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长征中的重大战役
第二章
长征中的重大战役
红军长征，面临的不止是自然界的艰难险阻，还要与凶狠的敌人展开对决。红军队伍正是在无数次的战役中得以锤炼，形成了百折不挠、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一个个经典战役谱写出红军战胜强敌的伟大诗篇。
湘江战役——中国革命史上最为悲壮的战例之一
蒋介石得知红军顺利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大为震怒。他立刻任命将领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率领西路军和薛岳、周浑元两部“追剿”红军；命令白崇禧率领的桂军，用5个师的兵力驻守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带；调遣陈济棠率领的粤军前往粤、湘、桂附近，对红军展开会战。
蒋介石计划中的“湘江会战”，何键所处的位置——湖南，极为关键。为了加强何键的战斗积极性，蒋介石在给他的委任状中，还附了一封亲笔信：
芸樵兄勋鉴：
今委兄以大任，勿负党国之重托，党国命运在此一役，忘全力督剿。并录古诗一首相勉：
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
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
随后，蒋介石不惜动用26个师，近30万人的兵力以及十多架飞机，集结于湘南地区，企图凭借兵力及武器装备的优势，将红军一举歼灭在湘江东岸。
然而，白崇禧在接到蒋介石电令后，心中却另有打算。他非常清楚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无非是让桂、湘两省的部队协助消灭红军。无论三方对战的结果如何，一旁观战的蒋介石都会实现“一箭三雕”的计划。于是，白崇禧在红军到达湘南地区之前，率队撤离此地，为红军渡过湘江创造了绝佳的机会。
可惜，中央红军并没有获悉桂系撤军的消息，依旧携带大量笨重物资，缓慢行军，错过了渡过湘江的时机。
11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横渡湘江，并正式发布《野战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抢渡湘江的政治命令》：
此战役须经过粮食较缺乏之两个大岭脉，并要克服两条河道与开阔地带及部分敌人堡垒，野战军应粉碎前进道路上敌人之抵抗与击溃向我翼侧进攻及尾追之敌，任务是复杂与艰巨的，由于敌我部队质量之悬殊，我工农红军之顽强坚决忍苦耐劳，可断定胜利是我们的。……
渡江命令一经下达，中央红军即刻兵分两路。红3军团为左翼，红1军团为右翼，第8、9军团为策应，红5军团殿后，各部共同掩护中央及军委纵队抢渡湘江。
聂荣臻、林彪率领的红1军团和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3军团，骁勇善战，行动迅猛，于11月27日率先抵达湘江对岸，占领界首镇到屏山渡之间的重要渡江点，阻击来自南北方向的敌人。
万事俱备，此时，红1、3军团占据着渡江点，极具战略优势，只等待中央纵队到此渡江。
中央纵队距离渡江点仅有160余里，但是以博古、李德为首的中央纵队依旧保持着“搬家式”的转移姿态，以每天40里路的速度向前行进，战士们背着重重的行囊，挑着坛坛罐罐，丝毫没有争分夺秒的势头。在此期间，敌人加紧了包围圈的密度，加大了红1、3军团守住渡江点的压力。
直至11月29日，中央纵队才开始渡江。此时，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渡江时机，中央红军不得不与兵力、火力都强于自己数倍的敌人展开了一场殊死较量。
国民党军的十多架飞机在上空盘旋，集中重火力向红军发动猛攻。敌机时而在高空助战，时而低空飞行，向地面飞撒纸片。纸片上均带有“蒋委员长劝降令”、“不投降就要葬身湘江”等字样。
红3军团驻守在北侧的新圩一带，以3个师阻击敌军5个师的兵力。迎面而来的敌军越聚越多，武器弹药也在不断地补充，向红军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猛攻。
红军部分兵力事先埋伏在长达8公里的两侧山头。敌人一窝蜂似地涌来，战士们迅速扔出手榴弹，排子枪也在不停地向敌人射击。敌人已到眼前，红军战士们举起刺刀，高喊着：“哪怕我们就剩下一个人，也要坚守下去！”一场激烈的肉搏战就此展开。
持续三天的激战，红5军团以伤亡500多人的代价，抵住了敌人潮涌般的进攻，为中央纵队安全渡江提供了保障。
11月30日，战事再次升级。国民党军以刘建绪为首的4个师，正在向湘江边突进。为了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红1军团包括参谋员、指挥员、政工、战勤在内的所有人员都加入到战斗序列，准备迎接一场恶战。
第二天拂晓，绵长的20公里战线上，红军在树林间、湘江边与敌人殊死拼杀。红军刚刚架好浮桥，准备渡江。敌军派来数架飞机，空投炸弹，浮桥的碎片四处飞散。
浮桥被炸毁，红军战士们团结一心再次为渡江做起准备。很快，一座新的浮桥又出现在湘江之上。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始终坚守在指挥前沿，组织红军有序过江。几个小时后，在红军主力部队火力掩护下，中央纵队安全渡过湘江。
湘江战役中，红军遭受重创，由原来的8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其中，长征以来一直负责掩护工作的红5军团，从2个师减到1个师；配合红5军团战斗的红9军团，渡过湘江的也只有少部分官兵；一直孤军奋战的34师，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分钟，人员所剩无几。
湘江战役，被认为是敌人为红军设下的第四道封锁线。生死存亡之时，红军没有退缩、没有惧怕，用鲜血保存了革命的火种，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
1996年初，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的迟浩田专程前往广西兴安县，参加突破湘江烈士纪念园的落成典礼，向数万名革命先烈表示哀悼，并对湘江战役作了如是评价：
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后经历的第一场恶战和损失最大的一场血战，堪称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为悲壮的战例之一。1934年10月，红军经过苦战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开始察觉红军西进的企图，极为恐慌，急调30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红军指战员以无比英勇的献身精神，同优势敌军展开殊死拼搏，经过7天的浴血奋战，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保护中央和军委领导机关安全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在战斗中，数万名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两岸，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极为悲壮的一页。
强渡乌江——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创造
血战湘江之后，红军元气大伤，博古和李德也不再固执己见，最高“三人团”独揽军事大权的局面有所变化，毛泽东也重获发言权。在此后不久的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李德等人再次讨论和确定红军的去向，做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建立川黔边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然后向川南发展。
目标遵义，红军首先要渡过乌江。
乌江，又称黔江，位于贵州境内，是长江的一大支流。江水蜿蜒曲折近千里，流转在一座座高山峡谷之间，水流湍急，暗含险滩，素有“天险”之称。
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商讨决定，先以偷渡的形式渡江，如若失败，再进行强渡。
渡江行动一经确定，朱德电令各部：乌江“偷渡部队不应小于一个团，在偷渡的渡河点应派兵扼守，防敌偷袭，并防其焚毁渡船。”
在夜色的笼罩下，红3连连长毛振华率领的突击队开始渡江。经过几次尝试，偷渡未能成功，红军不得不采取强渡措施。此次，担任强渡乌江任务的有两支先遣队：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1军团第1师，中革军委负责指挥的第2师。
在没有任何渡江工具的条件下，想要渡过湍急的乌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工兵部的连长王耀南首先想到的是制造渡江工具。可是，由于敌人有准备，他们逃跑前对附近村庄进行了严重破坏，别说渡船，就连一支木桨、一块像样的木板也很难找到。乘船渡江显然是不可能了。架桥呢？不要说没有材料，就是有，水流急，敌人居高临下地阻击，也是不行的。王耀南急得满头大汗。
正在这时，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军委作战局长张云逸走了过来，刘伯承拍拍王耀南的肩膀说：“我们的确在短时间内找不到可用的架桥材料，却可以及时发动队伍中的各种能手。”
刘伯承的话点醒了王耀南，他立刻和工兵连的指导员一起向全军发出邀请，号召全军官兵共同参与，献计献策。
不一会儿，临时组建的架桥献策会就汇集了不少能人。当兵前，在家干过编竹活儿的战士杨玉宝兴冲冲地说：“在家乡的时候，常看人家用编好的竹子当绳索，拽着它过河。这种绳索不易断，遇水还会更结实。咱们周围到处都是竹子，我看可以试一试！”
战士们积极发言，排长李景高举起手臂，大声地说：“我是江西人，从小在赣江边长大，小时候跟着爸爸放过竹筏。能不能用扎好的竹筏，送战士们过江啊？”站在人群前面的刘伯承连连称道：“好啊！好啊！这个提议值得实验一下。”
说干就干，从连里到团里，会做竹筏的战士个个踊跃报名，为全军渡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大家伙挽起袖子，开始分工。先是有人去砍竹子，随着竹子不断运来，一些战士围坐在一起编竹绳，另一些战士则开始扎制竹筏。
团结起来做工作，效率非常惊人，一会儿工夫整齐的竹筏就做好了，被陆续送到江边。红军战士们将其用绳索连接起来，准备着在乌江上架起一座桥。
经过先前侦察队的汇报，敌人在乌江对岸安排了小股力量准备伏击过江的红军。于是，组织决定兵分几路渡过乌江。
负责指挥渡江战斗的，是红一团的团长杨得志。他曾多次在反“围剿”战斗中立功，在中央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获得三级红星荣誉奖章。从担任通信警卫排排长到如今的团长，杨得志一步一个脚印，先后经历了井冈山、中央苏区等地的大规模战役。
经过了多次战争洗礼的杨得志，积累了很多实际指挥和作战经验。面对汹涌澎湃的乌江，杨得志先是从队伍中挑选出来八名水性好的战士，组成第一批突击队。为了尽可能保证几名战士的安全，杨得志特意为他们准备了充足的武器和弹药。
岸边等候着十多名战士，他们齐心协力把竹筏慢慢推向江边。八名战士接连跳上竹筏，迎着刺骨的风，朝着冰冷的江水前进。在没有船桨的情况下，战士们手里拿着竹竿奋力划水。
夜幕下，八名战士的身影越漂越远。岸上的人眼睛紧盯着竹筏，大概前进了5米、10米、15米……
江中除了大浪，还暗藏着巨石和一个个危险的漩涡。站在岸上的人时刻在为江中的战士们揪心。杨得志心底里不住地呐喊：一定要坚持住啊！成功就在前方！
杨得志恨不得自己也跳进江中，与战士们共同前进。他心想：时间如果能过得快些就好了，如果此刻就能听到到达彼岸的枪声就好了……
突然，旁边的人大喊一声：“不好！”杨得志赶快望向江心，只见江水无情地卷起竹排、卷起战士，一时间几个模糊的人影被江水冲得不见踪影。杨得志急忙拿出望远镜，但是他眼中看到的却是一片涌动的江水，从这边望到那边，再怎么找也寻不见几名战士的身影。
此时，杨得志缓缓放下手中的望远镜，目光直视着前方，久久没有说话。岸上也是一片寂静，很多人都默默流下了眼泪。八名战士为全军渡江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大家的眼中看到了对八名战士的崇敬之情。
第一次渡江的失败，并没有击垮杨得志和战士们的心。
第二次渡江即将开始。杨得志与黎林政委商量着接下来的渡江方案。战士们争先恐后地报名加入到渡江队伍中，第一营营长孙继先挑选了十多名水性良好的战士。同时，在武器装备上也同之前一样，还在竹筏上增添了几个稳固的扶手，以便战士们在竹筏上抓得更牢。
这次杨得志重新选择了一个水势较为平缓的地方作为起点。他依次与战士们握手，并嘱咐他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在战士们即将出发的时候，孙继先大声地说：“你们一定要顺利抵达对岸，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最后，所有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夜晚，乌江边上格外寒冷。战士们迎着凛冽的风鱼跃式地跳入江中，又敏捷地爬上竹筏。岸上人的心再次悬了起来，他们与战士们挥手致意，注视着竹筏不断前行。
竹筏刚刚入江不久，就听到了对岸一声巨响。对岸的敌人在放冷枪，江中的战士们更是生死未卜。雨越下越大，杨得志根本看不清前方发生的情况，心里十分焦急。
“砰砰！”两声枪响，让岸上的人心里一颤。“是暗号！”黎林政委激动地说。此时，杨得志也肯定地说：“没错！就是从对岸山下传来的枪声！”
紧接着，杨得志猛地一挥手，说了句：“出发！”只见早已做好准备的战士们迅速乘竹筏一起划向江面。与此同时，红1团、3团指战员负责打掩护。他们集中火力与对岸敌人展开了猛烈地对战。
到达彼岸的战士相互协作，既有攻又有守，让敌人方寸大乱。趁着这个时候，江边的战士们接连乘坐竹筏向江心进发。
对岸炮火声连连，夹杂着战士们的呐喊声。杨得志欣慰地说：“老黎，我们胜利在望了！”说着，他激动地拍着政委黎林的肩膀。
“呀！你的身上全都湿透了。”感觉到黎林肩膀溅起的大片水花，杨得志惊叹地说。
“不要说我了，你的全身不也一样。比起江中的战士们，这又算得了什么呢？”黎林说着，双眼望向江中。一只只竹排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启程，天险乌江终于被杨得志率领的红1团突破了。
1月5日，骄阳当空，毛泽东从江河界渡口顺利渡过乌江。
看着激流勇进的“天险”，毛泽东仰天长叹：“勇敢的中国红军过江喽！”
然后，毛泽东信手整理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对旁边的人说：“在一无材料，二无工具的条件下，我们工农红军竟然可以搭建这样一座令人惊叹的浮桥，应该算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创造吧。”接着，毛泽东更加自信地说：“这样看来，我们中国红军就是一个不可战胜的队伍啊！”
1935年1月2日至5日，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的首次胜利，击溃黔军6个团，俘获敌人500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红2师、中央红军、中央纵队先后突破敌人防线，顺利渡过乌江，彻底转被动为主动，一雪前耻。
四渡赤水——毛泽东的“得意之笔”
毛泽东曾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
红色经典史诗《长征组歌》是如此诠释这一神来之笔的：
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
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鱼水一家人。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黔境。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
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
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
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1935年1月29日至5月9日，红军四渡赤水。经过数月的辗转，40余场战斗，红军歼敌约1.8万人，击落1架敌机，缴获上千支枪，摆脱了敌人几十万追兵，获得了战争的胜利。
遵义会议决定了红军长征的新路线。在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率领红军撤出遵义，来到赤水河附近的土城镇。红军在土城与国民党军郭勋祺师交锋，展开了一场艰苦的恶战。这次遭遇战中，毙伤敌军官1000余人，但红军也损失较大。中央军委火速决定撤销北渡长江的计划，转而强渡赤水河。
赤水河，古称安乐水，属长江上游的一条支流，蜿蜒曲折，流经川、黔、滇三省的交界处，全长420公里，并有多处险滩，在四川合江县注入长江。相传，古时候赤虺（古书上记载的一种毒蛇）乘浪入水，河水被染成了红色。人们因此称其为“赤水河”，实则是由于夹杂着自上游冲刷下来的红色泥沙，河水像一条狂怒的赤虺，奔腾咆哮，浑浊不清，呈褐红色。
在红军一渡赤水之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曾于土城召开战前会议，制定了战略计划。红军主力分为3个纵队，分别渡过赤水河。林彪带领红1、红9军团、军委纵队第2和第3梯队、干部团上干队，经猿猴场渡河；红3军团第5师、军委纵队第1梯队、干部团主力从土城下游渡河；彭德怀、杨尚昆带领红5军团和红3军团第4师，从土城上游渡河。由于赤水河两岸的桥已被国民党军损毁，红军只好找来废旧门板和木头，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架起了临时浮桥。两天内，红军顺利渡过赤水河。
红军一渡赤水，避敌锋芒，紧接着又杀出一记回马枪。2月18日至20日，红军兵分两路，从太平渡、二郎滩两个渡口，再渡赤水。
蒋介石闻声，立刻调集川军以及驻守遵义的部队向东追击。然而，在国民党军赶到之前，红军早已激战桐梓县，夺取娄山关，挺进遵义城等一系列动作。这时，蒋介石既猜不透红军的去向，又不能勒令撤军，只好下令让40万军队继续追赶红军。同时，他又从附近地区调派了兵力，形成进攻与防守的双重组合。
3月15日，红军与国民党军在鲁班场展开了一场血战。由于双方兵力差距过大，国民党军又占据着有利地形，通过对战取得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面对不断增援的敌军，毛泽东决定用智谋和胆识，与蒋介石好好地斗一斗。他果断决定：红军三渡赤水。
三渡赤水的过程，与毛泽东事先料想的一样，国民党军完全失去了判断力，彻底被红军牵着鼻子走。红军先是在赤水河边徘徊，做出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国民党军看到红军被困在赤水河边，进退两难，于是调遣兵力，准备围剿红军。这样一来，敌人主动落入了红军的圈套。
当敌人大队人马靠近赤水河时，红军主力部队迅速北上，到达茅台镇，兵分三路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地区，故意露出北渡长江的意图。得知红军三渡赤水河，蒋介石寝食难安，迅速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明确表示，要与滇、黔、川等军强强联手，彻底“围剿”红军。
对于蒋介石的部署，毛泽东早已了如指掌。他当即下令：四渡赤水。
3月22日，正当国民党军准备大举进攻之时，红9军团、军委纵队、红3军团、红1军团分别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林滩渡过赤水河。随后，红9团佯装红军主力，在敌人的封锁线以北逗留，继续迷惑敌人，为主力部队大举南下争取时间。
蒋介石果然信以为真，派部队火速赶往打鼓场地区，“围剿”红军“主力”。此时，毛泽东率军南下，穿过遵义城，渡过乌江，把敌人的40万追兵抛在脑后。
四渡赤水，毛泽东将“声东击西”的战术诠释得近乎完美。
红军的最终目的是北渡金沙江，在敌人面前却表现出即将进入贵阳的动向，致使蒋介石调遣滇军赶来援助黔军。红军趁着敌人慌乱调兵之际，迅速渡过金沙江，彻底摆脱了敌人重兵追击。5月3日至9日，红军渡过金沙江，好似拨云见日，彻底摆脱了敌人重兵追击。自此，3万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创造了军事奇迹——四渡赤水之战。
红军四渡赤水的战术机动性强，行动路线多变，使惨败的敌人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啧啧称奇。川军称其为“太极图形”，滇军称其为“曲线运动”，黔军直接
把四渡赤水定义为“磨盘战术”。
聂荣臻元帅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方法十分佩服，他曾在《长征》中写道：
“这个阶段，我们都是声东击西，大踏步地机动作战，不断地调动敌人。这样打法，部队自然要多走一些路，疲劳一点。可是，敌人却对我们捉摸不透，便于我们隐藏企图，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以后，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我也深感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运用之妙，他的确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3万红军与40万敌军之间展开的较量，不仅是战场上的对决，更是军事指挥者之间的博弈，同时，也是红军长征史上最为辉煌的战绩。这次战役红军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积极寻求战机，有效地歼灭敌人，从而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
四渡赤水战役，是毛泽东根据情况的变化，吸取前几次战斗的教训，指挥中央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为红军赢得了时机，创造战机，在运动中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
遵义战役——长征中的第一大胜仗
遵义战役，又称“娄山关大捷”。1935年2月，红军与国民党军在娄山关再次交战，歼敌8个团，赢得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巨大胜利。
1935年初，蒋介石从西南地区调集了多达150余个团40余万人的兵力，分七个纵队从四面八方扑向黔北，声称要将红军“聚而歼之”。虽然遵义会议后，红军的战斗士气高涨，但此时与国民党40万大军正面交锋，却相当于以卵击石。中央军委果断决定，火速离开遵义，声东击西，让敌人产生错觉。
2月15日，中革委发布《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计划中称：“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为主要的作战目标，决定先由林滩经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渡过赤水河，然后分向桐梓地域前进，准备消灭由桐梓来土城的黔敌，或直达桐梓进攻而消灭之。”
王家烈部在国民党军队中有着响当当的名号，与之对战，把握好战机是重中之重。为了让全体指战员更加了解毛泽东决定再克遵义的军事思想，调动战士们的战斗积极性，毛泽东与周恩来共同起草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
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为了求得有把握的胜利，我们更必须求得部队的休息与整理，百倍地加强我们的政治工作，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巩固我们建立新苏区的决心与信心，充实连队与加强连队的战斗力，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
2月24日，在红3军团的配合下，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1、3军团经过一个多小时战斗，击退了守城的敌军，顺利进入桐梓城。红军轻松消灭敌军守城的敌人，但是对方并非黔军的主力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军委向各军团下达命令：“如桐梓无敌，应乘虚占领娄山关”。
娄山关，又称太平关，地处遵义、桐梓两县交界处，是大娄山山脉的主峰。其山势险峻，海拔1576米，峰顶巨石林立，宛若千万只刀剑刺向天际，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攻占娄山关被视为再取遵义的关键之战。为此，毛泽东特意指派彭德怀、杨尚昆负责指挥红1、3军团及干部团进攻娄山关。
2月25日黎明，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亲自指挥战斗，并说出“不占娄山非好汉”的豪言壮语，率1、3军团及干部团进攻娄山关。红13团团长彭雪枫率领13团，向点灯山高地发起猛攻，逐一攻破了敌人的防线。另一边，红12团团长谢嵩和政委钟赤兵率队直冲点灯山，与敌人展开殊死较量。
与此同时，红军的后援队也赶到了点灯山，前后包抄，把敌人牢牢地包围起来。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红军主力发动了总攻。很快，娄山关附近的十余座山都被红军占领了，并完全突破敌防线，在黄昏前牢牢地控制了关口。26日清晨，敌人纠集四个团的兵力，排成密集队形向关口发起集团冲锋，企图夺回点灯山高地。红12团居高临下，击溃敌人多次反扑。红军正面出击，左右迂回包抄，前后夹攻，沿公路向南纵深追击。战斗从清晨持续到下午五时，红军牢固地占据着关口，在关口至板桥一线，歼灭和击溃敌人四个团。敌人士气将尽，纷纷落荒而逃。红军顺着敌人逃跑的方向奋力追赶，在高坪董公寺一线又歼敌四个团。
次日，彭德怀率队再克遵义。此时的蒋介石火冒三丈，立刻派兵增援，妄图挽回失败的残局。红军随即南下，与国民党援军展开了激烈交锋，并一举歼灭了敌吴奇伟59师、93师大部，并将敌人赶到乌江以南，胜利结束了遵义战役。
此次战役，红军共击溃国民党王家烈8个团，俘敌3000多人，缴获2000余支枪、十万多发子弹。遵义战役的胜利，证明了遵义会议指出的路线是正确的，同时，也巩固了红军的战略主动权，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川、滇、黔地区全歼红军的美梦。
2月28日清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来到娄山关，登上被红军战士鲜血染红的娄山关顶。前一日的战争场面仿佛就在眼前，胜利的喜悦仍在心间。
毛泽东俯瞰着充满弹痕的山貌，渐渐走近写有“娄山关”三个大字的石碑，心中不禁想起：自古以来，娄山关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从清初的李定国率军攻打娄山关，到咸丰时期的农民起义军李隆喜举义旗攻占娄山关，再到中央红军两次占领娄山关……想到这里，毛泽东有感而发，吟诵出堪称高原绝唱的著名辞章《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十二根铁链劈开通往共和国之路的大渡河战役
“大渡河战役，单从战役的指挥来说，我认为我们的确走了几步关键性的险棋。我们都走胜了。单就军团范围来说，这次胜利，是几个部队自觉地互相在战术上密切配合、执行统一战役计划取得的结果。……总之，当时棋势虽险，我们终于取得成功。的确来之不易，但也绝非偶然。我们和国民党的斗争，常常是棋高一着，出敌意外。这是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有着敌人根本不能和我们相比的政治素质和以劣胜优的机动灵活的战术素养，特别是我军指挥员那种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中国革命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所以有时能绝处逢生，再开得胜之旗，重结必胜之果。”
曾亲历这场战役的聂荣臻元帅，对于大渡河战役做了这样的评价。大渡河战役，是红军长征中的又一场胜仗。战役中，红军共歼敌两个连，击溃敌人一个营的兵力，缴获上百支枪，飞夺泸定桥，勇渡大渡河，彻底打碎了蒋介石想要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的狂妄念头。
渡过金沙江后，红军并没有彻底摆脱蒋介石的重兵追赶，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准备渡过大渡河。25日，在安顺场渡口，刘伯承、聂荣臻亲临阵地指挥。红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带领17勇士组成突击队，强渡大渡河。十七名勇士战胜了惊涛骇浪，冲过了敌人的重重火团，终于登上了对岸，占领了渡河点。随后，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渡过了天险大渡河。但是由于船只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使红军将士全部渡河，于是中央军委决定夺取泸定桥。红1军团第2师第4团接到任务，成为开路先锋，夺取泸定桥。这时，蒋介石也想到了泸定桥，并急令川军两个旅增援，企图堵截红军渡河。可以说，谁先赶到泸定桥，谁就能掌握制胜权。
5月27日，太阳刚刚升起，红4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带领部队赶往泸定桥。从安顺场到泸定桥共320里路，战士们行走在悬崖峭壁之上，稍不注意就会坠入湍急的河水。不仅如此，对岸的敌人还会不断地向红军开枪射击。
夺取泸定桥，时间紧，任务重。政委杨成武来到队伍前端，为战士们加油鼓气。“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夺取泸定桥！大家有没有信心？”“有！”战士们的声音响彻山谷。
夜幕降临，天降暴雨，正在赶路的红军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困境。眼前一片漆黑，战士们不敢贸然前行。这时，对岸的山路上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火光。有的战士好奇地说：“难道敌人也在赶路？”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杨成武，他琢磨着：不如我们也点起火把。杨成武转念一想，如果对岸的敌人向我们问话，我们该如何作答呢？出了任何差池，肯定会暴露身份的。
事到万难须放胆，杨成武最终命令全体人员点燃火把。他对战士们说：“如果对面的敌人问起我们是谁，千万不要慌张，就说我们是被共产党打败的川军。”战士们听了杨成武的话，心里有了底，纷纷点起火把，继续前行。
不一会儿，敌人果然注意到对岸的火光，大声喊话：“你们是哪个部分的？”红军战士按照之前准备好的做了回答，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就这样，红军擎着火把，一刻不停地向前赶路，终于在29日凌晨6时赶到了泸定桥，并很快消灭了桥西还在睡梦中的川军自卫队，占领了西桥头和沿岸阵地。
泸定桥始建于清朝，架设在大渡河上，全长103.67米，宽3米。整个泸定桥分为三部分：桥身、桥台、桥亭。其中，桥身由13根粗大的铁链组成，左右两边各有两根作为桥栏。桥底依次排列着9根链条，以木板作为桥面。
由于敌人的破坏，此时的泸定桥已经“面目全非”。桥面上的木板已经被扔进了湍急的水中，只有光秃秃的铁链悬在半空，不停地晃动。红4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商量决定：由第1连连长廖大珠和22名战士组成“夺桥突击队”，携带手榴弹、短枪和马刀，其他战士携带长枪紧随其后。3连战士负责运送木板，重新架起泸定桥的桥面。
战略部署完成后，全团战士鼓足士气，誓要“飞夺泸定桥”。
冲锋号响起，百余挺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一齐射向对岸。廖大珠率领22名战士冲锋在前，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中。突击队的战士们个个动作迅速，手抓铁链，脚踏木板。对岸的敌人看到红军冲来，叫嚣着说：“你们想要过河没那么容易，只能飞过来啦！”
铁链被冰冷的江水打湿了，抓起来又凉又滑。战士们为了躲避敌人的射击，一边铺好木板，一边趴在晃动的铁链上，匍匐前行。
在突击队的战士们接近对岸的桥头时，敌人突然把桥头的亭子点燃，熊熊烈火使冲锋队无法继续前进。千钧一发之际，杨成武跃出掩体，冲上泸定桥，对战士们喊道：“同志们，不要怕！冲过这座‘火焰山’！”勇士们也高喊着：“莫怕火，冲呀！敌人垮了，冲呀！”廖大珠一跃而起踏上桥板，扑向东桥头，勇士们紧跟着也冲了上来，抽出马刀，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此时政委杨成武率领队伍冲过了东桥头，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占领了泸定城，迅速扑灭了桥头大火。
整个战斗仅用了两个小时，便奇绝惊险地飞夺了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南追北堵，欲借助大渡河天险将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美梦。毛泽东在大渡河战役胜利后，不禁感叹：“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有这样的红军战士，我们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飞夺泸定桥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长征时期的重要里程碑，为实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最后北上陕北结束长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有“十三根铁链劈开了通往共和国之路”的壮美赞誉。
新中国十大开国元帅，其中就有七位元帅经过了泸定桥。当时在激战后的泸定桥上，刘伯承元帅曾用脚重重地在桥板上连跺三脚，感慨万千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朱德总司令在长征回忆中题词“万里长江犹忆泸关险”的诗句，充分说明了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的艰险与壮烈。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
根据遵义会议指示，为给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北上创造有利条件，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率领下，强渡贵州省阆中、旺苍、南部三地交汇点——嘉陵江，发动了渡江战役。嘉陵江古称阆水、渝水，发源于秦岭，江长1119公里，在长江支流中流域面积最大，近16万平方公里，因流经陕西省凤县东北嘉陵谷而得名。
1935年初，驻扎在阆中的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准备强渡嘉陵江。而敌人已在广元至南部近百公里内布下严密的封锁线，企图借助天险嘉陵江的天然工事，加之数座碉堡的驻守，阻止红军渡江。
为了顺利渡过嘉陵江，红四方面军做了周密部署。首先是发动陕南战役，将敌人的兵力转移至北方。然后消灭江东敌人的残部，为渡江扫除障碍。直至3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已在阆中、苍溪、南部、仪陇等地接连作战，歼敌4000余人，缴获3000余支枪，彻底击垮了敌人在嘉陵江东岸布下的层层封锁。
在强渡嘉陵江之前，红四方面军先是派遣侦察人员搜集江边情报，了解并掌握地形、道路交通、渡口位置以及敌人的防御工事。此后，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和红33军军长王维舟等人又沿嘉陵江东岸进行勘察，进一步了解敌情。
通过多次侦察，红四方面军决定从便于隐蔽的东岸渡江，并且选择了几处主要渡口：距苍溪城南4公里处的塔子山、城北25公里处的鸳溪口、阆中城北8公里处的涧溪口。几个主要渡口的江面较宽，约为150米至400米，且水流相对缓慢，水深也不过3至5米，最主要的是驻守在渡口的敌人数量较少。其他各渡口为：沙溪场、南津关、河溪关、茄子渡。
嘉陵江两岸没有桥梁相连，渡江的船只也早已被敌人损毁了。所以，制造船只就成了红四方面军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造船的任务落在了红31军和总部工兵营的肩上。他们把造船的地点选在嘉陵江支流东河沿线的苍溪王渡和阆中清泉、井溪、土垭袁家岩、鱼筌场（今东兴场）以及嘉陵江上游的猫儿跳、永宁铺，并从阆南县和苍溪县选出了老船工、木匠、铁匠等，将近500多人共同参加造船行动。在附近百姓的帮助下，战士们搜集了大量的废旧铜铁、木材、桐油等辅料。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赶制，最终造船100多只，每只船可容纳一个班的人数。另外，红军还用竹子制成了3座浮桥和几十只竹筏。在此期间，战士们学习了如何控制船只，掌握了泅水技术，提高了水上作战的能力。
造船和练兵的任务顺利完成以后，嘉陵江战役即将打响。
徐向前率队来到江边，由一个班抢先渡江，不料却被敌人发现，只有少数战士保住了性命。据徐向前回忆说：
“从陕南回来，就强渡嘉陵江。这是1935年3月的事。我们过江前，先侦察了地形。船工队事先造好了船，抬到江边隐蔽好，夜间强渡。总部决定我打先锋，带队伍过江。第一次从苍溪地区过江没有成功，刚过去一个班就被敌人发现。那里地形不好，有些同志牺牲了，少数人泅水回来。第二次改为从阆中南面的塔子山强渡。”
此后，红四方面军改变了渡江方式，兵分三路，急渡嘉陵江。红30军88师263团两个营和总部教导营为中路，从苍溪塔子山渡口乘船出发，在杜里坝登陆。红9军25师为左路，从当地百姓家购得百余只木桶，用木棍将4只木桶连接起来，形成小型的木船作为渡江工具。主力部队有的乘船，有的乘木桶船，接连捣毁了敌人的江防工事。红31军之一部为右路，在苍溪以北的鸳溪口顺利登陆。另一部（27师）联合红4军一部，向嘉陵江东岸的敌军发起猛攻。
3月30日，驻守在阆中城的敌军连连败退，主力部队在逃跑之前烧毁了囤积的粮草和木船，留下一些散兵游勇在城中抵抗。次日，徐向前轻松入主阆中城，并将总政治部设在县城南街的秦家大院内。随后，红四方面军宣传部、后勤机关也相继迁入城内。
得知部分红军已渡江成功，国民党军并未罢休，立即派出战机，企图炸毁浮桥，阻止红四方面军余部渡过嘉陵江。红9军27师部分官兵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奋勇前行，到达嘉陵江南岸的南津关，夺取了黄花山奎星楼、锦屏山等制高点，此外还修复了华光楼至南津关的浮桥。随后，红9军27师之一部从茄子渡（今属石龙镇）渡口强渡，金龟坝渡口登陆，挺进双龙场。另一部从河溪关渡口渡江，七里坝河口村渡口登陆，向双龙场进发。
红四方面军全体渡过嘉陵江后，迅速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其中包括中发市苏维埃和阆中县苏维埃。另外还设立了区、乡、村等机构。
时隔不久，敌人再次组织兵力从南方向嘉陵江进攻。嘉陵江以西的红军向梓潼、江油、北川方向迅速撤离。驻守在阆中城的红军，逐渐渡江西进。最后撤离阆中城的红军，将十几只渡船统统烧毁，破坏了敌人的渡江计划。
4月17日凌晨，红四方面军彻底离开阆中城，踏上征途，准备与主力红军会师。
强渡嘉陵江，历时24天，歼敌多达1万余人，占领8座县城，控制了嘉陵江周围近百公里的区域，为红四方面军向川甘边界进军打开了通道，同时也创造了红军历史上的骄人战绩。
直罗镇战役——奠基礼之战
1935年底，中央红军与红15军团在陕北胜利会师。随后，两支军团整编为红一方面军。为粉碎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中央决定由红一方面军在直罗镇（今陕西富县境内）向敌人发动进攻。
对于此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非常重视，并亲自带队与徐海东等人勘察地形。经过一番观察，彭德怀发现，位于镇东边的老旧小寨地理位置极佳。于是，他立刻派人将墙体损毁，以免敌人用其当做掩体。随后，彭德怀与徐海东等人商量决定：把直罗镇变成一个“大口袋”，让敌人主动钻进来。
狂妄自大的国民党军派遣109师前来对战。在飞机的掩护下，敌109师兵分三路向直罗镇挺进。当敌人来到直罗镇附近时，正好遭遇红军。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边战边退，把敌人引进了直罗镇。敌109师师长牛元峰见状，顿时松了一口气，认为红军轻而易举地就被打垮了。他先是致电蒋介石，捷报频传，而后又杀猪宰羊，庆祝自己轻松攻进直罗镇。
牛元峰没想到的是，红一方面军红1、15军团连夜将直罗镇团团围住，破晓时分，便发动了猛攻。这次，毛泽东亲自指挥战斗，他强调：“一定要打歼灭战。”
战斗打响，敌人的109师很快就变成了残兵败将，躲进直罗镇东边的旧寨子里。寨子的位置险要，不易攻破，红军便兵分两路，一路追击逃跑的敌人，另一路将寨子围得水泄不通。
被围困在寨子里的敌人，没有粮食补给，决定做最后的抗争，侥幸冲出了包围圈。徐海东立刻下令，追击敌人。
当红军战士们追赶到河边的时候，发现河面上竟然漂浮着十几条棉裤。原来，敌人的棉裤被水浸湿后很快结了冰，变得又硬又沉。为了逃命，他们脱下棉裤，光着腿继续向河对岸跑去。
看到如此情景，红军战士们边笑边说：“快追呀！敌人跑不了多远！”
红军战士动作迅猛，很快抓住了不少狼狈的敌人。俘虏们个个跪地求饶，穿着湿漉漉的单衣，不住地打哆嗦。交出武器以后，这些俘虏吵着向红军要衣服，要吃的，有人懊恼地说：“那些当官的早逃命了，留下我们这些人当炮灰。”
红军了解到国民党高官逃跑的方向后，立刻派人追赶。战士们连翻几座山，逼近敌人的残部，刚要开枪射击，听到远处枪声大作。原来是红军的另一支部队正迎头狙击敌人。这样一来，敌人在劫难逃，109师师长牛元峰被击毙。他的手枪作为战利品，现被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展出。
战役胜利后，毛泽东称：“长征一完，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直罗镇战役共持续了4天，俘敌5300余人，毙伤敌军1000余人，缴获3500余支枪，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子弹约22万发，战马300余匹。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红军立足陕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红25军血战突围
独树镇战斗
独树镇位于河南省方城县，这座本不起眼的小镇却曾经发生过一场极为惨烈的战争。这里，曾留下红25军战士的鲜血，这一战是决定25军生死的血战——独树镇战斗。这场战斗，与四渡赤水河、飞夺泸定桥等著名战斗并列于长征史册！
刚刚踏上长征之路的红25军，战士们雄赳赳地在向前行进。这支年轻的队伍没有想到，在独树镇正有一场血的考验在等着他们。蒋介石得知红25军刚从何家冲出发的消息后，立即调派“鄂豫皖三省追剿纵队”5个支队共30多个团的兵力穷追不舍。当红25军走到豫西桐柏山区与伏牛山区之间时，正被军事力量几倍于己的敌人挡住去路。
在这种情况下，红25军沉着应战，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佯攻枣阳地区，时间定于1934年11月22日。红军佯攻枣阳的意图明显，敌人根据情况，派大部集结于枣阳，并妄图在此一举歼灭红25军。
然而，实际情况却令敌军“追剿纵队”的总指挥上官云相大失所望。当敌人的大部分兵力即将到达枣阳的时候，红25军调转方向，向东急行，很快逃出了敌人自以为高明的包围圈。远离敌人的包围圈后，红25军按照计划从东面经过方程县，进入伏牛山区。
不料，红25军的转移动向被敌40军看出了端倪。敌40军军长当即下令，命40军115旅、骑兵团火速赶往方城镇。敌人快马加鞭，抢先一步到达了距离方城县16公里的独树镇。
此时的红25军，正靠着双脚一刻不停地朝方城县进发，或者说他们正一步一步地临近危险境地。敌40军115旅和而后赶到的骑兵团到达独树镇后，原本绿树葱郁，安静祥和的独树镇上空似乎也弥漫起了重重雾气，危机四伏。他们在独树镇东面的七里岗以西、砚河以东筑起了一道坚固地工事，就像一个张开的血盆大口，正在等着红25军的到来。
1934年11月26日，红25军终于到达了独树镇七里岗附近，准备从这里横穿许南公路。战士们长时间地赶路，饥饿和疲劳交织，还没来得及休息，就赶上天降大雨。11月末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得寒冷，雨点中夹杂着大小不一的冰雹。对于红25军来说，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接下来与敌人发生的遭遇战才是一场噩梦。
红25军的第一梯队224团在大雨滂沱的天气下，没能发现隐蔽在前方的敌军，不慎落入了敌人的伏击圈。当时，224团正在横渡砚河，处境极其危险，他们完全被敌人的火力控制住了。战士们全身单衣单裤，被冰冷的雨水浸透了，几乎全身冻僵，甚至连枪栓也被冻住了，连一颗子弹也打不出。
要知道，红25军的兵力有限，而他们的对手，单敌40军115旅就有官兵2466人、马305匹、步枪1819支、重机枪22挺、迫击炮12门。面对优势敌人，224团毫无招架之力。更何况，敌人正在呼喊着趁此机会向224团发动进攻。在这种情况下，红25军政委吴焕先沉着冷静，大声对225团的战士们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顶住敌人，决不后退！”
吴焕先说着，猛地拔出身旁战士背着的大刀，朝着敌人冲了过去。军政委吴焕先身先士卒，战士们立刻增加了战斗的勇气，纷纷拔出大刀，冲向了敌人的阵地。瞬时间，刀光剑影，血肉交织，喊杀声响彻寰宇，一场激烈的肉搏战就此展开。
正在红25军225团与敌人激战处于胶着状态之时，副军长徐海东带着第二梯队223团赶来支援。223团从后方激进至前沿阵地，排成人字形阵容，给敌人以有力地回击。红25军的士气大振，先后几次击退了敌人的猛烈进攻，并且占领了大部分有利地形。
红25军虽已占据有利地形，却没有致命的武器打开敌人伏击圈的重要缺口，战斗一度进入僵持状态。而后，红25军再次向七里岗的敌人阵地发动进攻，硬是把对面的敌人逼退到公路两旁，杀出了一条血路。红25军冲过公路，边战边走，来到了张庄附近。
此时，一条坏消息爆出，敌人的增援部队——“追剿纵队”正在赶来。敌军的队伍如若合并，那将是一支合起来共四五万人的队伍。在这种情况下，红25军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那就是突围。这也许是一条不归路，但是一旦突围成功，便能看到生的希望。
红25军军首长果断决定，于当晚务必撤离此地。之后，在张庄一名村民的带领下，红25军直插东北方向，绕道而行，躲过了敌人布下的层层阻击线，穿越许良公路。深夜急行的战士们带着满身的疲惫，忍着饥饿，悄无声息地逃离了敌人的伏击圈，于27日凌晨到达伏牛山东麓。
红25军凭借着视死如归的勇气与敌人激战数小时，最终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伏击圈，结束了这场独树镇战斗。这一战役使蒋介石集团欲歼灭红25军在大别山与伏牛山之间的幻想破灭，同时也为之后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红25军军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独树镇战斗中，红25军有上百名战士英勇牺牲，他们的鲜血染红了砚河水。如今，独树镇战斗纪念碑就矗立在独树镇北边的七里岗上，它的形状好似一把锋利的刺刀指向天际，刻有“红二十五军独树镇战斗遗址”。高达25.34米的纪念碑永远地留存下了红25军烈士们的英雄精神，同时也永远地纪念那一场生死攸关之战——独树镇战斗。
庾家河战斗
血战独树镇的阴霾刚刚散去，红25军再一次命悬一线。在庾家河战斗中，红25军与十倍于己的敌人展开对决，并以毙伤敌人300余名，自身伤亡100余名的战况胜利结束了战斗。
1934年12月9日，根据中央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指示精神，红25军在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和政委吴焕先的领导下，来到陕西省洛南县庾家河。次日上午10时，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第18次常委会议，主要讨论创建陕南边革命根据地的问题。
此时，国民党第60师正在前往庾家河地区，企图歼灭红25军。其先头部队第360团经大石河进陕，从鸡头关推进至庾家河街东的七里荫，并抢占东山坳口有利地形，而后向庾家河街发动进攻。
率先与敌人接上火的是红25军手枪团，他们就在庾家河会议召开地的门口。情况危急，庾家河会议立即停止。红25军迅速组织兵力予以反击。副军长徐海东率领223团，军长程子华和政委吴焕先分别带领两个团的兵力紧随其后。223团打头阵，向敌军阵地发动冲锋。战士们狮吼着向前冲，手中各种武器全部用上，最终把敌人赶出了七里荫东山坳口的有利地形，为后续作战打下了基础。
激战中，火光四射，几经枪林弹雨的副军长徐海东不幸头部中弹，罪恶的子弹从他的眼底射入，脑后穿出，重伤昏倒。而后，敌人的援军335、357团赶到，几近疯狂地向红25军发动进攻。军长程子华的左手在战斗中被打断，鲜血染红了军装。此时的红25军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重创，但是它没有倒下，在军政委吴焕先的领导下，继续与敌人展开激战。
从上午至黄昏，军政委率领红25军先后发动了20多次进攻，把国民党第60师的3个团打得溃不成军。将近一天的时间，红25军始终在与10倍于己的敌人进行对决，尽管敌众我寡，战士们却没有丝毫畏惧，奋不顾身地杀敌。
在毫无准备且武器落后的情况下，红25军发动反击，让突袭的敌人尝到了苦头，最终转危为安。红25军以毙伤敌800余人，自身伤亡百余人的战绩胜利结束了庾家河战斗。在这场战役中，红25军政委吴焕先英勇牺牲。红25军的烈士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庾家河战斗的胜利。庾家河战斗的胜利扭转了红25军的战斗局势，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开辟了道路，把红军建立新苏区带入了一个新时期。
红2、6军团进攻湘西门户——沅陵
1934年10月，中革军委数次致电，要求红2军团在黔东根据地积极活动；红6军团向凤凰、乾城前进，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根据地。
接到指示后，两军团首长根据当前形势及红军行动方针，做出了分析，并且提出了与中革军委不同的意见：红2、6两军团在目前形势下，应由总指挥部统一指挥、集中行动，一方面加强对黔东根据地的建设，开展游击战争，巩固与发展黔东根据地，另一方面集中两军团主力在湘鄂川3省边界的酉（阳）、龙（山）、保（靖）、永（顺）、永（绥）之间地区创建新根据地，然后再向湘西凤凰、乾城地区发展。由于中革军委对于红2、6军团现状和湘西的实情不甚了解，并未采纳两军团首长提出的意见。
而后，两军团首长接到这个指示电后，又于27日和28日两次联名向中革军委陈述两军团分合行动的利害关系，并且再次建议：“2、6军团暂集中行动，以便消灭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然后分兵去凤凰、乾城地区。
10月下旬，湘、桂两省国民党军主力为“追剿”红军第6军团调往湘南，湘西地区兵力减少，只剩新编第34师等部。红军第2、6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恢复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两军团首长开会决定：不去乾城、凤凰地区，集中红2、6两军团进军湘西，展开攻势作战，创建湘西北根据地，以策应中央红军的长征行动。为了迅速执行集中力量进军湘西的作战方针，两军团在两天内完成了一切准备，于1934年10月28日从南腰界出发，开始湘西攻势。
11月7日红2、6六军团攻占了湘西北要地永顺县城，并进行了7天的休整。16日红2、6六军团进行龙家寨战斗，给国民党军陈渠珍部主力以歼灭性打击。18日复克永顺。红2、6军团按照所掌握的实际情况接连大了几个胜仗，用行动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同时也得到了中革军委的认可。
25日中革军委电示红2、6军团：坚决深入湖南中部及西部活动，积极协助西方军（即中央红军），红2军团主力及红6军团全部应集中一起，以突击遭遇的敌正规部队。26日，根据中共中央11月16日复电的指示，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湘鄂川黔军区及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成立，组织了湘川黔边军区，由贺龙兼任司令员、任弼时兼任政治委员，以“加强现有苏区之地方武装及游击战争之领导”。
在红2、6两军团进占永顺并就地休整时，湘鄂川边“剿匪”总司令徐源泉所部正分散在湘鄂西的施恩、南县、津市、澧州地区；国民党军何键部主力部队正集中湘南地区堵截中央红军；当时只有陈渠珍新编第34师3个旅共10个团的兵力。在这种情况下，贺龙、任弼时等总指挥部首长果断决定：集中两军团主力，采取运动战方针，首先歼灭陈渠珍部3个旅，在湘西打开局面，立稳脚跟，然后发展攻势以策应中央红军作战。由此，红2、6军团展开了湘西攻势之进攻沅陵的行动。
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来电指示：“我西方军（中央红军）已过潇水，正向全州上游急进中，你们应该利用最近几次胜利及湘西北敌情空虚，坚决深入到湖南中部及西部行动，并积极协助我西方军。首先你们应前出到湘敌交通经济命脉之沅水地域。主力应力求占领沅陵……”
红2、6军团接到中央电令后，贺龙、萧克率领红2、6军团约8000多人于12月5日从大庸天门山出发经四斗坪、筒车坪，前往沅陵。6日下午，红2、6军团到达大坪宿营。次日凌晨，全军进行战前动员。贺龙威武地站在队伍的前面，满怀信心地望着这支征战不息、百折不挠的队伍，大声问道：“攻打沅陵有决心吗？”战士们高声回答：“有！”
随后，红军战士们沿深溪出发，经刘家溪上常安山。红军的行动迅速且隐蔽，沿途国民党军队的哨所并无察觉。当红军先头部队到达常安山时，驻防在常安山一带的国民党军队退至冷水坡，架上机枪不断扫射，欲在此阻挡住红军。红军战士毫不畏惧，一排接一排地向前冲锋。敌人被这样的阵势吓呆了，慌忙丢下手中的武器，逃之夭夭。
下午5点左右，红军行至城北约2里的鸳鸯山、丁公庙一带，与敌人展开了激战。贺龙在红军总指挥部内，寸步不离电话机，随时听取前沿阵地的战斗情况，及时下达进军命令。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城北所有阵地已被红军攻占，敌人最后的一道防线——城壕也被红军攻破了。
到了最后收官的时候，城门口、城墙上，到处都是红军战士的身影。红军战士们发泄出所有的愤怒，把沅陵城内的敌人打得丢盔弃甲。面对负隅顽抗的敌人，红军战士们发动了一次次的猛攻。此时，城内的敌人正在申请派飞机前来增援。
然而，当敌人的援军到达时早已无法挽回残局。红2、6军团此次的任务是牵制敌军，策应主力红军的行动，如今，敌军的飞机大炮和大部分兵力都被调集到沅陵，红2、6军团的官兵们高兴地说：“大功告成！”正在敌人的援军从不同方向赶来之时，红2、6军团已经全部撤出了沅陵城，回驻常安山。
1934年10月28日至12月24日，红2、6军团发动的湘西攻势，及时有效地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署，迫使其不得不抽出大量兵力对付红2、6军团，从而策应了中央红军在湘黔地区的行动，为恢复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造有利条件、对策应中央红军突围顺利到达遵义、确保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出了巨大贡献。
红四方面军土门战役
为突破国民党在土门、北川河谷设置的防线，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发起土门战役，历时70多天，歼敌1万余人，为保障红四方面军西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土门乡境内，仍然保留着见证这个著名战役的三座石桥。仔细观看便会发现，桥上依稀可见红军在此留下的战斗标语。如今这三座桥被修葺一新，继续为人们讲述着“土门战役”的故事，来到此处，人们不禁会联想起红军战士们在战火中的英姿。
土门位于四川茂县和北川县的交界处，是进入茂县的必经之地，被千佛山、伏泉山、观音梁子山等环绕其中。叠嶂的山峦，峭壁林立，形成了一个极好的伏击地点，这里也由此得名为成都平原的“北边城墙”。国民党军队恰恰利用了这个有利地形，在北川河谷与土门周边设置了层层防线，欲在此拦住红军的道路，命名为“土门封锁”。
蒋介石实在不想在土门错失消灭红四方面军的良机，特派第28军邓锡侯部与第29军孙震部联合构筑坚固工事，加强“土门封锁”的力度。得到命令后，第28军邓锡侯派遣了8个团，进驻土门、北川河谷地区加大布防。
红四方面军针对敌人“封锁土门，全面守备北川河谷”的计划，进行了周密的作战计划：一、向南夺取千佛山、伏泉山、观音梁子，控制北川河谷，以南攻成都之势吸引国民党军主力；二、突破土门要隘，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
国民党军设下的第一道防线：北起片口场，沿青片河向南，经墩上过土门河（北川河谷），沿何家沟至西大垭口一带，由第28军邓锡侯部松理茂懋汶屯区“剿匪”指挥陶凯驻守。第二道防线：赤土坡、七星包，过土门河至观音梁子，同时，这里也作为国民党军的主阵地，由“剿匪”司令张瑞图驻守。另外，土地岭由国民党第28军第3、15、19、26团及10团第2营、25团第3营驻守。第三道防线：水茶店一线，由第28军第7团、10团（缺第2营）驻守。面对这层层如铜墙铁壁般的防线，红四方面军立誓要一层一层地砸开！
4月底，红四方面军旗开得胜。红30军88师和89师先后击溃敌孙本部李炜如旅和邓锡侯部陶凯旅，冲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紧接着敌邓锡侯部15旅被击退于大垭口。而后，敌人的士气大大削减，即便邓锡侯部调来兵力增援，也没能挽回残局，反而被红9军、30军各一团打得慌忙逃窜至茶坪。
而后，红30军第88师和9军第25师各一部为攻占千佛山主峰发动了强有力的进攻。两支队伍从千佛山东侧同时发动进攻，左右夹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制高点——千佛山主峰祖庙。早已攻占大垭口的红9军、30军各一部乘胜追击，一举攻占了佛字顶。
国民党部队被打得晕头转向之时，他们的第二道防线也就是主战场，岌岌可危。红9军、30军各一部再次使用左右夹击的战术，把国民党军围困其中。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观音梁子高地被红军占领，从而轻松夺取土门以西的雨淋磴。
前面一系列的胜利，让红军战士们愈战愈勇，士气大增。红31军一部从大沟口推进，与从右侧前来包抄敌人的右翼红军协同作战，一举歼灭了国民党陶凯率领的4个营，攻占了土门。此举不但打通了红四方面军西进岷江的道路，并且在敌人防线的阵地上展开的拉锯战，很快吸引住了国民党四川“剿匪”第1、2、6路军的主力。
成功吸引住川军的主力部队以后，红四方面军趁热打铁，分别派两部分人马从南北两个方向由小路进发，包围茂县。北路军的路线是从神溪沟至黄土包，途中歼灭国民党的驻防军一部，而后到达渭门沟，此处距茂县县城约10公里。南路军的路线是翻过观音梁子山，像一把利剑直插于距敌人驻防军南约5公里的宗渠。
红军两部前后夹击，攻占了茂县县城。此时的四川“剿匪”第1、2、6路军毫无察觉自己已经中计，继续执行反攻伏泉山、千佛山等地的命令。红4军和31军则有计划、有准备地坚守在伏泉山、千佛山、土门等地，与敌军进行拉锯战，有效地掩护了红四方面军主力的西进。而在大垭口的红军则狠狠地教训了国民党第6路军第3旅，击毙其9团团长。
土门战役打响的70多天里，包括了“红军强占北川河谷”、“千佛山争夺战”、“突破川军土门封锁线”、“赤土坡战斗”（东兴乡境内）、“千佛山、观音梁子阵地阻击战”等重要战斗。土门战役中，红四方面军共歼灭敌军1万余人，牵制国民党军20个师、44个旅、86个团，约15万以上兵力。经过此一战役，红四方面军摆脱了十几万川军的围追，对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和党中央毛儿盖会议的顺利进行，起到了保安作用。土门战役也因此成为了红四方面军长征历史上令人钦佩和骄傲的战例。
（本章完）