似于今人所说的参考资料，不可能列入学官。

西汉末年，刘歆校理秘府文献，见到的‘记‘只有一百三十篇，但另有《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总共有二百十四篇。

刘歆作《别录》，对《礼记》各篇所属的门类逐篇作了说明，如‘属通论‘、‘属吉事‘、‘属丧服‘等。

汉代流传的《记》可能不止于此数，所以，近人洪业先生有‘两汉学者所传之《礼》，经有三而记无算‘之说。

《记》尽管没有经的地位，但依然受到汉儒重视。

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的石渠阁会议上，闻人通汉、戴圣在发言中就引用了《记》。

当时许多学者都有自己的《记》的选辑本。

经过比较和淘汰，到东汉中期形成了《大戴礼》和《小戴礼》两种比较权威的辑本。

郑玄《六艺论》说，戴德、戴圣叔侄二人传授礼学，‘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

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

（孔颖达《礼记正义》引）大小戴《礼记》与古文《记》是怎样的关系，郑玄没有提到。

晋人陈邵在《周礼论序》提出《小戴礼》是删《大戴礼》而成的说法：‘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

后汉马融、卢植诸家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

‘（《经典释文叙录》引）《隋书经籍志》大体沿袭此说，但又说马融在《小戴礼记》中增入《月令》、《明堂位》、《乐记》等三篇，所以才有四十九篇之数。

这一说法流传很广，但漏洞很多。

清代学者戴震、钱大昕、沈钦韩、陈寿祺、毛奇龄，以及洪业等都曾加以驳斥，其要点可归纳如下。

首先，若如其说，则二书篇目应该完全不同。

但是，今天见存的大、小戴《礼记》中都有《哀公问》和《投壶》。

此外，《曲礼》、《礼器》、《祭法》、《祭义》、《文王世子》、《曾子问》、《间传》、《檀弓》、《王制》是《小戴记》篇名，而《汉书》、《五经异义》、《白虎通》、《毛诗》等引及时，称引自《大戴记》。

说明它们也为大、小戴《礼记》所共有。

其次，《汉书曹褒传》说曹褒的父亲曹充‘持庆氏礼‘，‘传《礼记》四十九篇‘。

‘庆氏礼‘是后仓弟子庆普所传之礼。

庆普与二戴是同时代人，而庆氏礼已有四十九篇之数。

《后汉书桥玄传》说戴圣的弟子桥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说明四十九篇之数在马融之前已有。

而刘歆《别录》的《礼记》篇目中有《乐记》，可见《乐记》也非马融所增。

再次，大、小戴是武帝、宣帝时人，刘歆是哀帝、平帝时人。

二戴怎么可能去删刘歆编次的《礼记》？此外，《大戴记》文字多有见于《小戴记》的，如《曾子大孝》见于《小戴记》的《祭义》；《诸侯衅庙》见于《小戴礼》的《杂记》。

《朝事》与《聘义》，《本事》与《丧服四制》也颇有相同之处。

如果说小戴为‘去其繁重‘而删大戴，就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2:02回复此发言3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许慎《五经异义》多次引及《记》，但不称‘大戴‘、‘小戴‘，而称‘礼戴‘或‘大戴‘。

洪业先生认为，可能最初有《礼戴记》，而后有《大戴记》。

因为收录的篇数多，故称《大戴记》。

‘大戴礼‘，犹言‘增广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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